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之下，新冠疫情和环境似乎是一对远房表亲，但实际上两者比我们预想得更加亲近、关联更加密切。它们已经并将继续以不可预测的独特方式相互影响，比如生物多样性丧失会加剧传染病的暴发、新冠疫情将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等，凸显人类与自然之间危险而又微妙的平衡以及错综复杂的关系。

此外，从全球风险的角度看，新冠疫情与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崩溃（两大关键的环境风险）之间存在最直接的关联。这三者天生会在不同程度上给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威胁，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新冠疫情让我们窥见或提前体验了全面暴发的气候危机和生态系统崩溃将如何影响经济：同时冲击供需两端，颠覆贸易和供应链，并能产生连锁反应，扩大地缘政治、社会和技术等其他宏观领域的风险（有些情况下是机遇）。如果说气候变化、生态系统崩溃和大流行病是如此类似的全球风险，那么它们之间有何异同呢？可以说，它们之间既有许多共同特征，又有许多明显的差异。

它们之间存在以下五大共同特征：第一，它们都是已知的系统性风险（即白天鹅事件），在高度互联的世界中快速传播，并且在此过程中放大其他各类风险；第二，它们都呈现非线性特征，在超过一定界限或临界点后，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比如像新冠疫情那样，先在特定地区出现“超级传播”现象，然后迅速摧毁该地区的医疗卫生系统）；第三，它们暴发的概率和影响力分布情况难以测量——它们总是在快速变化当中，因此相关的假设必须不断调整，这让政策管理变得极为困难；第四，它们都具有全球性，因此只能通过协调一致的全球行动才能有效应对；第五，它们都能给最脆弱的国家和最弱势的群体带来巨大影响。

那么，它们之间又存在哪些差异呢？它们之间存在的几点差异大多数属于概念和研究方法层面的（比如新冠疫情是一项传染性风险，而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崩溃属于累积的风险），但还是有两点显著的差异：时间范围的差异（这会对政策和风险减缓行动产生重大影响）和因果关系问题的差异（这会让公众难以接受风险减缓策略）。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大流行病是一种近乎瞬时的风险，其突发性和危险性为人所共知。疫情暴发威胁到我们作为个人或一个生物物种的生存。当面临风险，我们会迅速、坚定地做出反应。相比之下，气候变化和自然损失是不断发展、长期积累的，其影响大多要中长期才能显现（尽管与气候相关的事件和“非同寻常”的自然损失事件日益频繁，但许多人并不相信气候危机正在逼近）。由此可见，大流行病与气候变化和自然损失的时间范围存在巨大差异，这就决定了应对大流行病的风险需要即刻行动，并且很快就要产生效果；气候变化和自然损失虽然也要求立刻采取行动，但其效果（经济学家称之为“来自未来的奖励”）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显现。英国央行前行长、现任联合国气候行动和融资特使马克·卡尼指出，这种时间上的不同步性会带来一场“地平线上的悲剧”：和即刻产生的、容易观察的风险不同，气候变化的风险看起来非常遥远（从时间和空间层面来看），因此应对这种风险的力度往往不足。比如，全球变暖和海平面上升会给某一实体资产（比如海边度假区）或一家公司（比如一个酒店集团）带来实质性风险，但投资者可能不一定认为这属于实质性风险，因此就不会将其算入市场价格。

第二，因果关系的问题很容易理解，相关政策难以实施的原因也很容易理解。在本次大流行病中，病毒和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非常清楚：新型冠状病毒引起了新冠肺炎。除了一小撮阴谋论者，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而在环境风险中，很难将结果直接归因于一个具体事件。科学家通常无法指出气候变化和某一具体天气事件（比如干旱或严重的飓风）之间存在直接关联。同样，他们通常也无法就人类的一个具体活动会如何影响到濒临灭绝的某物种问题达成共识。这使得减缓气候变化和自然损失风险变得异常困难。当一场大流行病来袭时，绝大多数民众会认为有必要采取强制措施，但当面临证据仍然值得商榷的环境风险，他们倾向于抵制强制性政策。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防控一场大流行病无须彻底改变基本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和日常消费习惯，而应对环境风险则需要改变这一切。

新冠病毒和环境

自然和动物源性疾病

动物源性疾病是指由动物向人类传播的疾病。大多数专家和自然环境保护主义者都认为，近年来这类疾病急剧增加，主要原因在于森林砍伐问题（这个现象也与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有关）增加了人类与动物亲密接触和传染疾病的风险。多年来，研究者一直认为热带雨林等自然环境及其丰富的野生生物对人类造成了威胁，因为这些地方聚集的病原体和病毒给人类带来了许多新的疾病，比如登革热、埃博拉和艾滋病。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因为实际上的因果关系恰恰相反。《溢出效应：动物感染与下一次大流行病》的作者戴维·奎曼认为：“在热带雨林和其他野生生物环境中，生活着丰富多样的动植物，同时也隐藏着许多不知名的病毒。但是我们入侵了这些环境：我们砍伐树木；掠杀动物或者将其装入笼中，然后送往市场。我们破坏了生态系统，我们让病毒离开了其天然的宿主。这些病毒需要一个新的宿主，于是就找到了我们。”[1]目前，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已经表示，实际上正是因为人类活动破坏了生物多样性，才导致产生了新冠病毒这类新的病毒。这些研究人员共同开启了新的研究学科——“地球健康”，专门研究人类健康与其他生物物种和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他们通过研究发现，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会增加大流行病的数量。

在近期致美国国会的一封信中，100个野生生物和环保组织估计，动物源性疾病在过去50年中增加了三倍。[2]自1970年以来，相对而言，土地用途的变化对自然产生了最大的负面影响（并且大约造成了1/4的人为排放）。仅农业就占据了1/3以上的陆地面积，这也是最影响自然的经济活动。最新的学术研究发现，推动农业发展的各项因素与半数以上的动物源性疾病相关。[3]随着农业（以及矿业、伐木业和旅游业）等人类活动入侵了自然生态系统，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为传染病从动物向人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自然界中动物栖息地的丧失和野生生物贸易产生了尤为重大的影响，因为已知和某种特定疾病相关的动物（比如携带新冠病毒的蝙蝠和穿山甲）一旦被带离自然环境并进入城市，就相当于向人口密集的区域植入了一个野生动物疾病的集散中心。今天的大多数科学家都会认为，人口增长越快，我们对环境的破坏就越多，损害生态安全的农业活动就越密集，暴发新流行病的风险就越大。目前，我们为了遏制动物源性疾病传播而可以采取的主要对策就是：尊重和保护自然环境，并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为了有效采取行动，我们所有人均应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并问问自己：人类为什么会与自然疏远到了如此地步？在本书最后一章，我们提供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希望有助于实现“自然友好型”社会经济复苏。

空气污染和大流行病风险

多年来，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主要由各类排放引起的空气污染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从糖尿病、癌症到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不一而足。各类排放问题还导致了全球变暖。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数据，世界90%的人口所呼吸的空气都未能达到安全标准，这导致每年有700万人过早死亡，并促使世界卫生组织将空气污染列为一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我们现在知道，空气污染加剧了任何一种冠状病毒（不仅是当前正在肆虐的新冠病毒）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早在2003年，在“非典”疫情肆虐期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空气污染的状况能够解释这种病毒致死率的差异。[4]该报告首次指明了下列规律：空气污染越严重，冠状病毒疾病造成的死亡率就越高。此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长期呼吸肮脏的空气让人更容易感染冠状病毒。在美国，近期发表的一份医学论文认为，在空气污染更加严重的地区，新冠肺炎造成的死亡率更高，因此在一些空气污染更严重的美国郡县，因感染新冠病毒而入院治疗的人数和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也会更多。[5]医学界和社会公众已经达成的共识是，空气污染暴露水平和新冠病毒感染概率之间存在正相关性，而当病毒真正来袭的时候，结果就会更加糟糕。这项研究还处于早期阶段，但进展非常快，目前虽无法证明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明确展示了空气污染和新冠病毒的传播性、严重性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空气污染，尤其是具体的颗粒物浓度，会损害呼吸道——肺的第一道防线。因此，生活在高污染城市的居民（无论什么年纪）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更高，死亡率也更高。这或许可以解释，伦巴第（欧洲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市民在感染新冠病毒后，死亡率几乎相当于意大利其他任何地区的两倍。

疫情封禁和碳排放

要确定2020年的全球二氧化碳减排量，目前还为时尚早，但国际能源署在《全球能源论评报告2020》中预测，今年的碳排放量将降低8%。[6]虽然这一数据可能代表着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年度降幅，但相对于二氧化碳减排问题的严峻性来说，这仍属杯水车薪。此外，联合国认为，要想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需要在未来10年每年减排7.6%，因此和这一目标相比，今年的减排成就仍然不值一提。[7]

鉴于各国采取的严格封禁措施，8%的减排数字看起来非常令人失望。这似乎也表明，相比电力、农业和工业（除了部分行业，这些排放“大户”在疫情封禁期间仍然运行）的大量排放，个人开展的微小行动（大幅减少消费，不开汽车，不坐飞机）似乎微不足道。这一数据还揭示了一个事实：碳排放方面最大的“出格者”并不一定是那些显而易见的罪魁祸首。近期发布的一份可持续发展报告显示，为了给电子设备提供电力并维持其数据传输功能，电力生产行业的碳排放总量约相当于全球航空业的排放总量。[8]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我们虽然残酷地实行了前所未有的封禁措施，将世界1/3的人口限制在家长达一个多月，但对于实施有效的去碳化战略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因为即便如此，世界经济仍然源源不断地排放出大量二氧化碳。那么，真正的去碳化战略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要想解决这项牵涉广泛的艰巨挑战，唯有综合采取下列措施：第一，对能源生产方式进行彻底的、系统性的变革；第二，对我们的消费行为进行结构性变革。后疫情时代，如果我们还是遵循以往的消费方式（开同样的汽车，飞往同样的目的地，吃同样的食物，以同样的方式为我们的房子供暖，等等），我们就浪费掉了利用这次新冠疫情来实施气候政策的大好机会。相反，如果我们能将在疫情期间被迫摒弃的一些习惯转化为消费行为的结构性改变，就有可能对气候产生积极影响。减少一些通勤，增加一些远程办公，用骑自行车或步行来代替驾车出行，让城市空气和疫情封禁期间一样清洁，去离家更近的地方度假，等等。所有这些行为如果能汇聚起来，就能聚沙成塔，实现持续减排的效果。这也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新冠疫情最终是会推动还是会抑制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政策？

大流行病对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政策的影响

新冠疫情必定会深刻影响未来多年的政策环境，其带来的重大危险在于它会遮掩环境问题。据可靠消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原定于2020年11月在格拉斯哥会议中心举行，但该会议中心在4月份被改成了医院，专门收纳新冠肺炎患者。许多气候谈判被延缓，许多政策计划被延期，这就传递出一个信息：在相当长时期内，政府领导者会只关注新冠疫情给各领域带来的直接问题。但与此同时，另一种说法也开始浮出水面，一些国家领导人、企业高管和意见领袖也对此加以详述：决不能浪费新冠疫情带来的大好机会，现在正是制定可持续环境政策的绝佳机会。

实际上，后疫情时代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可能会走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第一个方向正如上文所述：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后果如此严重、错综复杂和难以解决，以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政府可能会决定“暂时”搁置全球变暖的问题，专心推动经济复苏。如果情况是这样，相关决策制定者将会通过提供补贴的形式，支持和刺激严重依赖化石燃料和碳排放的行业。他们会逐步降低严格的环境标准，消除经济快速复苏会面临的这块绊脚石，并会鼓励企业和消费者尽可能生产和消费更多的“东西”。第二个方向则源于完全不同的愿景：大多数社会公众会重新意识到，生活可以有所不同，这样的社会责任感会为企业和政府提供动力。同时，环境激进主义者也会助力这一转变：必须抓住当前时刻，充分利用这一独特的机遇期，重新设计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好地造福整个社会。

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展望上述两个方向会带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当然，最终的结果会因国家和地区而异。没有哪两个国家会采取同样的政策，也没有哪两个国家能同样快速地展开行动，但归根结底，它们会迈向更加低碳的未来。

有三大原因解释了为什么这一切不会自动实现，以及为什么当新冠疫情开始消退时，人们对环境的关注可能会减弱。

第一，政府可能会认定，不计任何“代价”地追求经济增长以缓和疫情对就业问题的影响，最符合集体的利益。

第二，企业可能会在这种压力之下努力提高收入，而可持续发展，尤其是气候问题的考量，可能会退居次要地位。

第三，低油价（这一状况可能会持续）有可能鼓励消费者和企业更加依赖碳密集型能源。

这三大原因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但也有其他因素能成功推动趋势走向另一个方向。具体来说，有四大因素能让世界变得更加清洁、更可持续。

一是开明的领导。一些领导者和决策者已经身处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一线，他们希望利用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推行长期、广泛的环境变革。实际上，他们会“利用”这次疫情，不浪费疫情带来的良机。从威尔士亲王到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各界领袖发出“重建美好未来”的劝告，就是这种方式的例证。同样，国际能源署与丹麦气候、能源和公用设施大臣丹·约根森均发表声明，指出向清洁能源转型有助于重启经济：“在世界范围内，领袖们已做好准备，制订了大规模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有些计划能为经济发展提供短期推动力，而有些计划能塑造未来几十年的基础设施。我们相信，如果清洁能源能成为这些计划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政府就能在创造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确保建立更加现代化、更具韧性和污染更少的能源体系。”[9]在开明领袖的领导下，政府能够将刺激计划和绿色发展承诺绑定。比如，他们可以为实行低碳商业模式的企业提供更加优惠的融资条件。

二是风险意识。新冠疫情发挥了“唤醒意识”的巨大作用，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我们共同面临的风险，并提醒我们当今世界已紧密相连。新冠疫情表明了忽视科学和专业会给我们带来风险，也证明了开展集体行动将能产生巨大影响。我们从疫情中获得了一些教训，从而更好地了解了什么是生死攸关的风险。现在，希望我们能借鉴这些经验，重新认识我们面临的气候风险。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指出：“所有这一切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做出改变……我们必须意识到，将来还会有别的大流行病，因此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但是）我们同样必须意识到，气候变化是一项更加严峻的威胁，它从未走开，它同样紧急。”[10]几个月来，我们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及其对我们肺部的影响而殚精竭虑。不久之后，我们将开始对清洁的空气念念不忘。疫情封禁期间，许多人亲身体验了空气污染减少后的舒适，这可能会让我们共同认识到，我们只有几年时间来应对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最坏后果。如果情况是这样，社会（包括集体和个人）变革就会接踵而至。

三是行为变化。如果上述情况发生，社会态度和需求就会发生变化，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视程度将会超过此前的一致看法。疫情期间，我们的消费方式发生了急剧变化，因为我们被迫关注必需品，而且别无选择，只能体验“绿色生活”。这种趋势可能会延续下去，促使我们对一切多余物品实行“断舍离”，建立起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同样，我们可能会认识到，（在可能的情况下）居家办公既有利于环境，又能提高我们的幸福指数（通勤是幸福生活的“破坏者”——通勤时间越长，对我们身心健康的危害就越大）。工作、消费和投资方式这些结构性改变还需假以时日才能形成普遍之势，从而真正改变社会和生活。但正如前文所述，真正重要的是趋势和力量。中国古代诗人和哲学家老子很有智慧地指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社会经济复苏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如今我们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对许多人而言，追求可持续发展看起来非常奢侈，但当一切有了起色，我们就能回想起空气污染和新冠疫情之间的因果关系。随之，可持续发展将不再是次要的事情，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紧密相关）就会成为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如此，社会学家所指的“行为传染”现象（态度、思想和行为在全体人群中进行传播的方式）就会发挥真正的魔力！

四是激进主义。一些分析人士谨慎地指出，新冠疫情会导致激进主义过时，但实际情况可能恰好相反。根据美国和欧洲一个专家小组的研究，新冠疫情强化了变革的动力，触发了新的社会激进主义工具和战略。短短几周内，这个研究小组搜集了各种类型的社会激进主义数据，明确了近100种各具特点的非暴力行动，包括现场的、线上的以及两种形式混合的行动。该小组得出的结论是：“突发事件往往会成为一个锻造厂，能够锤炼出新的思想和机会。虽然我们不能预测这种不断提高的技能和意识将会产生哪些长期影响，但可以确定的是人民的力量没有减弱。相反，世界各地开展的运动正在积极适应远程组织形式，不断夯实基础，精准聚焦价值主张，积极规划战略，应对未来的社会形势。”[11]如果他们的评估是准确的，一旦疫情封禁措施解除，那么在疫情期间被各种必要的社交隔离措施压制的社会激进主义就会卷土重来，并且充满活力。受疫情封禁期间他们所目睹的形势好转（没有空气污染）触发，气候激进主义者将加大行动力度，向企业和投资者进一步施压。我们在本书第二部分将会看到，来自投资者的激进主义也是一股需要应对的力量。它将会助推社会激进主义者的事业，为其增添强大的力量。为了解释这一点，我们可以设想下述场景：一群环保活动家在一个燃煤发电厂前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其实施更加严格的污染防治规定；与此同时，一群投资者在工厂的董事会上提出同样的要求，声称要终止为该厂提供资本。

分散在上述四大因素中的一些事实证据给我们带来了希望：绿色趋势终将占据上风。这些证据来自各个领域，但我们可以从中得出同样的结论：我们可以塑造一个更加绿色的未来。为了证实这一观点，我们下面提供与这四大因素相互交叉的四个观点。

第一，2020年6月，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超级石油企业”之一，英国石油公司大幅削减了175亿美元的资产。英国石油公司认为，新冠疫情将加快推动向清洁能源的全球性转变。其他能源公司预计也将采取类似的行动。[12]在同样理念的指引下，微软等大型全球性企业已经承诺到2030年实现“碳负值”。

第二，欧盟委员会发起的“欧洲绿色协议”是一项大规模计划，也是公共机构迄今发布的最切合实际的宣言，旨在充分利用新冠疫情带来的大好机会。[13]该计划承诺投入1万亿欧元，致力于降低排放和发展循环经济，同时让欧洲在2050年之前成为第一个实现碳中和的大陆（按照排放净值衡量），并摆脱经济增长对资源消耗的依赖。

第三，多项国际调查表明，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的民众希望经济能从新冠疫情中复苏，同时将应对气候变化列为优先目标。[14]在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内部，多达65%的民众支持经济的绿色复苏。[15]

第四，首尔等城市对气候和环境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政策承诺。它们自行实施“绿色新政”，以此减缓新冠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16]

趋势已经非常明确，但要最终实现系统性变革，还需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领袖利用新冠疫情经济刺激计划，快速启动自然受益型经济。这不仅仅需要公共财政投入。要筹集私人资本，创造新的自然受益型经济价值，关键在于将重要的政策杠杆和财政激励措施纳入广泛的经济重构议程。各国政府有充分的理由采取下列举措：开展更加有力的行动来改善空间规划和土地利用监管制度；实行公共财政和补贴制度改革；采取创新政策，将自然资本视作一项关键的经济资产，推动其拓展、部署、研发、混合融资和科学评估。许多政府已经开始行动，但还需采取更多措施，来推动能源系统向自然受益型模式转变，并让世界上大多数人口认识到这不仅是迫不得已的选择，而且代表着一个重大机遇。Systemiq公司和世界经济论坛联合发布的一份政策文件[17]中预测，发展自然受益型经济能够创造新的机会，降低经济成本，在2030年之前每年创造超过10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短期来看，投入2500亿美元左右的刺激资金能以极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创造3700万个自然受益型工作机会。我们不应将环境重建看作成本，而是应当将其视作一项能够催生经济活动和就业机会的投资。

理想情况下，新冠疫情的威胁不会持续太久，它终将离我们而去。相比之下，在可预见和更遥远的未来，气候变化及其相关的极端气候事件带来的威胁将始终伴随着我们。与新冠疫情相比，气候风险显现得较慢，但其后果更为严重。在很大程度上，气候风险的严重性取决于新冠疫情的防控政策。旨在恢复经济活动的每项举措都会立刻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但同时也会影响碳排放，最终对世界各地和子孙后代产生环境影响。正如前文所述，这些选择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中。

[1]Quammen, David, “We Made the Coronavirus Epidemic”, The New York Times, 28 January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1/28/opinion/coronavirus-china.html.

[2]“Coronavirus and Wildlife Letter: Stimulus Package”, 24 March 2020, https://www.documentcloud.org/documents/6819003-CoronavirusWildlifeLetterSti mulusPackage.html.

[3]World Economic Forum, “COVID-19 – Food/Nature/Climate”, Internal document, May 2020.

[4]Cui, Yan, et al., “Air pollution and case fatality of SAR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 ecologic study”, Environmental Health, vol. 2, no. 15,2003, https://ehjournal.biomedcentral.com/articles/10.1186/1476-069X-2-15.

[5]Friedman, Lisa, “New Research Links Air Pollution to Higher Coronavirus Death Rates”, The New York Times, 7 April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07/climate/air-pollution-coronavirus-covid.html. The scientific article published by researchers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is by Wu, Xiao, et al., “Exposure to air pollution and COVID-19 mort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A nationwide cross-sectional study”, Harvard 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24 April 2020 update, https://projects.iq.harvard.edu/covid-pm.

[6]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Global Energy Review 2020, April 2020,https://www.iea.org/reports/global-energy-review-2020.

[7]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Emissions Gap Report 2019, 2019,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interactive/emissions-gapreport/2019.

[8]S&P Global and RobecoSAM, The Sustainability Yearbook 2020, 2020, https://www.robeco.com/docm/docu-robecosam-sustainability-yearbook-2020.pdf.

[9]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How clean energy transitions can help kick-start economies”, 23 April 2020, https://www.iea.org/commentaries/how-clean-energy-transitions-can-help-kick-start-economies.

[10]Hook, Leslie and Aleksandra Wisniewska, “How coronavirus stalled climate change momentum”, Financial Times, 14 April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052923d2-78c2-11ea-af44-daa3def9ae03.

[11]Chenoweth, Erica, et al., “The global pandemic has spawned new forms of activism–and they’re flourishing”, The Guardian, 20 April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0/apr/20/the-global-pandemic-hasspawned-new-forms-of-activism-and-theyre-flourishing.

[12]KSTP, “BP takes $17.5B hit as pandemic accelerates emissions cuts”, 15 June 2020, https://kstp.com/business/bp-takes-over-17-billion-dollar-hit-ascoronavirus-pandemic-accelerates-emissions-cuts/5760005/; Hurst, Laura,“Supermajors find obstacles, and opportunities, as pandemic drags on”, World Oil, 16 June 2020, https://www.worldoil.com/news/2020/6/16/supermajors-find-obstacles-and-opportunities-as-pandemic-drags-on.

[13]European Commission, “A European Green Deal”, https://ec.europa.eu/info/strategy/priorities-2019-2024/european-green-deal_en.

[14]Gray, Emily and Chris Jackson, “Two thirds of citizens around the world agree climate change is as serious a crisis as Coronavirus”, Ipsos, 22 April 2020,https://www.ipsos.com/en/two-thirds-citizens-around-world-agreeclimate-change-serious-crisis-coronavirus.

[15]World Economic Forum, COVID-19 Risks Outlook: A Preliminary Mapping and Its Implications, Insight Report, May 2020,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COVID_19_Risks_Outlook_Special_Edition_Pages.pdf.

[16]Se-jeong, Kim, “Seoul City to implement ‘Green New Deal’ to mitigate pandemic fallout”, The Korea Times, 4 June 2020 update, https://www.koreatimes.co.kr/www/nation/2020/06/281_290628.html.

[17]Systemiq and World Economic Forum, “Building a Nature-Positive Future– Recommendations for Policy-makers to Reset the Economy through the Power of Natural Capital”, July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