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如何从这一战略部署出发，调整新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外交，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课题。事实上，之所以强调双循环，本质上还是一个外部性问题。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如何化解中国经济产生的外部性问题，实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是目前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任务。基于经济学关于外部性理论分析的基础，通过考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外部性的新现实和新挑战，文章认为，只有推动中国经济外交实现从“单循环”到“双循环”的转型，才能实现中国“双循环”的可持续发展。
关 键 词：外部性 双循环 经济外交 中国外交
一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和国际竞争力的上升，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动性、敏感性和脆弱性均在同步加强，由此产生了复杂的外部性(externality)。一些持“中国威胁论”的学者偏重强调中国经济崛起的负外部性，①而一些持“中国机遇论”的学者则强调中国经济崛起的正外部性。②不管是关注中国经济的负外部性还是正外部性，中国经济的外部性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外部性是经济领域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所提出的“外部经济”概念，该概念主要是指某个经济实体的行为使他人受益(正外部性)或受损(负外部性)，却不会因之得到补偿或付出代价。③任何国家在谋求本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必然会不同程度地产生外部性问题。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从内外比重关系来看，中国经济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独立自主的“内循环”阶段(1949-1978)。这一时期为了恢复战后的生产生活，应对西方世界的经济封锁，中国主要采用了以“内循环”为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经济发展模式。第二阶段是积极融入国际大循环的阶段(1979-2019)。这一时期，中国抓住了新一轮全球化的机遇，积极融入多边贸易体系，参与国际分工，制定了“依赖国际大循环开启国内市场化改革，构建内部市场化大循环”的外向型发展战略，促成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④第三阶段是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阶段(2020-至今)。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⑤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既是中国未来一个时期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方针，也是党中央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判断。
事实上，中国之所以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核心原因还是为了回应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外部性影响，通过对自身发展战略格局的调整，矫正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造成的负外部性，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正外部性。因此，如何从外部性的角度考察中国发展格局的调整，以及对中国经济外交产生的影响，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课题。
二、理论分析：外部性及其解决
外部性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经典问题，如何解决外部性问题也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的关键。一般而言，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对外部性的定义为“一人的行为对旁观者福利的影响”。⑥如果这种影响是有利的，就称为正外部性(如教育、消防、基建等)；如果这种影响是不利的，就称为负外部性(如环境污染、犯罪等)。外部性所带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市场失灵”，按照既有的市场逻辑无法解决基于市场竞争造成的问题。尽管“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一书中就将市场比作一只“看不见的手”，其可以自发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⑦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在其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开创了福利经济学研究的分支，后续的研究者阿巴·帕塔亚·勒纳(Abba Ptachya Lerner)、奥斯卡·理沙德·兰格(Oskar Ryszard Lange)和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oseph Arrow)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提出了著名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即市场机制能自发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结果，并认为该定理的成立需要基于三个前提条件，其一，市场充分竞争；其二，没有信息不对称；其三，没有外部性。⑧上述三个条件中任意一条不能满足，都会导致市场失灵。对于具有外部性的商品和服务，如果完全依赖市场机制，就会造成供给过度或不足，偏离社会最优的水平，造成效率损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工厂会大量排放污染，新的技术研发将无人提供，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也将年久失修。
为解决外部性带来的市场失灵问题，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主流经济学研究认为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进行干预，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四类干预方式。
(一)行政命令与管制政策
政府可以用非市场化的手段来提供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和服务，或用行政管制的方法来管理负外部性，这一推论已被众多经济学者论证，并推广至国际关系领域。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就提出了政府应提供“为便利社会商业，促进人民教育的公共设施和工程”。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也认为公共事业应由政府投资并经营，“还有一类日趋重要的投资，由政府从事，由政府负担风险。从事此类投资时，政府只想到对于未来社会之好处，至于商业上利益如何，则在所不计。”⑩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提出了“公共产品理论”，并用模型论证了由于存在“搭便车”问题，所以公共产品需要由政府生产并提供。(11)后来，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将公共产品理论引入了国际关系领域，认为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转也需要由某个国家来提供公共产品。(12)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在其基础上发展出了霸权稳定论，其中一个关键结论就是霸权国有责任提供公共产品并承担成本，包括建立国家间的平等原则、自由开放的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以及国际安全环境。(13)上述理论又被美国用于指导提出建立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方案，如成立了联合国安理会、国际原子能机构、世界贸易组织(WTO)等一系列具有监督管理国际事务职能的国际组织，这些机构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国际秩序、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功能，从而化解国际交往过程中的外部性问题。
(二)征收矫正税或补贴
政府可以通过对有负外部性的物品征税和给予有正外部性的物品补贴来使外部性内在化，帮助资源得到更高效、公平的配置。该理论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按照庇古的观点，导致市场配置资源失效的原因是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相一致，从而私人的最优导致社会的非最优。(14)因此，纠正外部性的方案是政府通过征税或者补贴来矫正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引导私人决策者将外部性的影响纳入自己的成本收益考量，这种矫正外部性的方法也被称为“庇古税”方案。(15)该方法在国际关系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在对外贸易过程中，一国对本国出口产品的大量补贴不但会影响本国企业的生产决策，还会影响该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和供需关系，从而有可能对进口国的特定产业造成较大冲击。为解决这一问题，世界贸易组织的《反倾销协定》和《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定》都规定，当一国对其出口产品进行倾销或补贴，并对进口国的相关产业造成损害时，进口国可以对其征收反倾销或反补贴税。这本质上也是用矫正税的方式来解决倾销或补贴所带来的外部性问题。
(三)利益各方签订合约或形成联盟
根据合作博弈理论，如果能让外部性关联的各方形成一个具有抵制作用的联盟，便可将相互影响的多个经济行为者合并为共同行为主体，从而有效避免“搭便车”问题。在合作博弈中，参与各方可以通过签订合约的方式，对违反合约者进行惩罚(置信威胁)，从机制设计的角度保障参与者履行契约。(16)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同盟理论也部分借鉴了这一思想，即国家之间通过订立攻守同盟的契约，从而使非合作博弈转化为合作博弈。该方法目前已被国际社会所广泛使用，如各类双边、多边谈判与协定就是通过签订合约或形成联盟的方式来解决国际事务中外部性问题的典型代表。
(四)为外部性创造一个交易市场
政府可以通过创造一个市场，让利益各方低成本地对外部性进行协商交易，利用市场的力量实现对外部性定价，解决外部性问题。该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arry Coase)在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提出(后人称为“科斯定理”)，认为如果私人各方可以无成本地对资源配置进行协商，那么无论最初的权利如何分配，各方总能够达成一种社会最优的协议，从而解决外部性问题。(17)该方法克服了“庇古税”中影子价格难以准确估计的问题，政府通过界定产权、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用市场的手段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然而，这种方式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交易成本为零，相反，如果利益各方人数众多时，协调每个人的成本过高，此时靠市场的力量达成有效协议的可能性极低。利用“科斯定理”解决国际社会外部性的最典型案例就是碳交易市场。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为了实现全球节能减排的目标，世界形成了若干个区域型的碳交易市场，如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该市场在控制排放总量目标的基础上，允许企业之间以货币交换的方式出售或购买排放权指标，通过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流通商品，实现对其市场定价，解决了外部性问题。
除上述经济学中讨论较多的解决方法外，在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领域也有不少化解外部性问题的探讨。例如，在社会学和伦理学领域，一些学者强调要通过道德的力量约束具有负外部性行为，依靠公益慈善等方式提供具有正外部性的商品和服务等。在政治学领域，将化解外部性问题归结为国家公共政策干预和外交介入，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实现对外部性问题的矫正。在外交学和国际关系领域，很多学者强调通过经济外交来介入解决一个国家的经济外部性问题。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但会带来国内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也会给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方式带来重大改变。鉴于中国当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中国自身参与国际经济方式的变化必然会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一定的外部性，这些外部性中有正向影响、也有负向影响，有的可以通过市场的力量自发解决，有的则要依赖政府干预，通过外交途径来沟通化解。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可以初步得出：从“十四五”期间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来看，除了必要的经济手段外，外交手段尤其是经济外交手段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三、双循环及其外部性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对近年来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的总体判断和战略调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全球最大的经济增长来源，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即将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已基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已不再适合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而必须进行调整。特别是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期叠加期，未来全球经济大概率将进入一个持续低迷期。根据世界银行2021年1月期的《全球经济展望》，2020年全球经济萎缩了4.3%，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程度最深的经济衰退，其中发达经济体经济活动收缩了5.4%，除中国之外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收缩了5%。(1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也预测，后疫情时代各国经济复苏的势头将出现明显差异(见表1)，部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出现巨大的负产出缺口和高失业率，全球经济复苏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19)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主要经济体纷纷出台提升本国产业链“自主性”的政策，加剧了已有的逆全球化趋势，WTO估计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速为-9.2%，降幅接近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水平，预测2021年进出口增速7.2%。(20)总的来说，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外部性。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就是为了回应国内国际发展的新现实，也是引领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
鉴于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实力和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水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但需要调整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战略，也会影响到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方式，从而产生比较大的外部性。总的来看，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的外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将持续下降，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将被重塑
新发展格局要求“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21)这是对过去外需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尽管中国已多年稳居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和对外投资第二大国，但事实上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就开始出现了持续下降趋势，主要体现在市场、资金和技术三个方面。从市场来看，中国对海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近十年来已明显下降。根据世界银行的相关数据，中国货物贸易额占GDP的比重已从2006年的64%下降至2019年的32%，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明显下降(见图1)。从资金来看，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额近年来一直维持在1300亿美元左右水平，占GDP的1%，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不到2%，而且对外直接投资额也多年维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水平，对外资的依赖度有了明显下降(见图2)。从技术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都在积极招商引资，通过“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建立了很多合资企业和产业园区，作为引进国外技术、实现产业升级的抓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我们“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22)提高我们的自主研发能力，降低在关键领域对国外的技术依赖。不难看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对外经济第一个表现就是对外需的依赖程度仍将持续下降，这不但是历史上各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演进的一般规律，更是实现中国经济未来增量提质目标的重要保障。从对外经济的角度而言，这也将重塑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由之前在低端参与全球经济分工，转向产业链升级，打造新的国际分工合作模式。
图1 商品和服务贸易额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数据计算得出，参见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reports.aspx?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http://www.safe.gov.cn
图2 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同图1
(二)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与其他国家在技术和标准领域的竞争会趋于激烈
新发展格局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我们更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23)这主要基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原因。从国内因素来看，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城镇化的中期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很多行业领域仍呈现资本密集度低、技术含量低、行业集中度低的特征，亟须进一步转型升级，产业结构方面还有较大的调整空间(见图3)。(24)从国际因素来看，当前以人工智能、通信技术、生命科学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很可能导致国际经济格局的大洗牌。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如何进一步提质增量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工作的重点目标。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资源和要素在世界范围进行优化配置，导致整个世界市场的分工结构、技术结构和利益结构相对稳固，也形成了日益明确的“技术鸿沟”“发展鸿沟”等问题。过去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经济处于国际供应链和价值链的中下游，中国本土企业“走出去”的主要方式是靠海外并购投资，外资企业“引进来”的方式也主要靠在中国建立生产线，设立合资企业等，成为西方发达经济的“世界工厂”，很多产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在新发展格局下，企业的发展模式将由过去强调海外并购、创办合资企业，未来将更加强调培育国内的自主品牌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提升中国品牌影响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明确提出：“鼓励行业龙头企业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逐步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形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要素资源、布局市场网络的能力。支持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聚焦主业，走‘专精特新’国际化道路。”(25)对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视和一系列重大科技强国战略措施的出台，会推动中国向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客观上会与发达国家产生技术竞争、市场竞争、规则竞争等激烈的利益结构碰撞问题，特别是在移动通信、数字经济、自动驾驶、区块链等新兴领域，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技术及其标准领域中的竞争会日益激烈，不排除发达国家会对中国实行常态化技术封锁和压制的可能性。
图3 中国与美、日、德、印四国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以美国2017年数据为基准)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三)中国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广度和深度也会不断扩大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以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26)这种“高水平”对应到贸易投资方面就是过去比较强调总量的增长，在未来的新发展格局则更多关注质量的提升和竞争优势的确立。尽管从规模来看，中国已经多年稳居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和对外投资第二大国，但从贸易和投资的结构来看，其仍有较大的优化调整空间，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仍需进一步提升。以知识产权使用费的贸易额为例，2019年中国的进口额为344亿美元，出口额仅为66亿美元，远低于美国同期的进口额427亿美元，出口额1174亿美元。(27)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将更加关注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正如《意见》中所提出的，“到2022年，贸易结构更加优化，贸易效益显著提升，贸易实力进一步增强，建立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标、政策、统计、绩效评价体系”。(28)这本质上反映了中国国内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与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提升，表现为对外贸易中高质量、高技术、高端附加值产品和服务占比的上升。
同时，高水平对外开放也要求我们更深层次地参与全球治理。面对后疫情时代的逆全球化浪潮，以及国际合作不足的现实，“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29)特别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世界格局的变化，对全球经济治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经济外交领域中呈现出两个新现实：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国际合作不足的新现实。在这场全球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本应是各国密切配合、精诚合作，但事实上，个别大国却忙于甩锅推诿、抹黑他国甚至煽动排外情绪。从抗疫方式来看，不同国家采用了不同的、甚至对立的策略，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合作不足的短板也被充分暴露。二是欧美个别国家“退群”带来的全球治理供给不足的新现实。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近年来盛行的逆全球化浪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接连“退群”，公然破坏现有国际秩序，全球化面临严峻挑战。
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提出了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等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成功主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等“主场外交”，推动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绸之路基金等国际公共产品，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一大批中国方案被写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文件，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伴随着中国日益走入世界舞台中央，国际社会短期内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一些不适应和排斥情绪。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10月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在英国、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中，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降到了十多年来的最低点(见图4)。(30)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深度和广度仍将持续扩大，国际社会的不适应和排斥情绪仍将持续存在，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仍旧不容乐观，如何有效化解这类外部性，也对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图4 皮尤研究中心民调对中国持消极评价的比例(%)
数据来源：《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在许多国家达到了历史新高》，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10月6日，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0/10/06/unfavorable-views-of-china-reach-historic-highs-in-many-countries。
简言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但会带来中国自身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也会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以下三类外部性：一是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将持续下降，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将被重塑；二是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与其他国家在技术和标准领域的竞争会趋于激烈；三是中国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广度和深度也会不断扩大。为落实好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国家必须妥善布局，及时调整在经济外交领域的战略和策略，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四、中国经济外交的转型
经济外交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解决一国在对外经济交往过程中所面临的外部性问题，为国内经济发展营造更好的外部环境。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外交的发展中不难看出，不同时期的经济外交也随着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演进而不断调整。李巍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外交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为了打破经济孤立，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采取了接触性外交，逐渐了解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基本规则；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的中国采取了融入性经济外交，以经济合作为“敲门砖”，同日本、加拿大、美国、欧共体等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强交流，并参与融入区域性经济合作；第三阶段，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一时期的中国采取了参与性经济外交，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秩序与机制的建设，在区域层次推动自由贸易区(FTA)建设，经济外交成果显著；第四阶段，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开始了领导性经济外交，努力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并取得进展，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全面提出并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主导成立亚投行、新开行等国际组织。(31)因此，在推动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过程中，中国也需要推动经济外交的“双循环”——既要积极应对世界经济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外部性问题，也要积极化解中国经济给其他国家带来的外部性，为中国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在经济外交领域的战略与策略也要相应进行调整。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应对对外依存度减弱的经济外交
新发展格局带来的第一类外部性问题是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将持续下降，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将被重塑。具体来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海外跨国公司一直是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最重要的推动者、参与者和受益者。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出台一系列“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以此吸引跨国公司来本地投资，一大批本土企业家主动为跨国公司提供优质的配套服务，中国迅速增长的国内大市场也为跨国企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回报。然而，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同国外跨国公司的关系也要发生调整，将由原来的招商引资、用市场换技术、差异化竞争等方式，转变为未来更多地需要培育中国自身的自主品牌，这就必然会与跨国公司在技术和市场上直接竞争。换句话说，过去本土企业和跨国公司是“在合作中学习，在合作中竞争”，未来将更多转变为“在竞争中合作”。
同时，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中国经济不断学习、转型升级的过程，企业家、劳动者和政府官员都在学习，学习先进的知识技术和管理经验。(32)正如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所说，“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没有开放，先进的管理经验、经营方式、技术手段怎么能进得来呢？”(33)在新发展格局下，尽管中国对外依存度在下降，但中国对外开放的态度和决心不变，仍要积极主动参与到国际竞争合作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到的，“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34)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在经济外交领域应做出如下调整。
第一，加强以我为主的经济外交。背靠中国国内大市场，改变被动反应型的经济外交，积极加强基于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积极主动型经济外交，不断提出新思路、新平台和新办法。比如依托海南国际自由港探索建立经济外交的开放高地，举办重大国际经济活动、推动世界产业园区联盟建设、将三沙建设成为类似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那样的海外注册中心，抢占国际经济外交的制高点。
第二，调整经济外交的战略，实现从市场开拓战略向内需扩张型战略转变。立足于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快速成长的实际，积极开展以内需主导的经济外交，提升中国国际竞争新优势。为实现该目标，就必须在贸易、汇率、税收等领域进行配套的政策调整。调整的方向是从以贸易投资为主导向以资本金融为主导转变，重点支持轻资产合作项目发展，减少“卡脖子”问题发生。
第三，出台相应措施，鼓励对外交流合作。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学习是经济不断升级的关键，主动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竞争是最直接的学习方式。因此，未来中国经济要想真正领跑世界，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就要坚持对外开放，主动参与国际竞争合作。
(二)化解国际技术竞争的经济外交
新发展格局带来的第二类外部性问题就是伴随着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与其他国家在技术和标准领域的竞争会趋于激烈，不排除发达国家会对中国实行常态化技术封锁和压制的可能性。事实上，这一过程已经开始，从2018年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摩擦中就不难发现，高科技领域一直都是一个重要战场：在“301调查报告”中，美国拟征税清单所列领域与《中国制造2025》确定的重点领域基本重合；(35)在学术交流方面，美国方面也采取了包括阻碍赴美留学、减少签证时间、打击审查华裔科学家等措施；在科技企业方面，美国通过切断供应链、出口管制、限制海外市场扩张、巨额罚款等方式，对以中兴、华为、小米、字节跳动等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制裁。除此之外，白宫还出台了“STEM Push”的五年计划，大力支持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人才培养。(36)可以预见，未来随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对核心技术、自主研发领域的不断重视，中国同主要国家在基础科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领域的竞争也将更为激烈，不排除部分发达国家会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和压制的可能性。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在经济外交领域应做出如下调整。
第一，加强经济外交的宏观规划和战略指导。中国经济规模优势已经显现，要通过加强经济外交战略的谋划，将中国的资源和规模优势转化为战略优势和制度话语权优势，不断开辟中国经济外交的新空间。尤其是在十四五期间，要集中解决国内能源、芯片等领域面临的紧迫问题，调整经济外交的布局，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实现某些领域战略优势的重点突破。其中，要积极推动国有企业向国有资本改革，推动成立市场化的中外合作的供应链公司，更好地发挥民间资本和外资的活力，促进中国经济的结构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第二，加强关键领域内的高素质人才储备。国家在关键领域内的竞争归根到底还是人才的竞争，中国有着世界上人数最多的理工科毕业生，这是中国经济不断转型升级的重要保障。未来，中国应继续鼓励科技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大力培养和引进国际一流的人才和科研团队。同时，要大力加强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布局建设，使之成为高精尖人才的储备库和孵化器，成为中国创新发展和创新外交的主力军。
第三，加强多边经济外交。要用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金砖国家合作框架、新兴市场国家的市场，继续加强同发达国家在技术、人才领域的交流合作，打造后疫情时代区域经济外交的新模式。尤其是继续推进多边自由贸易区和区域经济合作框架的建设，在更大的范围和更高的平台上缔造中国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
(三)深化全球治理的经济外交
新发展格局带来的第三类外部性问题是伴随着中国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广度和深度也会不断扩大，东西方在价值观层面的差异会更加凸显。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一直倡导在经济外交领域，搁置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37)1985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汽车工会代表团和美国工会领导人访华团时明确表示，“在来往中，把意识形态问题撇开，根本不去管它，就讲友谊，谈可以合作的东西”。(38)过去我们出口鞋帽、合资汽车、代工产品时，可以在商言商，搁置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但随着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变化，将来更多像中兴、华为这样的科技企业，像抖音、微信这样的软件应用将走向世界，伴随着中国日益走入世界舞台中央，参与全球治理深度和广度的扩大，我们也不得不去面对和回应西方国家在价值观领域的不解和质疑。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消除西方社会对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方面的担忧，赢得各方的理解和信任，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以数字贸易为例，尽管从技术发展来看，中国已处于世界较为领先地位(仅次于美国)，在全球排名前十位的互联网巨头中，有7家来自美国、3家来自中国，且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全球占比超过了40%。(39)但在价值观层面，美欧发达国家却普遍认为中国存在较高的数字贸易壁垒。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的《2019年国别贸易壁垒评估报告》中，将印度、欧盟、印度尼西亚、中国和越南列为在数字贸易领域五个壁垒最严重的国家或联盟。(40)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ECIPE)发布的《全球数字贸易限制指数报告》测度了全球64个国家对于数字贸易的限制，认为中国是全球对于数字贸易限制最高的国家。(41)未来中国要想进一步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就一定要在国内立法、对外宣传、经济外交等多个领域同时发力，在价值观层面消除西方国家和民众的误解。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在经济外交领域应做出如下调整。
第一，讲好中国故事，讲出中国道理，消除国际舆论误解。对外要讲清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中国永不称霸的决心，讲清楚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成果，积极宣传近年来中国在信息安全、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做出的努力。通过对外宣传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为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氛围。
第二，加快在关键领域的国内立法和国际合作。客观上讲，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数据隐私安全保护等领域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在很多领域出现了立法严重滞后于技术发展的现实，成为阻碍相关企业、技术走向世界的一大障碍，客观上也引起了部分国家的误解和猜忌。建议加大在这些关键领域的国内立法，为国际合作创造更广阔空间。
第三，加强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大国合作。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影响，全球治理陷入困境，国际合作势头减弱，各国内顾倾向十分明显。在此背景下，基于“少边主义”的大国合作变得极为重要。中国和美国是当今世界仅有的两个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的经济大国，只要中美在一些全球议题上开展合作，全球治理就有了可靠的基础。随着2021年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且其政策原则强调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中国应积极推动与美国新一届政府的合作，围绕疫情防控、气候变化、经济复苏和国际组织改革等议题积极互动，通过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变革来化解双循环产生的外部性问题，以维护和巩固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42)这既是党中央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中国未来一个时期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方针。新发展格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广泛的：从领域来看，不仅会带来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也会影响到宣传、外交等领域；从范围来看，不但会影响国内发展模式，也会改变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方式。因此，如何从“双循环”这一战略判断出发，及时调整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外交的战略和策略，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课题。
事实上，双循环战略的提出，本质上是一个化解中国经济外部性的问题。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动性、敏感性和脆弱性也在迅速上升。中国加快推进新发展格局，是对世界经济给中国经济造成外部性的回应，而中国提出“双循环”也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外部性影响。只有找到妥善解决外部性的经济治理之道，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才能实现共同发展。通过考察学界对于解决外部性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分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外部性的新现实和新挑战，本文认为，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应该未雨绸缪，加强战略筹划，针对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产生新的外部性，坚持高质量发展方向，开展以我为主、多方联动的经济外交，大力推进经济外交转型，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为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创造有利条件。
感谢《当代亚太》编辑部约请的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①John J.Mearsheimer,"The Gathering Storm: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3,N0.4,2010,pp.381-396; "How China's Economic Aggression Threatens the Technologie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White House Office of Trade and Manufacturing Policy,2018,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8/06/FINAL-China-Technology-Report-6.18.18-PDF.pdf; Christopher Walker,"What is ‘Sharp Power’",Journal of Democracy,Vol.29,No.3,2018,pp.9-23; Joseph S.Nye,"How Sharp Power Threatens Soft Power:The Right and Wrong Ways to Respond to Authoritarian Influence",Foreign Affairs,January 24,2018,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8-01-24/how-sharp-power-threatens-soft-power.
②Dragan Pavlicevic,"‘China Threat’ and ‘China Opportunity’:Politics of Dreams and Fears in China-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Relation",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27,No.113,2018,pp.688-702; Justin Yifu Lin,"China's Rise and Opportunity for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Africa",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cs,Vol.27,2018,No.suppl_l,pp.i15-i28; Nicholas R.Lardy,"The Economic Rise of China:Threat or Opportunity",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leveland,August 1,2003,https://www.clevelandfed.org/en/newsroom-and-events/publications/economic-commentary/economic-commentary-archives/2003-economic-commentaries/ec-20030801-the-economic-rise-of-china-threat-or-opportunity.aspx.
③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朱攀峰译，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72页。
④刘元春：《正确认识和把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载《学习时报》2020年9月9日，第3版。
⑤《加快构建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人民网，2020年7月15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0/0715/c40531-31783726.html。
⑥曼昆：《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梁小民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⑦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王亚南、郭大力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1页。
⑧史蒂文·杜尔劳夫、劳伦斯·布卢姆：《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八卷)，贾拥民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4页。
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415页。
⑩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徐毓枬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8～139页。
(11)Paul A.Samuelson,"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36,No.4,1954,pp.387-389.
(12)Charles P.Kindleberger,"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without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76,No.1,1986,pp.1-13.
(13)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版，第90页。
(14)阿瑟·塞西尔·庇古：《福利经济学》，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5页。
(15)同上。
(16)Lloyd S.Shapley,"A Value for n-Person Games",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Games,Vol.2,No.28,1953,pp.307-317.
(17)Ronald H.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in Chennat Gopalakrishnan ed.,Classic Papers in Natural Resource Economics,London:Palgrave Macmillan,1960,pp 87-137.
(18)《全球经济预计2021年增长4%；疫苗部署与投资是维持复苏势头的关键》，世界银行，2021年1月5日，https://www.shihang.org/zh/news/press-release/2021/01/05/global-economy-to-expand-by-4-percent-in-2021-vaccine-deployment-and-investment-key-to-sustaining-the-recovery。
(19)《世界经济展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1年1月26日，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WEO/Issues/2021/01/26/2021-world-economic-outlook-update。
(20)"Trade Shows Signs of Rebound from COVID-19,Recovery still Uncertain",World Trade Organization,October 6,2020,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pres20_e/pr862_e.htm.
(21)《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新华网，2020年10月29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10/29/c_1126674147.htm。
(22)《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网，2020年8月24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0/0825/c1024-31835058.html。
(23)《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24)《全球疫情下的经济形势分析战略报告》，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2020年5月19日，http://www.accept.tsinghua.edu.cn/2020/1113/c57a209/page.htm。
(2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新华网，2019年11月28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11/28/e_1125286598.htm。
(26)《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27)作者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美国经济分析局相关数据计算得出，参见http://www.safe.gov.cn，https://www.bea.gov。
(2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29)《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30)"Unfavorable Views of China Reach Historic Highs in Many Countries",Pew Research Center,October 6,2020,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0/10/06/unfavorable-views-of-china-reach-historic-highs-in-many-countries.
(31)李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外交的逻辑》，载《当代世界》2018年第6期，第22～26页。
(32)李稻葵：《中国的经验：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济学总结》，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6页。
(33)朱镕基：《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00页。
(34)《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35)"Section 301 Report into China's Acts,Policies,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Intellectual Property,and Innovation",Office of the U.S.Trade Representative,March 22,2018,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8/march/section-301-report-chinas-acts.
(36)Lauren Camera,"White House Outlines Five Year STEM Push",US News,December 3,2018,https://www.usnews.com/news/education-news/articles/2018-12-03/white-house-outlines-five-year-stem-push.
(37)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7～168页。
(38)《邓小平思想年谱·1985年》，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GB/33839/34943/34980/2632706.html。
(39)李钢、张琦：《对中国发展数字贸易的思考》，载《国际经济合作》2020年第1期，第56～65页。
(40)"2019 National Trade Estimate Report on Foreign Trade Barriers",Office of the U.S.Trade Representative,March 19,2019,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2019National_Trade_Estimate_Report.pdf.
(41)"Digital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ex",The European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September,2019,https://globalgovernanceprogramme.eui.eu/wp-content/uploads/2019/09/Digital-Trade-Restrictiveness-Index.pdf.
(42)《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求是网，2020年10月29日，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0-10/29/c_112667417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