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朴初居士（1907—2000），是中国当代杰出的宗教领袖、社会活动家，在国内外佛教界和宗教界有着广泛影响，深受广大佛教徒的尊敬和爱戴。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他长期担任中国佛教协会的领导工作，为中国佛教事业的传承和发展贡献了毕生心血。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赵朴初居士以佛教精神为底蕴，形成了既蕴涵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又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丰富思想。这些思想有的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佛教事业恢复振兴的指导思想，有的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制定、完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和法律的重要参考，有的成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明智指引，是一笔值得我们珍视、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赵朴初思想研究，是当代中国佛教史的重要课题，对全面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经验，对今后中国佛教事业的持续发展，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赵朴初居士一九〇七年十一月五日生于安徽省安庆市（原籍安徽省太湖县）。幼承家学，勤于文史哲的研习。大学时代开始接触佛学，后深入探索佛教各宗哲理教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曾任中国佛教会秘书、主任秘书，致力于佛教及社会救济事业。新中国成立后，赵朴初居士参与发起和筹备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的工作。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赵朴初居士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主持中国佛教协会的日常工作，为新中国全国性佛教组织的成立，为中国佛教摆脱旧社会的桎梏、适应新时代的变革，为全国三大语系佛教四众弟子的团结和对外友好交流工作贡献了智慧和力量。改革开放后，赵朴初居士长期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他把佛教的教义圆融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维护民族和国家的尊严，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促进中国佛教界与世界各国佛教界友好交往的伟大事业之中，为中国佛教的恢复振兴和对外友好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

回顾总结赵朴初居士一生的经历，他的思想及其对中国佛教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张“佛教是文化”

赵朴初居士主张从文化的角度认识宗教，突出宗教的社会功能，推动社会各界破除“极左”思想影响下对宗教的僵化认识，全面、深入、客观地认识和评价宗教。他指出：“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1]“佛教对中国文化发生过重大影响和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佛教文化遗产。”[2]“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和中国文化相结合，……使佛教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他倡导深入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彰显佛教的文化品格和文化地位，号召佛教界自觉运用佛教文化的精华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养料。这些观点和主张，从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古为今用、契理契机的角度，巧妙、深刻地阐发了佛教超出宗教自身的普适价值和广泛意义，增强了社会各界对佛教的认同感和亲切感，为佛教事业的恢复发展赢得了空间，缓和了阻力。

二、提倡人间佛教思想

赵朴初居士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中指出：“我以为在我们信奉的教义中应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它的基本内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广大行愿。……佛陀出生在人间，说法度生在人间，佛法是源出人间并要利益人间的。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就要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他以大乘佛教广大的行愿精神为契合点，将佛教的经典教义、修行实践、建设人间净土的理想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圆融在一起，将传统的佛教教义融入时代精神的主流，阐发并指明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时代背景下，人间佛教的核心理念和实践方向，是对人间佛教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也为中国佛教事业与时俱进提供了道路指引。

三、提出佛教自身建设的理论

赵朴初居士在《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中指出：“在宗教信仰自由这一必不可缺的外缘具足的情况下，佛教自身建设的好坏是决定佛教兴衰存亡的根本内因。自身建设的重点是以戒为师，大力加强建立在具足正信、勤修三学根基上的道风建设；自身建设的关键在于培养佛教人才，提高四众素质。只有这样，佛教才能保持其健康的机体和活力，延续慧命，弘法利生，庄严国土，利乐有情。”[4]“根据当前的形势和我国佛教的实际情况，着眼佛教事业建设与发展的未来，各级佛教协会和全国佛教界都必须把注意力和工作重点转移到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提高四众素质上来。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就是加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这五个方面，信仰建设是核心，道风建设是根本，人才建设是关键，教制建设是基础，组织建设是保证。”[5]佛教自身建设理论是在落实宗教政策和佛教事业恢复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回答了如何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形势下，保持佛教的清净庄严和佛教徒的正信正行，进而发挥佛教的优势，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重大课题，指出了加强佛教自身建设的五个方面、各自地位和相互关系，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大陆佛教事业发展实现注意力和工作重点转移指明了方向，也为改革开放时代中国佛教的自身建设提供了理论框架和论述体系。直到今天，中国大陆佛教界的自身建设依然沿着赵朴初居士提出的理论框架付诸实践，并在此基础上根据时代因缘变化探索发展创新的道路。

四、阐述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的观点

赵朴初居士指出：“中国佛教必须而且能够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或相协调。佛教与政权相分离，不干预国家的行政、司法、教育，不进行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佛教不受外国势力支配；佛教徒爱国守法，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这是实现‘相适应’或‘相协调’对佛教的基本要求。……党和政府切实认真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真正把宗教信仰作为公民的私事，从法律和政策上保护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权利和宗教的合法权益，这是实现‘相适应’或‘相协调’的基本前提。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或相协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6]“相协调”的理论，从宗教与党和政府两方面解答了佛教乃至宗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或相协调的问题，为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发展和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中国共产党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形成、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期间，赵朴初居士运用自己参政议政的权利和社会影响力，积极协助党和政府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代表广大佛教徒的利益对国家有关法律、政策的制定提出意见和建议，将护持佛法的工作融入中国政治发展和制度建设的时代潮流中，为佛教在当代中国契理契机的传承与弘扬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提炼中国佛教的特点和优良传统

赵朴初居士指出，中国佛教具有全面性、丰富性、广延性三个特点[7]，提倡发扬“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应当发扬中国佛教注重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应当发扬中国佛教国际友好交流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增进同各国人民友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8]这些思想，不仅从宏观历史的角度高度概括了中国佛教的鲜明特色，而且为当代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为古老佛教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出了途径和方式。

六、提出“黄金纽带”的构想

赵朴初居士一生致力于中外友好交流活动，特别重视延续与发展中韩日佛教传统法谊，充分发挥佛教在国际交往中的文化纽带作用。一九五一年，赵朴初居士代表中国佛教界赠送象征慈悲、和平的观音菩萨圣像给日本佛教界，打开了中日民间友好交流的大门。随即，日本佛教界发起了护送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日殉难烈士骨灰回归祖国的活动，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一九六二年，赵朴初居士倡议中日佛教界共同纪念鉴真和尚逝世一千二百周年，日本佛教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广泛宣传中日友好传统。一九八〇年，他推动和组织了鉴真和尚圣像回中国探亲活动，掀起了中日民间友好交流往来的高潮，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群众基础。[9]一九九三年，在充分、深入回顾三国佛教愈千年传统法谊的基础上，赵朴初居士提出佛教是中韩日三国友好交流“黄金纽带”的构想，他指出：“中韩日三国人民、三国佛教徒之间有着悠久、深厚的亲缘关系。在地缘环境上，我们山水比邻；在文化习俗上，我们同溯一源；在宗教信仰上，我们一脉相承。有许许多多的纽带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不可分离。在所有这些纽带中，有一条源远流长、至今还闪闪发光的纽带，那就是我们共同信仰的佛教。我曾送给它一个形象的名字：‘黄金纽带’。……回溯历史，佛教在中韩日三国人民的文化交流中起着媒介的作用。可以说，佛教上的合作与交流是中韩日三国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10]“黄金纽带”的构想既实事求是又生动形象地指出了佛教在中韩日文化交流、民间往来中的重要作用。在“黄金纽带”构想的推动下，中国佛教协会与韩日佛教界轮流主办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迄今已成功举办十六次，实现了中韩日佛教交流机制化，为传承、发展中韩日佛教传统法谊，促进当代中韩日文化交流，增进三国人民的友谊，维护东亚乃至亚洲和平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得到中韩日社会各界的瞩目和赞誉。

以上从六个方面简要论述了赵朴初居士的主要思想及其对中国佛教发展的贡献。深入研究赵朴初思想，其目的一方面是实事求是地反映赵朴初居士思想的全貌，论述其主要内容，揭示其精神实质、框架体系、内在联系，探索其与历史传统、时代潮流、社会发展的因缘关系，指出其实际作用、现实影响和历史意义；另一方面是为了给今后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和经验。毋庸讳言，按照这样的目的，本文并不能涵盖赵朴初居士思想的全部内容，每方面思想也只是指出了其核心观点并简要论述了这些思想的贡献，有待于进一步从纵横两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希望有志于此的佛教同仁和学术才俊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究，必将取得更加丰硕可喜的成果。

注释：

[1]赵朴初：《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一九八六年），《赵朴初文集》下卷，华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801页。

[2]赵朴初：《要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一九八六年），《赵朴初文集》下卷，华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797页。本文是赵朴初居士与几位青年朋友的一次谈话。原载于《法音》1986年第2期。

[3]赵朴初：《佛教和中国文化》（一九八四年八月），《赵朴初文集》上卷，华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702页。本文是赵朴初居士出席第十四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大会时，向大会举办的佛教学术座谈会提交的学术论文。原载于《法音》1985年第2期。

[4]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五日），《赵朴初文集》下卷，华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6页。本文是赵朴初居士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5]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五日），《赵朴初文集》下卷，华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7页。

[6]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五日），《赵朴初文集》下卷，华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4—1235页。

[7]赵朴初：《佛教和中国文化》（一九八四年八月），《赵朴初文集》上卷，华文出版社2007版年，第698—699页。

[8]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五日），《赵朴初文集》上卷，华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563页。本文是赵朴初居士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

[9]《赵朴初文集》编辑委员会：《赵朴初同志生平》，《赵朴初文集》上卷，华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10]赵朴初：《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开幕词》（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二日），《赵朴初文集》下卷，华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