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源于佛陀内证的佛教，具有三个依体起用的层面：佛法，即佛证悟到的真理（证法），以及佛在世间传播的言教（教法）；佛学，佛弟子对佛法进行学理研究和修行实践；佛教，在社会中形成的信仰共同体，包括教团组织、礼仪制度和文化表现形式。那么，佛教在与不同时空中的社会和文化形态交互作用，则具有信仰、社会、文化这三个由内向外的层圈。

在佛法、佛学、佛教这三个层面中，佛学源于佛陀的证悟，又以佛弟子觉悟成佛为归宿，故佛学是连结证法和教法，亦即内修与外弘的枢纽。也就是说，佛学作为理论和实践并重的修学体系，基于理性而又超越理性，立足人间而又超越人间。佛法在世间的流布，当然必须借助世俗一切学问共许的理性和逻辑思维。但又必须警惕世俗理性的局限，不能把出世指向的佛学囿限于世俗的理性。契理与契机，是佛法在世间存在和发展的内在要求，但在世间流布中，则往往产生错位和异化，经常陷入僧肇所说的“谈真则逆俗，顺俗则违真”的困境。

二十世纪以降，中国佛教不仅与救亡图强的国运息息相关，在思想领域也面临着佛教入华以来二千年未遇之变局。一、在东西文化的冲撞和交汇中，强势的西学和基督教挤压着佛教的生存空间，迫使佛教现代化的转型。二、学术界对大乘佛教和中国主流佛教的质疑，推动佛教自身的义学研究，在信仰与学术的张力中坚持佛教的主体性。三、来自佛门内部对中国佛教的反省与批判，也推动着佛教领袖人物和佛教知识分子思考佛教复兴的思路和策略。

应对上述三大挑战，百年人间佛教实践已经取得丰硕成果，成为佛教在现代中国发展的主旋律，佛教在主流社会中的影响日益增加。大陆佛教经过三十多年的恢复重建，目前也面临着台湾佛教界在上个世纪后期相同的问题：当社会大众特别是精英人群被引入佛门之后，如何从文化、社会层圈进趋信仰核心，按照信解行证的修学程序登堂入室？坚持佛教的神圣性和主体性，建构适应现代人根性的中国佛学的修学次第，就成为当代佛教发展的重要课题。

惠空法师《生天见佛》一书，由《般若道次第》第三章《五乘》中的天乘、天上净土等节内容扩充而成，别出单行本以应修学之急需。惠空法师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曾任大学生佛学团体“中道社”社长，出家后就学于中华佛学研究所，并参学各方耆宿，精进于禅学修证，致力于佛法修学体系的建构。

我与法师初识于1994年河北赵县柏林寺的第二届生活禅夏令营，1998年应邀参加慈光禅学研究所发起的两岸禅学研讨会。无论是夏令营课间小憩，还是在参访台湾各大道场途中，惠空法师历数两岸佛教同异，纵论中国佛教发展大势，那种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和帮助大陆佛教复兴的拳拳之心，令人敬佩。

惠空法师是最早进入大陆弘法的台湾法师，这些年风尘仆仆致力于两岸的佛学教育，并在多所佛学院授课，担任研究生导师。

2013年在温州永嘉禅国际论坛上，我与惠空法师重遇。法师以永嘉禅法为枢纽，贯通天台止观与禅宗见地。同时，致力于《成佛道次第》的研究，阐释建构中国佛学修学体系的意义和思路。藉此机缘，我邀请惠空法师为复旦禅学会以及上海刚建立不久的明心讲堂授课，因为当前最缺乏的是理论与修证相结合的佛学教师，必须要有惠空法师这样具有高着眼的视野和大开大合气象的资深法师前来指导。

太虚大师早就指出人间佛教的发展路线图：人生改善、后世增胜、生死解脱、法界圆明，以五乘共学之因缘法、出世三乘共学之三法印和大乘不共学之一实相印的架构，言简意赅地缕析佛学的教理行果。惠空法师则在这几十年来两岸的讲学中，致力于把这张蓝图具体化为设计施工图。在上海跨越三个年头的讲学中，首先出版了《成佛道次第》中的第一部《般若道次第》。现在，又出版《生天见佛》一书，对佛教内外皆语焉不详的后世增胜和弥勒净土，提供了可供实修指南的教材。

因惠空法师上海讲学的因缘，应法师之命略赘数语，是为序。

（2016年1月17日赴重庆瑨云寺汉藏教理院参学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