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不但是用来研究具体问题的，看不见的功能更在于塑造史观即世界观。一百多年来，中国政治学学科与现实政治之间一直存在或隐或显的紧张关系，根本原因就在于政治学方法论具有塑造史观的功能，而非历史性的史观与具有高度历史连续性的中国政治之间存在着内在张力。

在中国政治学学科史上，制度主义、理性选择主义和阶级分析可谓政治学传统的“三大方法”。自基佐以降，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就是代议制政府，因为代议制政府原理是体现了真理、正义与理性的统治权理论，代议制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形式。20世纪80年代，在行为主义—理性选择主义当道的背景下，马奇和奥尔森的一篇《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开创了所谓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学者们开展了议会制—总统制谁好谁劣的第二轮争论。但是，从旧制度主义到新制度主义，都没有离开以政体为核心的政治制度研究传统，新制度主义政治学重视的其实还是代议制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形式这一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

在政治学方法论谱系上，代议制政府作为史观的传统，由行为主义—理性选择主义方法论传承并发扬。二战后，行为主义方法论几乎成为美国社会科学的不二法则，认为可以通过个体、社会的行为研究而回答所有学科的所有问题。这看起来是政治学说史上的革命性变革，其实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逻辑，那就是欧洲史和美国史都是以社会史为面向的历史。代议制政府建立以后，政治学研究转向以个体、社会为中心是水到渠成的；而社会中心主义史观和个体中心主义史观都是自由主义的历史观，只不过后者是更赤裸裸的“个人占有主义”。与行为主义的去国家化、非政治性相比，理性选择主义更上层楼，抽掉了政治的公共性基础。20世纪80年代，民主化的“第三波”到来时，理性选择学派与时俱进，认为“追求承认”也是利益最大化的计算，弗朗西斯·福山因此基于黑格尔的“承认”理论，演绎出“历史终结论”，代议制民主被认为是人类最好也是最终的政府形式。“民主转型”成为此后几十年的研究议程，诸如“民主和平论”“软权力”等流行一时的概念其实都是围绕代议制民主的优越性而展开的。

制度主义方法论政治学沿承的是西方与生俱来的政体论传统，行为主义—理性选择主义是西方社会史的政治学变种，这说明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政治学理论首先是历史政治理论。然而，当历史政治理论脱离了历史而绝对化以后，结果必然事与愿违。因此，试图改变“中国性”的制度主义方法论和理性选择主义方法论存在着天然的局限。中国政治学需要找到基于自己历史文化和政治实践的方法论。

首先，需要将曾经在中国居唯一重要地位的阶级分析方法“找回来”。阶级分析方法论起到了拯救中国的作用，但因放大其冲突论招致政治动荡而被严重误解。毛泽东的经典论述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阶级分析方法兼具冲突论和功能性整合意义，冲突性阶级分析是为了解决问题，以实现功能性整合；阶级分析的冲突论和功能论属性都是为了实现人民利益，阶级分析方法与人民史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人民史观”的方法论基础只能是包含着冲突论，在现时代更多的是功能论的旨在社会整合的阶级分析方法。

就中国语境而言，制度主义方法论和行为主义—理性选择主义方法论是“求变”即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方法论。阶级分析方法对于理解甚至解决现实政治大有助益，但在发现理论上力有不逮。因此，中国政治学必须基于历史尤其是中国史而推出以历史研究为基础、能够辨别理论和发现理论，并能解释现实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是以历史为基础、理论发现为取向的，这就是“历史政治学”。历史政治学首先是政治学范畴，即以识别、发现政治理论为目的论；其次是以历史研究为基础，但不同于历史学靠史料说话的学术传统，而要以理性和原则为导向。

理解历史政治学的关键是“历史本体论”。社会科学首先是地方知识，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首先都是本国中心主义取向的。符合中国史和现实实践的史观只能通过产生于中国历史文明传统的政治学方法论去塑造。为此，至少要做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一）当代中国政治与中华优秀政治传统的关系。比如，当代中国政治沿承大一统的政治机制，民本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实现形式，国家治理与“致治”传统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天下观的关系等。（二）重述政治学基础概念。一统的政治史属性所规定的时间性演化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肯定不同于社会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政治制度、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因此权力、国家、政府、政党、官僚制等基本概念都需要重述。（三）世界政治史。中国人不但需要观察国内政治的新史观，同样需要新国际秩序观。

政治学是时代的产物。“中国之治”中体现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不仅是如何治国理政的政治实践问题，更有涵养和支撑政治实践的“道”——历史观。政治学方法论塑造政治史观，中国人的政治史观历经百年漂泊、彷徨之后，最终还是应该回归我们心灵的故乡——中华文明。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