1994年我和易纲、海闻、张维迎、张帆、余明德等六人在北京大学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是在国内第一所以海外学成归国学者为主体成立的融教育、科研、政策研究于一体的实体机构，目的在于引进完整的现代经济学学科和理论体系，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教书育人，立足本土深化理论探索，以贡献智慧于改革开放的事业。在北京大学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以后，其他院校也纷纷引进人才或设立了同样目的的研究中心，不几年以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来进行教育、科研、政策研究的事业在我国各高校蔚然成风。

到了世纪之交，从海外学成归国的经济学人以及国内自己培养的经济学博士、硕士人数渐多，从事经济学科研的队伍日趋壮大，我国亟需有一个新的高水平的发表平台来倡导合乎国际规范的研究，并交流来自我国的科研成果。以此为目的，在2001年严复翻译出版《国富论》100周年之际，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北京大学出版社以书代刊的方式出版了《经济学》(季刊)(以下简称季刊)，并于2010年获得了正式刊号。

季刊采用国际通行的匿名审稿制度，发表以严谨规范的方法所做的原创性理论和经验研究，以及对前沿成果的综述和评论的论文，经由创始主编姚洋教授以及其他主编、副主编和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季刊迅速得到经济学界同仁的认可，成为国内经济学界的顶级期刊之一。20年来季刊为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季刊在创办时还提出了：“当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时，研究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也就是世界级的成就”的判断，并以此和学界同仁共勉。这个判断最早是我在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时发表的祝贺文章“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庆祝《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一文中提出的。在那篇文章中我大胆预测：我国经济学人只要以规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本土问题，21世纪中国将会成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21世纪将会是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

上述文章发表时在全世界有影响的华裔经济学家不会超过5位，从国内来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刚刚创办一年，在国内年轻一代的经济学人中受过完整的现代经济学教育的老师也就只有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心那6位，我国的经济学界才刚刚处于引进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早期阶段。当时我国经济界虽然仅处于萌发阶段，我对未来的预断则是源于对经济学理论创新本质的认识。

我们只要稍微回顾一下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史，不难发现从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经济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开始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大师基本上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到1995年我发表那个论断时，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大师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在那两段时期，其他国家即使有经济学大师也仅仅是凤毛麟角。

为何经济学大师产生的国家会有上述时空的相对集中性？我想这是由经济学理论的本质所决定的。经济学的每个理论和任何其他学科的理论一样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因果逻辑，理论的重要性不取决于理论的逻辑而是取决于该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或所要解决的问题的重要性。何谓重要的经济现象或问题？其实就是发生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的经济现象或问题，因此，解释那个国家的现象或解决那个国家的问题的经济学理论就是最重要的理论，那样的理论的提出者就成为世界级的大师。在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的1776年，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是欧洲最大、最发达的国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都是世界经济的中心，那时发生在英国的经济现象或问题就是对世界影响最大、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和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经济中心逐渐转移到了美国，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一半，发生在美国的经济现象和问题就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和问题。经济学家在解释所处时代的现象或解决所遭遇到的问题时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因此，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也就绝大多数出现在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国家。

在1995年时中国是一个人均GDP按现价美元计算只有61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经济总量只是美国的9.6%，在全世界经济的占比只有2.4%，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也只有6.1%，那时中国经济学界也才刚刚引进、普及西方经济学的教育，试图让中国的经济学科和世界接轨。不过就在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同时，我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中国的奇迹》，书中预测我国只要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沿着当时采取的渐进双轨的转型方式，在维持经济稳定的同时，发挥比较优势以充分利用后来者优势，我国经济可以取得长期快速的增长，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15年时中国的经济规模会超过美国，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则到2030年时中国的经济规模也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且，即使到那时，由于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人均GDP只是美国的25%—30%，因而中国还会有后来者优势，中国经济仍可以发展得比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快，世界的经济增长会主要来自中国，世界经济中心也就会转移到中国。当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时候，出现在中国的经济现象和问题自然会是对世界经济影响最大的现象和问题，在了解中国的经济现象或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上，中国经济学家同样会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因此，引领国际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大师级经济学家的出现也会随着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中国来。

我很高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在2014年成为世界第一，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在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也已经成为国际发展和金融机构的共识。那么，当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时，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大师在中国辈出的预测如何才能成为现实？在我看来，关键仍然是1995年那篇文章所强调的“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不过在以规范方法来研究本土现象或问题时必须改变目前中国经济学界从西天取经时代遗留下来的以现有的理论来解释出现在中国的经济现象或问题，或以中国资料来检验现有的理论的习惯做法，中国经济学家在面对出现在中国的经济现象或问题时必须把握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特殊性，尤其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转型、运行的各种经济结构与发达国家的内生差异性，以及存在的许多从主流理论来看属于扭曲的问题的内生性。

现代经济学自从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以后，到现在为止研究中心一直在发达的英国和美国，在将近250年中经过无数经济学大师的努力，已经枝繁叶茂，关系经济发展、运行的方方面面确实都有成熟的理论。不过，任何理论作为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必然由理论提出者经过抽象和舍象两个过程来构建，也就是，理论提出者从其所处国家成千上万的社会经济变量中找出关键性的变量保留在理论中作为因变量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或解决所遭遇到的问题，而舍象其他非关键性变量，也就是对其他非关键性变量存而不论，这些被一个理论舍象的社会经济变量就成了这个理论的暗含前提，或控制论的状态变量。这些被一个理论舍象的社会经济变量若发生了关键性变化，原来的理论就失掉了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或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能力，而会被一个新的理论所取代。也就是因为这样，在英国、美国的经济学界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新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大师不断涌现。

任何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理论的前提和暗含前提是否不变，来自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在发达国家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推陈出新，因此，来自英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不是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真理，在中国是否可以做到放诸四海而皆准？

发生在中国的许多现象或问题虽然似乎都有现成的理论可以解释或解决，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比，由于发展程度不同，许多发达国家的理论所舍象并作为暗含前提的社会经济变量很可能有关键性的差异。即使中国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两倍时，人均收入也只有美国的一半，因此，要素禀赋结构不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同，规模经济和风险特性也不同，相适应的公司治理、金融、人力资本、监管、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也会不同，这些不同是内生于一个经济体中每一个时点给定、随着时间可变的禀赋结构的差异。另外，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经济体系中存在许多从现有理论来看属于扭曲的社会经济变量，但是，这些扭曲所以出现不是随机的，都是有原因的，也就是说这些扭曲也是内生的。由于中国和发达国家在社会经济结构方面存在的内生差异，运用现有的主流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时难免有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问题，用现有的理论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时也难免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遗憾。所以，运用现有的来自英美国家的理论来解释出现在中国的经济现象或问题，或以中国的资料来检验现有的理论的做法，固然写出来的论文可以看似很严谨并符合现有理论的预期而容易被已经接受了主流理论的国内外学界所接受和发表，但是，很可能没有抓住中国现象和问题的本质。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被称为是奇迹，也就是中国发展的成功和存在的问题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然而成功和问题必然有其道理，把这些道理揭示出来就是推动经济学发展的理论创新。中国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还会有许多新经验和新问题，这些经验和问题仍然需要有抓住其背后因果机制的新理论来解释和解决。中国经济学界若能在做研究、写论文时把握住中国经济结构和扭曲的两个内生性，就能更好地了解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各种经验、现象和问题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就能产生许多和现有主流理论不同的新理论新观点。这些年来我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往这个方向所做的努力。

当中国在21世纪中叶前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时，中国的经济现象和问题也必然会成为对世界经济影响最大、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和问题，这给了近水楼台的中国经济学家一个引领世界经济理论新思潮的百年不遇的机遇。季刊自创刊以来在过去20年已经为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期盼未来季刊在倡导以规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本土问题时，能够多发表自觉地把中国经济结构和扭曲的内生性作为研究切入点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论文。这样的研究成果才能够实现在中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目标的统一，这样的理论创新也才会实现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中国时，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转移到中国，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大师级经济学家在中国辈出的时代就会到来。只要思路对了，做出努力，21世纪必然会是属于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期盼季刊不忘初心，继续以此目标的实现为宗旨来办刊。

本文载于《经济学》（季刊）2021年第21卷第5期，为林毅夫教授应邀为《经济学》（季刊）创刊20周年专题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