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国际儒联《国际儒学》辑刊2021年第3期，系黄玉顺教授2021年4月13日在国际儒学联合会、山东大学联合举办的“后疫情时代的文化传承创新与文明交流互鉴”座谈会的发言。
摘要：虽然这次疫情对人类世界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影响之广度、深度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但它并不能改变“现代性”与“全球化”这一时代本质，讨论儒家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必须以这一时代本质的判定为前提，故儒学之转化与发展的目标，可以概括为“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
关键词：儒家文明；“后疫情时代”；时代本质；现代性；全球化
今天的座谈会，主题是“后疫情时代的文化传承创新与文明交流互鉴”。因此，我就紧扣会议的三个主题词——“后疫情时代”、“文化传承创新”和“文明交流互鉴”，谈三点看法；而这三点，都围绕一个中心问题，即“儒家文明发展的时代问题”。
一、“后疫情时代”：时代本质的判定问题
首先，“后疫情时代”这个概念，蕴涵着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对“时代”的本质的认识与判断：相对于“前疫情时代”，“后疫情时代”将会是怎样一个时代？换言之，疫情之前与之后，是否可以截然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时代？
无可否认，这次疫情对人类世界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影响之广度与深度是历史上罕见的；但是，在我看来，它并不能改变人类社会在疫情之前既有的基本格局与基本走向；反过来说，疫情之后的基本格局与基本走向，其实在疫情之前业已形成，而疫情并不能使之发生根本改变。这一点，无论在国内方面，还是国际方面，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限于时间，这里不予展开。
我的意思是，“后疫情时代”和“前疫情时代”其实同属于一个更大的“时代”范畴。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时代呢？众所周知，自从1648年签定《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人类进入了“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时代、即“国族”（nation）时代；直至今日，人类仍然处在这个时代之中。例如，所谓西方“发达国家”，其实仍然在“现代性”的“民族国家”范畴之内，即便像“欧盟”那样的组织也并没有超越这个范畴；而对于中国来说，“现代化”仍然是最大的目标，而梁启超所发明的“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这个概念其实也是一个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概念。又如，当人们谈论疫情所引起的“国际关系”的变化时，这里的“国际”恰恰意味着这种行为的主体仍然是“国”，也就是现代民族国家。
进一步说，“民族国家”这个人类社会的时代特征，其实只是这个时代的面相的一个侧面；这个时代还有其他的面相，包括“核心价值观”所列举的一系列现代价值，诸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等。那么，所有这些面相的一个综合概括，其实就是“现代”（modern times）概念；而其本质的抽象概括，那就是“现代性”（modernity）概念。目前看来，疫情并不能改变“现代性”与“全球化”这样的最大的时代本质。
这里需要严格区分两个不同的概念，即“现代性”和“现代化模式”：“现代性”（modernity）是单数的，是当今人类世界的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共性；而“现代化模式”（the modes of modernization）则是复数的，是不同民族国家的个性，这取决于不同民族国家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说的“生活的样法”———“文化”。
显然，我们讨论儒家文化或儒家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必须以这样的时代本质的判定作为前提。
二、“文化传承创新”：纵向的历时性问题
对于儒家文明来说，“传承创新”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承”；另一方面是“创新”，也就是“转化”与“发展”。这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
且以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来看，“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之所以称为“复兴”，就因为它包含着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反传统、抛弃传统，恰恰相反，是要继承传统，而对于西方来说，那就是所谓“二希传统”———希腊哲学传统与希伯莱宗教传统；但另一方面，这种继承也不是复古主义、原教旨主义的照搬，而是一种现代转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约翰·卫斯理等人的“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
同样的道理，儒家文明的传承创新亦当如此：一方面，中华民族的复兴，逻辑地蕴涵着中华民族自己的“文艺复兴”、文化复兴，因此，决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的“两个全盘”———全盘反传统、全盘西化，而必须首先继承中华民族自己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包括儒家文明的传统，这是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另一方面，儒家文明的当代发展，又决非“厚古薄今”的复古主义、原教旨主义，而是儒家文化、儒家文明的现代转化。
这里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个提法，蕴涵着一个逻辑，即：“转化”和“发展”的先后顺序是不能颠倒的；换言之，没有转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有真正具有时代价值的创新与创造。
那么，何谓“转化”？所谓“转化”，一言以蔽之，最基本的内涵就是“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就是儒家文明的现代化。
因此，何谓“创新”？何谓“发展”？“发展”并不是漫无目标的、或者稀奇古怪的标新立异的所谓“创新”，而是具有时代内涵的、体现时代价值的“现代转化”。
这就是说，“现代转化”乃是儒家文明“传承创新”的基本内涵。
三、“文明交流互鉴”：横向的共时性问题
“文明交流互鉴”，既是国际儒学联合会的宗旨之一，也是山东大学牵头的“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以及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宗旨之一。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打造了“尼山世界文明论坛”这样的文明交流互鉴的国际平台。
所谓“文明交流互鉴”，对于我们来说，主要是儒家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这里的“其他文明”，毫无疑问，最重要的是西方现代文明。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与其他文明、包括西方现代文明交流互鉴？当然是孔子所说的“为己之学”：首先是为了我们儒家文明自身的转化与发展。这里，我想再次指出：历史上，儒学的两次重大复兴，都是与“西学”密切相关的：
一次是“唐宋变革”之际的儒学复兴，也就是宋明“新儒家”的兴起，其所涉及的“西学”是所谓“西天取经”意义上的“西学”，也就是佛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佛学的东传，就没有宋明新儒学，也就没有儒学的第一次复兴。
另一次就是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的儒学复兴，也就是20世纪以来的“现代新儒家”的兴起，其所涉及的“西学”是容闳所说的“西学东渐”，亦即近代以来的西方学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西学的东渐，就没有现代新儒学，也就没有儒学的第二次复兴。
当然，必须指出：儒家文明与其他文明、包括西方现代文明的交流互鉴，不是要放弃、而是要坚持儒家文明的自我主体性；儒家文明的创新与发展，乃是这个主体的自我转化与自我更新。然而同时也要指出，儒家文明的传承创新、转化与发展，不是“内卷”的，而是开放的；儒家文明的现代化路径，应当就是张岱年先生所倡导的“综合创造”。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一个观点：儒学之转化与发展的目标，可以概括为“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一方面，如果没有“民族性表达”，那是“西化”，是丧失“中国性”；而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现代性诉求”，那是“原教旨主义”、复古主义。显而易见，这两种极端倾向都是不可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