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研讨会，中国社科院院长以及宗教研究所所长非常重视，不过当开会前一天才通知我来参加的时候，还是感觉有些突然，缺少提前的准备。然而，这些年来，回忆与思考赵朴老以及他的思想却也是一种常态，经常回想，因此虽无准备，也可以讲一讲。我们与会的朋友可能与赵朴老或多或少都有过接触，其中圣辉大和尚与我可能是与赵朴老接触的时间更多一些。前后大约有十年的时间，我们接受朴老的一些任务，做一些事。
朴老的思想不能仅在他的着作中研究，着作当中的作品受时间和环境的影响，其中的措词、用语不免受时代的一些局限。如果能够真正的接触、直接的亲聆其教的话，我们会感受到更伟大的一种力量。
朴老就是这样一个人。当你看到他，会非常尊重他，而与之接触后，又会感到亲切，这或许正符合孔子的“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人格。
和赵朴老在一起共事的日子，有许多关于他的思想、言行对我们的影响，值得去回忆。当年(1992年)创办《佛教文化》杂志时，我曾向赵朴老承诺：《佛教杂志》办满3年的时候，若办不好，我会继续做下去；若办好了，我就退下来，让给其他同事来做。到了3年的时候，《佛教文化》的发行量已经达到3万册，发展很不错，所以我向朴老提出了辞职。这在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似乎只有犯错误才会下台，你干得不错为什么要退？朴老是唯一很理解我决定的人。朴老说：你能够急流勇退，我很理解，但从《佛教文化》主编的位置上退下来，不等于从为佛教做事的这条路上退下来，你还要继续为中国的佛教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朴老向我提出了八个大字：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朴老兴之所至，还用毛笔亲手写下了这八个大字。这方墨宝，我一直珍藏着，这不仅仅是书法，还是一个道理：主编不做是可以的，然而继续为佛教事业作贡献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这是“无缘大慈”；同时还要感同身受，把弘法利生的事业视为己业，我们每天都要呼吸，要吃饭，那么弘法利生就要融入到“你活着”的内容中去，此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此后，每每自己稍有懈怠的时候，就会想起朴老的这句话，心里就会很惭愧，于是，自己仍要鼓起劲来把事情做好。
朴老对我们的教诲，那种亲切的身影，那种谦虚，都是我们多少年间回想的一个个镜头，令人时时感动。认识朴老的时候，我四十四岁，朴老已经八十八岁，长我整整一倍的年龄。可是朴老对我们特别亲切，去医院看望朴老的时候，老人家能走动的话，就一定会亲自送到电梯口，后来即使坐着轮椅也要把我们送到门口，朴老没有一次是坐着不动的，他坚决要送，这让我们晚辈深深地感受到朴老对于后来人的那份用心。他通过他这样一个行动来告诉我们：希望你能为佛教做点事。虽然他年事已高，但对你待之以礼，这不仅是一种客气，他真实表达的是一种托以重任的心情，以此鼓励你，激励你。朴老给晚生后辈树立的风范就是如此，这是赵朴老留给我们的取之不尽的一笔财富。
朴老留下的诸多佛学思想很值得我们思考。这里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大约在96年或97年，朴老在全国政协的内部讨论会上曾提出一个观点，朴老说：佛教、宗教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必然要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如果不能适应，那么会成为一种破坏力量，而事实是，佛教不仅适应了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且还起到了促进作用，从这层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应该成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这是有重大理论意义的观点。这个观点清楚地阐明了宗教、佛教在中国所处的地位。然而，这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在当时受到了一些保守思想的抵制，遇到了阻力。由于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关于宗教的理论从根本上还是要符合马克思主义，因此对佛教、宗教的认识要有一个崭新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宗教观，它不能是教条的片面的宗教观。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朴老委托我从马克思主义传统原典中找一些理论依据。后来，我找到了苏联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的历史观发展》，普列汉诺夫指出：宗教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随着时代的变化，本质的改变自己的内容。这个论断与朴老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最近，社科院和重点大专院校的教授、学者在参加一次关于宗教理论的重要会议上听到一些新的精神，即在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一些理论应该要有所突破。因为事实是，实践往往是走在理论前面的，这就需要及时地加以概括、总结，进而推动理论向前走。这种状况，正如当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出现之前的客观局面一样，当时的实践要求不能再奉行“两个凡是”，但是必须要有理论突破这个观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出现之后，就把当时的局面往前大大的推进了一步。所以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上，领导明确提出：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原来一些貌似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完全脱离实际的那些教条删掉，要让符合社会实际的理论推动社会往前走。这个想法恰好是把朴老当初对社会主义宗教属性的解释和对社会主义宗教作用的重视摆到今天的日程上来。这个理论观点是赵朴老对社会主义宗教观的一个重大贡献。朴老的这份政协发言简报，也是朴老的遗产，我认为应该通过政协找到朴老的这个发言，把这份简报作为赵朴老佛学思想研究重新提出来，把朴老的思想贡献给国家，贡献给党。
第二件事。朴老生前曾就办佛教大学之事给我写过一封信。朴老认为，办佛教大学当时时机不成熟，由此，朴老就提到汉语系佛教的八宗(或者十宗)。八宗的一些宗派名为湮灭，实际上在我们现存的宗派中仍然保持着，比如“法相唯识”，虽然没有宗派的师徒的直接单独的传承，但思想仍被僧人掌握着。这其中，中国禅宗随着发展已成为了一个非常包容的宗派，这与日本不一样，他们的净土宗和净土真宗可以互不理睬，门阀观念很强，而中国的八宗是不互相排斥的，但是，唯独一点：我们八宗中的汉传佛教的密宗不见了，虽然它的某些形式还存在于杂密仪轨和一些咒语中，但作为“密”的一个系统则消逝了。所以朴老在信中明确指出：要恢复唐密。唐密的法门确实有很多殊胜的地方，今天，虽然仍有人专门研究“唐密”，但作为一个宗派来恢复唐密一直是朴老的心愿，如果把这个心愿转化为现实，那将是一个宏伟的事业。
朴老的这份心愿还包含着朴老很深刻的战略思想。我们知道，中国佛教是三大语系俱足的，然而，一提到“密”，很多人会马上仅仅联想到藏传佛教，这是不正常的。因为汉族地区传法的法门中除了“禅宗”、“净土宗”以外，如何给民众有情提供更多的法门？这是一个要从战略上考虑的问题。这已不是“信什么”和“怎么信”的一个小问题，用何种法门传法已经是一个如何满足民众信仰需求的大问题。朴老的战略思想中有一个很深远的构想，如果汉传密宗得到恢复，将会从空间上填补这个关于法门的真空，解决民众求密法只能向藏传佛教靠拢的现实状态。可以看出，“恢复唐密”是朴老晚年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恢复唐密”不是单纯的一句话，在法门寺文物出土以后，朴老用好几年的时间密切关注“恢复唐密”的进程，但在朴老去世以后，“恢复唐密”的心愿几乎没有人再提及了。作为朴老的学生和追随者，我们研究他老人家的思想，就是要思考朴老这样一位智者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思想，这个思想的重要意义是什么，我认为朴老的这份心愿怎么体会都不算过分，都是有价值的。
第三件事。朴老的名字家喻户晓是在发表《某公三哭》之后，当时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而朴老真正对民族、国家、社会和佛教做出最大贡献的，莫过于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在这个时期，朴老他要有一个思想武器来沟通党、政府、群众以及佛教界之间的联系，也就是用什么样的思想让各界都能接受。因此在这个时候，朴老重新提出的“人间佛教”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太虚大师当年说，“人生佛教”是“生人”佛教，不是“死人”佛教，不能光做“诵经荐亡”的佛教，“人生佛教”要为活着的人服务，接引众生。在此基础上，太虚又提出了“人间佛教”，是针对当时我们中华民族正处于那么大的劫难之中、芸芸众生正处在那种茫茫苦海之中而提出来的。朴老在文革后重提“人间佛教”思想，然而朴老的“人间佛教”与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在时代背景、具体所指、所达到的目标、深度以及广度等方面实际上是有区别的。朴老的“人间佛教”，简言之，就是解决佛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关于“相适应”，李铁映曾有过一段话，他说：在六七十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所谓研究宗教是为了批判宗教和消灭宗教，现在的形势变了，历史发展了，情况不是这样了，宗教研究的任务不是简单的批判宗教，更不是消灭宗教，而是真正的要研究党和政府如何去适应宗教，宗教又如何适应党和政府；或者提出建议，希望宗教怎么适应我们，我们双方怎么做才能“相适应”。李铁映当初的这番话，是在他作为中国社科院的院长时所作的一番阐述，应该说，这段话对党、政府、宗教各界都适用，和谐社会不是单方面的，各界都要相互融通，目的只有一个：推动社会向前发展，造福人民。
朴老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在他身边你会感觉到，朴老绝对不是一个文雅而懦弱的人，他有“文雅”，但不“懦弱”。朴老的很多决定，令许多人想象不到，甚至瞠目结舌。这些决定中，有开放建国以来的第一座新寺院深圳“弘法寺”，更有完全新建的规模大过“弘法寺”的“南山寺”。朴老的这些决定，是需要过人的胆识与魄力的，他高瞻远瞩，他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是朴老的了不起。我们那个时代难得朴老这样一个人。虽然，我们后来人不能和朴老相比，但是我们要去体会朴老的这种精神。只要我们的立场对了，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祖国的未来，我们就要学习赵朴老那种敢于想、敢于去做的精神。
去年在厦门参加了一个关于树立佛教社会形象的会议，那次会议对我有一个很大的启发。对于朴老的“人间佛教”思想，一方面是要肯定其历史功绩，而另一方面，我们在提倡“人间佛教”的同时，也不能与具体的事态脱节，不能忽略时代的变化。如何把“人间佛教”与今天的现实结合起来？目前去思考、去做的不多。“人间佛教”进入到现在的历史阶段，我认为，要推动“人间佛教”思想再寻找往前走的一个方向、一个目标。
今天的“人间佛教”思想的精髓应该是什么？——我认为应该朝着“以人为本”的方向去努力。全世界的潮流就是“以人为本”，我们中国现在的历史潮流就是“以人为本”，我们党的政策、方针、目标都是“以人为本”，而佛教本来就是“以人为本”，四谛、五蕴、十二因缘都是“以人为本”。真正把人分析得最透彻的就是佛教。离开“人”，佛法都将不存在。现实中，我们讲的许多理论都是把一个人的责任推给了社会，推给了别人，推给了某种制度，与此恰好不同的就是佛教。佛教讲，你遭受苦难对谁也不要埋怨，业报都是自己造成的，这正说明了一个道理：人要承担起自己做人的责任，而不是让别人替你承担责任。外力的协助是要有的，但更重要的是自己，没有自己的努力，一切都是枉然。
我们国家人口众多，但是我们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这在过去几千年来从没有过的，可以说，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没有过上像今天这样好的日子。尽管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尽管还有很多人不满足，但我们最起码的温饱生活是有保障的，这非常难得。那么，现在对于佛教来说，更重要的是把“人间佛教”落实到“人”上来，以此提高每个人的精神境界，净化每个人的心灵，给人以寄托。人的物质要求、情感要求、精神要求得到满足之后，进而需要满足的就是心灵要求。
我国的宪法和党的政策明确规定：宗教信仰自由。佛教13世纪在印度湮灭之后，中国是佛教的第二故乡。所有信仰汉传佛教的祖庭都在中国，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正是佛教的故乡。我们赞成民众信佛，基于他可以把我们的心凝聚在中国。提倡“以人为本”的“人间佛教”，或者说“人本佛教”，正当其时。或许这才是对朴老的最好纪念。
“人间佛教”——“人本佛教”，这个一脉相承的思想使我们充满了信心。多少人说，正是赵朴老，这位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为佛教开辟了这样一条道路，使佛教达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水平，获得了党和国家以及民众的一种信任，并进一步体现出佛教是社会稳定、民族强盛和文化复兴的力量。我们要不辜负朴老的一番心血，不辜负党和国家以及民众对佛教的期望，为和谐社会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