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和沈祖棻在武汉大学的那段岁月里有许多伤心往事，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但是，程千帆、沈祖棻与武汉大学的关系却又“剪不断、理还乱”。直到晚年，程千帆先生在致友人的信中仍然提到：“千帆在武大工作数十年，虽其间不无拂意事，然浮屠桑下之恋实深”。[ 冯天瑜：《冯氏藏札》，长春出版社，2017年，第431页。]一直想找个适当的机会回头看看程千帆、沈祖棻在武汉大学的那些过往，对他们在武汉大学的经历、思想和情感作一梳理和回顾。机缘巧合中，这样的机会不期而至：2019年底，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成立，随后两年，在对划归古籍保护中心管理的民国书库进行清点的过程中，我和同事惊喜地发现书库中有许多程千帆、沈祖棻夫妇（以下合称程沈）题署、钤印和批点的书籍，这批藏书正好成为我们 “回首向来萧瑟处”，感悟其中风雨阴晴的极好载体。
01
据初步清点，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可以确认曾经属于程沈的藏书约有民国时期铅印精平装书70余种，线装古籍和手抄本若干（具体数量待进一步确认）。程沈这批藏书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入藏武汉大学图书馆的？因时过境迁，详情已很难考证了，只能作合理的推测。据程先生自述，他到南京大学的时候，“随身的就几个木书箱，书也几乎没有什么了”。[ 程千帆述，张伯伟编：《桑榆忆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9页。]可知，1978年程先生的家虽然搬离了武汉大学，他们的藏书却大部分留在了武汉。
程沈武汉藏书去哪儿了？徐有富先生曾撰文专门讲述程千帆先生藏书的去向，该文主要针对程千帆一生的藏书而言，并以南京时期为重点。归纳徐先生所述，程沈在武汉的藏书大致有三种去向：
一是“文革”中因红卫兵抄家损失了一批。程先生在《劳生志略》中回忆说：“有一件事对我的打击很大，那就是把我的《史通笺记》《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还有一些小稿子，就是《古诗考索》里的那些文章，都给红卫兵抄走了。我们那个时候完全处在一种红卫兵的暴力专制的环境下，他要怎样就怎样。一件东西，他若是看中了，就可随便拿走。”[ 程千帆述，张伯伟编：《桑榆忆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1页。]据程丽则女士回忆，红卫兵当年抄走的主要是程先生的手稿和部分家藏的字画，还有1953年参加朝鲜慰问团时带回来的一些纪念品。当时家中的书架都被红卫兵贴上了封条。1966年秋天，他们一家被勒令迁居珞珈山角的小渔村（此地又叫小码头）附近，原特二区的房子被分配给一位工人师傅居住，因书架上有封条，书籍的损失不算大。两三年之后，经向校“革委会”申请，他们把藏书都运回小渔村旁的简陋平房中，所幸大部分图书都还在，只损失了少量话本小说和通俗读物。
二是不同时期赠送给友人和学生一批。文化人之间相互赠书是常见的事，程先生的藏书中有一些是友人寄赠的，也有一些书的封面上题有“程千帆先生赠”的墨迹。程先生一向重视学生的培养，也很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相关回忆录中经常提到程先生将藏书借给或赠给后学的事例。如他在指导吴志达、郝延霖做论文时，“把他的私人藏书李壁《王荆公诗集笺注》和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均为线装书）”借给吴志达，“把王文皓《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和《苏诗总案》（也是线装书）借给郝延霖”。1957年6月，把一本施子瑜编的《柳宗元年表》送给了学生黄瑞云。对教师的赠书则更慷慨，1955年陆耀东留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为了帮助他教好所承担的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先生将自己的全套《人民文学》和《解放军文艺》惠赠给陆耀东。1976年，程先生得知在四川任教的老学生王淡芳“欲理旧业而架空箧虚”，“即从劫余幸存之家藏韩集、苏诗等十余种线装古籍及沈尹默、谢无量、潘伯鹰诸先贤之墨宝远自汉皋寄我诲我（我，指王淡芳）”。[ 参见徐有富《程千帆先生的藏书哪去了》，载杜泽逊主编《国学茶座》 2015年1期，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6－61页。]
在程先生赠书的事例中，最让人难忘的是杨翊强讲述的。1958年留校当助教不久的杨翊强受到反右运动的牵连：“待遇降到每月生活费二十元，扣掉房租和还偿互助金，我只余下两块钱来过一个月的生活。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我还要如常寄回去十元钱报平安，一时间想想山穷水尽，忍不住大哭起来”。当时已是“右派”的程先生为了帮助杨翊强，在无奈之下，想出了用藏书去换钱的办法。杨翊强回忆说：“到了星期天，我去了程先生家，他早已收拾好了一大袋子书，我知道读书人对于书的珍爱，所以在感激之余又怀着一种不安。书卖了四十多元钱，其中有一套原刻《归方评点史记》也只是卖了六块钱，我回来告诉程先生，他仍然很高兴”。[ 巩本栋编：《程千帆沈祖棻学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39－240页。]
三是1975年春廉价出让了一大批。关于1975年出让图书之事，沈祖棻在1975年12月25日写给王淡芳的信中有明确的说明：“吾等书籍已极大部分于今春出让矣。因既不教学，又不能作研究，年老多病，不如及生前处理，以免身后散失可惜也。棻曾为此不怡者累月。闲堂虽力主几乎全部出让，但夜梦亦有叹惜之呓也。仅留极少数大字本诗集，以供娱老悦目而己。虽李太白集，亦因我力争始留得一部也。”[ 沈祖棻著，张春晓编：《微波辞》，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70页。]出让图书之后，沈祖棻和程千帆先后“奉命自愿退休”，沈祖棻曾赋《优诏》二首表达当时的无奈和遗憾之情。其二云：“作赋传经迹总陈，文章新变疾飙轮。抛残旧业犹分俸，卖尽藏书岂为贫？自昔圣朝无弃物，毕生心力误词人。从来雨露多沾溉，盛世欣容作逸民”。吴志达先生评论此诗说：“她和程先生的藏书很丰富，劫后幸存，亦尚可观，这是学者宝贵的精神财富，激愤之下卖尽藏书，当然不是因为生活的贫困”。[ 吴志达：《沈祖棻评传》，载沈祖棻著《唐人七绝诗浅释 宋词赏析》，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92页。]诚然，这二首诗中确含有一定的“激愤”之情，但程沈两先生当时决定出让大部分藏书当不是“激愤”之举。程千帆对《优诏》二首的笺语云：“祖棻以一九七五年奉命自愿退休，而出语温厚若此。其雅量高致，远非余之所能及也。”[ 沈祖棻著，程千帆笺，张春晓编：《涉江诗词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93页。]沈祖棻正式退休的时间是1975年12月，1975年夏作《优诏》二首时尚未退休（可能已经接到退休的口头通知），出让藏书的时间更早。从写给王淡芳的信可以看出，出让图书之举是经过两人深思熟虑、商量后决定的。其主要想法，一方面缘于临近退休时的失落感和对前途的失望，另一方面是基于“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理念，希望他们的藏书能为更多的人提供帮助。程丽则女士清晰地记得，父母在出让图书前夕，曾让中文系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青年教师到家中来挑选图书，来的老师一般每个人都挑选了若干种。徐有富先生说：“程千帆夫妇在武汉大学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们害怕这些藏书身后散失可惜，还是将藏书中的极大部分整体出让给了武汉大学图书馆。”[ 徐有富《程千帆先生的藏书哪去了》，载杜泽逊主编《国学茶座》 2015年1期，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6－61页。]可见，这批书出让的对象正是武汉大学图书馆。笔者在向程丽则女士咨询武大图书馆程沈藏书的来源时，她也认为大部分图书应该是1975年她的父母亲临近退休时半卖半送给图书馆的。
由此可知，武汉大学图书馆的程沈藏书应远不止前文所述的70余种。前文所述精平装书70余种及线装书若干种只是留下了程沈签名、钤印等明确印记的书籍，那些没有留下印记的藏书还有待进一步挖掘。不过，在清理、阅读这批有程沈印记的藏书的过程中，我又发现了程沈藏书进入武汉大学图书馆的另一途径，可算是程沈武汉藏书的第四种去向：程先生在1955年之前向中文系资料室捐赠了一批。
武大图书馆所藏程、沈两先生的图书，有一部分在书的末页钤有“一九五五年查讫”、“1963分馆”等字样的图书章。例如程千帆先生早年著作《目录学丛考》（中华书局1939）的末页同时钤有此两枚图章及“80年清点”的图章。其封面则钤有“国立武汉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国立武汉大学中文系图书阅览室”、“武汉大学文科图书室”等几枚图章。表明这本著作可能在国立武汉大学时期就已经赠给中文系图书室，经历了1955、1963、1980三个年份的图书清点。
另有一部分图书封面上有“程千帆先生赠”的墨笔题字，一般同时钤盖 “国立武汉大学中文系图书阅览室”、“武汉大学文学院图书室”、“武汉大学文科图书室”等图章，末页钤有“一九五五年查讫”、“1963分馆”等字样的图书清点章。如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独立出版社1945）内封有程先生“程千帆丙戌（1946）春”的墨笔题字，表明该书程先生购于1946年春，而该书封面“程千帆先生赠”的题字和“国立武汉大学中文系图书阅览室”、 “武汉大学文科图书室”的图章及末页“一九五五年查讫”等图章等表明，该书程先生在1955年以前已经捐给中文系图书室。
同类的捐赠图书在程沈藏书中为数不少。这些捐赠恰好表明向资料室、图书馆捐赠图书是程千帆先生的一贯做法。这批1955年之前捐赠的图书有可能是分批次捐赠的，其中当有一次数量较大的捐赠，捐赠时间最大的可能性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他在中文系任教并担任系主任期间。这些图书虽钤有“国立武汉大学中文系图书阅览室”等国立武汉大学时期的图书章，但它们有可能是旧章的沿用。程千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汉大学中文系的第一任系主任，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教学、科研和行政事务之中。他为学生开设了《中国文学史》《文艺学》等课程，并多次致函给赵景深、孙望等友人，千方百计收集新开设课程所需的参考书和资料。把自己的藏书捐献出来为教学和科研服务，与程先生急公尚义、以学术为公器的一贯风格也是相符合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武汉大学图书馆和各院系资料室的图书分分合合，有过好几次的调整和搬迁。程沈部分藏书在武汉大学图书资料的分合过程中，经中文系并归图书馆。这大体是今天所见程千帆、沈祖棻捐赠书籍入藏武汉大学图书馆的基本过程。
02
程千帆和沈祖棻在书中所留下的一题一签、一墨一印成为今天我们钩沉旧事，感受岁月沧桑，缅怀高尚灵魂的片片黄叶。
在程沈武汉藏书中，有一册由民国学者夏敬观选编的《二晏词》（商务印书馆1933），内封有沈祖棻的墨笔签名和“丁丑（1937）夏末秋初日军日夜空袭之时”的题字。[ 此处题签为程千帆先生代笔，详下文。]
出身书香世家的沈祖棻1936年从中央大学国学研究班毕业，她以能诗善词、文辞典丽而在南京师友中享有美名，本可在南京一展才华，七七事变的炮火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沈祖棻在《二晏词》上的题字表明日军空袭南京从1937年夏末就开始了，夏末秋初正是日本飞机日夜空袭、加紧轰炸之时，沈祖棻从此走上流亡之旅，她的诗词也开始关注“国忧家恤”，大量写“骨肉凋谢之痛，思妇离别之感”。在以后的岁月里，她避乱安徽屯溪，仓促结婚之后又被迫作“新婚别”。她跟着程千帆赴武汉、奔长沙、上重庆，后又分居成都、乐山两地，真可谓“消尽蓼香留月小，苦辛相待千春”。好不容易盼到抗战胜利，又因生计所迫，她和程千帆不得不在苏州和武汉两地任教，直到1956年秋沈祖棻调到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两人虽在珞珈山上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家，却也是别时容易见时难，醉不成欢又将别。在数十年的辗转迁徙中，晏殊、晏几道父子的词集一直伴随在沈祖棻身边，最终入藏武汉大学图书馆。而今，斯人已去，睹物思人，这本薄薄的《二晏词》激起人们无限的历史沧桑之感。
程沈武汉藏书多为他们早年的藏书，较之事后的回忆，这些藏书上留下的记录是难得的一手材料，可以唤醒对那些逝去的家国旧事的记忆，也可以补全年谱等编年资料的缺漏。例如，在程千帆先生捐赠书籍中有一册《陆放翁诗》（中华书局1936），封面有程千帆的一行蓝色钢笔题字：“廿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购于重庆，将于明日赴蓉转康”。
据《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程沈1938年秋天流寓重庆，江南师友也陆续入川，他们在“乱后渝州”重逢，沈祖棻作《临江仙》《喜迁莺》等词，中有“巴山今夜雨，短烛费新愁”、“重逢何世，剩深夜，秉烛翻疑梦寐”的句子，“写初抵重庆光景”。[ 徐有富：《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8页。]此次重庆相聚十分短暂，沈祖棻旋赴巴县界石场蒙藏中学任教，程千帆则至西康，在西康建设厅当科员。程千帆先生至西康的具体时间，他的自述、回忆录和年谱中都写得比较模糊，而这册《陆放翁诗》的题识则记下了准确日期和行程路线：即十二月十九日由重庆至成都，再由成都至西康。
1944年春程千帆、沈祖棻夫妇双双被金陵大学解聘，其起因是他们反对学校当局贪污政府发给教师的平价米。对此事沈祖棻曾作《鹧鸪天·华西坝春感四首》予以揭露，程千帆后来对此词作了详细的笺注。由此知事情的原委大致为：“一九四四年春，有人在学校总务处抄得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学校致粮食部四川民食第一处名单（发文号为蓉字第2618号），始发现此贪污行为，于是全校大哗。余夫妇乃上告教育部，当局及诸附丽之者则多方掩饰。几经扰攘，卒以退还半年侵吞之米了结，而余夫妇遂被解聘。”[ 程千帆述，张伯伟编：《桑榆忆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9页。]在整个事件中，文中提到的蓉字第2618号文件的抄件是重要的物证。这份文件即使到档案馆中也难以寻觅，让我们有点惊异的是，他们的藏书中竟藏着这件材料的摘录件。程沈武汉藏书中有一册洪为法著《古诗论》（商务印书馆1937），该书内封有“千帆购于重庆 七月五日”墨笔题字，前衬页的背面则赫然抄着蓉字第2618号的文头和部分名单。
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书库有两部程千帆先生的早年著作《文学发凡》（成都金陵大学1943），它们合函而装。《文学发凡》是程先生文学理论著作《文论十笺》的最初版本，卷前有民国三十二年殷孟伦序，卷末有民国三十二年程千帆跋。该书后来多次更换书名，并由不同出版机构推出新的版本，其最初的版本已十分罕见。晚年从武汉迁至南京的程千帆自己也无此书，1994年，江苏作家薛冰在南京古旧书店偶然淘得一套，程先生欣然为之题识，介绍此书五十二年间六个版本的源流。[ 程丽则：《千帆身影》，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82页。]
程千帆的《文学发凡》二卷虽然作为“金陵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丛书”出版，但根据程千帆先生在该书卷末的跋语和他晚年的回忆录《桑榆忆往》可知，该书其实是以他初入武汉大学任教时所编的讲义为基础整理而成的。跋语称：“辛巳壬午之间，余承乏武汉大学讲席，始与诸生专治文学者接谈，其言之凌杂浮浅，往往出意度外，知近世短书，累害至深，因取前哲雅言授之，俾典于学。期年，稍稍解悟。旋移教金陵大学，从游所病，亦与向等。辄仍旧贯，共相谈论，征材聚事，经岁遂成此书。”[ 程会昌：《文学发凡·后序》，成都金陵大学，1943年。]《桑榆忆往》对成书的过程作了进一步的补充：“最初我到武汉大学工作，中文系主任刘博平先生根据文学院院长刘永济的提议，想把中文系的学生与一般性的大一国文课区别开来，一周五小时。我就询问刘永济先生用什么样的讲义。他想了一下说‘你可以自己编讲义。’……总论就选了十篇文章。拿给刘先生看，刘先生就让我试着边教边改进。……后来我到金陵大学，我就要求系主任高文先生，仍然用这个讲义教中文系一年级的国文。在金陵大学的时候，这个书的初稿写好了，金大有些钱，他们就印了出来”。[ 程千帆述，张伯伟编：《桑榆忆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4页。]
程先生所著的这两部《文学发凡》在武汉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书库静静躺了几十年，今天，当我们轻轻解开函套、翻开书衣时，发现同一函套中的这两部《文学发凡》并非简单的复本，它们来源于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寻常的故事。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文学发凡》中的一部前衬页的背面有“弘度九世丈诲正 癸未（1943）秋会昌寄自成都”的墨笔题字，此处“弘度九世丈”是程千帆对刘永济先生的尊称。程千帆能两度到武汉大学任教皆源自刘永济先生的帮助，刘家与程家是世交，刘永济年轻时曾向程千帆叔祖问学，是程千帆的长辈。程千帆正是在刘永济先生担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期间入执武汉大学中文系教鞭的。从前述《文学发凡》的《后序》和《桑榆忆往》的记述可知，程千帆在编这本教材之前和教学之中都曾向刘永济先生请教，后来《文学发凡》在成都金陵大学出版，作为晚辈的作者程千帆在第一时间将它寄给刘永济先生指教是情理之中的事。由此可知，这部《文学发凡》是程千帆寄给刘永济先生的，它曾经是刘永济的物品，后来随着刘永济先生的藏书进入武汉大学图书馆。
另一部《文学发凡》与前一部属同一版本，只是封面多了高文的亲笔题签和印章，封面的颜色也与前一部有区别。高文字石斋，是沈祖棻在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的同班同学，也是程千帆的校友。程沈在成都金陵大学任教时，高文是中文系主任，他们在工作上是同事，在生活中是朋友，他们时有聚会，沈祖棻与高文还有互相唱和的诗词。程千帆以《文学发凡》的底稿作为授课讲义也是与高文商定的，高文为程千帆的著作题写书签自然也顺理成章。目前，有高文题写书签的《文学发凡》在别处未见，因此，武汉大学图书馆的这一部当是程千帆和沈祖棻的私人收藏。
两部分别属于刘永济先生和程千帆先生的《文学发凡》在武汉大学图书馆神奇聚首、合函而装，不禁让人联想起1941年程千帆夫妇与刘永济一家在乐山嘉乐门外的学地头比邻而居，以及1966年之前两家在珞珈山的特二区十多年以德为邻的情景，这种“物以类聚”已远超出了图书分类的意义，可谓良久有回味，余韵尤深长。
1952年至1956年程千帆和沈祖棻分居两地任教，这期间，程千帆经常利用寒暑假到沈祖棻所在的城市去探亲。程千帆探望沈祖棻，除了夫妻团聚之外，另一大乐事便是去访书、淘书，其中尤以苏州、上海两地为多。程沈武汉藏书也忠实地记录下了他们的这些情缘和书缘。1954年沈祖棻在江苏师范学院任教期间，程千帆两次到苏州探望，其访书成果亦颇丰硕。是年寒假，他在书肆淘得一本汪静之编的《白雪遗音续选集》，该书1930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印行，此本为1933年第三版，内封印有定价“每册实价六角”。该书曾经徐秉鲁收藏，内封次页有徐秉鲁印章并钢笔墨色题字：“三十三年四月四日以五十元代价购于苏州玄妙观旧书店”，1944年江苏的通货膨胀情形由此可见一斑。程千帆购得此书后，用蓝色钢笔续题：“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得于苏州 千帆”，并于内封首页签名、钤印。
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库有一部清人余治编的《庶几堂今乐》，为清光绪六年（1880）刻本。该书曾为残本，它们得以成为完璧，全赖程千帆先生1954年暑期在苏州的访书和求书。程千帆先生在该书封面所题的《叙录》中对其过程交待十分明白。该《叙录》分两次题写，第一次题：“一九五四年夏访书吴门，以两残本相配，犹缺四种，竢更求之”。第二次题：“景埏先生所蓄亦一残本，闻余所得未全，遂慨然举赠，卒成完书，为可感也。七月十八日复题”。可知此部《庶几堂今乐》由三部残本配补而成，其中程千帆购得两部，凌景埏先生赠送一部。这种变残为全的配补工作，既要眼力，又要机缘，还须书友忍痛割爱，实属不易。
在访书和求书的过程中，程千帆也结识了一些新朋友。他在《桑榆忆往》中回忆了1949年初与赵景深先生订交的过程：“有一阵沈祖棻在上海开刀，我住在亲戚家里，那时我教元明清文学，想找些书看，我也不认识复旦大学的赵景深先生，就直接上门，说我是程千帆，他说我晓得你这个人。他这个人真热情，并且对自己的材料非常公开。我从他那里借了许多古书，很罕见的各种抄本。他说你拿去，什么时候用完什么时候还我”。[ 程千帆述，张伯伟编：《桑榆忆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6页。]自此之后，程千帆和赵景深先生成为惺惺相惜的朋友，赵先生陆续给程千帆寄了很多书籍和资料，程沈武汉藏书中有几种就是赵先生赠送的。例如赵景深先生的著作《读曲随笔》（上海北新书局1936）、《小说闲话》（上海北新书局1937）封面皆有程千帆朱笔题字：“景深所赠 千帆”。吴梅先生的《风洞山传奇》（风雨书屋1938）内封有赵景深钢笔题字：“千帆教授惠存 弟赵景深赠 一九五六、三、二四”。
03
静心鉴赏程沈藏书，会发现一些不易察觉的细微痕迹，这些无意间留下的印痕成为我们进入程沈二人生活空间和情感世界，品味他们的情趣爱好，见证程千帆、沈祖棻琴瑟和鸣、鹣鲽情深之美好爱情的绝佳“信物”。
程丽则女士常回忆起父母之间的一些趣事，她说父亲的性子急，做事情雷厉风行，母亲性子慢，做事情一丝不苟。就拿写字来说，父亲自幼习字，一生都没有放弃用毛笔，他的毛笔字娴熟潇洒，买到新书，喜欢在上面题字留念。而母亲很少在书本上留字，其实她的小楷很漂亮，尤其在抄写自己的词作时非常认真，字迹工整娟秀。今天还有少量沈祖棻抄写的诗词和信件幸存，可以看出字如其人。可惜她体弱多病，常觉精力不济，上世纪50年代之后就没有再用过毛笔。因此，她将自己的诗作抄赠友人时，也常由程千帆代劳。程丽则女士曾戏称父亲是母亲的“御用文书”。这些生活细节恰好印证了程沈夫妇之佳偶天成、比翼双飞。程千帆和沈祖棻伉俪之间的这种文字乐趣在他们的藏书中也能见到蛛丝马迹，前述自1937年起一直伴随沈祖棻的《二晏词》，上面的签名和题字，经程丽则女士和方家辨认，实为程千帆先生代笔。1937年南京遭受日军突袭时，程沈尚末结婚，这份题签表明，程先生的“文书”角色从他们恋爱时已经开始了。武汉大学图书馆亦藏有一册《涉江词稿》的油印稿，含《涉江词》甲、乙、丙、丁、戊五稿，内有程千帆先生1978年3月的跋语，这本《涉江词稿》是程千帆先生在沈祖棻遭遇不测后怀着巨大悲痛整理的。此后，沈祖棻先生的诗词、小说和学术著作等经程先生的整理都陆续出版。可以说，为了让沈祖棻先生的成就能嘉惠学林，也为了让亡妻能立世扬名，程千帆这位称职的“文书”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提起“玄览居士”，人们一般会想到郑振铎先生。郑振铎先生自称“玄览居士”，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和张元济等先辈曾在上海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善本古籍，并组织影印《玄览堂丛书》。后来，“玄览居士”基本成了郑振铎先生的专称，“玄览堂”则成为珍藏他们所抢救的善本古籍的藏书室的专名。翻检程沈所藏的几册线装书我们发现，“玄览居士”也曾经是程千帆先生的雅号。在这些线装书中有一册近代学者黄节编的《诗律》，为手抄本，卷末题：“乙酉（1945）八月千帆钞于成都光华街寓庐”。这一抄本用事先印好了版框的十行蓝格宣纸抄成，版心下端印有“宁乡程氏玄览斋钞”标记。另一种线装书上海涵芬楼影印的五代后蜀韦縠《才调集》的叙文页有“程千帆校读”朱笔题字，同时，在首卷卷端钤有程千帆的三方印，并有“民国二十七年……玄览居士题”的朱笔题识，卷末亦有“玄览居士题记”的落款。而在前述程千帆先生早年著作《目录学丛考》（中华书局1939）中，有一篇《目录学丛考叙目》，称该书“甲戌丁丑之间作，今勒成一卷，题曰《目录学丛考》”，末署“民国二十六年岁次丁丑，清明节，宁乡程会昌谨识于玄览斋”。[ 程会昌：《目录学丛考》，中华书局，1939年，第1－2页。]又，程丽则女士所著《千帆身影》中载有程千帆题赠孙望毕业纪念册的照片，中有“二十六年夏玄览居士程千帆题毕拜记”的落款。[ 程丽则：《千帆身影》，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0页。]除了自称自题外，当时的文学名士亦曾为程千帆“玄览斋”题字。如四川省博物馆藏有“巴蜀文宗”赵熙先生1937年末为程千帆题写的“玄览斋”榜额，因赵先生“为玄览斋书榜余纸尚多”，刘永济先生后又用余纸为程千帆题诗。这些题识表明，程千帆先生在1937年之前就已经在使用“玄览居士”这一名号和“玄览斋”这一室名，而且印制了“宁乡程氏玄览斋钞”的专属稿纸用以抄书。
“玄览”一词源自《道德经》“涤除玄览，能无疵乎？”， 意在教化人们清除杂念，在澄明之中直观道体。明万历间浙江乌程人唐钟英亦将自己的室名定为“玄览斋”。看来，“玄览”一词是慕古好道之士共同喜爱的，郑振铎如此，程千帆如此，其实，沈祖棻也如此。程千帆和沈祖棻因志趣相近、意气相投而成为人生伴侣，程千帆先生曾用“文章知己千秋愿，患难夫妻四十年”的诗句十分贴切地概括了他们的感情生活。程千帆和沈有棻有一枚“文章知己 患难夫妻”的夫妻联名章，被学界传为佳话。鲜为人知的是，比这枚夫妻联名章早数十年，尚在青春年少时，程千帆和沈祖棻就共同拥有一个室名：“玄览斋”。在程沈武汉藏书中有一册商务印书馆1933年印行的吴梅先生的《词学通论》，该书封面有“玄览斋藏书”和“祖棻”二字墨笔手迹（亦为程千帆先生代笔），第一章的首页有“沈祖棻”朱文方印。
很显然，“玄览斋”本属于程氏，程沈结婚之后，“玄览”这一读书人喜爱的名号成为这对志同道合的夫妻共用的室名。不仅如此，程沈武汉藏书中还透露出两人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信息。程沈婚后“身经离乱多忧患”，虽然聚少离多，但他们在离乱中仍然相互牵挂，彼此以书相赠成为他们交流感情的重要手段。沈祖棻出自江南名门，是享誉文坛的才女，朱光潜先生阅其诗词后曾给予“易安而后见斯人，骨秀神清自不群”的赞誉，程千帆在自述中亦多次称赞沈祖棻在诗词上的造诣。在程沈武汉藏书中有一册缪钺先生的《中国史上之民族词人》（青年出版社1943），封面上有程千帆先生的墨笔签名，并有一行题字：“乙酉（1945）秋购于嘉州以寄子苾成都”。1945年秋，程千帆和沈祖棻已被成都金陵大学解聘，时沈祖棻至成都华西协合大学任教，程千帆则第二次赴乐山武汉大学任教，两人一在成都，一在嘉州，这册书正购于这段时间。不难想象，程千帆爱慕妻子的诗才，在离别的日子，看到有关诗词的新著，便购以相寄。
在程沈武汉藏书中还有一册顾敦鍒的《南北两大民歌笺校》（世界书局1945），其前衬页上有程千帆“丙戌（1946）四月楷亭寄自海上 千帆嘉州记”的墨笔题字。1946年4月程千帆仍在乐山，沈祖棻孤身在成都。楷亭即沈祖棻的堂兄，他们兄妹情深，同年8月沈楷亭病危，沈祖棻辞去华西大学教职飞往上海照料。沈楷亭从上海寄来刚出版的新书供程千帆参考，想必这不是第一次，也定是受了沈祖棻的嘱托或影响。程沈的伉俪之情，尽在这些书页笔墨之中。
程千帆先生有多枚印章，据程丽则女士说，今见程先生印章有一些是晚年到南京后友人所刻，而一些旧印章没能保存下来。《程千帆书法选集》收程先生用印最多，但这些作品最早的创作时间为1980年，程丽则女士也难以分清这些作品中的印章哪些早刻、哪些晚刻。而翻开程沈武汉藏书，程千帆先生印章的先后顺序则一目了然。凡程沈武汉藏书中的印章都是他们早期的印章，其最早用印时间可追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甚至更早。程千帆先生出生于1913年，1913年的干支为癸丑，与王羲之写成《兰亭集序》的东晋永和九年（353）干支正好相同，故程先生有一方印的印文为“晋永和后二十六癸丑生”，这方印是近代篆刻名家侯疑始所刻，程先生晚年作书经常使用。在武汉藏书中，这方印最早出现于前述《才调集》的内封页，前述《诗律》中亦有此印，表明这方印程先生从少年一直用到老年，是他最喜欢的印章之一。《才调集》中还有一方印的印文为“为君刻意五七字”，这是王福庵为程千帆父亲程康所刻的一方鸡血石印，也是程千帆的爱印之一，后赠给了学生程章灿。在程沈武汉藏书中，也不乏罕见或至今未见公开的程千帆先生和沈祖棻先生印章，如“程生如愿”朱文方印、“程会昌鉨”白文方印等。还有一枚刻有“玉兔捣药”图案的圆形印章，公开出版物中仅见于前述1937年程千帆题赠孙望毕业纪念册，而程沈武汉藏书的多部书籍中有此图章。
这些早期的印章真实地体现了青年程沈胸中所寓之志、所寄之情，程沈藏书泛黄的书叶再配上这些充满书生意气的印章，让人由衷升起“昔时赵李今程沈”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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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沈武汉藏书中，还有许多程千帆先生精心批点的文字，其中的学术价值，笔者将另行撰文评述。翻动程千帆和沈祖棻的这些藏书，如同翻动一本满载着他们音容笑貌的相册，一张张生动的面孔在眼前滑过。以前谈起程千帆和沈祖棻在武汉大学的遭遇时，总是聚焦于那些伤心的往事，总希望它是一张尽快翻过去的书叶。而面前这本“相册”为我们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瞬间，使我们能够正视程千帆、沈祖棻与武汉大学的关系。
程千帆虽然带着极大的遗憾离开武汉，但他始终对珞珈山充满了留恋，不仅仅因为这里有他和沈祖棻的二人世界，个中缘由，如同他在回忆录中所提到的，他在学问上很多精细的工作都是在武汉大学完成的。如果拿一年四季来作比，武汉大学给了程沈冬天的收藏和积累，春天的生发和孕育，长夏的煎熬和长养，武汉大学没能给他们只是一个硕果累累的金秋。这是程千帆的遗憾，也是武汉大学的遗憾，更是那个时代的遗憾！相对于沈祖棻而言，程千帆是幸运的，他回到和沈祖棻读书、恋爱的母校，完成了人生的收获季节。沈祖棻本该属于江南，却长眠在武昌。今天，程千帆和沈祖棻都已成为古人，他们曾经住过的武大二区和小码头的旧房子都没有了，但他们的藏书却留在了武汉大学图书馆。书是有灵的物品，不仅见证了他们的过往、记录了他们交游，更代表了一种精神和传统。只要这种精神和传统得以继承，程千帆和沈祖棻就没有走远。我们希望并相信，程千帆和沈祖棻所代表的传统人文精神将随着这批藏书在武汉大学永久地传承下去。
（致谢：本文初稿形成后，程丽则女士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