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战略，一般是指国家、政党在客观分析国际形势和正确估量自身综合实力的基础上，为实现国家利益而制定的对外关系领域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的总体谋划和总指导，体现的是执政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对国际大局的宏观把握，是一国处理国际事务和对外工作的总方针、总原则。国际战略服务于国内战略任务，是国家战略的对外扩展和延伸。战略思想则“是从众多具体的战略策略中总结、提炼出来的更为抽象、更具普遍指导意义的思想和理论形态，是引领战略制定和实施的理性认知和思想方法”，属于认识论和方法论范畴，既归属战略又超越战略。中国共产党国际战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制定国家战略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具有全球维度的大视野，将中国的前途命运与世界紧紧联系在一起。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的战略实现了与国家战略的相互统一。中国共产党国际战略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现实依据与思想文化源泉，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表现出强韧的历史延续性与时代适应性，凭借其科学性、进步性而立于不败之地。

一、中国共产党国际战略思想的现实依据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国际战略的依据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国际战略思想的第一源泉。国内大局不仅包括基本国情中的物质、制度层面，也包括历史文化、思维观念等软性要素。对国际大局的认知与研判，则主要涉及时代性质与世界大势、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定位、国家利益所面临的主要威胁、维护国家利益的基本方略等。

冷战时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毛泽东依据世界大势提出著名的“三个世界”论断，有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和安全。1956年，毛泽东就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做出新的研判，认为“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隔了二十多年，以后间隔还要延长，也许不是一二十年，而是三十、四十年；第二种可能，根本不能打”[1]。1974年2月，根据世界形势的新发展，毛泽东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2]“三个世界”论断成为这一时期党和国家制定和调整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对世界格局也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正如邓小平后来所指出的，这一论断“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3]

如何认识当今时代、正确把握时代性质和特征，是制定实施国际战略的基础和前提。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邓小平根据形势的变化做出了“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此后，从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一直坚持了这一基本判断。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

东西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终结，面对新变化，邓小平以宽广的战略视野与敏锐的洞察力，重新审视国际大势，对世界格局走向做出新的科学论断。邓小平指出未来世界将是多极格局，中国算一极。他说：“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4]邓小平关于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论断，意味着将大国关系视为主导国际体系发展演变的基本因素，这就超越了过去认为阶级斗争是影响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决定性因素的观念，承认了国际体系由大国关系主导的合法性。同时，“多极化”世界格局的提出也显示出中国对自身在国际体系中角色转化的认知。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国际体系中的革命性角色，对大国关系中的权力制衡持否定态度。随着“多极化”观念的形成，中国转换为一个在国际体系内追求现代化目标的参与性、建设性角色，并且将自己视为国际体系大国关系中的一支重要制衡力量。

二、中国共产党国际战略思想的理论源流

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学说是中国共产党国际战略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学说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的拓展为前提，通过揭示剩余价值规律，寻求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道路。同时，马克思主义学说也对国际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阐释，提出制定国际战略的基本原则，为无产阶级正确对待和处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间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导。一是将正确认识和把握时代特征作为国际战略的首要问题；二是提出了工人阶级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原则[5]，即既要坚持工人阶级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又要坚持自主和独立，从本国实际出发制定国际战略。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运用到国际问题的研究中，主张世界格局的演变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各种力量形成的总的合力推动世界政治经济向前发展，从而为国际问题研究提供了科学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理论包含于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中，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都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国际问题理论。根据国内学术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权威性成果，马克思主义学说涵盖了国际问题的各主要领域，广泛涉及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战争与和平、民主和人权、民族和宗教以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重大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了国际价值和国际价值规律，提出垄断是资本主义向更高级社会制度过渡的理论，以及金融资本是存在于一切国际关系中并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的论断。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在战争的根源、目的、性质、后果、作用等问题上提出了完整系统的理论。关于民主与人权理论，提出了自由不是一个脱离社会属性的抽象范畴，以及人权是阶级社会的产物而非天赋等重要观点。[6]马克思主义对国际问题的分析阐释所体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包括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自然和社会和谐理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理论、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7]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战略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学说的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理论成果，蕴含着丰富的国际战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指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学说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实际，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思想，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符合不同历史条件与中国国情的国际战略思想[8]，铸就了“三个世界”论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多极化”世界格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共建和谐世界”、“科学发展观”、倡导“新型国际关系”与“合作共赢”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总体国家安全观等一系列光辉范例。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战略思想的创新发展

中国共产党国际战略思想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在传承中发展，在实践中丰富，体现了时代创新性与历史继承性的高度统一。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的世情、国情和党情，党的领导人及时提出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国际战略思想，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战略政策，有效维护和巩固国家利益，努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更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的方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处于新的历史方位，中国从地区大国向全球大国过渡的历史进程加快，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东升西降”和“南上北下”的历史趋势更加明显。战后长期被视为当然的欧美模式和自由主义思想面临巨大挑战，而中国的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强有力的借鉴。[9]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持续加速发展，世界主要力量开始以中国崛起为前提展开战略调整，各国对外战略“锁定中国”取向增强。同时，国际非传统安全威胁突出，各类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中国发展、世界和平面临空前复杂环境。

面对新形势，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坚持和平发展理念，开拓创新、不断完善国际战略思想体系，提出了一系列既有历史继承性又有时代创新性的国际战略思想、理念、理论、倡议，为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的展开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引。中国共产党在思考和谋划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时，继承了新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的伟大成果，同时汲取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有益养分，借鉴国外战略理论和实践的丰富经验，将之与当今中国的时空定位、国际角色、战略目标相结合，更加注重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系统联动及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动态平衡，从而形成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色、中国气象和世界影响的国际战略新思想。[10]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系统继承、创建性发展了中国历代领导人有关国际战略与中国外交的重要理论和方针政策”，以科学把握当今时代、推动实现和平与发展、精准定位中国的国际角色、让中国与世界互为机遇、全面发展对外关系、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为核心内容。[11]

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确认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同时赋予其更丰富内涵；倡导“新型国际关系”，视“合作共赢”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理念及实现和平发展的基本途径；精准定位中国角色，提出中国要做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国际合作的倡导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的建设性参与者。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战略目标，其内涵是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超越狭隘民族国家利益、国家间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和世界眼光”，它“不是抽象的、飘渺的，而是现实的、具体的，是可以分步渐进实现的目标”。[12]这一理念提出后，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反响，多次被载入联合国文件，许多国家的政府和社会舆论也以不同形式予以认同和支持。[13]“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其他部分一道，生动表达了当今中国的“全球观”、追求和平发展的美好愿望以及与世界互为机遇、与各国合作共赢的先进理念，堪称一份思考、规划人类未来的“中国方略”。

注释：

[1]陈扬勇：《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与应对》，《光明日报》2016年9月10日。

[2]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问题》，载《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1页。

[3]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0页。

[4]邓小平：《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3页。

[5]贠大强：《中国共产党国际战略思想研究》，《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64—67页。

[6]李慎明主编：《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基本原理》（上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5—74页。

[7]李慎明主编：《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基本原理》（上卷，）第75—154页。

[8]贠大强：《中国共产党国际战略思想研究》，《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64—67页。

[9]杨洁勉：《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求是》2016 年第 1 期，第1—15页。

[10]袁鹏：《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思想与战略布局》，《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11期，第1—8页。

[11]杨伯江、金莹、何晓松、常思纯：《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与对日外交实践》，《日本学刊》2016年第5期，第1—18页。

[12]杨洁勉：《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求是》2016 年第 1 期，第1—15页。

[13]《为世界许诺一个更好的未来——论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5 年 5 月18 日。

杨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本文原发《日本学刊》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