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提出的意义

2020年，面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国提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格局的提出直指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旨在形成新时期中国与世界的新型经济关系，对中国、对世界的未来意义重大。

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供需循环的。但是区别于常见的经济学供给等于需求的总量分析方法，“循环”是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它把经济活动分为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经济活动依次经过这四个环节，周而复始地进行扩大再生产。区别于总量分析方法，从经济循环的角度分析经济现象，会更加注重社会经济活动的全貌。经济循环既涉及物质产品生产和流通的技术进步，也涉及价值实现的经济制度安排。在技术进步一定的条件下，如果循环出现困难，这种困难会被扩大再生产出来，成为系统性制度偏差，最终上升为经济体制与机制问题，并关联到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

如果将这一“循环”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扩展到世界经济，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经济体系呈现出“中心-外围”结构。“中心”国先于“外围”国进行自国内到国际的资本积累，不仅成为技术进步的引领者，而且也是经济制度的安排者。相形之下，“外围”国是技术进步的跟随者和与此相适应的经济制度的从属者。世界经济体系“中心-外围”的结构特征，规定了处在不同位置国家的双循环的不同性质，并充分体现在国际经济贸易关系上：“外围”国向“中心”国出口包括农矿产品在内的原材料，进口工业制成品。两者在这个意义上形成了依存关系，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相互促进。

在这个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崛起，不仅是当今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而且是影响未来世界格局的重要因素。新中国成立，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成长，不仅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成长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表现为人均收入的快速提高和社会发展指标的大幅改善。2020年，中国在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的同时，消灭了现行国际标准下的绝对贫困现象，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80%，整体迈进了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这一巨大的经济体的经济社会发展，已开始超越传统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中心-外围”结构：中国既是一个世界规模的成体系的产能提供者，也是一个世界规模的需求者。一方面，从发达经济体“中心”国角度观察，中国向全球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原材料，似乎已是发达经济体；另一方面，从发展中经济体“外围”国角度观察，中国虽向全球出口工业制成品，但多是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向全球进口虽有原材料，但更多的是资本品，尤其是附加值较高的技术密集性产品，还是一个发展中经济体。于是，中国是什么类型的经济体？这成为当前国际社会认知的困惑，也构成了中美经贸冲突的重要背景。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普遍进入“新常态”：尽管各国财政货币政策十几年来持续扩张，但世界经济仍然低迷。在呈现出低增长、低贸易、低通胀和低利率的总体特征的同时，各国经济表现不一致、不同步，出现了分化。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更是加重了这一分化。而民粹主义上升、保护主义抬头的逆经济全球化思潮，很有可能成为一种建制化安排，有可能改变世界经济的范式。

世界经济的动荡，国际格局的变化，使中国不得不承担起负责任大国的义务，在为世界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增长”提供动力的同时，还需要捍卫经济全球化，引领新型经济全球化。从2019年起，中国居民商品消费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中国经济成为连接传统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枢纽。从这一发展趋势来看，如果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中国经济将实现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如果将这一持续扩大的国内市场通过制度性开放为世界所共享，中国经济的内循环将带动外循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这一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过程，也是中国与世界新型经济制度的生成过程，是通过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来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治理理念的动态过程。

▍中国经济内外循环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逻辑

（一）计划经济：“内循环”奠定现代化基础

早在夏商周时代，中国就开创了成形的农耕文明，并源远流长，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未间断的文明形态。根据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在明清时代，中国的GDP总量就已经雄踞世界第一。182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份额为32.9%，而同时期西欧各国的GDP总和仅占世界GDP的23.6%。不过，虽然中国经济占当时全球生产总值的1/3左右，但这一GDP基础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之上的。当时的西欧国家的资本则已经借助市场经济机制，将产品制造推进到机器化大工业时代。

区别于农耕文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市场经济是为他人生产的经济。当需要他人消费的产品被机器大规模制造出来，市场的约束就成为基本的约束，需求不足成为常态。在微观层次厂商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对利润内在的渴望转变为相互之间的全面竞争。这一竞争在促使技术进步的同时，也推动着资本积累由国内转向国外，并以暴力方式打断了传统农耕文明国家自然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对中国而言，这一历史转折点发生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自此，中国的GDP占世界的份额直线下落，到195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份额已跌落到4.5%。

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百年历史，既是中国遭受西方工业化强国欺侮的历史，也是中国经济社会落后的历史。现实使中国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为此，发展工业、走工业化道路进而实现现代化成为全民族诉求。新中国的成立，终于奠定了这一民族诉求实现的基本条件。怀着对百年西方列强欺侮的深深记忆，独立自主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事业，就成为国人心目中最理想的道路。当时的苏联恰恰提供了榜样：1950年，苏联经济正在崛起，GDP占全球的份额已达到了9.6%，成为当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苏联经验表明，通过国家行政动员，采取计划经济体制集中力量实现国家工业化，既可加快工业化，又不必依赖国外，可以迅速扭转经济社会落后面貌。这对渴望民族复兴的中国来讲，自然成为最合理的借鉴。“以俄为师”的“一边倒”成为历史的选择。

一般而论，作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工业化实现现代化是历史趋势。工业化，尤其追赶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持续扩大工业投资是第一位的。因此，采用以产业政策为代表的经济计划，致力于扩大工业投资，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常见选择。但是，区别于发展中国家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经济计划，当时的中国形成了二元经济的经济体制。其特点在于：依靠国家力量，动员储蓄，持续提高投资率，通过持续压低消费来扩大工业投资。

具体的实现方式是：在占人口多数的农村，通过合作社等集体所有制方式，支持“统购统销”，在低压农产品价格的同时，将经济剩余（储蓄）转移到工业；在工业聚集的城市，通过国家所有制形式将经济剩余（储蓄）投入国民经济最需要的行业和部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活动，是强制加速性的扩大再生产。由于利用国家行政力量强制性地压低消费，其所动员的储蓄，以加速度形式投向工业。当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以156个大型骨干重工业企业为代表的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就初步形成，同时，基础设施建设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构成今日中国国有企业的基本格局以及工业体系的区域布局，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底色。

但是，这种强制性的扩大再生产，只能在国家行政力量可覆盖的范围内进行。封闭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逻辑，唯有将不确定性完全控制，经济活动才能形成闭环，可控式地顺利运行。为避免对经济闭环运行的干扰，就需要将对外经济活动降低到最小程度，不仅不能有外商直接投资（FDI），而且在外贸上也只能维持必不可少的物资余缺调剂，所谓的出口仅仅是支持余缺调剂进口的外汇获得。由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循环基本在境内进行，不具有外循环的可能。

（二）改革开放：“外循环”融入世界分工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推行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就是开放经济体制，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制是其自然逻辑。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中国改革，就是将过去由计划主导的、由国营企业代表的国家工业化，转变为由市场主导的，包括民营和外资在内的全民工业化，并因此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加速实现工业化。所谓中国开放，就是将工业化进程纳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通过交替进行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工业化，促使产业结构快速升级。改革推动了开放，开放促进了改革，两者相得益彰。由于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一旦将低成本劳动力优势纳入经济全球化，便会吸引全球产业向中国转移。中国经济不但能摆脱计划经济体制下只能“内循环”的被动局面，而且通过参与国际分工，能够形成与世界市场的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外循环”，促进全球性的经济循环。

中国经济加入全球经济循环，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这一点可以从改善全球资源禀赋的角度论证。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几种主要生产要素占全球的比重或畸高或畸低。其中，劳动力极为富裕，1980年，中国的劳动力占全球劳动力的比重高达22.4%；资本和技术极为短缺，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仅占全球的2%，研发投入仅占全球的0.5%。同时，中国的耕地、淡水和石油等自然资源占全球比重很低，分别为7%、6%和1.5%。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进程既表现为工业产值占GDP比重的持续提高，也表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的持续转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高比例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隐形失业，不仅造成劳动力资源浪费，而且因收入极低，无法形成有效需求，致使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内循环长期来看难以为继。

通过改革开放，招商引资，大量境外资本流入劳动密集性行业，形成出口优势产业。在“外循环”比重最高的2006年，中国每百万元工业增加值中的就业密集度（就业人数/百万元增加值）工业全行业平均值为6.73%，而出口导向的纺织业为12.74%，服装、鞋帽为18.29%，家具制造为14.12%，皮革、毛皮和羽毛及其制造为17.36%，文体用品制造为21.52%。外循环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农民进城务工成为现实，提升了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也使中国工业化逐渐弥合了二元经济的断裂。

与此同时，对中国经济而言，劳动密集性产业的出口所得外汇用于进口，也改善了中国生产要素禀赋的状况。一方面，能源、原材料和农产品的进口支持了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农产品的进口实际上等于进口耕地和淡水资源。例如，2018年中国进口大豆8803万吨，如果在国内种植需要耕地4633万公顷，相当于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的13倍、全国可耕地的1/3。另一方面，多年来，机电产品进口占中国进口产品比重约1/2，主要是成套设备、关键单机和先进仪器仪表。近年来，包括芯片在内的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比重在持续提高，目前已超过30%。这些产品进口在对中国技术装备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升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引领着技术进步的方向。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加入全球经济循环，改变了国际分工的样式，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步成功的影响下，原计划经济体制国家除个别国家以外，大多都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体制的一致性，使全球制度性交易成本大为降低，可贸易程度大为提高。这不仅表现在商品贸易上，而且也体现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上，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转变成为要素贸易的自由化，即投资贸易自由化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投资贸易自由化在使各国要素禀赋自然展现的同时，也因资本的自由流动，使全球生产力的布局成为可能。产业链条不再拘泥于一国，而在世界各国之间，某个环节在一国，而另一个环节在另一国。

伴随着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通信和交易成本持续下降，运输技术的进步压缩了空间的“时间距离”，使企业可以进行零库存生产。为降低成本，跨国企业可用外包的形式，将生产链中标准化的部分环节分散到其他国家。中国加入WTO后，其劳动力的竞争优势更为世界所青睐，并由此促使国际分工由传统的国与国之间的产业水平或垂直分工，转变为产业内的全球分工，又逐步转变为跨国企业内的全球分工，形成了全球性的产业链，又延伸为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需要指出的是，全球产业链的形成是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鲜明标志。

在新的全球性分工之中，中国的主流工业技术已经得到较大幅度改善，高新科技创新正在加快进行。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联合国所划定的41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中国全部拥有。其中不少产业的产能、产量均位居世界前列，具有竞争优势，构成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中国工程院发布的数据显示，在26种主要产业类型中，我国超过60%的产业在当前处于“自主可控”和“安全可控”状态，抗外部风险能力较高。其中，通信设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输变电装备、纺织、家电产业，处于当前世界的领先水平；航天装备、新能源汽车、发电装备等行业，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从2018年PCT国际专利的申请情况来看，尽管美国仍是绝对数量上的第一，但是两年以来专利申请的增速却仅有0.1%。与之相比，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呈两位数高速增长，绝对数量则紧随美国其后，位居世界第二。

（三）再平衡：经济全球化的新挑战

冷战结束后，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成为全球的基本经济制度。制度的一致性使制度性交易成本大幅降低，除劳动力流动仍有限制外，生产要素基本可以实现全球自由流动，大大改善了全球尤其发展中国家资源禀赋畸高畸低的状况。以跨国企业全球生产力配置为代表的资本，从富裕的发达国家流入短缺的发展中国家，与当地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自然资源结合在一起，在加速当地工业化、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世界经济结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第一，在全球经济增速比此前提高一个百分点的同时，全球贸易增速更快，平均是经济增速的一倍以上；与此同时，全球资本流动的国际金融增速又远快于经济和贸易的增速。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全球化首先表现为全球金融一体化。

第二，全球出现了三个新型的相互依存、又相互区别的区域板块：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制造业板块。这一板块将其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纳入全球化，为全球制造物美价廉的制成品，压低了全球通货膨胀率，在为全球经济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分享了经济全球化红利，表现为收入以及外汇储备的快速上升。二是以巴西、俄罗斯以及石油出口国组织（OPEC）为代表的资源出口国板块。这一板块将自然资源优势纳入全球化，在原料及原产品上支持经济全球化，同样表现为出口收入以及外汇储备的上升。三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板块，他们将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的优势纳入全球化，在为全球化提供资本的同时也获得了丰厚回报，分享经济全球化红利。

第三，全球经济出现了发达与发展经济体的竞争关系。目前的经济全球化首先表现为全球金融一体化，这意味着在投资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资本要素流动是无障碍的。发展中经济体在成为对发达经济体负债方的同时引入资本，与当地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资源禀赋相结合，形成了工业产业，成为全球产品的供给方，表现为货物贸易的大幅出口。与之相对，发达经济体具有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的优势，在以资本流出成为发展中经济债权方的同时，也使其国内居民得到更便宜更方便的负债，形成了负债消费模式，成为全球产品的最大消费市场。货物贸易主要的进出口方两者无论在负债/债权，还是生产/消费以及出口/进口上，都呈现为一种竞争关系。

第四，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差距在持续缩小中。发展中经济体更稀缺的资本要素可以持续流入，再加上全球经济增速的提升，总需求的扩大，发展中经济体选择出口导向性工业，致使其工业化呈现出加速态势。这使其GDP增长快于发达经济体，进而使传统南北差距持续缩小。目前就GDP总量而言，发展中经济体已经略超过发达经济体，南北差距更多体现在生产性服务业，尤其金融服务业的差别上。南北差距曾是“二战”后国际多边治理体系的基础，也是其治理对象。今天南北差距的缩小，甚至动摇着现行的国际治理体系。

世界经济结构上述深刻变化，酝酿出了全球经济的关系性偏差，出现了全球经济的不平衡。表面上，这一不平衡表现为发展中经济体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持续升高，以及发达经济体经常项目逆差占GDP比重同时升高这一镜像关系。究其实质，它反映了全球储蓄（投资）和消费的系统性失衡。发达经济体消费过多，储蓄过少而投资不足；发展中经济体则相反，消费不足，储蓄过多进而投资过多。镜像是静态的，而失衡是动态的。动态的失衡不能维持静态镜像关系的存在，其结果就是爆发了2008年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的全球性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后，全球普遍认为要展开全球经济再平衡，其中一个要求就是一国经常项目顺差不能超过GDP的4%。但是，金融危机已过去12年了，再平衡的进展却不尽如人意。虽然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已由2007年的9.9%下降到2019年不到1%，但除中国表现优异外，其他经济体，尤其发达国家的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善。

与此同时，全球经济一改金融危机前较快增长的局面，陷入持续低迷。它使全球经济系统性偏差局面变得更加复杂，全球经济再平衡以更加极端的形式展现开来，尤其表现在中美经贸关系上。中、美两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也是互为举足轻重的经济贸易伙伴。随着中国加入WTO，中美贸易额不断攀升，从2001年的804.85亿美元上升到2019年的541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13.2%。中美贸易中，中方呈现为持续贸易顺差，顺差高点是2018年的3233.3亿美元，美方呈现为持续贸易逆差。双方互为对方贸易顺逆差最大持有国。2018年中国对美顺差占总贸易总顺差的92.1%，美国对华逆差占总其贸易总逆差的47.6%。

问题的吊诡性也出现在这里，为什么中方经常项目顺差在持续减少的同时，对美的顺差却在持续增长？同样的问题也可以问美国：为什么美方经常项目逆差尽管仍维持在高位，但对中国的逆差却增加的更快？问题的深刻性在于：从美国经济自身发展来说，美方应该扩大投资——美国也正是这样做的。自金融危机以来，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直至今日的拜登政府，都不断强调“美国再工业化”，并辅有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效果始终不彰。投资只表现为金融市场的各种指数的新高，却难以进入实体经济，并且在不断外流中。难道美国的经济体制机制真出了大麻烦，使其经济循环不畅，造成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下降，而不得不祭出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其他非经济政策大旗吗？

由此推而广之，“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现行国际经济金融治理体系如今受到美国经济循环不畅的严重干扰，运转日益艰难，以至于即使是作为“山巅之国”的美国自己也不再相信这一体系的有效性，并且无意继续维持。

当前，世界经济的结构调整刚刚拉开帷幕，尤其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未来还有很多变数。面对扑朔迷离的世界经济，无论是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逻辑出发，还是从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不受干扰的角度考虑，还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目标着想，中国都必须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以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确定性来应对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

以国内循环为主体，既是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发展格局的基本出发点，也是现实的选择。从经济学角度观察，经济增长的供给和需求是同时完成的过程。在供给侧，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在需求侧，市场的持续扩大就是经济增长的保障。因此，若要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必须在供给和需求两侧共同发力，核心是建立和完善畅通循环的体制和机制。从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逻辑来看，长期以来，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虽是第二大经济体，却是第一大贸易体。但目前国内外的情况表明，这一过程已难以为继。从国内的情况来看，过去十年中国居民工资性收入持续以较快的速度增长。随着工资性收入的上升，目前中国平均工资水平高于东盟和南亚的3～4倍，高昂的人力成本使大规模劳动密集型出口更加困难。从国际上看，随着全球经济低迷，贸易增长前景暗淡，贸易增速甚至会低于GDP增长。即使维持现有14%左右的世界市场份额和第一大贸易体地位，也可能会面临进出口规模的萎缩问题，出口更是难以进一步扩张。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得我们必须扩大内循环。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正在形成中

以2020年消灭绝对贫困为标志，中国已开始整体进入中等偏下收入社会，即小康社会全面建成。下一步，中国正在向中高收入社会迈进。国际经验表明，跨越高收入社会门槛时期，也是经济社会急剧转型时期，表现在经济方面是工业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变。这一阶段，消费将成为GDP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

事实上，过去十年间，中国经济已经开始沿着这一方向发展，这为扩大内循环提供了基础和保障。

第一，过去十年间，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充分，就业压力持续缓解，国内消费市场正在形成。首先，自2012年起，服务业占GDP总规模的比例开始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成为中国的主导产业。服务业相比工业可以吸纳更多就业。反映在宏观上，2010年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创造120万个就业机会，到了2019年，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则可创造200万个就业机会；反映在微观上，求人倍率（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之比）大于1成为常态，这意味着职位供给多于求职者。这些数据都表明，中国的就业压力正在持续缓解，不必需要更高的经济增长来创造更好的就业，这也意味着目前中国经济对出口产业的依赖程度正在减弱。

其次，中国人口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这预示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此外，进入市场的劳动力数量也开始出现下降，年均下降人数已由2013年的200万人上升到2019年的470万人。新进市场劳动力的下降带动了工资水平的普遍上涨，并特别突出地表现在最低工资水平的上升上。统计数据显示，自2012年以来，最低工资水平平均增长在两位数以上，其中某些省份、自治区，如新疆，个别年份的增长率达到了30%以上。工资是低收入阶层的主要收入来源，工资的上涨无疑意味着消费的提升，尤其是对服务业消费需求的提升。

最后，中国经济结构的充分转型，还表现为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ＧＤＰ之比由2007年的9.9%，下降到2019年的不到1%，即出口不再是带动GDP增长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其中服务业更是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服务业的增加值在2013年第一次超过工业，成为引领GDP增长的主要因素。中国经济正处在由高速度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变之中，“以国内循环为主体”正在显现。

第二，持续性扩大内需政策已初显成效，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资本形成维持在高位。2008年金融危机使中国开始意识到仅依靠出口的外循环不可持续，因此“十二五”规划相应地提出了“坚持扩大内需战略，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十年来，中国资本形成始终维持在高位，对GDP的贡献率平均超过30%。其中，基建投资拉动最为突出，正经历着从传统“铁公基”投资向“新基建”的投资转变，并引领着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及其结构调整，产业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其次，持续扩大内需的政策已开始机制化，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在系列政策的推动下，居民消费持续扩大，尤其是在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战略的推动下，“城乡一体化”的持续发展，正在为中国经济向服务性转型提供强大动力。

“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建立扩大内需的机制，核心是扩大居民消费，其途径是扩大居民收入。中国已实现了村村通公路、通电、通电信电视。基础设施的改善使中国物流通达每一个角落，绝对贫困的消除使购买力大幅提高。一方面，制成品消费变成普遍行为，延续了传统制造业，尤其是轻工业的生命周期。另一方面，农产品销售渠道也得以改善，农民收入有所增加。与此同时，自2006年中国取消农业税以来，逐渐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政策框架，农村居民收入大幅提高，农村与城市人均消费差距正逐步缩小，这将有助于国内消费市场的持续扩大。两相综合，中国进入大消费时代，以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为其特点，由此催生了电商新业态。这其中，以拼多多、美团为代表的消费“下沉”最为突出。

十八大报告提出“两个提高，两个同步”，即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工资收入所占比重，并要求其提高速度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相同步；在国民收入中，提高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并要求其提高速度与GDP增长相同步。十年来，表现在GDP方面，除2020年当年GDP增长2.3%外，中国连续九年GDP增长均在6.1%以上，十年来GDP几近翻了一番。表现在居民收入方面，过去十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基本与GDP增长持平，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则略高于GDP增长，个别年份甚至超过10%，基本实现翻番。最终消费支出对GDP贡献始终在50%以上，多数年份在60%左右，高峰年份甚至超过80%。

与此同时，中国当前中等收入以上人口总数为4亿人，数量超过美国人口，他们的消费倾向开始转向高品质生活。2020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2013年世界银行将高收入社会标准定为人均收入12616美元，按此计算，中国将在“十四五”期间进入高收入社会。这种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产生了对服务业的强大需求，并引领着社会的消费倾向。在居民支出中，服务性消费增长最快的是教育、医疗等领域，这些类型的消费大多具有本地性强的特点，因而成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主要推动力。

2019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达60.6%，较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的18%有了大幅提升，但是较发达国家平均75%~80%的城镇化率仍有15%以上的差距。继续提高城镇化率，将显著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也将成为以内循环为主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城镇化，是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核心。伴随着这一转换，经济将呈现出快速增长。只要这一转换尚未完成，结构性增长潜力仍在，增长过程就不会中止。目前，中国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服务产业成为主导产业，但城市化仍十分滞后。统计表明，过去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按此速度，中国可维持较高增长速度15年，并相应地带来居民收入的提高。

在中国经济逐步转型、内循环主体初步形成的同时，中国经济的对外循环也一直在发展。

过去十年，中国的进出口规模都在扩大，目前已占全球贸易额的13%左右。下图列举了对国际市场和供应链依赖程度较高的产业，其中，计算机、服饰、通信设备等产业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较高，电子元器件、能源矿产开发、客运产业对国际供应链的依赖程度较高。

总体来看，进口速度快速增加，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呈现持续减少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收支平衡开始倚重于资本项目。而自2015年起，资本项目中对外直接投资大于外商对华投资，已呈现出逆差状态，平衡开始倚重于金融科目。近年来，随着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的推出，对华证券投资的资本市场开始兴起，并日益成为境外对华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在加快。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元全球流动性短缺，造成国际贸易支付结算的严重困难。2009年7月2日，为顺应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人民币用于跨境货物贸易的结算手段开始推出，开启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过去十年间，人民币国际化由当初的境外5个城市、365家企业，扩展到全国所有的企业；由货物贸易扩展到服务贸易，再到直接投资，目前已扩展到以金融业务为代表的间接投资，已覆盖世界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在新冠疫情冲击下，世界经济陷入历史性衰退，美元指数大幅波动，相形之下，人民币国际化却逆势扩大，不仅人民币汇率在升值之中，而且各国加大了对人民币的储备，使人民币占全球外汇储备的份额首次达到2.1%左右，成为全球第五大储备货币，首次与人民币在SDR的地位相配。目前人民币与中国周边地区国家的货币同涨同落的事实表明，人民币已开始成为亚洲地区的“锚货币”。而人民币也成为境外投资中国金融市场的首选货币。

双循环是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促进国际循环。当前，世界经济低迷，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已是全球性问题。中国如果能以创新引领经济持续增长，居民收入就会持续提高，中国市场就会持续扩大。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会通过规则等制度性开放将这一持续扩大的市场为世界共享，中国正在拥抱并引领全球化。中国如此庞大的市场需求，通过多边、双边规则等制度性开放为世界所共享，将为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的增长”做出重大贡献。这是内循环带动双循环的世界性意义，也是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