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本文是作者2021年10月31日在中国矿业大学举办的“当代政府绩效管理改革与公共管理学科发展高端论坛”上的讲话，经作者审定。

义保院长、各位领导和老师、同学们：

非常感谢中国矿大的邀请！矿业大学的公共管理学科建设有声有色，成为后起之秀。这次会议通过线上的方式与老朋友会见，非常难得。我不是从事公管学科的。矿大给我出了一道命题作文：中国农村数据库建设与学科发展。矿业大学的老师专程到我们学校参观过，对基本情况有所了解。可能大家对于我们为什么很早就有了数据库建设的情况还不了解。我在这里作点介绍，并谈点自己的体会：

中国政治学自1980年恢复重建，主要是规范的方法，基本是定性研究，定量研究极其少见。我们从政治学进入田野后，开始有了一些量化研究意识。这种研究更多的是运用来自于政府和报刊的统计数据。当时不可能有数据库意识。

我们的数据库建设起之于农村调查。做农村研究的基本功是农村调查。

农村调查和研究有多种类型，主要分为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

中国早期的农村调查起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为典型，是一种典型个案调查。这种调查是基于同质性社会。可以一滴血验全身。

我们九十年代开始做调查，最初也是个案调查，后是多个案调查。

在普遍性的个案调查中，我们发现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村正在发生很大变化，这就是中国农村正在变为一个异质性社会，各地的差异性很大。一滴血验全身已经很不够。由此便有了多个案调查。多个案调查是团队多个成员的调查。一个重要收获就是有了资料收集和积累意识。

随着田野调查的展开，特别是进行问卷调查，量化研究的方法进入到我们的研究之中。但是，这种研究主要是项目式，即因为完成项目而收集数据，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完成项目后，所收集的数据就搁置了，不能反复使用。这也是当时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状况。

2006年，我们推动启动了“百村十年观察计划”，抽样选择了200多个村、5000个农户进行为期十年、二十年以至更长时间的跟踪观察。这一调查有固定的观察对象，有相对固定的调查内容，由此有了大量的第一手数据。除此之外，我们还进行了专题性调查，即围绕一个专题进行广泛调查，收集资料。

随着“百村十年观察计划”的推进，要求对资料进行储备、整理和加工，由此启动了数据库建设。当时，“大数据”的概念尚闻所未闻。在学校社会科学处石挺处长的协助下，我们联系学校计算机和信息管理领域的老师，协助我们建设数据库。可以说，我们是在全国高校社会科学领域最早从事数据库建设的机构之一。经过十多年努力，现在已建成“中国农村数据库”，包括“农村调查”、“农村文献”、“农村案例”、“农村多媒体”、“政治学文献”等若干子库。这一数据库已收入大量数据，为今后的量化研究提供了基本条件。

为了进行量化研究，我们还设立了若干以数据作为支撑的平台系统，包括：中国农村社会动态跟踪系统、农村村情观测系统、农村政策仿真系统等。

数据库建设为社会科学研究开辟了全新的局面，全面提升了学术研究的能力。中国农村数据库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一是政策贡献。有了数据库可以获得大量数据，并可以根据数据提供政策咨询报告。有代表性的成果是《中国农村咨政报告》、《中国农民状况发展报告》(2012、2013、2014、2015年卷)。我们每年都会向政府提交数十份报告，多篇报告得到省部级批示，有的为中央领导批示。正是在此基础上，当国家启动智库建设时，我所在的机构被视为教育部具有智库雏形的机构，后来列入教育部智库签约单位。

二是科研贡献。有了数据库，可以做长时段、大跨度、精细化研究，并具有唯一性。我们学校与矿业大学一样，都属于专业性院校，整体实力比一流大学弱，只能以特色取胜。一流大学的整体实力强，但更多的是个体化研究，个人可能有一个数据库，专业性公共性的数据库建设不够。我们的数据库具有专业性和公共性，这样为本机构的学者申报项目，从事科研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近几年，我们以数据库为支撑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达五项。包括近代以来的中国农村调查流派、中国农村基层组织、中国农村妇女参政、农村基层建制数据收集、整理与研究等。这些项目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

三是资料贡献。数据库不仅数量大，而且有助于保存。我们收集了大量的农村资料，对此加以数据化，有助于资料保存和开发。前些年主要是收集，下一步要进行深度开发。

三点体会：

第一，专业性公共性数据库建设非常必要。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类专业性强的学校，专业性公共性数据库具有专门优势，具有唯一性。

第二，专业性公共性数据库建设是一个艰苦和长期努力的过程，需要整体规划和不断积累，具有专业意识和公共意识。

第三，专业性公共性数据库建设要与学科建设联系起来。数据库建设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学科建设，只有成为学科建设的基础，数据库建设才有可持续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