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哈佛大学燕京学社黄万盛教授在《开放时代》2007年第一期发表“大学理念与人文学”，文中对当前中国大学的弊病多有揭示和批判，本站特编发这部分内容，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讨论。所有标题均为编者另拟。）

中国的大学教育缺乏人文精神

在中国，长期以来，人文学在教育理念上被边缘化，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情况还在日甚一日不断恶化。人们经常感叹如今的社会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相当多的学者呼喊重建人文关怀，痛贬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的社会腐化；一些大学校长也曾向我抱怨文科招不到好学生，只能在理工科落选的人中矮里拔高、拙中取精。绝大多数的人认为，这些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导致了人们一切向钱看，腐化了人的道德良知。毫无疑问，这是相当重要的方面。可是，问题在于，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市场比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达得多，为什么那里精神崩溃的程度却没有这么恶劣？虽然，它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基本都在有效控制中。也有人认为是政府责任，政府的行为导向及分配政策出了问题。当然，这肯定也是原因之一。可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仍然是世界上职能最为庞大的政府，而且政府在精神建设上投注的力量远大于其他国家，为什么没有预期的效果？更何况按照现代民主理论政教分离的原则，政府在精神领域中应当尽少干预。

因此，可以说市场经济是原因，政府行为也是原因，我完全接受，甚至在这些方面都存在可以进一步深入挖掘的余地。但是，或许还有更隐蔽更重要的方面可以反思。归根到底，对市场经济存在如何理解的问题，更进一步，就有如何发展市场，并且如何制约市场的问题；即便政府行为也是由人来完成的，组成政府的人是什么样的理念，就会干出什么样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政府的理解力”是不是健康？是不是充分全面？政府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它对问题的了解存在偏差，怎么指望能够正确解决问题呢？而这又不是仅仅依靠维护行政权威就可以解决的。最为不幸的是，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理解力”，不是简单地取决于它的主观意愿，如果意愿可以决定理念，那每一个主体便都是前无古人的划时代创造者，这是相当可笑的。事实上，在政府理解力的背后存在有迹可寻的历史谱系、精神脉络，这才是理念缘何而来的真正线索。所以，一般意义上的批判政府、讨伐社会恐怕是远远不够的。在历史脉络的理解上，往往批判者和被批判者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假如让批判者们去处理具体问题，或许他们还不如那些被批判者的道行和功力。这是极有讽刺意味的历史玩笑，无奈的是，它经常发生着。

重视技能实用侵蚀了人文精神

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的人文性到哪去了？为什么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文力量来抗衡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对社会的腐化污染？今天看这个问题，可以说，这是“先天有余，后天失调”，令人痛心扼腕。对于放纵利益追求将造成的社会破坏，中国的先哲观若洞火，早有警示，所谓“义利之辨”、“天理人欲之辨”；而且他们清楚地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肯定人的正当利益需求，同时特别强调对人的精神境界的教育，所谓人文化育。提升人的素质，自觉地抵抗过度的“人欲”，并且要求政府实现“均富”，体恤苍生，阻止寡头富豪持强凌弱，防止暴富成为引领风尚的社会典范。德沃肯那个非常出名的判断“财富不是价值”，在两千多年的儒家传统中实在只是基本的常识。但是，随着近代西方的军事进入，从“体用之争”起，重视器用的功利主义在民族主义的包装下貌似合法地粉墨登场，到了“洋务运动”，一发不可收拾，普遍的物质主义、技能主义席卷了整个中国。经久的重视人文教化的思想传统中断了，取而代之的是声光化电；私塾教育的文化传承停止了，政府按照自身的理解创办大学。盛宣怀建立的北洋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只是炼钢造船，人文教育基本不在视野之内。京师大学堂虽然是文科设置为主，但也是旨在为政府培养行政官僚，功能性的考虑占了主导地位，文史的训练只是跻身官场的周旋能力和才具噱头，直到民国时，蔡元培出任校长，文科教育才开始回到真正人文学的意义上，才成为所谓北大传统的精神脊梁。

这种重视技能实用的倾向，到了“五四”时期愈发变本加厉，科学主义、工具理性成为那个时代精英们的当然之选，中国重视人文培养的传统遭到了猛烈的清算，成了腐化灵魂的毒药，束缚手脚的枷锁，不清除它中国便不能进步、不能发达！从此，科学的大纛迎风飞扬，扫荡礼乐教化的阴嶂毒雾。中国驰向现代的航船就是在这样的风潮中扬帆启锚，在一条偏离人文目标的航线上，经常地触礁搁浅不正是它的宿命吗。这一路走得太苦了！可是，怨谁呢？这是我们民族的精英塑造的“公共理解力”，也是“政府理解力”，它选择了这样的航线，这样的方向。毫无疑问，这样的理解力也孕育了中国近现代的大学理念，短短百余年的中国大学史，从开始到今日，一直都在科学主义、功利主义、技能主义的规划和纠缠中畸形成长，其中的偏执相当惊人，甚至连大学停课、全国性地废除文科、只办理工科的人间奇迹也创造出来了。这是“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极端的偏废人文崇尚科技的心态的必然结果。我记得，即使是革命激情澎湃的列宁，在他去世前的1923年，曾经提出，社会主义就是普鲁士铁路，加上美国技术，加上托拉斯，加上美国国民教育。什么是美国国民教育？就是从大学的人文理念发展出来的通俗的素质教育。而中国却差不多从大学中把人文理念清扫干净了。

问题不在于大学里是不是还有文科，而是只要技能主义成为大学理念，文科也可以变成技能训练，哲学可以只是一套仅供背诵的教条，历史可以只是某年某月发生的事件，文学只是文学家加作品，只要你练出一套掌握这些“知识”的功夫，照样可以在竞争残酷的就业市场谋得一份有头有脸的体面差事，而那些化育心灵的人类智慧、历史记忆、情操体验无论如何不是技能训练所能了解，当然也不能成为技能教育的目标。我们的大学文科教育不就是年复一年地大批制造“文科技工”吗？假如我们把罗马时代的“奴隶技能教育”作一个换向思考，现在这种偏废人文学的技能教育就是“技能教育奴隶”，通过技能教育把人教育成市场的奴隶、职位的奴隶、金钱的奴隶。假如人的大学生涯只是因为这些方面才有意义，大学就只是在培养市场社会的奴隶了。罗马是奴隶被迫接受技能教育，现在则是人不屑于人的意义，主动争取当奴隶，这是多大的讽刺！何其可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高等教育如此热衷于就业性的技能教育，又怎么能遏止整个社会追金逐银的糜烂风尚呢？糟糕的是，这样一种浅薄腐朽的大学理念，在中国大学理念的探讨中，居然还有人为之称道，堪称奇哉！

大学教“小学”，“小学”出大师

中国的大学也无法置身在知识垄断教学的潮流之外。“五四”科学主义、工具主义的影响潜移默化地长期影响着大学教育。胡适、傅斯年们就认为不能量化的就不能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以至于台湾中研院，在很长时间只集中发展史语所，因为历史史料和语言文字是确定的、可以量化的。而文学、哲学无法精确定量，所以长期边缘化，所谓文哲所，直到几年前，才摘掉“筹备”的牌子，由偏房而正室。中国一些名牌大学的历史系里，有不少颇有声望的教授，其中有我熟识的朋友们，诲人不倦地教导学生搜集考证史料，以为这是历史学的真学问，而把那些关于历史意义的问题贬为大而无当，唯乾嘉朴学和实证主义马首是瞻。当然，掌握确凿史料，纯清事实真相，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那种曾经猖獗一时罔顾史实胡说八道的恶劣学风，令人厌恶憎恨。但由此而过份地夸张其词，把不过入门的“功夫”当作至高境界来培养学生，也会贻害天下。这导致了“历史终结”的危险，当没有新的史料可以发掘研究时，这个历史事件的研究便结束了。事实上，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被历朝历代的人们反反覆覆地研究琢磨，并不是因为新史料的发现，而是历史事件本身含有的深刻智慧和意义启示永久地激动着探索的渴望，吸引着人们不断地含咏体味，培育着人们在历史中更新成长。这是永恒的寻求，天荒地老，永不终结。

中国古代的先哲们对于功夫和境界有精确的定位，所谓小学大学之辨，小学者，音韵、训诂、考据，大学者，“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从来没有治小学者，堪为大师大德，也从来没有大师大德者不会小学功夫。孔、孟、董、程、朱、陆、王等等，哪一个不是治小学的高手，哪一个不是纵论天下的大学担当！小学和大学，孰轻孰重，孰小孰大，本是一目了然，无须赘言。可是今天，大学教“小学”，“小学”出大师。这不可笑吗？

哲学和史学是装点门面的杂碎配料

知识生产作为大学理念的另一困难，专业化对人文学的宰割。从十八世纪“百科全书”派以来，知识的分类越来越精细，知识生产所要求的知识准备，难度越来越大。一个学者穷一生的努力都未必能在一个专业中的一个课题上真正有所建树。因此，对于人的专业化要求越来越细腻，近乎苛刻。虽然这些年来，强调跨专业、跨学科，甚至跨文化，但是，很难阻挡学科专业间门户森严划地为牢的趋势。这种状态不只是自然科学中的现象，而且也有力地冲击人文学科领域。文科学者中一辈子研究一个人、一流派、一本书，比比皆是，屡见不鲜。在文科教学中，文学、历史、哲学，早就被分成不同的专业，而且在这些专业中又划分出第二梯次的专业，例如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专业等等；这还不够，还有第三梯次，例如中国哲学史中先秦专业，或宋明理学专业；事实上，这还嫌粗，一个历史断代中，还有人物研究的分工；即使人物研究，还可以劈出早期晚期之分。好端端一个人文学被肢解得如此七零八碎。在这样的学科分疏下，贯通于文史哲、融汇在政社经之中的人文学很难在大学教学中立足。我的孩子就曾疑惑不解地问过我：为什么今天培养不出达·芬奇这样的人物？

现在的大学教育离这样的人文培养理念还差很远，由于知识专业化的主导，搞哲学的往往没有历史意识，也没有文学品味，有的甚至连文章训练的小学功夫都不及格，除了故作高深的唬人姿态，就是文理不通的一无所有；搞历史的经常蔑视哲学的训练，把哲学当作妨碍历史研究的空疏学风，避犹不及，至于文学体现的情感理解那更是专业历史学的客观历史最忌讳的；文学的情况稍好些，但哲学和历史的作用并不是至深智慧和集体记忆的内在自觉，而更象是装点门面的杂碎配料。被专业化如此隔离的文科怎么可能培养人文学通才呢，甚至连专业知识生产的质量能不能自保都很令人怀疑。事实上，我并不排斥知识生产，相反，能够生产精致的学问非常值得敬重。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是最精致的学术，引导负责任的媒体言说，进而引导健康的大众文化。最坏的情况是，肤浅浮躁的学术，产生急功近利的媒体声音，导致最恶俗的大众文化。我们今天究竟是最好的良性循环，还是最坏的恶性互动呢？所以，最精致的学问，不管你是否自觉，它终究是有社会人文责任的。离开了人文学的基础培养，仅仅依靠专业化，精致博大的学问从何而来？人类的公共智慧又从何而来？

政府干预和市场影响下的中国学术资本主义

中国式的学术资本主义虽然受企业影响不大，但是另有两个独特而强大的力量，其一是政府的权力资本的干预，其二是市场的影响力。政府办大学是人类文明的体现，是人文发展的结果。然而，政府办大学需要特别警惕政府对大学的干预。用我的钱，就得听我的话，以为既然是政府出钱办大学，政府就可以干预大学的教学和行政，这是非常危险的心态，它会损坏大学的学术和大学的品质，即使是善意的干预，也同样是对大学的学术独立和教学自治缺乏必要的尊重。西欧国家对这方面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些国家甚至通过立法，防止政府干预大学，也就是说政府有出钱的责任却没有干涉的权力。这后面有重要的认知立场，公立大学不是官办大学。国家的钱说到底是纳税人的钱，用纳税人的钱办大学是社会共识，体现社会的公共意愿，这叫公立大学。公通共，是所有人，是天下，公又是正，是公道。而政府是社会行政管理机构，俗称“官”，即使现在的公文中也仍然习惯用“官方”，“政府官员”这类词汇。合理的政府必须体现和代表公意，既然是“体现”“代表”，就不是等同，因此，官不等于公。何况要求“体现”公意，本身就意味着有不体现或者不充分体现的可能，要求“代表”，也有可能是没有代表，或者代表了一部分利益集团虚假的公，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必须接受监督的原因。因此，政府只是社会构成的一个部分，政府如果认为有权力对大学指手划脚，那大学就成了官办大学，而不是公立大学了。我所以近乎繁琐的区分官和公的不同，实在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以“公”自诩的“官”。其实，真正的贪官并不可怕，因为贪官代表私是一目了然的，可怕的是不知道官公之分，以为是官就是公，那样官意就遮蔽了公意，这个社会就只剩下政府意志，而看不到人民意愿了。

以政府意志来规划大学，就不是公立大学，而是官办大学

在这个意义上检讨政府与大学的关系，考虑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从长远来看，政府应当逐步减少对大学的干预，让大学有充分的时间来发展中国自身的大学传统，而我们在这方面的资源积累是相当稀薄的。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有自己的规则和特殊性，不是政府行为可以完全了解的。学术的发展，人的培养，是长期过程，来不得急功近利，拔苗助长，应当让大学尽量少受社会的干扰，放眼长期的目标，为社会贡献智慧和人才。何况大学是社会精粹所在，他们的智慧不在行政官员之下，应当相信他们有能力建设真正一流的大学。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现在中国政府非常期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重金投入，这是大学史上的大手笔，令人赞叹。身为海外学人，当然希望国家教育蒸蒸日上，精英才俊层出不穷。但是，越是大笔投入，越应当警惕过度干预。我注意到，国家教委经常出台各种教育“工程”，高教主管部门也忙于对“工程”有关单位的考核评估，使得这些大学穷于应付，甚至弄虚作假。其实，一流大学不是靠“工程”理念创造出来的，而是通过长期积累，形成有质量的教学品格。中国搞大学兼并，或许有自己的理由，但是，结果是一部分有百年历史特色的大学消失了，那是化多少钱都买不来的资源！象大兵团作战那样大规模结集大学资源到底和一流大学有什么必然关系？普林斯顿大学就是袖珍大学，决不妨碍它是世界一流大学。难道搞出一百万人的大学就是一流大学了？政府着力发展大学教育是好事，但是要尊重教育事业的特殊性，切忌以政府意志来规划大学，那就不是公立大学，而是官办大学了。象什么“教育产业化”，把大学推向企业推向市场的大败笔，切切不可重演。应当充分听取资深教授专家的意见，严格按照他们的意见发展中国的大学，那样才有可能建设真正一流大学。尊重大学精英，不只是问寒嘘暖的慰问体恤，而是真正尊重他们的智慧，尊重他们所代表的大学尊严。我在法国时，就看到政府总理巴拉杜面对如何处理法国工人罢工的难题，去大学拜会社会学家阿兰·图汉，求教他的意见和智慧，而不是政治领袖习以为常地巡梭视察训话指示。

政府给大学的“项目经费”中真正落实到文科，尤其落实在人文教学上只是挂尾零头

除此之外，政府承担国家管理和发展的责任，因此，政府向大学投资经常会把国家效益考虑作为对大学的要求，使大学发展经由权力资本的导向而直接面对市场，其客观效果与美国企业渗透大学造成学术资本主义是相同的。政府除了支付大学日常行政开支，还掌握了数额巨大的所谓“项目经费”和“基地”建设经费，不论主观动机如何，这笔经费的分发客观上成了政府控制学术规划、学术方向、学术风气的主要手段。高科技应用开发的项目经费要高于基础研究，自然科学要高于文科，在文科中，所谓国家工程项目要高于普通教育，可见，这些经费中真正落实到文科，尤其落实在人文教学上只是挂尾零头，与大学应负的主要责任完全不成比例。何况，有些大学甚至对国家拨给文科的经费，还要雁过拔毛，克扣留存。毫无疑问，科技开发需要较多的资金，自然科学研究的资金需求也要大过文科，但是大学的最根本的任务是在教学，是培养人，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政府投入教育的资金究竟应当优先保证教学，还是项目开发为重？如果项目开发成为学校教学经费的主要来源，那政府和美国企业用项目渗透大学、推动学术资本主义在大学的膨胀又有什么区别？不同的是企业用的是自己的钱，政府使用的却是纳税人的钱，这些钱更应当用于发展公共教育，而不是盈利项目的投资。在中国，家庭用于教育上的投资在家庭总收入中占的比例远远超过美国、法国这些发达国家，这是值得认真关注的问题。当然，中国民间社会历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但是用这个理由来说明家庭教育投资的超大比例，实在太过牵强。根本问题是教育在政府投资布局中比重太低，而且在大学教育理念中科技开发比重太大，这就造成纳税人通过交税已经支付了公共教育，却还要在税后收入中对教育作二次投资，而且数额巨大。这是危险的信号，说明我们长期保障公共事业的制度优越性正在迅速流失。这后面更深入的问题是，政府应当如何定位？一个健康的政府不能采取市场行为，尤其不能成为市场的一部分，更不能动用纳税人上缴的国家税收参与市场运作，政府应当在市场之外，以公共身份来解决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同时限制市场的胡作非为对公共事务的伤害。尽管中国是在特殊的转型阶段，政府负有帮助健全市场的责任，但是，虽然如此，政府甚至更有必要形成清醒的认识，减少和禁止政府的市场行为和市场角色，以保障市场和公共事务都能健康发展。

各地大学争抢项目，送礼行贿，暗中串联，弄虚作假已是公开的秘密，而且，手段高超，风过无痕，堪称极致。为人师表者因此而斯文扫地，大学教授所代表的文化身份和道德资本已经残破不堪

在大学建设中，以项目经费这样的手段来干扰大学的基本任务，还有谁安心于认真教学呢？几乎每个人都被要求报项目，没有项目就没有经费，而且能不能搞到项目或多或少还和职称升等连在一起，在这种压力下，一个大学教授的主要精力还会集中在教书育人上吗？更为甚者，这种经费与项目挂钩，项目与人挂钩的做法严重影响了大学风气。各地争抢项目，送礼行贿，暗中串联，弄虚作假已是公开的秘密，而且，手段高超，风过无痕，堪称极致。为人师表者因此而斯文扫地，大学教授所代表的文化身份和道德资本已经残破不堪。搞到项目的人，尤其是几个国家项目在握，不免的财大气粗神色飞扬，俨然成功人士的庸俗风度粗鄙作派；而弄不到项目的人却只有等待别人眷顾的萎顿和无奈。那些仍然坚守教学为己任的人们，与孤傲的信念相随相伴，难免是清贫拮据。这景象，真叫人情何以堪！

其实，国家资助学术的结果不该如此，相反，是那些得不到市场垂怜的学术，可以而且应当优先获得国家的雨露阳光。我们面对的最大困境是市场经济不可阻挡的改变和控制人们的存在方式，市场价值强势霸道的主宰了社会的评价标准。但是，人文价值却决不是市场价值原则可以理解，它无法明码标价，不能买进卖出，因此对于市场而言它毫无价值，然而，人文精神对于人类的自我成长却有极高的价值。具体到文化精神产品也是同样道理，极尽宣泄、目中唯我、只求情绪的当下挥霍、何在乎持久的审美回味，已经成为当代快餐式文化市场的消费特色和经营主旋律，光怪陆离、声嘶力竭、摇头晃脑、标新立异构成流行风尚、青春卖点。在这样的市场中，扬眉吐气、大化人间的是流行歌曲、现代摇滚，忍辱负重、门可罗雀的是经典歌剧、交响乐、芭蕾舞。这些高雅艺术团体温饱尚且难求，谈何继往开来，但是，它们的文化产品所代表的精致价值难道是那过眼烟云的流行小曲可以比拟的吗？政府是应当发展那些充满市场价值的流行艺术，还是应当投资保护人类艺术的精华？法国政府在这方面有清醒的自觉，每年在国家财政中划出近百分之七的经费，用来保护人类文化的精华，使得这些体现人文价值的极品绵延传承，不至于被市场经济扫荡殆尽。这个信念应当成为政府投资大学的基本原则。政府不能按照市场价值的大小来决定学术教育的高低贵贱，高科技应当投资，应用科学，自然科学也应当投资，这都没有问题，可是，大学的第一要务是教书育人，必须首先保证有充足的经费支持大学教学。假如穷乡僻壤的苦难学子交不起学费上不起大学，假如那些热忱于教学的老师不能维持基本的体面生活，假如学校领导为了一点区区奖金而忙碌于那些仅仅是创收的培训班，假如权力资本的引导使得人文学彻底的边缘化，大学丧失了它的精神方向，政府的大学投资就是大失败，政府就愧对天下苍生、莘莘学子！

在大学教师中，沽名钓誉者有之，剽窃抄袭者有之，嫖娼宿奸者有之，招摇撞骗者有之，哗众取宠者有之，欺世盗名者有之，趋炎附势者有之，现在，连拐卖人口者也涌现了，大学教师正成为丰富业余生活街谈巷议的笑柄

最好不要低估市场对大学的污染，永远都别低估，尤其是那些仍然坚持把大学要服务社会效益当作大学理念的人们。我所以强调政府应当逐步减少对大学的干预，而不是立即兑现，除去体制的原因，是因为我不认为我们的大学已经有能力贯彻学术独立、大学自治的原则。看看我们的大学吧，市场已经把大学改造成什么样子！在为人师表的行列中，沽名钓誉者有之，剽窃抄袭者有之，嫖娼宿奸者有之，招摇撞骗者有之，哗众取宠者有之，欺世盗名者有之，趋炎附势者有之，现在，连拐卖人口者也涌现了，大学正成为丰富业余生活街谈巷议的笑柄。毫无疑问，这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好的，而且，绝大多数永远都是好的！可是，就是这极少数值得我们考虑大学风气。在传统学术中，一个教授之所以优秀，是因为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教育上的奉献，而现在一个教授的成功却可以是市场价值的认可，是他在市场社会的话语权力。因此，荣耀于“上书房行走”，热心于电视出镜率，满世界的应邀讲演，挖空心思地制造耸人听闻的莫名话语，对一无所知的领域敢于放谈高论，这种以知名度为生的“市场教授”现在却不是少数，而且如鱼得水，欣欣向荣。市场的规则在腐化学术规则，而被腐化的学术则腐化着大学的理念和青年学子。这些成功的“市场教授”所产生的示范效应，正是市场污染大学最有效的途径。如果不把这种风气从大学中清除出去，大学会被治理成什么模样呢？若人重，必自重！大学的尊严建立在教授群体的尊严上，人们敬重教授是因为他们有学问，有教养，有良知，是可以信赖的人间师表。假如教授的贪得无厌超过了一般商人，假如教授捞钱的手段甚至比奸商更狡诈阴损、厚颜无耻，那就别怪这个社会看不起读书人，因为，读书人自己毁了自己的尊严。因此让商人做回商人，而不再是混迹于大学的商人教授、市场教授，以匡复大学的尊严，恐怕也是当务之急了。在这方面，海外回国服务的专家教授们，务请自重！一些学有所成的海外学者，有的甚至是名声响亮的资深教授，也热衷于欺名劫色，妙手圈钱，权势熏心，凶吵恶斗，热衷于到处曝光，乱抖风头，满嘴媚词谀语，每每惊人之论，不着边际，无奇不有，真让人叹为观止！其实，一个沉默的花瓶也要好过口无遮拦的胡言乱语，至少还有被欣赏的价值。海外归去，无论如何应当把国外办学的经验教训带回国内，帮助发展大学教育，这是基本责任，怎么能与最阴暗的龌龊同流合污、沆瀣一气，把开放的中国当作个人大发利市、极尽表演的舞台呢？

所以，小心谨慎地对待大学为社会效益服务的理念，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那后面的陷阱会让人坠入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