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近年来，随着移民问题的凸显，针对外国移民的排外暴力成为全球化时代族群关系的一种新形式。本文运用和拓展公民身份理论，对南非的排外暴力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作为南非二元身份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外籍黑工”这一带有歧视性的身份名词，是种族隔离时期白人政权对外籍黑人移民进行限制与排斥所衍生的社会结果。在后种族隔离时代，公民身份制度在整合南非黑白种族关系的同时，却也固化了本国民众与外籍黑工之间的关系不平等，对外籍黑工形成了身份区隔和社会排斥，进而演化成为底层民众针对外籍黑工的大规模排外暴力冲突。在南非西开普省的马普社区，社区公共论坛为底层民众与外籍黑工提供了一个对话协商的群际接触平台，推动了公民身份制度变迁，促进了排外暴力问题的化解和外籍黑工的社会融入。

【关键词】 外国移民,排外暴力,外籍黑工,公民身份,族群关系

一、引 言

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与跨国移民潮的兴起，移民问题日渐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并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传统上，移民问题多发生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但近年来有扩散之势，并波及南非等发展中国家。作为全球族群问题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地区，在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族群关系问题呈现一系列新的趋势或变化。一方面，传统的黑白种族关系问题逐渐从对立走向缓和，真相与和解为世界范围内的族群关系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范式，并在卢旺达、加拿大等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另一方面，本国民众针对外国移民的抵触情绪不断高涨，排外暴力事件屡有发生。①

2008年5月，一场针对外国移民的大规模排外暴力从南非约翰内斯堡市郊区的亚历山大镇（Alexandra Town）的底层社区开始，迅速席卷南非全境。这次排外暴力冲突造成至少62人死亡，同时有多人受伤，超过15万外国移民流离失所。②不少外国移民居住的棚屋、经营的小型便利店（spaza shop）被洗劫和焚毁。2015年4月，针对外国移民的大规模排外暴力冲突再一次从德班、约翰内斯堡的城市底层社区蔓延至全国，打砸抢烧的暴力行径造成至少7人丧生，南非的族群关系问题也再度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对外国移民日益增长的敌意，是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族群关系的显著特点。③然而，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南非民众看来，外国移民具有双重属性。通常，那些从欧美来的白人移民被视为“游客”和“投资者”，能够给南非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机会，并提供帮助，因此受到欢迎。与此相对，那些从非洲地区来的外籍黑人移民，则被认为对南非有害而无益，应该被驱赶出去。④正是这些外籍黑人移民，成为南非底层民众排外暴力的主要对象，并有着特定的污名化称谓，即“makwerekwere”。

在南非黑人土著语言中，“makwerekwere”是带有贬义性质的词汇，最早被用来形容那些来自南非以北地区、说话含混不清的黑人劳工。⑤作为一个带有歧视色彩的外来人身份概念，“makwerekwere”逐渐被用来特指那些通过非法入境和非法居留等途径，在南非打黑工的外籍黑人移民，⑥本文称之为“外籍黑工”。外籍黑工主要为来自津巴布韦、莫桑比克、马拉维、赞比亚、尼日利亚、索马里、刚果（金）、安哥拉等国的非法移民、寻求庇护者（asylum seeker）及少量难民（refugee）。他们主要从事保洁、保安、园丁、开出租车、饭店打工等没有劳动合同保障的非正规工作，还有少部分成为小商贩等自雇职业者。在很多南非人看来，这些外籍黑工应该待在他们的国家，而不是来南非打黑工和制造社会问题。

基于以上事实，本文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在南非种族和解与族群关系和谐的“彩虹之邦”建设过程中，为什么会连续出现底层民众针对外籍黑工的大规模排外暴力与族群冲突？应该通过怎样的途径来疏导和化解排外暴力？

本文的实证资料来源于笔者自2014年9月至2016年9月在南非西开普省对外籍黑工及排外暴力问题的实地观察和半结构访谈。笔者还收集了大量南非各级政府的历史档案资料与统计数据，以及相关排外暴力事件的新闻媒体报道和研究文献等。田野调查地点位于西开普省南部地区开普半岛（Cape Peninsula）的马普社区（Masiphumelele）。马普社区是西开普省222个非正式居住点中人口规模较大的一个，也是该省著名的外籍黑工社区。该社区原本计划居住2500人左右，但随着本国移民⑦与外籍黑工的增加，在这片约0.3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实际居住人口超过30000人，其中约三分之一为外籍黑工。⑧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视角

（一）群际接触与资源竞争

群际接触是展开移民问题讨论的基石。1954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ordon W. Allport）在《偏见的本质》一书中系统阐释了群际接触理论，并提出“对立群体的成员通过恰当的接触，可以减少族群偏见并形成积极的对外群体态度”的核心观点。⑨

群际接触理论在南非的排外暴力问题研究中得以应用，但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结果。一方面，有学者建议可以通过培育社会资本促进南非民众与外籍黑工之间的信任和群际接触，以缓解后种族隔离时代的排外暴力问题。⑩另一方面，亦有学者认为，与外籍黑工之间的群际接触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增强了底层民众的排外情绪。11例如，2006年南非移民项目排外情绪调查（2006 South African Migration Project Xenophobia Survey）数据显示，如果0分为最排外，10分为最不排外，白人和黑人的得分分别是3.91分和4.01分，似乎白人比黑人排外情绪要高。12尽管南非白人排外情绪得分相对较高，但由于缺少群际接触，白人社区较少发生排外暴力事件。13虽然南非黑人排外情绪得分相对较低，但与外籍黑工有更多的群际接触，排外暴力事件主要发生于城市底层黑人社区。

换言之，群际接触理论有利于理解南非排外暴力问题的社会根源，有助于解释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移民问题，但族群接触中可能包含族群整合与族群冲突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由于缺乏足够的实证研究作为支撑，群际接触理论并没有辨明产生这两种截然不同后果的社会机制，因此在解释族群冲突问题时面临诸多挑战。14鉴于已有的群际接触理论在诠释族群问题方面的瓶颈，对南非排外暴力问题的解释需进一步理解族群接触可能导致的后果及其社会机制，从而发展出更具解释力和包容性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

近年来，基于底层民众与外籍黑工之间的群际接触与利益博弈，资源竞争理论成为学者分析南非排外暴力问题的主要解释路径。相关研究指出，在南非种族和解与民主社会转型过程中，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与长期恶化的高失业问题，激化了底层民众的偏见、歧视与排外仇外等不宽容意识。为了获得有限的工作、住房、婚姻等资源，底层民众开始通过排外暴力等方式来排斥外来竞争者，而外籍黑工则成了“替罪羊”（social scapegoat）。15在南非屡屡发生的排外暴力事件中，笔者也注意到，这些看似局部、随机与个别的事件背后，不排除底层民众对当前社会转型不公、贫富差距拉大与失业率不断攀升的不满与抗议，并反映出底层民众在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失衡与焦虑心态。

资源竞争理论虽然提供了一个关于排外暴力原因的分析路径，但有几个基本的盲点需要重视与阐明。首先，基于资源竞争的论点，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底层民众被建构为包藏排外暴力祸心的族群，而这不过是“归咎受害者”（blaming the victim）意识形态解释的又一个经典范例。其次，若底层黑人民众的经济社会地位得以改善，则排外暴力问题也将缓解，这似乎过度简化了排外暴力事件背后的社会复杂性。此外，在排外暴力事件中，同样涉及本土商贩的利益，底层民众几乎专门攻击外籍黑工开设的便利店，而很少攻击白人开设在社区周边的连锁超市。而且，同样是在城市底层社区中开设杂货店与从事小商品贸易，中国商店及中国商人并没有成为特定的排外对象。16

虽然群际接触理论与族群竞争理论都试图构建关于族群冲突问题的分析框架，但由于研究路径上的依赖，总体上仍然认为排外暴力问题产生的主要因素为族群之间的接触、互动与竞争，并没有就族群接触与竞争的制度环境展开讨论。事实上，无论是族群接触还是族群性资源竞争，都依赖于社会行动者在常规竞争中所采取的制度化手段，如意识形态、制度框架与社会组织等。17而这恰是社会学关于族群问题研究的突破口，即通过展现社会行动者如何依据制度环境及复杂多变的地方情境，界定和建构族群关系的实践规则，来解释排外暴力问题的制度性根源。

（二）公民身份与族群关系

公民身份制度是现代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它构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解释的重要维度。近年来，关于移民问题及移民政策的争辩，使得公民身份理论成为学者分析全球化时代族群关系问题的主流理论范式。学术界围绕本国民众与外国移民之间的身份差异和族群差序进行了一系列颇具启示的社会学研究，并以此分析了排外暴力等全球化时代族群关系问题的制度基础。

尽管公民身份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城邦政治思想，18但明确提出并加以系统研究则源于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Thomas Marshall）。马歇尔认为，公民身份是“一种地位（status），一种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享有的地位，所有拥有这种地位的人，在这一地位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上都是平等的”。19换言之，公民身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共同体的成员资格（entitlement），与这种成员资格相连的是一整套平等的公民权利和义务。

虽然马歇尔等人认为公民身份是一个平等的制度体系，有利于对抗阶级不平等和弥合阶级裂痕，进而促进社会团结和族群整合，但20世纪末期以来，这种整合性的制度体系，因为全球化的深入与跨国移民潮的兴起而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学者的研究指出，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身份与封闭的政治共同体，即“国籍”密切相连。20公民身份大多是从父辈继承而来，是一种先赋身份。21例如，在德国，由于有着取决于父母国籍的惯例，公民身份本质上也就成为一个血统和出生的问题。22

还有学者认为，基于“国籍”这一法律意义及意识形态的明确区分，公民身份制度对外国移民形成身份区隔与社会排斥，而国家的重要职能，就在于强化本国边境的管理及实现对外国移民的控制。23换言之，公民身份制度具有双重功能，既是一种与本国民众相关的社会整合制度，也是一种针对外国移民的社会排斥制度，而其标准则在于是否拥有国籍。此外，尽管许多外国移民拥有合法居留权利，但其所享有的公民权利却是不完整的，而那些非法移民或难民，他们不仅不能享受任何形式的公民权，且随时有被驱逐出境的风险。24

相关研究还指出，在欧盟，尽管号称“超国家公民”（supranational citizenship）的“欧洲身份”概念代表了一种对传统以国籍为基础的公民身份制度的超越，并对欧盟范围内原本基于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重构及族群关系整合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欧洲身份在实践过程中也产生了新的身份不平等与针对外国移民的社会排斥，即一边是来自欧盟成员国的正式公民，另一边则是来自非欧盟国家的外国移民。正是因为公民身份不平等所带来的区隔与排斥，外国移民难以融入欧洲社会，进而产生排外、恐怖袭击等族群关系问题。25易言之，公民身份在实践过程中包含两种矛盾性的力量，一种是弥合阶级裂痕和促进社会团结的族群整合力量，一种是排斥外国移民和造成社会裂痕的族群分裂力量。因此，公民身份理论也成为理解和分析全球化时代族群关系问题的重要视角。

公民身份的主要作用之一在于确定“我们”和“他们”之间社会关系的性质。虽然公民身份制度对于外国移民而言并非完全是绊脚石，例如，外国移民可以通过移民政策而享有一定的公民权利，也可以通过利用制度空隙或政府能力不足等方式来实现非法居留和打黑工，但这种社会关系的性质，主要还是由拥有公民身份或国籍的一方加以确定和诠释的，即由代表“我们”的政府来决定和选择谁能够成为我们。在这一过程之中，外国移民群体常常处于弱势或失语的状态，国家内部会产生一种新的族群关系不平等，即本国民众与外国移民的关系不平等。

具体到南非的排外暴力问题，相关学者也围绕着本国民众与外国移民之间的身份差异进行了一系列颇具启示的研究，并注意到了公民身份与排外暴力之间复杂的社会文化机制。26例如，有学者认为，在南非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白人政权通过种族、民族、性别、阶层与地域群体等泊来概念，系统建构起白人与黑人、本地人与外地人、本国民众与外国移民的二元身份制度，并通过法律与政治制度等来加以强化；而在后种族隔离时代，因社会转型不公所导致的二元身份制度固化，针对外国移民的区隔与排斥问题持续再生产，进而造成频繁的排外暴力。27

需要指出的是，相关研究虽然运用公民身份理论分析南非排外暴力问题的制度环境，但大多关注公民身份制度的排他性特征，仍然难以脱离资源竞争理论的窠臼，即公民身份制度被演化成为底层民众排斥外来竞争者的动员机制或手段。事实上，公民身份本身就包含了促进社会团结和族群整合的包容性制度因素。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与族群关系问题的新变化，仅仅关注公民身份的排斥、区隔、冲突等消极面向，容易忽略群际接触过程中所蕴含的包容、接纳、理解等积极面向，从而片面理解公民身份与族群关系之间复杂的社会关联。

综上，本文认为，我们不仅需要关心公民身份制度实践与排外暴力事件之间的社会关联，从而研究排外暴力问题的制度基础，同时也要研究公民身份制度演进与排外暴力化解的关系，以探索全球化时代族群关系问题治理的可能途径，进而在整合群际接触理论与资源竞争理论的基础上，拓展国际移民问题的理论范式和研究路径。有鉴于此，本文研究从排斥性与包容性两个维度分析公民身份制度在南非底层社区的实践机制，并进一步探索化解排外暴力和促进外国移民社会融入的路径与机制。

三、公民身份与外籍黑工

（一）公民身份制度与种族关系演变

南部非洲地区的人口流动是一个持续性的历史现象。早在欧洲殖民者涉足非洲大陆及南部非洲现代民族国家边界划定（即1885年的柏林会议）之前，由于牧业生计的流动性，以及该地区的人口增长、部落战争、干旱、瘟疫等自然或社会原因，人口流动一直十分频繁。祖鲁、科萨等南非主体黑人民族本身的形成，就是西非地区班图人在向南迁徙的过程中，不断与当地土著互动和通婚的结果。15世纪末期以来，随着殖民主义的兴起与白人移民的增加，以及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矿业开发和移民劳工制度的形成，南部非洲地区的人口流动和族群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与多元，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及公民身份制度也在该地区逐渐建立起来。

然而，在殖民统治及种族隔离制度之下，白人政权通过强化一种黑白有别的二元公民身份制度，来不断限制甚至剥夺黑人的公民身份权利，从而试图建立一个将所有黑人排除在外的“白人南非”。例如，在种族隔离时期，白人政权通过“班图斯坦”（Bantustan）等制度，来推动黑人部落所谓的“自治”和“独立”，进而系统剥夺南非黑人的国籍和公民待遇，使其成为廉价的移民劳工。28基于黑白二元的公民身份制度，黑人事实上丧失了基本的公民权利和人身自由，南非的种族矛盾空前激化。

随着种族和解与社会转型的深入，在后种族隔离时代，新南非政府试图克服过去分裂性的、黑白有别的二元身份制度，进而通过一种平等的、整合性的公民身份制度设计，来弥合种族分歧和培育新的社会凝聚力。黑人等过去被剥夺公民身份和权利的弱势种族，也逐渐纳入公民身份制度框架之中，从而避免了种族仇杀和社会动乱，并在种族和解及族群冲突问题治理上取得了举世公认的社会进步。29

就公民身份制度对于族群关系的整合性意义而言，当前南非的公民身份制度不在于强调原先因种族、民族、语言、宗教等差异而形成的差异性身份认同，而是希冀在一个族群关系复杂与身份认同多元的共同体内部，提供一个共享的价值观和共同的身份认同，促使不同种族、民族及宗教背景的公民之间形成祸福相依、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创造一种平等和包容的公民身份制度，进而促进社会团结与实现国内种族及族群关系问题的逐步解决。易言之，在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公民身份制度具有族群整合的功能，即通过不断将黑人等弱势群体和少数民族纳入统一的公民身份制度框架之中，从而实现种族和解的推进。而种族关系的改善，反过来促进了南非民众对于公民身份制度的认可，以及提升对提供这种制度的新南非的认同，进而有利于社会团结和“彩虹之邦”的建构。

（二）移民政策与外籍黑工

为了应对全球化与跨国移民的兴起，公民身份制度一方面通过界定“谁是我们”（即拥有公民身份和共同体成员资格的本国民众）、“谁不是我们”（即不拥有公民身份的外国移民），进而应对外国移民对主权及国家安全可能造成的威胁；另一方面，通过赋予外国移民以永久居留权或公民权等移民政策，公民身份制度还可以界定“谁可以成为我们”，来促进外国移民的社会融入与社会整合。政府极力通过移民政策来区分各种背景的跨国移民：那些被认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如投资者及专业技术人员，政府常会打开方便之门来促进其迁入或自由往返；而那些被认为对国家“没有用的人”或“用处不大的人”，如没有经济能力与技术的体力劳动者，政府则会采取各种居留限制或干脆将其拒之国门之外。

纵观南非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来自非洲地区的外国移民一直是南非劳工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南非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如此，自殖民时期以来，始终存在着黑与白、原住民与外来者、本国民众与外国移民之间的冲突，种冲突亦随着全球化的加深而变得复杂。

需要强调的是，“外籍黑工”这一带有歧视性、污名化的身份概念，并非内生于底层社区，而是一个由白人殖民统治者及种族隔离政权制造和强加的外来概念，30是白人政权对黑人移民不断进行政策性限制与排斥所衍生的结果。31在种族隔离时期，白人政权移民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引进白人移民、资本和技术来振兴南非经济。例如，在种族隔离时期，为了缓解因国际制裁与本国白人外逃所带来的经济困境，白人政权曾先后将来自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地的东亚人尊为“荣誉白人”，并赋予其除选举与兵役之外的南非白人国民同等待遇。32而那些来自非洲地区的黑人移民，则更多地被定义为外国劳工而不是移民，除了在矿山等地工作，不能享受任何其他的公民权利，甚至连人身自由都受到极大的限制。

基于《班图人法律修正案》（the Bantu Laws Amendment Act of 1963）、《外国人控制法》（the Aliens Control Act， 1963）等移民法案，白人政权对外籍黑工的进入、工作与居住等权利进行严格管理与控制。以难民政策为例，在1991年新修订的《外国人控制法》（the Aliens Control Act，1991）中，白人政权不仅否定与限制难民权利，不承认难民地位，并采用“非法的”“被禁止的”“不受欢迎的”等词汇来形容难民，内务部可以任意驱逐难民出境。33

1994年种族和解后，黑白有别的二元身份制度被打破，南非的移民政策也有所调整。以1996年《南非共和国宪法法案》（1996年第108号法）为基础，南非社会对外籍黑工的系统性歧视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改善。此外，南非政府通过了《难民法案》（the South African Refugees Act， 1998）等一系列新的移民政策，强调对外籍黑工的权利进行保护，新南非也被形容为“非洲贫苦大众自由、和平与繁荣的避风港”。34

尽管新南非政府的历次移民制度改革都试图解决外籍黑工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移民法规在实践过程中遭遇诸多尴尬，外籍黑工的身份权利仍然难以明晰和保障。

一方面，自21世纪以来，津巴布韦、刚果、索马里等国因战争、自然灾害、经济崩溃等原因动荡不安，不堪苦难的民众开始铤而走险，通过各种方式非法入境南非。例如，自2000年以来，因为穆加贝土地改革不当导致国家经济崩溃，在南非打黑工的津巴布韦人估计在300万至500万之间，35而2015年南非人口总数还不到6000万。

另一方面，移民政策不仅与其如何看待外国移民，特别是如何对待外籍黑工的公民身份制度相关，也与本国经济状况高度相关。在经济形势较好时，移民问题可以搁置一边，而在经济出现问题时，移民问题便凸显出来，民众和政府对待外籍黑工的态度开始变得不友好。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南非经济长期处于低增长的泥淖中，失业率常年徘徊在25%左右，许多外籍黑工就成了南非底层民众高失业率的“替罪羊”。虽然对外籍黑工的非法居留与打黑工问题保持较为温和、克制的态度，能不遣返则尽量不遣返，但随着经济形势与就业问题的持续恶化，南非政府不得不检讨与修改移民法规，并通过压缩工作签证、收紧难民纸、遣返非法移民等方式，来加强对外籍黑工的控制，以防止本国民众失业问题的恶化和排外情绪的高涨。

此外，尽管南非政府明确反对排外暴力行为，并在公共资源的分配过程中赋予外籍黑工以一定的公民待遇，如可和本国民众一样免费使用公立医院的医疗资源与公立学校的教育资源等，但这些措施并不足以推动本国民众对于外籍黑工的接纳和促进外籍黑工的社会融入，甚至成为排外暴力的重要原因。即在持续性的生存困境与发展压力下，一些南非底层民众将这些不断涌入的外籍黑工视为抢占南非公共资源的“外来强盗”，并认为应该将其驱逐出境。

四、身份区隔与排外暴力

（一）身份区隔与社会排斥

族群边界往往在群际接触和资源竞争过程中形成。在全球化时代，基于国籍的公民身份制度则是族群边界建构的重要途径。在南非，尽管有相同或相近的遭遇，但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黑工并没有跨越国籍的界限而成为一个共同体。相反，他们之间基于国籍发展出诸多特定的身份认同，如“尼日利亚人”“安哥拉人”“莫桑比克人”“索马里人”，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外籍黑工的社会融入难度。对南非民众而言，这些基于国籍所发展的身份认同有着特定的社会意涵，如尼日利亚人是“残暴的犯罪分子”，索马里人则是“使用巫术的奸商”。尼日利亚人不仅被南非媒体、警察、移民局官员及普通民众认为是“极度危险”与“残忍”的皮条客、绑匪和毒品贩子，36尼日利亚籍留学生也被其同窗、当地人、外国移民及政府官员所歧视。37事实上，相关研究指出，南非的尼日利亚人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并从事高技术含量的职业，有学者、工程师、医生和服装设计师，还有的开设酒吧、饭店和美发厅等，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38

虽然公民身份制度通常是宏观的、抽象的，但在日常社会中，通过语言、肤色、宗教、服饰等标志，公民身份的社会标签得以凸显，从而使得基于公民身份的社会排斥成为可能。在南非的城市底层社区，外籍黑工之所以导致底层民众焦虑不安并采取排外暴力等方式来试图将其驱逐出他们生活的社区，除了因为这些外籍黑工抢占了本国民众的工作机会或制造了社会问题，重要原因还在于，这些大量涌入的陌生人，与其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本国民众存在着诸多的不同，而这种不同恰好又激化了基于公民身份差异所发展出来的底层民众的排外情绪。

作为南非社会的外来者，外籍黑工前往南非的历程并不顺利，并不见得比中东、北非移民通过地中海偷渡进入欧洲容易。外籍黑工要为之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中一部分人甚至因此丧命。实地调查发现，几乎每个外籍黑工都有着各自不同的苦难故事，以及对南非这片土地感恩与担忧的复杂感情。在外籍黑工看来，他们不是来南非制造族群冲突，而是试图逃离国内族群冲突；他们不是来南非抢占工作机会，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美好生活，同时回馈当地社会和促进南非经济发展。

由于高昂的房租和缺乏合法身份办理租赁合同，外籍黑工很少在高档白人社区居住。此外，基于安全等方面因素考虑，白人房东也大多选择不将房子出租给外籍黑工。为此，外籍黑工更多地选择在城市底层社区租房。许多南非底层民众的重要收入来源，就是在社区周边修建棚屋，然后将其出租给外籍黑工。然而，边缘者的这种结合，并不必然等于底层民众与外籍黑工的群际接触与良性互动，亦不能将此浪漫化为“彩虹之邦”大同理想的在地化。事实上，尽管生活在同一社区，基于公民身份的区隔，这些外籍黑工大多过着与底层民众互不相干的生活。例如，从语言使用情况来看，除双方沟通时使用并不流利的英语外，底层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科萨语、祖鲁语等南非当地语言，而外籍黑工则使用他们本国的土著语言。在居住空间上，外籍黑工主要生活在社区边缘的棚户中，并远离社区公共生活。在宗教生活上，底层民众主要信仰基督教，而索马里、尼日利亚等国外籍黑工则多信仰伊斯兰教。正是由于微观生活世界中的诸多差异，底层民众与外籍黑工之间的身份区隔日趋明显，导致因公民身份所产生的“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社会排斥行为持续增加。

持续发酵的排外心理，使得南非底层民众不愿意学习和了解外来文化，不同情也不接纳外籍黑工，并将其贴上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抢饭碗者与犯罪者等标签。许多底层民众自认为是受害者，指责外籍黑工抢走了原本属于他们的工作机会和女人，挤占了当地公立医院和公立学校资源，并使得本地黑人孩子的发展机会受限。在实地调研中，一些底层民众强调，这些外籍黑工不仅找当地女孩做女朋友，使她们怀孕，然后消失，而且还“殴打他们的老婆或女朋友，并通过打人的方式来彰显他们作为男人的魅力，而这在我们看来是绝对不能容忍和饶恕的”。此外，在健康领域，底层民众也存在着对外籍黑工的恐惧，认为他们带来了艾滋病、肺结核等传染性疾病，并使之在南非泛滥。

本国民众日益强化的排外心理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外籍黑工的社会融入过程。由于南非城市底层社区的排外倾向日趋明显，少数外籍黑工在城市郊野灌木丛中占据了一块营地，搭建棚屋。在这些被本国民众“遗弃”的土地上搭建的棚屋，为外籍黑工提供了庇护所和生存家园，进而形成相对独立的、基于国籍的外籍黑工社区。但这些社区涉及非法占地，因而经常受到警察的驱逐和强制拆除，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外籍黑工与南非民众及政府之间的不信任甚至是敌对状态。

在城市底层社区，当地民众也逐渐建构起一种关于排外暴力的“合理化”解释，认为将这些抢占公共资源和制造各种问题的外籍黑工赶出南非是必须的。虽然南非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不断宣传对外籍黑工的恐慌和排斥是非理性的，围绕他们所引发的只是社会问题，而不是族群问题或宗教问题，但这并没有阻止底层民众的怀疑和排斥。与日俱增的矛盾与误解使得南非民众与外籍黑工之间的关系问题犹如一枚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底层社区的排外暴力事件时有发生。

（二）马普社区的排外暴力冲突

具体到马普社区，底层民众与外籍黑工之间的社会互动并不多，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生活世界的彼此隔离。特别是在零售业等领域，本地商人与外籍黑工间存在着激烈竞争，并成为排外暴力的重要导火索。在马普社区，虽然也有来自其他国家的外籍商人，如来自中国福建福清地区的商人，39但矛盾与冲突主要发生在本地商人与索马里商人之间。

在南非城市中的大多数底层社区，最多的商店是一种当地特有的小型便利店，当地人称之为“spaza shop”。“spaza”是祖鲁语，为“隐藏”之意。在种族隔离时期，黑人的公民权利被严格压制，他们不被允许从事正规的商业活动。此外，白人政权还规定不能在黑人中销售烟酒。为此，许多无业底层民众选择在城市底层社区隐蔽的棚户中开设小型便利店。除销售一些食品和日常必需品外，他们常常销售私烟和私酒，便利店的利润也主要来源于此。

南非城市底层社区的犯罪问题十分猖獗，不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商户都具备极强的防范意识。与南非本地商人的便利店一样，索马里人的便利店也大门紧锁，顾客与店主之间的商业互动主要通过一个留着1米以上高度，有铁防护栏的窗户进行交易。通过窗户，顾客一般只能看到摆在货架上的一些简单货物。顾客需要通过窗口向店主问询他所需要的货物，并通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购买商品。除商品交易过程中的简单互动外，由于索马里商人大多是穆斯林（马普社区底层民众大多信仰基督教或当地传统萨满教），有着与底层民众不同的宗教、语言、文字，乃至饮食和生活习惯，因此一般底层民众与这些索马里商人之间很少有实质性的社会交往。作为外来者，索马里人非常团结和互助，并注重保持原有的宗教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这也加深了底层民众与索马里商人之间的隔阂和猜忌。

在马普社区，本地商人大多单打独干，他们一般从市镇的超市进购食品（如面粉、食用油、糖）、日常生活用品（如牙膏、牙刷、清洁剂、洗衣粉）等，然后在社区零售。这些本地商人虽然大多也接受过教育，许多人还拥有高中文凭，但很少有人接受过专业的商业技能培训或财务管理培训，彼此之间也没有形成固定的供销渠道或商业联盟。此外，这些当地商人基本都没有记账的习惯，对于未来缺乏规划，因此他们的盈利状况普遍不太好。

与南非本地黑人商贩不擅经营不同，因地处连接欧亚非的交通要道上，索马里人素来有“精明而厚道的商人”之称。得益于悠久经商历史的熏陶，许多索马里难民到达南非安顿好后，便开始经商。因受到移民政策的限制与当地民众的排挤，索马里人不仅在居住方式上呈现出主动聚居的形态，其生计方式也逐渐发展成一种聚合形态。相较于南非本地黑人商贩的单打独干，索马里商人的成功得益于他们的集体行动。40他们通过集体批发的方式，从批发商或工厂那里获得较低价格的商品。在马普社区，即便经营同样的商品，索马里商人的便利店物美价廉，且商品种类较多。因此，底层民众更多选择来索马里便利店。

索马里商人的成功使得原本竞争十分激烈的小商品市场进一步恶化。由于缺乏培训、资金支持与相应的财务知识，本地商人无法与索马里商人展开竞争。激烈的竞争环境使得当地商人嫉恨这些来自索马里的商人，并质疑为什么政府允许索马里人在自己的社区内做生意。他们开始散步谣言，将索马里商人的成功建构为“操弄巫术”的结果，并宣称这些索马里商人刚过来的时候还一无所有，没过两年就能在马普社区开好几家店铺，甚至还买了小汽车。在南部非洲本身就流行巫毒娃娃（voodoo poppet）等巫文化，加之南非城市底层社区医疗资源匮乏等原因，黑人小孩常常有夭折或其他意外死亡的情况，本地商人的谎言和煽动，成功地激发了许多底层民众对索马里商人的恐慌和仇恨，进而引发大规模的排外暴力冲突。

由于本地商人与索马里商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底层民众不断高涨的排外暴力情绪，马普社区的排外事件早在2006年8月底已发生。受本地商人怂恿，一群无业青年攻击了马普社区的索马里便利店。在这一过程中，超过200名底层民众参与了针对索马里便利店的打砸抢烧活动，27家索马里便利店被损毁或损坏，许多商品，包括面包、面粉、食用油与蔬菜等被抢走。大约35名索马里人被迫去周边的警察局寻求庇护。在索马里商人撤离马普社区后，他们居住的棚户也成为底层民众打砸抢烧的目标，家中的床、炉具及其他家具也被搬走。41

在南非爆发全面排外骚乱的2008年5月，与许多城市的底层社区一样，马普社区也未能幸免。在本地商贩的煽动及无业青年的带动下，民众乘乱殴打并赶走了社区中的索马里商人，洗劫了他们的店铺，抢走了便利店里的商品。在排外暴力骚乱中，许多外籍黑工遭到毒打。除一名索马里儿童因排外暴力死亡外，还有许多索马里商人及来自其他国家的外籍黑工受伤入院。数千名居住在马普社区的外籍黑工只能再次出逃，去地方政府设立的临时紧急避难所，或者附近的教堂、市政厅、学校和警察局等公共场所避难。位于马普社区边上的西蒙镇（Simon’s Town）的南非海军基地的军营也免费安置了大量逃难的外籍黑工。

五、社区公共论坛与公民身份制度变迁

公民身份制度在底层民众与外籍黑工之间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墙，不仅阻碍两者之间的群际接触与外籍黑工的社会融入，而且导致了身份差异与族群冲突，南非城市底层社区的排外暴力事件频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排外暴力没有化解之道。自2006年排外暴力事件首次出现，过去的十多年间，马普社区一直在积极寻找化解排外暴力的有效途径。与大多数城市底层社区不同，面对排外暴力问题所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马普社区的精英致力于“推倒”底层民众与外籍黑工之间的身份“高墙”，架起彼此之间对话协商的桥梁。在社区精英的协调组织下，以对话协商为主要手段的社区公共论坛开始在社区内部发挥作用，马普社区逐渐发展出化解排外暴力和促进外籍黑工社会融入的可能途径。

（一）社区公共论坛与排外暴力问题治理

基于20世纪50年代的集团居住法案（Group Areas Act，该法案于1991年废除），开普敦被划为“白人专属区域”，工作和生活在该地区的黑人民众被驱逐。随着1986年以来白人政权衰落和户籍制度放开，大批黑人从贫穷的乡下涌入大城市打工，类似马普社区这样的非正式定居点大量形成，进而发展成为现在的底层社区。由于黑人底层社区穷、税收少，地方政府没有稳定的税源设立警察局、42医院等公共设施，政府的控制能力十分有限。再加上近年来不断涌入的本国移民和外籍黑工对城市底层社区治理的冲击，当地底层社区普遍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为此，在南非城市底层社区的治理过程中，社区精英的作用十分关键。

与南非黑人农村社区治理中的传统领袖制度不同，43城市底层社区的精英构成较为多元。除政党基层活动人士、地方议员（local councillor，即社区代表）、牧师等有政府或宗教背景的人员外，社区精英通常还包括那些有着帮派背景的社区居民，他们一般年龄在40岁左右，且经济条件较好。尽管这些有帮派背景的社区精英常常因涉黑而导致警民冲突，44但对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城市底层社区而言，这些社区精英在社区治理中往往扮演着维护治安和扶危济贫的重要角色，并承担着冲突仲裁与人际关系协调的功能，因此他们的社会威望往往也较高。此外，由于治理资源和治理能力有限，地方政府事实上默许这些有帮派背景的社区精英在城市底层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

在南非的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以对话协商为手段的社区公共论坛是解决社区内部问题的常用方式。45在2006年排外暴力事件发生后，为防止排外事件演化成为影响社区发展的常规化问题，这些社区精英开始积极地寻求解决方案。他们组织小范围的非正式公共论坛，召集社区中的本地商贩与索马里商贩，共同对排外暴力问题进行协商，从而希望逐渐消除排外戾气和化解排外暴力。2008年排外暴力事件发生时，在地方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下，社区精英还建立了一个正式的社区公共论坛，希望通过公开对话的方式，探讨并寻求缓和底层民众与外籍黑工之间日益紧张关系的途径。此外，由于公民身份本身是一个外来的、被白人政权强加的概念，且底层民众长期以来是黑白二元公民身份制度的受害者，他们对于外籍黑工的生存困境及二元公民身份制度的恶果有着切身体验，这也使得运用以对话协商为基础的社区公共论坛来解决排外暴力冲突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在社区公共论坛的运作过程中，最大的难题在于利益的分化和意见的不同，为此拉锯状况经常出现。然而，这也正是社区公共论坛的魅力所在，即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社区居民共同面对的问题。在刚开始的时候，由于彼此之间的仇恨和恐惧导致双方沟通、和解的意愿极低，不仅本地商贩不支持论坛的运作，就连索马里商人也没有参与的意愿，他们对社区公共论坛表示不理解和不相信。此外，在对待索马里商人的态度上，底层民众也不尽相同。本地商贩认为，索马里人在社区经商加剧了他们的经营困境，而且还使用“巫术”不当谋利，应该将索马里人驱赶出去。而在大部分底层民众看来，索马里商人为其提供了廉价商品和便捷服务，本地商人应该反思他们的经营模式，提升经营能力，而不是排挤索马里商人。即使赶走了索马里人，他们也不会去本地商人那里购买高价商品。

虽然马普社区公共论坛的规模并不是很大，但在排外暴乱硝烟弥漫的2008年5月，相比南非其他城市的底层社区，马普社区能够更为积极地采取各种措施来应对排外风暴给社区带来的冲击。这种成功也促使马普社区进一步强化了羽翼未丰的社区公共论坛。而且，随着2008年南非全国性排外暴力形势的恶化，不仅索马里商人，其他外籍黑工群体也开始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危险，并主动要求加入到社区公共论坛的对话与协商过程中。为吸引更多的外部资源和增强论坛的公正性，政府官员、宗教组织代表及各种民间团体也都应邀参与到社区公共论坛中，共同商谈排外暴力冲突的解决途径，马普社区公共论坛的运作也渐入佳境。

目前，马普社区公共论坛已有超过40位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与不同阶层的社区代表，从而成为马普社区主要的社区自治理组织之一。此外，由于制度化的对话协商机制的建构，社区公共论坛也成为底层民众与外籍黑工群际接触和对话协商的重要平台。

在社区公共论坛运作的基础上，社区精英还进一步通过各种实际行动来解决排外暴力问题。例如，社区精英通过车顶装有扩音器的流动宣传车，在大街小巷循环播放“在马普社区，我们不杀外国人”等类似话语，以及积极利用学校教育、媒体宣传等方式，将社区反对排外的态度传递给正在外逃的外籍黑工。其次，社区精英还挨家挨户上门疏导本地民众的仇外心理，动员他们上缴并归还偷抢物品，并与警方一起，甄别并抓捕杀害索马里儿童的犯罪嫌疑人。此外，社区精英还通过公开发表道歉声明等方式，呼吁在外避难的外籍黑工返回马普社区。他们前往流离失所的外籍黑工临时营地与避难所，承诺给那些身体与心理受到严重创伤的外国移民以广泛的社会支持，并承诺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在社区精英、宗教人士及警方的共同努力下，社区内部的排外情绪逐渐平息，外籍黑工也逐渐返回马普社区。

在愈合排外暴力伤疤与促进社会团结的过程中，马普社区通过社区公共论坛来应对排外暴力问题的艰苦努力，得到了南非社会的认可。每年，南非著名的非政府组织——正义与和解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都要颁发年度和解奖（Reconciliation Award），旨在表彰那些为种族和解付出努力与作出贡献的南非公民。在2008年之前，该奖的获得者主要是个人，如媒体人、歌手、讽刺作家、政治评论员和政治家。2008年，该奖项第一次颁发给了一个组织，即马普社区，用来表彰该社区民众在极端困难的生存环境中，还能通过自身努力，创造一个与外籍黑工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的社区环境。

（二）公民身份制度变迁与外籍黑工的社会融入

由于社区精英、底层民众、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在马普社区，社区公共论坛不仅使外籍黑工的基本居住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同时促进了底层民众与外籍黑工之间的群际接触，从而增进了彼此间的理解和信任、接纳与融入，因公民身份差异所产生的族群裂痕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复，进而促进了社会团结。自2008年后，马普社区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排外暴力事件。马普社区的成功经验也鼓舞了许多饱受排外暴力冲突困扰的城市底层社区。通过社区公共论坛来疏导排外情绪和应对排外暴力冲突的模式，也开始在南非各地推广和应用。

在移民问题与排外暴力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一种超越特殊族群认同、国家认同与宗教信仰的强大凝聚力和纽带关系的建立是非常必要的。为此，在化解排外暴力的基础上，马普社区还希望通过一种更加包容性的公民身份制度，将处于边缘弱势群体的外籍黑工整合进社区，使他们被底层民众接受，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通过歧视与污名、隔离与恐惧、谎言与暴力等排斥性的公民身份制度运作，将外籍黑工排斥在社区公共生活外。

在实践过程中，以社区公共论坛为基础的包容性公民身份制度的建构，不仅推动了外籍黑工逐渐融入南非城市底层社区，培育了外籍黑工在地化的归属感，也使得底层民众认识到外籍黑工的生存困境并愿意接纳他们，进而凝聚社区共同生活的向心力，实现社区团结的目标，促进了群际接触与族群融合。在马普社区，以索马里商人为代表的外籍黑工的声音在对话协商过程中逐渐被倾听、被考虑，不仅使得底层民众接纳了外籍黑工，同时也促进了外籍黑工社区意识的建构，从而实现社区融入与共同发展。

随着对话协商机制的制度化，社区公共论坛的运作创造了这样一种族群关系：底层民众普遍理解外籍黑工的生存困境和生活习惯，愿意接受外籍黑工成为社区中的一员，而不再仅仅是外来者和资源竞争者；其次，双方之间的问题通过对话协商而不是暴力冲突的方式来解决，进而实现了以社区为基础的包容性公民身份建构，使得底层民众逐渐愿意接纳而不是排斥外籍黑工。虽然公民身份制度在其实践过程中造成了底层民众与外籍黑工之间的身份差异，有可能导致族群区隔与排外暴力，但在马普社区，公民身份制度也可能演绎出新的包容性和整合性的身份制度，从而发展出化解排外暴力的社会途径。

具体而言，包容性公民身份制度的关键，不仅仅在于赋予外籍黑工以合法居住及工作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要直面底层社区不同族群所遭受的社会不公正与不平等，促使这些不公正的因素能够在公共论坛等公共空间中得到公开讨论，使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弱势族群能够公开发表意见，促使他们的诉求能够落实到社区或国家的政策实践过程中，从而实现公民身份制度的变革。换言之，以社区为基础的包容性公民身份制度建构，不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公民身份资格的获得过程，而是一个底层民众与外籍黑工通过群际接触而实现彼此接纳与融入的社会过程。尽管底层民众的生计生活异常困难，但他们能够与外籍黑工共享社区的发展机会，从而为“彩虹之邦”的建构与南非的包容性发展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包容性公民身份制度的建构，并不必然意味着排外暴力的化解与族群共融的实现，南非城市底层社区的排外暴力冲突也远没有结束。由于南非底层社区的公共资源极度缺乏，社区自治理能力有限，这种来自底层的社区公共论坛运作及包容性公民身份制度的建构尚需要政府力量的积极介入与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参与。

虽然南非积极推动种族和解，并强化“彩虹之邦”的国族建设，但南非毕竟是一个经历过严重种族隔离与族群撕裂的国家，歧视、区隔和偏见已深植于普通民众的历史记忆中。46近年来，随着南非贫富差距加大与阶层分化加剧，社会生活层面的歧视性态度与行为不断显现。令人不安的是，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对于他者的区隔与排斥不仅指向没有公民身份或国籍的外籍黑工，同时也可能指向那些“非我”族群。47这也意味着，如不加以疏导和治理，针对外国移民的排外暴力也有可能发展成为南非黑白种族冲突的新形式，甚至造成国家分裂与内战。48为此，面对境内数量庞大的外籍黑工和仍然严峻的排外暴力问题，南非政府开始通过修订移民法、加强出入境管理等方式，一方面加强对外籍黑工的管理和控制非法移民入境，另一方面也为在南非居住和生活的外籍黑工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此外，在治理能力有限的背景下，南非政府还积极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希望通过增加公共服务的资金投入和拓宽外国移民入籍途径等方式，推进公民身份制度变迁与促进外籍黑工的社会融入，进而实现排外暴力问题治理和族群关系和谐。

六、结论与反思

随着全球化与跨国移民潮的兴起，本国民众与外国移民之间的群际接触和资源竞争不可避免，排外暴力也日渐演化为当代民族国家内部族群关系问题的新形式。作为整合族群关系和促进社会团结的制度化工具，公民身份制度在全球化时代面临道德尴尬和现实困境。面对日渐凸显的本国民众与外国移民之间的族群关系问题，如何通过公民身份制度调整来促进两者之间的群际接触与良性互动，进而通过更加包容的公民身份制度框架来促进外国移民的社会融入，成为全球化时代族群关系问题研究的重要议题。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本国民众与外国移民之间通过对话与理解、交流与协商，就排外暴力问题的治理与外国移民的社会融入等问题达成共识，不仅符合“美人之美”与“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49也符合全球化时代族群关系问题治理的现实需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公民身份制度的实践蕴含了族群整合的条件，但关于传统公民身份的讨论几乎都以民族国家的国籍为前提，这有可能加深而不是冲淡民族国家的界线，进而导致不同国家人民之间不平等的合法化。在一个承认族群权利差别的社会，公民身份制度既是族群关系不平等的产物，同时也在实践中进一步固化了族群不平等，并有可能成为一种社会动员的手段与针对“非我”族群排外暴力的工具。虽然共识可以在族群交流与对话过程中达成，但如果这种对话与交流处于某一方的控制之下，那么，这种共识难以实现，问题也难以得到最终解决。50换言之，由于身份关系的不平等，现有的公民身份制度难以为本国民众和外国移民提供对话协商机制，因此难以化解排外暴力冲突和促进外国移民的社会融入。

无论在南非等发展中国家，还是在欧美发达国家，外国移民的社会融入过程都是困难且漫长的。在现代民族国家制度体系及现有公民身份制度框架下，为促进全球化时代的外国移民问题的善治，需重视本国民众与外国移民之间因公民身份差异所导致的族群冲突问题。与以往公民身份制度所造成的恐惧、仇恨、谎言与暴力等族群冲突问题有所不同，南非城市底层社区的社区公共论坛运作及包容性公民身份制度建构，蕴含了对话、协商、理解与接纳等族群整合因素，是全球化时代和谐族群关系建构的一种有益探索。为此，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及既有的公民身份制度框架下，一方面需要对公民身份与族群冲突之间的社会关联进行分析和反思，另一方面需要凸显地方社区与普通民众在跨国移民问题治理中的主体能动性，进而通过公民身份制度的持续调整来促进外国移民的社会融入和全球化时代的族群关系整合。

*本文研究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号：201813002）的经费支持。

【注释】

①Carol Adjai and Gabriella Lazaridis， “Migration， Xenophobia and New Racism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Studies， Vol. 1， No. 1 （April 2013）， pp. 192-205.

②在死亡的62人中，有21名南非人，11名莫桑比克人，5名津巴布韦人，3名索马里人，以及22名不明国籍的外籍黑人。D. Everett， “‘Xenophobia’， State and Society in South Africa， 2008-2010，” Politikon， Vol. 28， No. 1 （March 2011）， pp. 7-36。

③Marion Ryan Sinclair， “‘I Know a Place that is Softer than this...’-Emerging Migrant Communities in South Afric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37， No. 2 （December 1999）， p. 466.

④Pumla Gqola， “Brutal Inheritances： Echoes， Negrophobia and Masculinist Violence，” in Shireen Hassim etc. （eds.）， Go Home or Die Here： Violence， Xenophobia and the Reinvention of Difference in South Africa， Johannesburg： Wits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⑤Bronwyn Harris， “Xenophobia： A New Pathology for a New South Africa？” in D. Hook & G. Eagle （eds.）， Psychopathology and Social Prejudice， Cape Town：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Press， 2002， pp. 169-184.

⑥参见David Matsinhe， “Africa’s Fear of itself： The Ideology of Makwerekwere in South Afric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2， No. 2 （March 2011）， pp. 295-313。

⑦主要指从南非东开普省贫穷乡下来开普敦谋求生计的科萨族农牧民。

⑧生活在南非城市底层社区中的外籍黑工大部分是没有合法身份登记的非法移民或寻求庇护者，身份资料不完备且流动性十分强，对其总数很难有一个准确的统计。

⑨Gordon W. Allport，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54， p. 537.

⑩Christina Steenkamp， “Xenophobia in South Africa： What does it Say about Trust？” The Round Table， Vol. 98， No. 403 （July 2009）， pp. 439-447.

11Bronwyn Harris， “Xenophobia： A New Pathology for a New South Africa？” in D. Hook & G. Eagle （eds.）， Psychopathology and Social Prejudice， Cape Town：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Press， 2002， pp. 169-184.

12J. Crush， “The Perfect Storm： The Realities of Xenophobia in Contemporary South Africa，” Migration Policy Series 50 （2008）， pp. 1-67.

13J. Crush， “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 Migration， Xenophobia and Human Rights in South Afric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38， No. 6 （December 2001）， pp. 103-133.

14郝亚明：《西方群际接触理论研究及启示》，载《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

15Human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 （HSRC）， Citizenship， Violence and Xenophobia in South Africa： Perceptions from South African Communities， Pretoria： HSRC， 2008； J. Misago， “Xenophobic Violence in South Africa： Reflections on Causal Factors and Implications，” Policy Studies Bulletin at CPS， Vol. 10， No. 3 （August 2009）， pp. 3-8；A. Charman and L. Piper， “Xenophobia， Criminality and Violent Entrepreneurship： Violence Against Somali Shopkeepers in Delft South， Cape Town， South Africa，” South African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43， No. 3 （October 2012）， pp. 81-105；杨立华：《南非的民主转型与国家治理》，载《西亚非洲》2015年第4期。

16在南非的底层社区，中国商人与底层民众的关系十分复杂。作为外国移民，尽管南非的中国人也存在打黑工及非法经营等问题，但根据笔者的实地研究，由于南非中国人的经济状况普遍较好等原因，底层民众倾向于将中国人视为“商人”而不是“黑工”。

17参见郝亚明：《西方群际接触理论研究及启示》；关凯：《社会竞争与族群建构：反思西方资源竞争理论》，载《民族研究》2012年第5期。

18参见汤葆青：《公民身份的历史演变及其当代启示》，载《江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19［英］ T·H·马歇尔、安东尼·吉登斯等（著），郭忠华、刘训练（编）：《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20Keith Faulks， Citizenship，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132.

21Bryan Turner， “Contemporary Citizenship： Four Types，” Journal of Citizenship and Globalisation Studies， Vol. 1， No. 1 （January 2017）， pp. 10-23.

22［英］  T·H·马歇尔、安东尼·吉登斯等（著），郭忠华、刘训练（编）：《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第211页。

23Brubaker Rogers， 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1.

24Lydia Morris， Dangerous Classes： The Underclass and Social Citizenship，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25参见［法］ 达波洛尼亚：《种族主义的边界：身份认同、族群性与公民权》，钟震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0—66页。

26A. Morris， “ ‘Our Fellow Africans Make Our Lives Hell’： The Lives of Congolese and Nigerians Living in Johannesburg，”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21， No. 6 （June 1998）， pp. 1116-1136； M. R. Sinclair， “Community， Identity and Gender in Migrant Societies of Southern Africa： Emerging Epistemological Challeng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4， No. 2 （April 1998）， pp. 339-353； Christopher Isike and Efe Isike， “A Socio-cultural Analysis of African Immigration to South Africa， ” Alternation， Vol. 19， No. 1 （April 2012）， pp. 93-116.

27Francis B. Nyamnjoh， Insiders and Outsiders： Citizenship and Xenophobia in Contemporary Southern Africa， London： Zed Books， 2006.

28参见孙红旗：《南非白人政权的“分别发展”图谋和“黑人家园”的设立》，载《史学集刊》2008年第6期。

29参见杨立华：《新南非的包容性发展之路——非国大100周年纪念》，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1期。

30Francis B. Nyamnjoh， “Racism， Ethnicity and the Media in Africa： Reflections Inspired by Studies of Xenophobia in Cameroon and South Africa，” Africa Spectrum， Vol. 45， No. 1 （2010）， pp. 57-93.

31Loren Landau （ed.）， Forced Migrants in the New Johannesburg： Towards a Local Government Response， Johannesburg： 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 2004.

32参见Yoon Jung Park， “White， Honorary White， or Non-White： Apartheid Era Constructions of Chinese，” Afro-Hispanic Review， Vol. 27， No. 1 （January 2008）， pp. 123-138。

33［南非］欧本·米热库、葛勇平：《南非难民保护制度研究——对难民地位、权利和义务的分析》，葛勇平译，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0年春季卷。

34J. Crush， “The Discourse and Dimensions of Irregularity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37， No. 1 （January 1999）， p. 126.

35人口统计数据出入大的主要原因，在于无法对经林波波河非法入境南非的津巴布韦人进行精确统计。参见Tara Polzer， “South African Government and Civil Society Responses to Zimbabwean Migration，” Southern African Migration Project， Policy Brief， No. 22 （2008）， p. 6。

36Alan Morris & Antoine Bouillon （eds.）， African Immigration to South African： Francophone Migration of the 1990s， Pretoria： Pretoria and IFAS， 2001， pp. 78-80， pp. 122-140.

37Josephine Azuka Onyido， “Impact of Xenophobia on Nigerian Students in South Africa，”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 Vol. 6， No. 8 （August 2018）， pp. 72-87.

38Aurelia Segatti etc.， “Nigerians in South Africa： Facts and Figures，” Migration Issue Brief 8 （June 2012）， http://www.migration.org.za/wp-content/uploads/2017/08/Nigerians-in-South-Africa-Facts-and-Figures.-Issue-Brief-8a.pdf.

39在马普社区，至少有两家福建商人开的商店。一家为超市，出售各种日用品，另外一家为箱包店，出售各种箱包。这两家商店规模较大，占地50平方米左右，雇员在3人以上，且采取与黑人便利店不同的开放式购物方式。为此，当地黑人认为中国商贩是批发商，而不是便利店店主（spaza keeper）。

40M. Gophe， “Fierce Competition Blamed for Deadly Attacks，” Cape Argus， Sep 2， 2006， p. 7.

41参考Africa Unite， Masiphumelele Small Business Survey： A Study for the Department of the Premier， Cape Town： Provincial Government of the Western Cape， 2007， https://www.westerncape.gov.za/text/2009/2/masi_busine-

ss_survey_report.pdf。

42尽管马普社区及周边白人社区十多年来一直要求政府在马普社区设立警察局，但受制于税收及社区帮派暴力等原因，马普社区一直没有设立警察局。

43参考马正义：《酋长的回归：传统领袖的复兴与南非民主的巩固》，载《世界民族》2018 年第4期。

442015年9月，在马普社区有帮派背景的社区领袖涉案被抓，就曾引发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和长时间的警民冲突。相关新闻报道参考“Masiphumelele Leaders Call for Calm，” EWN News， https://ewn.co.za/2015/10/26/masiphumelele-leaders-call-for-calm， 2019年5月2日访问；“Masiphumelele Residents Stand by Their Leader，” EWN News， https://ewn.co.za/2015/11/02/masiphumelele-residents-standing-by-their-community-leader，  2019年5月2日访问。

45在非洲传统社会内部，存在着一种所谓“大树下的民主”的原始民主制度，共同体成员围大树而坐，在树荫下对与切身利益攸关的社区事务进行对话协商，进而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这种原始的民主制度对当代南非社会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社区公共论坛可认为是这一制度的延续和创新，而不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借鉴和移植。参见徐济明：《非洲传统文化与政治现代化》，载《西亚非洲》1996年第1期。

46任国英、石腾飞：《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历史记忆与转型正义——基于开普敦大学“罗德斯必须倒下”事件的思考》，载《世界民族》2015年第6期。

47Veronique Tadjo， “Constructing the ‘Other’： Learning from the Ivorian Example，” in Shireen Hassim etc. （eds.）， Go Home or Die Here： Violence， Xenophobia and the Reinvention of Difference in South Africa， Johannesburg： Wits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36.

48Christopher Isike & Efe Isike， “A Socio-Cultural Analysis of African Immigration to South Africa，” Alternation， Vol. 19， No. 1 （January 2012）， pp. 93-116.

49费孝通（著）、方李莉（编）：《全球化与文化自觉——费孝通晚年文选》，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版，第30—44页。

50［英］齐格蒙特·鲍曼：《门口的陌生人》，姚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8页。

【作者简介】 刘敏：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Liu Mi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包智明：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Bao Zhiming， School of Sociology， Yunnan Minzu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