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年均9.7%的高速度持续增长了40年，改革与开放是中国增长表现优异的两个关键驱动因素。其中，构建大口径外循环、较大规模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中国发展进入新时期，要素禀赋与40年前相比发生根本变化，经济规模、贸易规模、资金跨国流动规模等均居世界前列。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也发生很大变化，我们与发达经济体的关系从互补为主转变为互补与竞争并存。综合考虑各方面变化，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的各自地位和相互作用与前40年有很大不同。本文分析今后我国发展的有利和约束条件，分析全球产业链、创新链调整发展趋势，分析今后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双循环畅通的新特点新要求，并就如何实现更高水平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提出相关的体制和政策建议。

一、全球产业链与外循环的重要性

（一）全球产业链形态的外循环

20世纪80年代末，对外贸易是拉动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由于国家或地区间自然禀赋和其他资源的差异，各国或地区通过国际贸易分享分工专业化带来的利益。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对自身资源的分析，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互比较，总能找到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产业在全球范围内根据比较优势分布，与产品相关的完整产业链相应地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形成。进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网络时代的到来与信息技术的发展，通信成本和交易成本持续下降，运输技术压缩空间的“时间距离”并大幅度降低运输成本。跨国公司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优势和市场优势，将产业价值链中可分解制造和组装的部分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促进国际分工从最早的不同产业的全球分工，到产业内全球分工，又发展到企业内的全球分工，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 [2] 全球产业链的形成，部分是因为链上的国家“不会全部制作”，只能加入全球产业链之中制作其中一部分；部分是因为“会做但不是最好”而谋求全球分工合作的利益，主要是规模经济利益和专业化利益。 [3] 据统计，全球贸易中的2/3以上是由全球价值链推动的。 [4] 全球价值链的出现推动国际分工深化和协调产业转移，促进一国的经济发展。进口投入品和国内产品之间的互补性会导致生产率的提高，这与从较低价格或更高质量的国外投入品中获得的直接收益相比具有更大的意义。 [5]

（二）中国经济增长与外循环的重要作用

对国民经济“内循环”“外循环”通常有两种理解。一种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将内循环理解为“内需”，相应地将外循环理解为“外需”； [6] 另一种从产品市场和资源供给的角度，将内循环理解为向国内市场提供产品服务和使用国内生产要素，将外循环理解为向国外市场提供产品服务和使用国外的生产要素。 [7] [8] 其中，内循环的含义和所指现实状况相对稳定，而外循环的特点和意义变化较大。下面就这两种角度分别做分析。

基于GDP支出法核算恒等式进行因素分解，是标准经济学分析框架中估算内需外需贡献的基准方法。支出法核算的GDP包含消费总额、资本形成总额、货物与服务净出口三部分。整体的增长可以分解为各个部分增长之和，各个部分的增长占整体增长的比重就是其对整体增长的贡献率。这种方法以消费和投资表示内需，以净出口表示外需，逻辑关系清楚。例如，一国如果投资5亿元，消费5亿元，出口2亿元，国内总产出就是12亿元；但如果同时还进口了2亿元，那么国内投资或消费中就有2亿元不是国内生产的，应剔除，即外需中的出口被内需中的进口抵消，贡献为零，国内总产出就是10亿元。但用净出口衡量的出口贡献是“净外需”，虽然精确反映了GDP核算中的恒等关系，却未能恰当反映国际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一个简单的反问是：一个完全无国际贸易的国家，与一个有大量进口和大量出口但两者相等、净出口为零的国家，两者的增长机理相同吗？再看前面的举例，如果不发生2亿元进口和2亿元出口，国内的投资和消费很可能既达不到各自5亿元的规模，生产和消费结构也会不同。因此仅看净出口为零就认为外需没有贡献是很不恰当的。恒等关系只是增长结果的静态表达，隐含假设是总需求各个部分相互独立、互不影响，这明显不符合实际，反映不出各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

基于产品市场和资源供给的角度，外循环（出口和进口）能够利用国外市场和国外资源，对经济增长、就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包括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能够更多吸纳就业，出口商品参与国际竞争产生压力动力，出口获得外汇能够进口能源资源和先进技术设备，引进资金能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对外投资能扩大海外市场，等等。这些具体表现将在后面做详细的分析。

这里我们用外贸依存度这个指标，从宏观上分析外循环在我国经济总体循环中的比重及其地位变化。外贸依存度定义为一国对外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用于衡量该国经济增长与国外资源和市场的关联程度，比重的变化意味着外循环地位的变化。外贸依存度还可以分解为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即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反映了国外市场的重要性；进口依存度即进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反映了国外供给的重要性。 [9]

图1显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明显上升，从1980年的14.1%上升到2006年的最高值64.5%，2019年又回落至35.6%，但仍然显著高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的变化也是相似轨迹。总体上看，外循环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著加强，同时也呈现出从低到高再有所降低的波动。

图1 中国外贸依存度

注：图中的贸易指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三）大国经济中的外循环：发展常态与特点

本部分做一点国际比较。下面图2、图3和图4分别列出改革开放初期、中期以及目前我国外贸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三项指标，并与人口1亿以上的大国进行比较。人口大国之间在市场规模、消费结构和产业体系等方面有相似性，可比性较强。

第一，大国外贸依存度普遍提高。过去40年，经济全球化较快推进，各国外贸依存度都有明显提高。图2、图3、图4显示，这些国家的平均依存度从1980年的28.1%，提高到2006年的46.9 %，后略有回落，2019年为43.1%。总体上看，对外贸易的地位显著提升，外循环的作用显著加强。

第二，中国外贸依存度排序上升位置正常。过去40年，中国外贸依存度在大国中排名由低至高再到中等水平。1980年，外循环在我国经济中地位较低，外贸依存度仅为12.42%，在所有大国排名最后，比大国平均外贸依存度28.19%低近16个百分点。2006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较1980年提高近5.2倍，达到了64.48%，在所有大国中仅次于菲律宾，排名第二位，高出大国平均外贸依存度17.6个百分点，这也是外循环在中国经济中地位最为显著的时期。此后，外循环的地位又有明显下降，到2019年排名居中偏后，比大国平均外贸依存度低7.5个百分点。总体上看，外循环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符合大国的一般规律：在发展水平较低时依存度较低，在快速发展中排名显著提升，经济增长趋于稳定后排名也开始降中趋稳。2019年，美国的外贸依存度为26.39%，2018年日本为36.82%， [10] 都低于大国的平均水平。

图2 1980年人口大国外贸依存度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图3 2006年人口大国外贸依存度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图4 2019年人口大国外贸依存度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上述分析表明，从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看，外循环在中国经济过去40年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处于大国的平均水平和正常状况。

现在，我国已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综合国力居世界前列。从经济总量看，2019年GDP总量已接近100万亿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了超大规模的经济基础。从产业体系看，我国是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消费需求看，我国是全球第二大市场，中等收入群体超过5亿人，人均GDP迈过1万美元，可以提供国内产业所需要的各类市场。从科技能力看，我们的科技水平不断提升，研发规模达世界第二位，大规模生产能力可以有效分摊高额研发费用，使更多的创新在成本上可行。综合各方面条件，经济发展更多地转向依靠内循环，这既是过去几年的现实变化，也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这个状况会相对稳定，中国增长呈现出大国在这个阶段的共同特点。

二、要素禀赋失衡、外循环赋能与资源均衡配置

（一）要素禀赋失衡与大规模外循环

改革开放的前30年，我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外贸依存度在2006年高达近64.5%，其中出口依存度更是高达36%。这对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实属很高了。导致外循环“失常”高比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要素禀赋严重失衡，较快增加就业和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必须有大口径的外循环。

改革开放伊始，我国要素禀赋极度失衡，几种主要生产要素占全球的比重畸高畸低，其中：劳动力极为富裕，1980年我国劳动力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比重高达22.4%；而资金和技术极为短缺，资本形成总额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仅为2%，研发投入仅为0.5%；耕地、淡水和石油资源分别占7%、6%和1.5%。如此失衡的要素禀赋，无法将较多劳动力吸纳到现代经济部门，潜在巨量内需无法实现，高比例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隐性失业，收入极低。

图5 1980年我国主要生产要素占全球比重 [11]

此时，扩大外循环均衡要素配比就是必然选择。按照微观经济理论，当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相同时，要素配置的效率最高，因此需要尽快增加短缺要素的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供求理论看，短缺要素能获得较高回报，富裕要素只有较低回报，需要尽快增加资金和技术供给，提高劳动收入。按照要素禀赋理论，富含富裕要素的产品成本相对较低，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这些理论分析的指向明确：我们应该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先进设备、原材料，引进资金和技术。大口径外循环拓展了内循环的生产边界，促进了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外循环吸纳就业能力强

我国出口产业集中在劳动密集的产品和加工环节，吸纳就业能力明显强于面向国内的产业。在我们外循环比重最高的2006年，百万元工业增加值的就业密度（就业人数/百万元增加值），工业全行业平均为6.73，而主要出口产业高得多，纺织业为12.74，服装、鞋帽制造业为18.29，家具制造业为14.12，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为17.36，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为21.52，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7.42。因此，扩大出口能够更高比例地扩大就业，在当时，同等规模的内需不可能吸纳如此多的劳动力（见图6）。

图6 每百万元增加值吸纳劳动力 [12]

2.外循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在很长时期内，沿海出口企业是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和增加收入的主要渠道。他们在出口部门获得的报酬也相对较高。笔者的研究表明，2004年，在沿海以出口为主的6个城市中，制造业中农民工的收入高出内地1/3以上。还有，外资企业中农民工的工资也明显高于同类内资企业。2007年，外资单位、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27942元、26620元和15595元。 [13] 这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出口型企业、外资企业提供的劳动报酬虽然远远低于其在母国的水平，但在东道国却是相对最高的。考虑到大量的流动劳动力原本是国内收入最低的群体，外循环对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改善收入分配有积极作用。

3. 外循环进口能源资源

出口得到的外汇能够进口短缺的能源和原材料，支撑国内产业发展。例如农产品进口可以看作是进口土地和淡水资源。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测算，21世纪初期以粮食贸易为载体间接交易的淡水量，相当于全球粮食生产用水的13%，日本通过农产品贸易进口的淡水量超过自身农作物灌溉用水。2006年我国进口大豆3150万吨，如果在国内种植需要耕地1810万公顷，相当于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的5倍。2018年我国进口大豆8803万吨，如果在国内种植需要耕地4633万公顷，相当于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的13倍。这些耕地资源可用于种植其他高经济价值农作物。总之，进口资源密集型产品显著缓解了我国短缺要素对发展的约束。

4.外循环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多年来，机电产品进口占我国进口商品的比重约为一半，主要是成套设备、关键单机和先进仪器仪表等，持续提升我国产业装备水平。高技术产品的进口比重也持续增长，其中包括投资品、中间产品和消费品三部分，对我国技术装备水平、最终产品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升有重要贡献（见表1）。

表1 历年进口商品结构变化 [1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公报。

总之，由于改革开放初期要素禀赋的严重失衡状况，高比例的外循环是中国发展模式的显著特点。

（二）要素禀赋变化与内外循环调整

在40年增长中，我国要素禀赋持续变化。劳动力净增长从缓慢到停滞再到下降，到2018年，劳动力占全球的比重降至20%。同时，投资能力持续快速增长，资本成为最富裕要素，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已经高达26%，研发投入紧跟其后达到21.2%，两者的比重都超过了劳动力。几类自然资源要素的短缺则更为突出（见图7）。

图7 2018年中国主要生产要素占全球比重 [15]

比较图5与图7，我国要素禀赋结构明显变化，通过外循环解决劳动就业和引进资金技术的压力明显减弱。与此同时，耕地、淡水和石油资源短缺的问题更加突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最近十多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总体持续下降，但是石油、大豆等初级产品的进口却持续上升。

图8显示的是我国过去40年的石油进口依存度，即石油年净进口量占年石油消费量的比重。从2006年开始，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就超过60%，目前已经高达近80%，这表明国内石油供给量与我们庞大的经济体量对石油的需求明显不匹配，要依靠国际循环补充缺口。

图8 1980—2019年中国石油进口量与石油进口依存度

资料来源：1980—2017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与前瞻数据库，2018—2019年数据根据公开数据整理得到。

图9是过去40年中国GDP、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分别占世界GDP总额、对外贸易总额、吸收外资总额和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这组关系呈现出三段式特点，清楚地映射出国内要素禀赋变化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影响。第一段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对外开放的初期阶段，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占全球对外贸易和外资流入的比重，低于我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表明外循环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有限。第二段是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我国对外贸易占全球比重总体上高于GDP占全球的比重，吸收外资的比重更是超高，表明外循环对增长的带动作用显著。第三段是最近10年，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比重都低于GDP的比重，表明外循环的作用有所减弱。同时，最近10年，我国对外投资增长很快，占全球比重与对外贸易占全球比重相比高低互现，这个特点与图7显示的我国投资能力成为占全球比重最高的生产要素这个特点直接相关。资金作为国内相对富裕要素会在全球寻求更高收益的配置，可以预计，我国作为对外投资大国的地位还会继续上升。

图9 中国GDP、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占世界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GDP和对外贸易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吸收外资与对外投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

总体上看，改革开放40年后，我国通过外循环均衡配置资源的压力减弱，经济规模也今非昔比，外循环已经带不动如此体量的内循环，内循环为主成为必然选择。

三、全球分工调整升级与双循环畅通高效

当下，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分工继续扩展和深化，从产业链向创新链延伸。在信息技术支撑下，各国经济多链相连，结链成网，向立体形态演进。今后我们扩大开放，要从纠正要素禀赋失衡转为在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上参与全球分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

（一）全球化在调整中发展，更多资源全球配置

1.制造业全球产业链的“内卷”与“回缩”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跨国公司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优势和市场优势，将产业价值链中可分解制造和组装的部分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推动了全球分工体系的快速发展。经过30多年的发展，制造业全球化进程有所减缓，有些方面出现停滞甚至倒退。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产业链全球分工有抵达“边界”的倾向。产品构造和技术结构决定了每类产品合理解构为不同部分在多国制造有其限度，越过这个边界，全球分工的收益下降、成本上升，再继续细分和转移的必要性、合理性下降。例如汽车产业，全球化最高的几种车型，海外制造的重要零部件已经超过100种，产业价值链上的国家超过17个。在技术和产品架构没有根本改变之前，很难设想再如同以往继续推进全球分工的细化和深化。

第二，产业链上东道国有“内卷”倾向。许多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东道国，初始阶段仅能接纳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一小部分。随着本土生产技术的提升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这些国家开始力争在本土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构建相对完整的产品生产能力。这种努力一方面增加了本土制造部分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长度和宽度，增加生产，扩大就业，提高收入；另一方面也导致全球分工体系的一部分转为本地体系，使全球产业链向部分国家内部收敛，从向外延伸转变为“向内卷起”。

第三，产业链上输出国有“回缩”倾向。这些国家推动“产业回归”和“再工业化”，力促其离岸生产转回母国生产。由于技术进步特别是自动化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许多制造和服务环节由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技术和资金密集型，发达国家劳动力昂贵的制约因素被弱化，竞争力有所回升。因此，许多国家多年呼吁制造业回归但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彼时并不具备经济合理性。目前条件下，有了“回缩”的现实趋势。

上述几个变化，使得已经持续30年的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速度有所放缓，从海外撤回资金的速度有所加快。制造全球化进入了一个调整时期。

下面我们通过跨国指数的变化来说明上述变化。跨国指数由三个指标构成：第一个指标是海外资产比重，即跨国公司在海外的资产占其全部资产的比重；第二个指标是海外市场比重，即海外市场占跨国公司全部市场的比重；第三个指标是海外雇员比重，即跨国公司在海外的雇员占其全部雇员的比重。这三个指标的简单平均数，就是跨国指数。表2是2009年和2016年全球最大25家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可以看出，2009年的跨国指数高达56%，其中两项子指标超过60%；到2016年，跨国指数有明显下降，三个子指标也全部下降。

表2 2009年与2016年跨国指数

资料来源：江小涓. 科技全球化改变世界：趋势与特点[ J ]. 内部讨论稿.

2. 服务业全球产业链加速延伸

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有所减速的同时，服务全球化继续推进。在金融行业，过去40年，跨国并购、跨国证券投资、跨国借贷等快速增长。其间，每一次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都伴随着较大规模的跨国金融交易，因为出现危机的国家、企业和金融机构，内部危机深重，需要借助外力克服困难走出困境，这就促使金融全球化持续推进。2008年金融危机后，多国银行系统的全球化程度明显提高。再如，许多生产性服务业都是高度全球化的，特别是借助数字技术，研发全球化、资产管理全球化、生产者服务平台全球化等新的全球化形态和商业模式实现了快速推进。这些进展推动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在制造业贸易占全球比重上升停滞时，服务业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持续上升。

3. 科技全球化与全球创新链加快发展

科技全球化是指技术和技术创新能力大规模地跨国界转移，科技能力中越来越多的部分跨越国界成为全球性的系统。随着科技全球化的发展，对各类国家、各类企业来说，外部技术资源的重要性总体上增加，形成国际技术合作和创新网络。

过去30年，由于以下原因，全球科技创新合作日益密切。

首先，独自创新难度加大。技术升级的速度加快，技术系统的复杂性增加，新技术新产品研发费用上升，而产品生命周期却在不断缩短。最近几十年，研发活动的生产率呈现下降趋势，相同水平的技术进步需要越来越多的研发投入。笔者此前的研究表明，当代的创新投入与以前的创新投入，在产出效率方面并没有提高。 [16] 不断下降的研发生产率要求研发投入必须更快增长，使得企业独自开发新技术日益困难，不可持续。例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摩尔定律表明，计算机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将每两年增加一倍，然而今天要将芯片密度增加一倍，需要的研究人员比20世纪70年代初期增加了18倍，劳动生产率明显下降。 [17] 在这种情形下，以专业化分工与合作提高创新活动的劳动生产率，就成为业界的共识和行动。每个专业化研究团队只专注于研发中的某个部分，以提高研发效率，多个团队通过合作协同完成整体任务，由此形成了全球性的研究和创新网络。

其次，信息技术提供了合作创新的新方式。现代信息技术能够将相距遥远的创新专家联系在一起，并用数字化方式实时共享研发进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采用大数据方法追踪了世界上最大的科技集群，研究全球范围内的创新如何相互交织在一起。研究发现，21世纪之前，仅三个国家（美国、日本和德国）就贡献了全球所有专利活动的2/3；若将其余西欧经济体包括在内，这一比例则达到90%左右。然而在21世纪，特别是最近10年，借助全球研发网络，世界其他地方贡献了所有专利活动的1/3以及科学出版物的一半。 [18]

一个常见的误解是，利用外部技术资源的国家都是本身自主技术能力不足的国家。而实际情况是，技术出口大国往往也是技术进口大国，只有双向高度参与全球创新链，才能为自已带来最强的技术能力。图10显示的是美国、中国和印度三国信息和通信技术专利进出口情况。可以看到，美国的专利进口和出口大致平衡，中国和印度都是出口明显大于进口。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和印度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水平高于美国。美国这样的技术强国却大量引进技术，这并不难理解。在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产业中，产品各部分都需要达到相应的高水平，如果是大型复杂产品系统，整机企业、关键设备企业、零部件供应商等产业链中的各部分，技术水平和产业特性需要同步迭代和平行发展。越是最高水平的产品，越是需要集成全球最高水平的技术能力，因此这类产品的全球技术网络密集。由此，最终产品生产国往往既大量出口高技术产品，又大量进口高技术零部件，成为全球创新链中的双向贸易大国。美国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水平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量从全球获得高水平技术资源。

图10 中、美、印三国信息和通信技术专利的进口与出口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

（二）畅通内外循环，双向集成全球资源

全球化的历史表明，每次全球经济出现较大波动之后，就会有更多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重组，这正是“好的国家和企业”加快发展的机遇。可以预计，在新冠疫情得到控制、全球发展进入“疫后时期”后，全球产业重组会比“正常”时期更为密集活跃，在全球市场上配置的资源也会更多。国内产业应该以更大力度畅通内外循环，在更多领域中集成全球资金、知识、技术、信息和人力资本，加快提升自身技术水平，提高国际竞争力。

1.内向集成全球资源

经过几十年发展，我国国内资金供给能力显著增强，出现了不再需要引进外资的观点。然而，从全球化实践看，全球资源配置远远超出了“互通有无”“多余出口，短缺进口”这个角度。在全球资金流动中，资金充裕国家既大量对外投资，也大量吸收外资。美国是全球资金供给最充分的国家，是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全球吸收海外投资最多的国家。这是因为资金流动的意义远不只是调节各国的资金盈缺。资金流动对投资者来说，是风险扣除后回报最高的投资机会；对融资者来说，是成本最低的资金来源。 [19] 在全球投资者看来，综合考虑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投资美国是合理选择。从微观层面看，在每一个细分市场上，各个企业持有的优势资源是不同的。每个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增强自身优势，都需要不断重组内外部各种资源。从我们的情况看，现在我们吸收外资投资，主要并不是为了带来资金，而是要获得随资金流入的各种竞争要素，如技术、全球网络、经营理念、研发能力等。从图11可以看到，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各类技术活动水平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表明吸引外资带来了较多的技术资源，外商投资企业成为带动我国技术向更高水平创新阶段迈进的重要力量。

图11 2016—2018年外商投资企业对全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产品工艺创新贡献度

注：外商投资企业各项数据包含港澳台投资企业数据。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2. 外向集成全球资源

国内企业的对外投资快速增长，走出去在全球集成资源，这也是可以预期和分析的现象。

第一，提高资金收益。国内资金成为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我国持续多年的高积累率，存量资本和每年新增储蓄达到巨大规模。2018年，我国资本形成总额达到39.7万亿元，约合5.4万亿美元，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已达27.2%。与我国6%的淡水资源、7%的可用土地资源、5%的能源资源相比，甚至与20%的劳动力资源相比，资本已经是充裕要素。相对于土地、淡水、环境容量等自然资源的日益稀缺，面对日益提高的劳动力成本，相当部分的资金继续在本土配置，会达不到最佳状况，降低资金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开始向外转移，寻求有更高回报的投资地点，这是资本追逐利润的必然结果。这种转移有利于阻止本土投资收益率的持续下降，稳定资本收益。因此，对外投资加速有其内在的强劲动力。从图12可以看出，中国作为跨国投资东道国的地位和作为跨国投资输出国的地位，已经显现出替换趋势。

图12 1980—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实际利用外资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第二，缓解产能过剩。我国过剩产能中有相当一部分技术和产品并不落后，适应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需求。通过对外投资重新配置这些生产能力，是促进国内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从一些发达国家和先行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当它们处于我们现在这个结构转换期时，也将大量设备向海外转移，促进国内结构调整和升级。

第三，贴近市场。这对复杂产品和成套设备至关重要。这类商品以出口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缺陷，是生产不能贴近市场，不能及时按用户要求提供个性化的设计、制造和售后服务，某些产品的竞争力因此而打折扣。“走出去”在当地设厂生产，能够使低成本的优势和贴近市场的优势叠加，增强产品的竞争力。与此同时，近些年来我国出口商品面临的贸易摩擦增多，企业出口成本上升，出口前景不稳定，从出口转向对外投资是许多企业的应对之策。 [20]

3. 发挥产业链中的优势

前文我们说过，全球产业链的形成，部分是因为链上的国家“不会全部制作”，只能加入全球产业链中制作其中一部分；部分是因为“会做但不是最好”，从而谋求全球分工合作的利益。 [21] 两种因素今后都会继续存在。特别是科技全球化继续推进，高技术产品越来越复杂，技术与产品迭代越来越快，不同部分的制造者发挥特长接续生产，互为供求，将继续成为常态并得到加强。 [22]

经过多年开放式发展，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超过了我们在全球GDP中的地位。图13展示了中、美、德三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性，图中国家所在的圆圈大小表示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相对地位。可以看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排名第一，超过我国GDP在全球第二的排名。与任何国家相比，我国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上的份额最大，在全球产业链中已经有重要位势。许多产业较高比重的市场和资源在国外，必须内外循环畅通整个产业才能有效运转。同时，全球产业链的波动对我们影响也最大。因此，推动全球产业链发展和维护全球产业链安全，是与我们自身发展直接相关的重大利益。

图13 全球以贸易量衡量的生产中心经济体情况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17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R/OL].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gvcs_report_2017.pdf.

4.增强在创新链中的地位

21世纪以来，中国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地位显著提升。全球创新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企业研发的国际化形成的。跨国公司是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载体。 [23] 据笔者对在华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调研，这些研发机构已经从20世纪末期的“母公司技术当地化服务”为主，转向21世纪前10年的“母公司技术当地化服务+研发适合当地新产品”，再转向最近10年的“母公司技术当地化服务+研发适合当地新产品+参与公司全球研发网络”三者并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调研也显示出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中重要性的提升，20世纪最后10年，在全球创新网络中，中国只贡献了大约1%的专利，而在2015—2017年，中国贡献了大约15%的专利（见图14）。中国的一些城市更是成为全球创新合作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在信息和通信产业全球十大创新网络中，北京、上海都已经处于其中（见图15）。因此，推动全球创新链发展并更多地融入其中，对我们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全球创新链的波动和断裂对我们的影响也可能很明显。

今后一段时期，全球创新链还将发展，我们的机会依然很多；同时，利用断链方式打击我国在制高点上的创新能力，也会时常发生。在这种复杂情形下，我们不应该做极端化的选择，而要以最大努力参与到全球创新链中，获得全球创新分工的利益，同时以最大努力自主创新，形成“对赌”及“备胎”能力，提高应对断链事件、保持技术供给可持续的能力。

图14 全球创新网络中专利的国家分布及变化情况 [24]

图15 全球创新网络中中国的位势：北京、上海进入信息和通信产业前10名 [25]

（三）数字技术时代的双循环与主导性

1.数字技术提升双循环稳定性和安全性

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产品、企业和产业进入数字时代。今后数字经济将继续全面发力，数字化消费将向新领域延伸，继续创造重量级新消费形态。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我国产业处于有力的竞争地位。数字经济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极为显著，这源于许多数字产品和服务的初始成本很高而边际成本很低，大市场有明显优势。我国人口数量最多，接入互联网的绝对人数和相对比例都很高，网民规模、手机网民规模和社交网站活跃用户分别超过10亿、10亿和7亿，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家，也超过美国和欧洲相加的数字，滋养培育出了许多全球极具竞争力的数字企业。

对双循环来说，更重要的是数字化将向产业链、销售链扩展，提升全链条资源配置效率。数字化网络平台能够聚合产业链上多环节、多种类企业和多种生产要素，为各方提供多种类型的交互机会，提供业内所需的各种服务。在特殊时期，如此次新冠疫情期间，当原有的产业链断裂时，平台可以智能化地在供需双方之间进行匹配，迅速寻找替代或调整方案，快速补链接链。与传统的线下单点连接的产业链相比，数字化平台能形成多点连接的产业网链，使全球分工体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大大提高。

2.我国数字化企业优势明显

在我国，数字产业仅在国内市场就能同时获得规模和竞争的双重效益，迅速提升服务和技术水平，成为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 [26] 近些年，我国形成一批在国内外都堪称行业标杆的先进数字制造企业。从2018年开始，世界经济论坛与麦肯锡合作评选领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灯塔工厂”，这些工厂分布于全球各地的各个行业，通过全面应用数字技术，优化业务流程，改变了生产部门员工的工作方式和技术利用方式，实现了运营系统的创新。其中，中国上榜企业最多，达到16家，占比29.63%（见表3），灯塔工厂的国家分布见图16。这充分表明了40年来我国企业的发展与进步，展示了以我国企业为引领组建或推动全球数字化产业链、创新链的乐观前景。

表3 54家“灯塔工厂”中的中国境内企业（截至2020年9月）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2020年9月25日发布的报告“Global Lighthouse Network:Four Durable Shifts for a Great Reset in Manufacturing”整理所得。网址：https://www.weforum.org/whitepapers/global-lighthouse-network-four-durable-shifts-for-a-great-reset-inmanufacturing。

图16 主要国家“灯塔工厂”数量

注：其他国家包括爱尔兰、巴西、沙特阿拉伯、土耳其、新加坡、意大利、印度尼西亚（以上国家均有2个“灯塔工厂”）；阿联酋、丹麦、芬兰、韩国、荷兰、捷克、罗马尼亚、瑞典、印度、英国（以上国家均有1个“灯塔工厂”）。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世界经济论坛与麦肯锡共同撰写的《全球“灯塔工厂”网络：来自第四次工业革命前沿的最新洞见》整理所得。

四、深化改革开放和更高水平双循环

（一）以高标准市场体系促进高质量内循环

我们需要的内循环是高质量的内循环，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需要加快推进。

1.更好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

畅通内循环，首先要解决好国民经济循环中供给与需求的匹配问题。过去多年我们处于数量扩张为主的时期，以大量的资源投入扩大生产能力，带动增长。现在我们进入增长质量提升时期，不仅要投入生产要素，还要决策怎么优化结构、怎样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发展能力。政府补贴困难企业在特殊时期可能确有必要，长期实施这类政策就是扶持低效率和无竞争力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原本应该通过竞争被淘汰，否则不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今后要更多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培育公平竞争环境，让市场机制更多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促进好企业做大做强，提升整个产业的竞争力，实现高质量的内循环。

2. 优化内需结构，扩大消费比例

以前我们生产的很大部分提供给国外消费者，当外需重要性下降时，提高国内居民消费率很重要，这是中国内循环为主带动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过去多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最近几年有所上升，2019年达55.4%， [27] 但还是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78.71%）和发展中国家水平（73.9%）。长期低消费率、高投资率，大量生产能力失去需求支撑，产能大量过剩，企业效益下降，金融风险加大。提高消费率，要从促进就业、提高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完善鼓励消费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着手，短期刺激政策和长期制度安排相结合。 [28] 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出口产业是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要就业岗位和收入来源，外需减少对这部分群体会产生更为明显的影响，需要更大力度的制度和政策措施保障其就业和收入，包括改革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转，赋予农村居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增加财产收益。农地入市、宅基地流转获取的收入，应优先用于完善相应地区农村人口的社保体系，解除后顾之忧，使他们与城里人一样不再依赖于土地保障，而是有更为有效和稳定的社会安全网托底，提高其消费能力和实际消费水平。

3.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

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以往多年，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大批农村户籍的劳动力支撑了工业化进程，却不能完全进入相应的城市型消费之中，消费增长相对缓慢。要加快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促进与城镇稳定生活条件相匹配的多种消费增长，释放出大量需求，包括服务消费需求、城市建设和住宅需求，科技、教育、卫生、文化服务的需求等。 [29] 这是巨量需求空间，也是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和促进社会公平的根本性改革。城市规模、城市结构、城市容积率、社区布局、产业布局等，都要充分考虑与新市民需求的匹配度，加快推进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打通农村社保和城镇居民社保的衔接。长期看，户籍制度应逐步转为人口居住地登记制度。

（二）以高水平开放体制促进高质量外循环

1.向“中性”开放体制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开放政策一直倾向于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鼓励资金流入、限制资金流出，倾向于给外资企业更多优惠。这种倾向性是由我国国情、发展阶段和产业竞争力决定的，也是许多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采用的战略。经过40年改革开放，各方面的条件和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可以向“中性”开放体制转变，更有效地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一是在出口和进口之间保持“中性”。通过出口扩大市场、获得规模经济和分工的益处，与通过进口引进各种资源、提升国内产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两者同等重要。二是要在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之间保持“中性”。吸收外资带来的资金、技术、先进产品、管理经验等，与对外投资带来的投资收益、出口扩大、当地生产和技术获得等，两者同等重要。三是要在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保持“中性”。两类企业都能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公平竞争能筛选出综合竞争力较强的企业，促进整个产业提升效率和竞争力。“中性”有利于市场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高质量的外循环。

2. 从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

40年来，我们针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用差别性的政策引导开放。经过多年改革开放，我们基本具备了制度性开放的条件和环境，今后要致力于使制度性开放体制更加完善和相对定形。要继续完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坚持各类经济主体地位平等、对各类财产权平等保护的原则，提高法律实施和执法水平。在制度设计过程中，要立足国情，也要开放借鉴。开放型市场经济不少国家已经实践多年，我们不需要也不可能从头开始不断试错，而是应该结合国情充分借鉴，少走弯路。

3.深入研究高水平贸易规则的影响

由于世界贸易组织主导的多边体系作用减弱，一些新的高标准贸易协定出现。2018年以来，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先后签署了一些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如日欧EPA（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美墨加协定、欧加FTA（自由贸易协定）、CPTPP等。这些贸易协定涉及零关税、服务业开放、服务贸易、电子商务及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等，这些协定全部生效后，将覆盖55%以上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推动相关领域新一轮全球化进程。我们继续扩大开放，绕不过这些方面的要求。在开放制度建设中，一方面要着眼于国际经贸体系和贸易投资规则的调整，及早研究这些标准的影响和对策，推进建设与其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另一方面要着眼于我们自身优势、特点和需求，推出我们主导的高标准规则体系，在进一步的开放中有匹配度和掌握主动权。

（三）以高起点改革创新，促进双循环均衡高效可持续

1.加快要素市场改革

在双循环中，国内基本经济变量失衡和市场扭曲带来的影响超出国界，负面影响被放大。例如当价格不能及时反映某种要素的市场供求和机会成本时，企业就会超量使用，还会大量出口。再如，国内企业可以在国内融资，可以引进外资，还可以到海外投资，如果国内金融业配置资金的效率不能有明显改善，国际投融资行为就会超常发生。还有，海外各大证券市场都在努力成为中国优质企业上市地点，各个交易所都在积极争抢中国的上市资源。如果我们的证券市场不能做到高效透明规范，我们的优质企业就会到海外上市。今后改革要有高起点，纠正要素市场上的种种制约和扭曲，才可能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高效配置资源。

2.加快企业改革

当企业可以在全球市场配置资源时，国内企业改革不到位产生的不当行为会蔓延到国外市场。例如，以往出现的国有企业在投资经营中重扩张轻风险、导致企业大量亏损的行为，有可能伴随着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增加而大量出海。要加快企业改革，平衡“动力”和“约束”机制，使内需外需都能够建立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要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制定并实施对所有企业平等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律和政策，任何企业都不能从免于竞争的保护中获取特殊利益，消除由不公平竞争引起的国内国外资源错配。

3.加快自主创新

现在，我们想以引进方式获得“跟跑”中的尖端技术，难度越来越大。当前国际环境中的负面因素导致这类问题集中浮现，但其深层原因在经济理论中是可分析、可预测的。尖端技术市场属于寡头甚至垄断市场，持有方有控制力。而我们除了“最大的用户和市场”这个优势，往往并不具备“相互持有撒手锏”这种互惠和“对赌”能力。这些与以前大量引进“竞争性”技术的情形有本质不同，因此不能寄希望于国际环境改善能带来问题的根本解决。同时，我们“并跑”“领跑”的技术不断增加，技术开发进入高度不确定状况，无人领航，无产业链条，市场需求不明，甚至不知是否有人跟随。今后的科技创新，需要同时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一方面，要更好发挥市场在技术研发领域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特别要发挥民营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的重要作用。经验表明，民营经济在高技术领域的创新具有更大潜能。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持之以恒地支持原创性研究，为技术创新提供源泉。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对“卡脖子”的关键环节开展集中攻关。要促进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和聚集，打破体制机制和政策上的束缚和阻隔，推动创新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流动、优化配置。还要加强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人才培养，加强知识产权布局和保护，支持标准制定，加大政府采购力度，等等，形成良好的创新环境。

4. 加快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促进更高水平的双循环，政府要从传统的制定产业政策为主向营造高质量竞争环境为主转型。致力于维护市场秩序、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提升要素供给质量、研究和发布行业发展信息等，依照法律从环保、节能、产品安全和国家安全等角度进行必要的行业准入管理。大幅度减少或取消产业补贴，必要的补贴要提高透明度，符合公平竞争原则。总之，要以更大力度推进市场体系和竞争制度建设，营造适应高水平双循环要求的发展环境。

综上所述，本文的分析表明，内需为主、外需赋能、双循环畅通，是我们今后发展阶段的新特点。促进两个循环更加协调、更高水平、更可持续，是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长期目标和战略任务。

[1] 本文作者江小涓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孟丽君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2] 李晓华. 对华为禁运与全球价值链的崩塌风险[ EB/OL ]. [2019-05-24].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4418910643598431&wfr=spider&for=pc.

[3] Los，B.，M. Timmer，and G. de Vries.，“How Global Are Global Value Chains? A New Approach to Measure International Fragmentation，”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vol.55，NO.1，2015，pp.66-92.

[4] 参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3:Global Value Chains，Investment andTrade for Development”，2013年6月26日，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wir2013_en.pdf。

[5] Goldberg，P. K.，A. K. Khandelwal，N. Pavcnik，and P. Topalova，“Imported Intermediate Inputs and Domestic Product Growth: Evidence from Indi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25，NO.4，2010，pp.1727-1767.

[6] 徐奇渊.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如何理解和构建[ J ]. 金融论坛，2020（9）.

[7] 王建. 走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可能性及其要求[ J ]. 动态清样（新华社内部刊物），1987.

[8] 汤铎铎，刘学良，倪红福，杨耀武，黄群慧，张晓晶. 全球经济大变局，中国潜在增长率与后疫情时期高质量发展[ J ].经济研究，2020（8）.

[9] 除了用外贸依存度表示外循环的地位和贡献，还有学者用出口贸易增加值等其他方法来表示。相关分析可以参见：沈利生、吴振宇（2003），王直（2007），刘亚军（2010）。

[10] 2015—2018年，日本外贸依存度均在30%以上，预计2019年日本外贸依存度在30%左右。

[11] 江小涓. 新中国对外开放70年[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12] 江小涓. 大国双引擎增长模式——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内需和外需[ J ]. 管理世界，2010（6）.

[13] 江小涓. 中国开放30年：增长、结构与体制变迁[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4] 1992年以前，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数量较少。

[15] 江小涓。新中国对外开放70年[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16] 江小涓. 高度联通社会中的资源重组和服务业增长[ J ]. 经济研究，2017（3）.

[17]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2019世界知识产权报告：创新版图，地区热点和全球网络[R].

[18]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2019世界知识产权报告：创新版图，地区热点和全球网络[R].

[19] 江小涓. 中国开放30年：增长、结构与体制变迁[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0] Ma, A. C., and Ari Van Assche. 2010. “The Role of Trade Costs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Evidence from China’s Processing Trade Regime.”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5490,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21] Los, B., M. Timmer, and G. de Vries. 2015. “How Global Are Global Value Chains? A New Approach to Measure International Fragmentation.” 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vol.55, NO.1（2015）, pp.66-92.

[22] Keller, W., and S. R. Yeaple. 2013. “The Gravity of Knowledg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vol. 103, NO.4（2013）, pp.1414-44.

[23] Branstetter, L., B. Glennon and J.B. Jensen.“Knowledge Transfer Abroad: The Role of US Inventors within Global R&D Networks.”Working Paper No. 24453. Cambridge,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8.

[24]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2019世界知识产权报告：创新版图，地区热点和全球网络[R].

[25]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2019世界知识产权报告：创新版图，地区热点和全球网络[R].

[26] He, S., G. Fallon, Z. Khan, Y.K. Lew, K.H. Kim and P. Wei,“Towards a new wave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innovation? The rise of China‘s innovative MNEs, strategic coupling, and global economic organization.”Canadian Journal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 vol.34, NO.4(2017), pp.343-355.

[27] 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其中世界平均水平最终消费率包括175个国家，发展中国家主要包括：中国、马来西亚、巴西、埃及、印度、菲律宾、俄罗斯、泰国、印度、孟加拉国。

[28] 李实，Terry Sicular，Finn Tarp. 中国收入不平等：发展、转型和政策[ J ].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

[29] 郑得坤，李凌。城镇化，人口密度与居民消费率[ J ].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