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复兴已为大潮。这一波儒学的复兴在两个外来文明进入、并峙的情状下有着中华传统复兴之意义。儒学的形态将会是中华文明精神本性之表现。曾亦此书可追溯到他的博士论文，反映了这波儒学复兴过程中的一段历史。当时曾亦撰写博士论文时，颇与时代思潮相关，反映了大陆学界受到以牟宗三等学者为代表的当代新儒学影响以及走出这种影响的思想过程。学者们先是关注于宋明理学，随后转向经学，接着又遇到了中国是否有哲学之质疑。对于当代这段思想经历，我的解读如下：

近年来略嫌夸张的“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之争，其实是从理学视域朝着经学视域的转向。生存困境引发心灵回归传统的趋向，恰好遭遇到当代新儒学，吸引了学界热烈的关注和研究。然而，困惑未能圆满解决，儒学研究本身也自然而然地引发追根溯源的冲动。思想碰撞显示思考逐层深入和问题日渐清晰。我认为，宋明理学研究热注定是个过渡阶段，而传统思想的关注焦点将最终转向经学。经学研究才是探究中华文明真谛的途径，而曾亦是儒学复兴潮中最早注重经学的学者之一。

如果说，作为古典学的“国学”，意指研究古籍的学科，那么，“儒学”意指的是体现当下中华民族精神的活学问。“国学”研究不排除做成表现现实的民族生命价值之可能，而“儒学”单从名称上看就直接显现了生命活力。数年前，复旦大学在申办上海儒学院时，主管领导主张名称采取“国学”一词，我则坚持用“儒学”二字定名，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解。就是说，经学可以按单纯研究古籍的路子来做，也可以按表达当代思想、精神的路子来做，即做成“儒学”。

长久以来，西方的人文主义强势影响了我国当代思想，同样影响着儒学研究。譬如，学界称孔子富于人文精神，当作很高的赞辞，却看不到这赞扬中包含着曲解和贬低。毫无疑问，人文主义曾发挥过积极的影响，不过，其被人们忽视的消极影响现在越来越明显。其最严重的后果，则是百分之七十左右的中国国民以为自己没有信仰，正是人文主义让中国人淡化了对上天的敬畏。

那些大谈“终极关怀”的学者，仅仅止于个人的道德圆满，而忽略了其前提——天命。（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如此，所谓“终极关怀”，将不终极矣。受这种思潮的影响，中国人不知道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也就是说，忘记了大部分祖宗；余下还没忘记的，也未见得被尊崇。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有待接续与康复，而经学研究正是基础性的工作。

五经或六经，记述的正是先王之教。虽然典籍残缺不全，而经历代儒者整理阐发，王道大体具在，颇便于后人学习。我们现在从事经典的学习研究，要特别下功夫的就是破除自身的眼光局限。上述人文主义的不良影响，正是要破除的一个重要屏障。如果经学研究忽视了先王之道的宗教维度，所描绘的古代中国社会将是一个不完整的图景。

目前通用的“宗教”一词，是个西方思想体系中的用语。按照这种解释而来的概念，古代中国的道教、佛教是宗教，而汇合政治、军事、宗教为一体的国家制度反而被排除在宗教维度之外，不被看作是宗教。于是得出一个失实的图景：中国社会自有道教、佛教之后，才有所谓宗教，而之前是一个无国家宗教的社会。虽然“宗教”是个外来概念，既然今天用来作为研究用的工具概念，若扩大对象域则包含了整个中国社会，我们只须加以调整和发展，提升到更高阶，就能透彻、全面、准确地讲述古代中国社会之真相。

换言之，古代中国一直是一个宗教社会和宗教国家。道教则是起自民间，出于对抗国教而创建的新宗教，对此，我们不妨类比基督教对抗犹太教的历史过程。我认为，当代经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首先是在西方宗教概念进入范式体系的前提下，阐明先王之道的宗教维度，并全面描绘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宗教细节。

其次，我们要破除的要点，就是哲学之片面性。

哲学无疑是一门重要学科，已有重大成就，还将在中华文明的未来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前些年关于“中国是否有哲学”的热议，则透露出以外来的哲学视角解读中国思想时的方枘圆凿感。哲学家们通常带着贬斥的口吻，认为中国人的上天信仰缺乏超越性。这样一种评价，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是准确的，但我要加上一句话：用哲学评价则是片面的、不恰当的。这就是哲学本身的局限性。

哲学是西方思想体系中的学科。其所建立的种种思想体系，皆有物质与形式之分裂和对立的基本性质，这最早是由亚里士多德奠定的。因而，神与自然界是分裂而对立的一对概念，构成了哲学默认的前提。中国思想则排除这种分裂，古人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其中“形”兼有形、质之义。可见，这一命题不仅不割裂形式与质料，而且还确立了评价原则。就是说，西方思想将形式与质料二者分裂、对立起来，属于“低级的”思路。（我们现在虽不必采纳这种评价原则，但亦应承认西方那种“低级的”“错误的”思路毕竟产生了灿烂的文明果实。）

西方人先是分裂神与自然界，然后才产生从自然界向神超越的问题。而在中国思想那里，上天从未曾分裂成神与自然界。上天的运行，无论昼夜或四时，既是“自然的”，又是“神性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困惑于天如何既有自然性，又兼具神性，那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受到西方思想影响，是用西化了的概念体系来定义我们祖宗讲的天；我们之所以抱怨天的神性不足、不够超越，是因为站在西方思想的角度，以为分裂和对立才是“进步”，才够高明。

图片

因此，我主张经学研究既要入哲学，又要出哲学，并且还要看透基于哲学思维而不知不觉沾染的西方价值观念。总而言之，现在应该克服哲学带来的误导，全面阐明中国人的信仰和中国社会的宗教之真相。

以上略述的两点，正是当前已然凸显出来的重要障碍。目前，历史任务已然向我们显现出来，即儒学面临着确立新范式的要求。这是一项庞大、繁难的工作，而现在我们只是为未来的集大成者做清扫地基的工作而已。譬如，曾亦在此书中梳理了朱子、南轩及其他大儒关于心、性、情的讨论，可谓条分缕析，极尽精妙，颇不逊于前人及时贤。现在我们则需更向前一步，即以现代儒学评定他们之是非。

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在研究先儒思想的过程中建立现代儒学。传统心性研究中诸多复杂繁难而纠缠困扰的问题，须以现代儒学之快刀斩断之。理学之大病在于，在“气质之性”之外，别立所谓“天命之性”，于是性成二本矣。而在孔孟那里，天命于人者只是气禀（气之五行各有对应的德性），并无已成的仁义礼智，而仁义礼智须待存养扩充而后修得之。宋儒坚执性有二本，即气质之性与天命之性（指生而禀赋有现成的仁义礼智），又派定此说源自孟子，于是衍出许多话头、故事。表面上来看，思想史因此而精彩纷陈，若换个立场来看，则是乱成一团。所谓“人之初，性本善”，孟子只是说人生而有善端，尚待存心而加以养护扩充；孟子亦从未说人的本性中没有恶之倾向，倒是确认人堕落为禽兽的距离“几希”。

诸如此类问题，皆应通过重新确立儒学研究的新范式，即基于对五经的精研来解决。据我观察，曾教授这十几年一直走在儒学复兴大潮的前列，无论转向经学研究，还是在其研究中把住中国的天道以及古代国家宗教之究竟义，均居领先位置，气象卓然。我期待曾亦能为儒学建立起现代新范式，故特记近年所思，以寄盼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