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中国的世界观：天道观
中华文明在源头时期就通过文字记载了对世界的理解。老子在《道德经》中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宇宙(天地)的起源。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谓之名曰‘大’。”（《道德经?二十五章》）《易经》对宇宙的起源阐述得比《道德经》更加详细而系统：“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郑玄：《周易郑注·系辞上第七》，胡海楼丛书本）世界即是一个阴阳不断迭代而分形生成万物的过程。
其实，古代中国的世界观用中国本土的概念表述是“天道观”。“天”对于中国人而言，意味着一种哲学、一种世界观。“天”所指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自然、宇宙、社会、人的世界，是一个兼备了人文和物理含义的世界。在中国文化中，理解了“天”，就是理解了自然宇宙、社会和人的基础。
中国人对于“天”与“天道”的认识，源于人们最初对天的畏惧、敬仰并奉其为最崇高的意志，即所谓的“主宰之天”。人们认为“天”是自然的存在，这种存在是对宇宙及其运行规律最彻底的抽象。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这肯定了自然之天的正常运行。随着对天这一宇宙现象的渐进感知与亲近，人们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人们开始意识到人在这个宇宙中是主动的，是可以发挥能动性的，因此将人与天、地并立为“三才”。《易经》说：“三才，天地人之道。”董仲舒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董仲舒：《春秋繁露·立元神第十九》，清乾隆抱经堂丛书本）这些都旨在说明，天地万物共同存在于这个广大的自然界，并且能够彼此和谐统一。
先秦时期的“天”“道”的观念奠定了中国人基本的世界观，是中国对世界的基本看法。这一天道观发展到魏晋玄学时期，开始侧重讨论世界的“有”“无”“本”“末”问题，但其依据的文本仍然是先秦时期的《易经》《老子》《庄子》。到了宋明时期，人们的天道观开始围绕世界的本原究竟是天理、还是心性展开讨论，从而发展形成理学和心学两大学派。理学一系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天理，而心学一系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心性。但二者理论形成的依据依然是先秦时期的《论语》、《孟子》、“六经”等文本。因此，从整体上说，古代中国世界观的基础是先秦时期已经形成的“天道观”。
二、形成天道观的方法论：“尊德性”和“道问学”
中国人不仅形成了关于认识世界的世界观、天道观，而且有一套认识世界的方法论。方法论在中国的话语体系里，叫做“为学之方”。中国人的“为学之方”概况起来，用《中庸》的话讲，即“尊德性”和“道问学”。
“尊德性”与“道问学”出自《礼记·中庸》：“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自古以来，对“尊德性”与“道问学”有许多不同的理解和解说。郑玄的注解是：“德性，谓性至诚者；道，犹由也；问学，学诚者也。”（郑玄注，陆德明音义：《礼记卷第十六·中庸》，相台岳氏家塾本）也就是说，“德性”的本质是“至诚”；“道”是路径；“道问学”是通过治学和修养，彰显“至诚”的“德性”。郑玄强调“至诚”是人的“天性”，治学的起点是学习者自身“至诚”的天性，由此天性和本性出发，开展一切“道问学”的活动。而治学要达到的目的是进一步彰显、强化学习者内心的“至诚”本性。很明显，在“尊德性”和“道问学”二者之中，郑玄更为强调的是“尊德性”。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解读曰：“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道，由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宋刻本）在这个注释里，朱子是将“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的，后来与陆九渊展开学术论辩，才将重点放在了“道问学”上面。在“德性”与“问学”何者更为首要和根本的问题上，朱熹与陆九渊各执一词：朱熹认为，认识真理的根本方法是问学，讲求格物致知，通过不断问学和探索而获得真知，并发展出德性；陆九渊的看法是尊德性对于认识真理来说是起始和根本，而问学只能建立在尊德性的基础之上。朱熹主张，教人应先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而陆九渊主张，教人应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宋]袁燮：《象山陆先生年谱卷上》，明嘉靖三十八年晋江张乔相刻本）
其实从根本上，“尊德性”与“道问学”均为“为学之方”。“德性”为“尊”，为根本原则；“学问”为“道”，为必经之路。二者是圆融统一的，之所以会产生争辩，是因为思想家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不同，以及各自想强调的重点不同所导致的。人生最大的学问是追求德性，做学问一定以追求美德为出发点和终极目的；而德性养成的必经之路是做学问，在学问的不断积累过程中实现德性的发展和完善。一个追求真知的人必然要以追求道德为根基，一个追求道德的人必然以探索真知为途径，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形成对世界的真正认识。
三、意义旨归：确立人在天地之间的存在意义和价值
古代中国的世界观是天道观，以“天”“道”为宇宙运行的根本。这种世界观体现中国人对自然的尊重，对宇宙的敬畏，对无穷的自然宇宙和未知的世界保持一定距离的态度。儒家讲君子有三畏，其中有一畏是“畏天命”，这体现出古人对超自然的力量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
但是，中国人对自然宇宙保持敬畏和距离，并不代表中国人面对世界缺少进取心，采取消极态度。恰恰相反，中国人虽然对自然敬畏，但同时也确立了人在自然宇宙中的价值和地位。对中国人而言，人与天地并立，并称“三才”，人有生生不息的精神，有自强不息的精神，有日新又新的精神，有在宇宙中上下求索的精神，有终日乾乾，夕惕若厉的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支持下，中华文明才得以绵延。
从认识论也可以看出中国人的积极进取精神。如前所述，古代中国的认识论主要可以归纳为“尊德性”和“道问学”两种路向。尊德性是以德性的养成作为学问的根本，由德性这一根本出发，依据这一原则来治学和治事。也就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道问学的路向是从具体的学问出发，从探索外部世界入手，一步步养成德性。尊德性是先确立做人的大体，依据内心的德性，然后将德性扩充至外部事物，是由内心向外界的扩充；而道问学是先从外部事物入手，逐渐形成内在的德性，是从外部到内部的涵养。这两种路向是相得益彰的，统一于治学的过程之中。从这两种路向，可以看出中国人既有追求内心德性不断完善的积极进取的精神，也有脚踏实地、探索外部世界的求知的精神。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根本是回到自身的涵养，回到德性的养成上。
中国人以天道观为内核的世界观，及其尊德性、道问学的方法论，最终指向的目的是确立人在天地之间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人面对强大的自然和宇宙，如何确立自己的地位，是中国人思考的问题。在永恒的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自然宇宙面前，人如何安放自己，是屈从于它，还是违背于它。中国人选择与宇宙并立。对中国人而言，人之所以能与宇宙并立，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格的挺立，是人要能够尽人之性，因为“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郑玄注，陆德明音义：《礼记卷第十六·中庸》，相台岳氏家塾本）。人要为自己的存在寻找合理性，而这个合理性即人性，而人性的根本是德性。德性是人在天地宇宙中存在的根基。为了稳固这一根基，确立人在宇宙中的存在价值，人就必须以德性作为一切活动的原则，包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总之，中国人认识世界最终的目的是发挥人性的最高价值——德性，确立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安放人的存在，使人与天地和谐并立，在与自然宇宙的和谐共生中获得永恒。
综上所述，古代中国的世界观是天道观，以“天”“道”为宇宙运行的根本。其认识论主要可以归纳为“尊德性”和“道问学”两种路向。尊德性是以德性的养成作为治学的根本，由德性这一根本出发，来开展一切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道问学的路向是从具体的学问出发，一步步养成德性。中国人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以天道观为内核的世界观，及其尊德性、道问学的方法论，最终的指向是确立人在天地之间的存在意义和价值。
作者系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