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的经济

当今时代的经济与前几个世纪截然不同，不仅更错综复杂，互联性也远胜以往。世界人口呈指数级增长；乘坐飞机数小时即可抵达几乎任何地方，每年跨境出行超过10亿人次；人类侵入自然以及野生生物的栖息地；无序扩张的巨型城市无处不在，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拥挤聚居（通常缺乏足够的卫生设施和医疗服务）。即使与几十年前相比，当前经济的变化也可谓翻天覆地，更不必说与几个世纪前相比。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从以往大流行病中借鉴一些经济层面的教训，以把握未来形势。如今，我们面临着1945年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大灾难，衰退速度之快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虽然这场灾难无法与以往的重大灾害和经济上的绝对困境相提并论，但有一些显著特征惊人地相似。1665年，伦敦暴发鼠疫，在仅仅18个月内就使人口减少了1/4。对此，丹尼尔·笛福在1722年出版的《瘟疫年纪事》[1]中写道：“百业俱废，用工停止，劳作断绝，穷人彻底失去了生计。起初，穷人的呼天喊地让人痛心不已……成千上万的穷人留在了伦敦，最终又满心绝望地离开；无数人死在路上，又传递出新的死亡讯息。”笛福的书中有许多情节与今日情势遥相呼应。例如，他讲述了富人如何逃到乡村，“随身把死亡带去乡村”，阐述了为何穷人更容易受疫情的影响，也描述了“江湖骗子和江湖郎中”如何兜售假药。[2]

以往的流行病已反复证明，大流行病的传播可以借助贸易路线，并能利用公共卫生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利益冲突（我们将在后面探讨这种经济“失常”问题）。如历史学家西蒙·沙玛所言：

在灾难中，经济总是处于公共卫生的对立面。在人们对细菌传播疾病有所了解之前，瘟疫的起因大多被归咎于“污浊的空气”，以及据称是从死水或受污染的沼泽地中散发出的有害气体。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觉得曾孕育繁荣的商业干道成了有毒物质的载体。但当提出或强制实施隔离时……那些因市场、集市和贸易停止而遭受最严重损失的人，即商人及部分地方的手工业者和工人，都发起强烈的抵制。经济是否必须先衰退见底，才能以健康的状态强劲复苏？是的，公共卫生的捍卫者如是回答，他们从15世纪开始就是欧洲城市生活的参与者。[3]

历史表明，大流行病往往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复兴的重大机遇。新冠疫情或许也不例外。有一篇开创性论文研究了历史上主要流行病带来的长期经济后果，其研究结果表明：疫情对宏观经济的重大影响可能持续40年之久，从而大幅降低实际经济效益。[4]这与战争的后果正好相反：战争会消灭资本，而大流行病不会——战争会促使实际利率升高，引发更多经济活动，而大流行病会使实际利率降低，使经济活动陷入低迷。此外，消费者往往会通过增加储蓄来应对冲击，无论是为了防范新危机，还是为了弥补在疫情期间损失的财富。劳动力方面，由于疫情过后实际工资水平往往会上升，最终劳动者的收益将增加，资本将付出一定的代价。早在1347—1351年黑死病席卷欧洲之时，工人第一次发现自己掌握了变革的力量。疫情平息不到一年时，法国北部小城圣奥梅尔的纺织工人就多次要求加薪并屡获成功。两年后，许多工人行会商议缩短工时并提高工资，有些地方的工资水平甚至比瘟疫暴发前高出1/3。其他与之类似但没这么极端的大流行病案例指向一个共同的结论：劳工获得了权力，资本利益却受到损害。随着全球（非洲和印度例外）人口的老龄化，这种现象可能会加剧，但也可能随着自动化技术的发展而彻底改变，我们将在第六章再次讨论这一问题。与以往大流行病不同的是，我们还远远无法确定新冠病毒危机会使劳资关系有利于劳方。如果只考虑政治和社会原因，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技术的加入增添了变数。

不确定性

新冠病毒具有高度的、持续的不确定性，因而精确评估相应风险异常困难。与任何引发恐惧的新风险一样，新冠疫情造成大量影响经济行为的社会焦虑。2020年4月，中国科学家金奇表示，新冠病毒很可能和“非典”不一样，它有可能会与人类长期共存，成为季节性的流行病。[5]全球科学界已普遍认同这种说法。

自大流行病暴发以来，我们每天都受到无休止的数据轰炸。但截至2020年6月，即疫情暴发约半年之后，我们掌握的有关该病毒的知识仍十分欠缺，仍未能真正了解新冠病毒的危险性。尽管已有大量有关冠状病毒的论文陆续发表，但其感染致死率（即导致死亡的新冠病毒病例，无论是否接受检测）仍有争议（可能为0.4%~0.5%，也可能达1%）。关于未检测人数与确诊病例的比例、无症状感染者的传染率、季节效应、潜伏期的长短、全国感染率，我们的认识都有所增加，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问题和许多其他因素仍是“已知中的未知”。由于不确定性如此普遍，决策者和政府官员很难制定正确的公共卫生政策和相应的经济策略。

这一点毫不奇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流行病学教授安妮·里莫恩坦言：“这是一种新型病毒，人类从未见过，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6]这种形势下，我们需要保持足够的谦卑，正如国际知名病毒学家彼得·皮奥特所言：“我们对新冠病毒了解得越多，就会看到越多问题。”[7]新冠病毒善于伪装成多种症状，干扰医学专家的判断。它首先是一种呼吸道疾病，但也有患者出现心脏炎症、消化系统问题、肾脏感染、血栓和脑膜炎等症状，这些人虽所占比例不高，但数量仍颇为惊人。此外，许多康复者还会留下慢性肾病和心脏疾病等后遗症，神经系统也受到长久影响。

面对不确定性，我们需考虑各种情境，以更好地了解未来可能出现的状况。众所周知，在不可预见事件和随机事件的影响下，这场大流行病可能造成多种多样的潜在后果。但有三种情境最有可能发生，其中每一种情境都有助于我们洞悉未来两年的形势。

这三种情境[8]都基于一个核心假设，即这场大流行病的影响可能持续到2022年，因此有助于我们思考未来趋势。第一种情境是：始于2020年3月的第一波疫情高峰过后，2020年年中将迎来一系列小高峰并持续1～2年的时间，到2021年逐渐消退，类似“波峰与波谷”。波峰和波谷的频率和振幅因地而异，取决于当局实施的防控措施。第二种情境是：在第一波疫情高峰过后，2020年第三季度或第四季度会迎来更强烈的第二波，并在2021年出现一个或几个较小波峰（类似1918—1919年的西班牙大流感）。若出现这一情况，当局需在2020年第四季度前后重新实施防控措施，遏制疫情蔓延，防止医疗系统超负荷运转。第三种情境在过去的大流行病中没有出现过，但有可能在新冠疫情下产生：在2020年的第一波疫情高峰过后出现“缓和迹象”，即病毒传播和感染病例持续存在，但只有较小起伏，没有明显的波动。与其他情境一样，这种模式存在地域差异，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具体国家或地区早期防控措施的性质。这种情境下，感染和死亡病例仍继续存在，但不需要重新制定防控措施。

许多科学家似乎都同意这三种情境框架。笔者也认为，无论大流行病的走向符合哪一种情境，政策制定者都必须做好准备，应对“至少还将持续18～24个月的新冠疫情重大影响，疫情热点在不同地域仍会周期性地出现”。我们在下文中将论述，在病毒被击败或消失之前，全面的经济复苏不可能实现。

经济谬论：牺牲生命保增长

在病毒肆虐期间，人们围绕“拯救生命还是挽救经济”（要生命还是要生计）争论不休。这是一个错误的取舍命题。从经济角度，很容易破除公共卫生与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只能二选一的误区。姑且不论牺牲一些人的生命来挽救经济是否属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并非无关紧要），放弃生命并不会改善经济状况。原因有如下两点。

第一，供给方面。过早放宽限制和社交隔离要求将导致感染加快（几乎所有科学家都一致认为这是必然结果），会有更多员工和工人受到感染，更多企业停工。2020年大流行病暴发后，这一观点屡次得到证明。从因染病员工过多而被迫停止运营的工厂（这类工厂的工作环境往往使得工人之间必须近距离接触，如肉类加工厂），到因感染船员过多而无法正常运行的海军舰船，例子比比皆是。另一个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因素是员工因担心被感染而拒绝重返工作岗位，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地频频发生。在许多大公司，一些员工认为自己容易受到感染，因而发起包括罢工在内的激进活动。

第二，需求方面。这一点可归结为经济活动的根本性决定因素：情绪。因为消费者的情绪才是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唯有消费者的信心得到恢复，经济才能恢复到某种形式的“常态”。个人对安全的感知驱动着消费者和企业的决策，这意味着经济的持续好转取决于两点：对疫情消退的信心（否则人们就不会消费和投资），以及全球范围内战胜病毒的证明（否则人们就无法在本地及出行时感到安全）。

从上述两点中可以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为了经济可持续复苏，政府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不惜一切代价，保障我们的健康和共同财富。正如经济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所言：“只有拯救生命才能挽救生计。”[9]他们还说，“如果政府放弃拯救生命，那么担心病毒的人就不会恢复购物、旅行或外出就餐，经济复苏也就遥遥无期，无论封禁与否”，明确指出了政策措施必须以民众健康为核心，才能实现经济复苏。

事实上，唯有未来的数据和后续分析才能提供切实证据，证明在健康和经济之间不存在权衡取舍。即便如此，美国一些州重新开放初期的数据显示，人们的支出和工作甚至在封禁前就开始有所下降。[10]一旦开始担心疫情，人们甚至会在政府正式要求“关停”经济之前就采取这种做法。在美国一些州决定（部分）重新开放经济活动之后，也出现了类似现象：消费依然低迷，未见好转。这表明依靠法令的力量无法激活经济，同时也反映了大多数决策者围绕是否重新开放经济所面临的决策困局。封禁对经济和社会的破坏众所周知，但在遏制疫情和预防死亡方面的成果（这是经济重新开放的先决条件）往往鲜为人知。少一起新冠病毒感染或死亡病例，公众并不会欢欣庆祝。这就导致了一种公共卫生政策悖论，那就是“当你做对了事，什么都不会发生”。这也是为什么推迟封禁或提早开放的政策总是诱惑难挡，但多项研究表明，这类政策伴随着不可忽视的风险。有两项研究模拟了不实施封禁可能发生的情况，采用的方法不同，却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表明，11个欧洲国家（包括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德国）在2020年3月实施的大规模严格封禁，避免了约310万人死亡。[11]另一项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展的研究发现，6个国家（中国、韩国、意大利、伊朗、法国和美国）通过各自实施的隔离措施，总共避免了5.3亿感染病例，相当于6200万确诊病例。[12]结论显而易见：在疫情高峰期感染人数每两天就翻一番的国家，政府除了实施严格封禁别无他法，否则就等于放任指数级的病例增长以及大流行病造成的巨大破坏。由于新冠病毒扩散速度极快，干预的时机与力度都十分重要。

经济增长和就业

2020年3月之前，世界经济从未有过如此突然的急刹车，我们也从未经历过如此剧烈的经济震荡。

这场大流行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前所未见，不仅速度更快，而且后果更严重。即便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萧条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GDP下降10%以及失业率超过10%都用了数年时间。而这次疫情下，在2020年3月的短短三周内就出现了灾难性的宏观经济结果，特别是失业率急剧增长，GDP增长率暴跌。新冠疫情使供需两端均陷入危机，使全球经济出现100多年来最严重的衰退。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警告称：“一切都取决于疫情将持续多久，疫情如果长期存在，必将成为所有金融危机的根源。”[13]

经济衰退的长度、剧烈程度以及对增长与就业的冲击取决于三点：第一，疫情持续的时间和严重程度；第二，各国遏制疫情及缓解影响的成效；第三，各国应对封禁后的措施和各项开放策略的凝聚力。在本书撰写期间，这三个方面的前景依然不甚明了。大大小小的新一轮疫情再度暴发，有的国家能保持防控成果，有的国家可能突然失守，社会凝聚力或将因经济和社会再次受创而面临挑战。

经济增长

2020年2—5月，多国政府为遏制疫情，相继决定关停大部分经济活动。这一连串史无前例的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转形式，具体表现为：各国突然主动回到相对封闭的状态，每个国家都设法实现某种形式的自给自足，国家和全球产出在减少。由于首当其冲的是一直以来（相对于建筑业或制造业）不容易受到经济周期影响的服务业，上述决定的影响似乎更加强烈。因此，在发达经济体中，在经济活动中占比最大的服务业（在美国，服务业贡献了70%的GDP，吸纳了80%以上的就业人口）在本次疫情中遭受的冲击最大。服务业的另一个显著特征也很致命，那就是与制造业或农业相反，服务业的收入损失无法挽回，因为服务业企业没有存货，也不储备原材料。

尽管大流行病已暴发数月之久，但只要新冠病毒仍威胁着我们的健康，大多数服务业企业恢复“照常经营”仍旧遥遥无期。这也表明在疫苗问世前，完全回归“常态”尚且无望。那么疫苗何时才能问世？据大多数专家的说法，2021年第一季度之前都不太可能。截至2020年6月中旬，已有超过135项试验正在进行。考虑到过去研发一种疫苗可能需要10年时间（埃博拉疫苗的研发耗时5年），现在的进展不可谓不快，但影响疫苗上市的不是科学水平，而是生产能力。数十亿剂疫苗的生产才是真正的挑战，需要大规模扩大和转移现有产能。此外，疫苗的接种面临着一项政治挑战：在反疫苗人士声势高涨的背景下，如何为足够多的全球人口接种疫苗（因为集体免疫力取决于最薄弱的一环）并确保足够的接种依从率，这是个问题。在政府干预的几个月中，经济不会开足马力运转，会形成因国家而异的“80%经济”现象。旅游、酒店、零售、体育和展会等行业的企业将面临以下三重打击：一是顾客减少（面对不确定性，人们更倾向于规避风险）；二是顾客的平均消费减少（更倾向于预防性储蓄）；三是交易成本增加（为保持空间距离和采取卫生措施，服务顾客的成本将增加）。

鉴于服务业对GDP增长的重要性（越是富裕的国家，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越重要），“80%经济”的新现实带来一个问题：服务行业的商业活动可能接连关停，导致企业破产、就业下降，这是否会对整体经济产生长期影响？这还会引出另一个问题：人们失去收入和对未来的信心后，这些可能发生的长期影响是否会使需求骤降？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企业投资暴跌和消费者预防性储蓄激增几乎不可避免，此外还可能伴有资本外逃（大量本国资金快速、无序外流），从而加剧经济危机，殃及全球经济。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经济关停直接产生的影响在于，七国集团成员的年度GDP可能减少20%～30%。[14]当然，此等估计值也取决于各国疫情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经济关停会造成失业、企业破产和资本支出削减，给经济造成永久性伤害，因此持续的时间越长，造成的结构性破坏就越大。一般来说，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大部分行业都停止活动，这种情况每延长一个月，该经济体的年增长率就可能下降两个百分点。但我们认为，关停措施持续的时间与其对GDP的影响并非存在线性关系。荷兰中央规划局发现，限制措施的实施每延长一个月，经济活动就会产生更高程度的恶化。根据该局提供的模型，经济“休眠”一个月将导致荷兰2020年的经济增长下降1.2%，而休眠三个月将使得经济增长的跌幅达到5%。[15]

对于已经取消封禁的地区和国家，判断其GDP增长的变化还为时过早。2020年6月底，一些“V形”数据（如欧元区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缩写为PMI）和观察性证据显示反弹强于预期，但我们仍应保持谨慎乐观，原因有二。

第一，欧元区和美国PMI的显著上升并不意味着这些经济体已走出衰退，只能表明商业活动较前几个月有所改善。这一结果不难理解，因为在严格封禁导致的间歇期结束后，经济活动必然显著回升。

第二，就未来增长而言，最值得关注的指标之一是储蓄率。2020年4月（还处于封禁期），美国的个人储蓄率攀升至33%，而欧元区家庭储蓄率（计算方式不同于前者）则上升至19%。随着经济重新开放，两者将显著回落，但仍可能维持历史高位。

在2020年6月发布的最新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警告称，世界经济可能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和“不确定的复苏”。[16]在4月数据的基础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预计2020年全球GDP增长率为–4.9%，比此前预测低了近两个百分点。

就业

这场大流行病使全球经济面临广泛的劳动力市场危机。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冲击，即便是经验最丰富的政策制定者也一时语塞（甚至“束手无策”）。2020年5月19日，在出席国会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听证会时，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坦言：“经济活动的急剧下降造成了难以言喻的痛苦，因为未来的巨大不确定性颠覆了人们的生活轨迹。”[17]仅在2020年3—4月，就有超过3600万美国人失去工作，逆转了10年来的就业增长态势。美国的情况与其他地方一样，初期关停造成的暂时休假可能会变成永久解雇，从而造成剧烈的社会创伤（只有稳健的社会保障才能缓解），对国家经济造成严重的结构性破坏。

全球失业率最终取决于经济活动衰退的程度，但从全球来看，失业率必将接近两位数，甚至达到更高的水平。危机袭来时，美国往往首当其冲：2020年美国官方失业率预计或将达到25%的峰值，接近大萧条时期；如果再计入隐性失业，这一比例会更高（例如，因气馁而辞职或不再找工作的人，以及正在寻找全职工作的兼职工作者，均不在官方统计的失业人口之列）。服务业从业者的情况尤为严峻，非正式就业的劳动者处境也将更加艰难。

在GDP增长方面，失业的严重程度和人口规模取决于各国具体情况。根据经济结构和社会契约的性质，每个国家受到的影响各不相同。但美国和欧洲为政策制定者如何解决问题及应对未来情况，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

截至2020年6月，美国的失业率（疫情暴发前仅为3.5%）增长远高于其他地方。2020年4月，美国的失业率比2月上升11.2个百分点，而同期德国的失业率仅上升不到一个百分点。造成这一巨大差别的原因有二：一是美国劳动力市场有一种“招聘/解聘”文化，而欧洲没有这样的文化，且法律通常禁止这种做法；二是疫情暴发之初，欧洲就出台了旨在扶持就业的财政措施。

截至目前（即2020年6月），美国政府的支持力度强于欧洲国家政府，但两者在性质上截然不同。美国为失业者发放救济金，这种措施偶尔会产生这样一种结果，即失业者的生活相比危机前全职工作时更加宽裕。欧洲国家政府则直接支持企业，使之维持原有的正式“雇佣”关系，即便员工不再全职工作或者根本不工作。

德国的“短时工作”计划（Kurzarbeit，许多国家都效仿这一做法）为1000万雇员提供了高达60%的收入补偿，以使他们免于失业。法国推出了类似的方案，为类似数量的员工提供补贴，最高可达先前工资的80%。还有很多欧洲国家也提出了相似的解决方案，缓解了原本可能出现的解雇和裁员的影响。除了扶持劳动力市场，政府还采取了其他紧急措施，比如为资不抵债的企业争取喘息时间。在许多欧洲国家，如果企业能证明其流动性问题是由疫情引起，可延后申请破产（在一些国家最晚可延到2021年3月）。要实现平稳的经济复苏，这项政策意义重大，但也有可能只是推迟了问题爆发的时间。在全球范围内，劳动力市场全面复苏可能需要数十年，在欧洲和在其他地方一样，人们越来越担心大量企业破产后会出现大规模失业。

未来几个月，失业状况势必将进一步恶化，原因很简单：可持续的经济复苏出现之前，失业形势不可能明显好转。只要还没研发出疫苗或还没找到治疗方法，经济就不可能复苏，这意味着很多人会加倍担心：担心失业和失业后无法找到新工作（储蓄率将因此急剧上升）。如果再看长远一些（视线从未来几个月转向未来几年），有两类人的就业形势将尤为严峻，分别是受疫情冲击下的就业市场新人，以及容易被机器人取代的工人。这些都是经济、社会和技术相互作用下产生的基本问题，对未来的就业具有决定性影响。其中，自动化的作用尤其令人关注。从长远来看，技术总是会产生积极的经济效应，这一点众所周知。自动化具有颠覆性，能够提高生产率并增加财富，进而增加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催生新的工作类型来满足需求。这一点没有疑问，但在当下与未来之间会发生什么呢？

很有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是：疫情引起的经济衰退使劳动力替代激增，体力劳动者被机器人和“智能”机器取代，在劳动力市场引发长期结构性变化。我们将在第六章详细分析大流行病对自动化的影响，但已有充分证据表明，自动化正在加快转型进程，呼叫中心行业便是这一情况的缩影。

在疫情暴发之前，人们已逐渐采用基于人工智能的新技术，实现部分人工劳动的自动化。新冠疫情危机及随之而来的社交隔离措施，令创新和技术变革进程突然加速。聊天机器人（通常与亚马逊的人工智能语音助手Alexa采用相同的语音识别技术）和其他可替代一般人工劳动的软件正在快速推行。这些因需要（比如实施卫生措施的需要）而引发的创新应用很快会导致成千上万乃至数百万的工作岗位流失。

未来一段时间，消费者可能更倾向于以自动化服务代替面对面互动。因此，目前呼叫中心的情况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其他行业。“自动化焦虑”将重新抬头[18]，而经济衰退将加剧这一情绪。自动化的发展进程从来都不是线性的，往往会有波动起伏，并且起伏通常出现在经济形势严峻之际，此时企业收入下降使得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这种时候，雇主就会采用自动化技术取代低技能工人，以提高劳动生产率。[19]最可能受影响的是（比如在制造业和餐饮、运输等服务业中）从事常规性工作的低收入劳动者。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将日益加剧，一方面高薪工作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许多低薪或乏味的工作不断消失。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存在“青年膨胀”的国家），自动化会让这些国家更难搭上经济增长的“快车”，技术可能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口噩梦”。

相比构想未来可能出现的东西，人们更容易想到正在消失的东西，因此很容易沉溺于过度悲观的情绪。我们知道并理解，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失业率必定会上升，但未来几年以至几十年后的情况难以预料。新的生产方法和工具可能催生前所未有的创新与创意浪潮。全球范围内，成千上万的小微企业可能会爆发式地涌现，有望创造数以亿计的工作岗位。虽然我们无法确知未来将发生什么，但我们知道这主要取决于未来经济增长的轨迹。

未来增长图景

根据目前的预测，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新“常态”下，增长幅度可能远低于过去几十年。随着复苏的开始，GDP的季度环比增长可能令人瞩目（因疫情导致起点较低），但对大多数国家而言，总体经济规模可能要数年之后才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归结于新冠病毒对经济的严重冲击将与一个长期趋势融合，即许多国家出现的人口下降和老龄化（人口结构将决定“国运”，也是GDP增长的关键动力）。鉴于经济增长放缓的高度确定性，很多人可能会怀疑“迷恋”增长是否仍然有用，并认为盲目追求GDP增长目标没有意义。

全球新冠疫情造成深刻冲击，强行按下社会活动的暂停键，这促使我们反思什么才是真正的价值。随着针对疫情的经济应急措施逐步落实，相关方应把握制度变革和政策选择的机遇，使经济发展更公平、更环保。二战之后，国际社会经过多年彻底反思，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联合国和欧盟，福利国家的阵容也得到扩大，显示了变革的巨大潜力。

这提出了以下两个问题：怎样的新指标可用于追踪发展情况？哪些新动力能够促进经济的包容性、可持续发展？

关于第一个问题，世界各国领导人需要转变思维，更加注重并优先考虑地球的健康状况以及所有公民的福祉。历史上，国家搜集统计数据主要是为了充分掌握可用于征税和发动战争的资源。随着民主国家日益强大，20世纪30年代，国家统计数据的目标范围扩大到掌握人口的经济福利[20]，并提炼为GDP的形式。经济福利被视为当前生产和消费的等价物，但没有考虑未来的资源可用性。政策制定者过度依赖GDP来衡量经济繁荣，导致了目前出现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枯竭状况。

完善的发展指标应包括哪些要素？第一，GDP本身需要更新，以反映数字经济创造的价值、无偿工作创造的价值，以及某些类型的经济活动可能破坏的价值。家务劳动创造的价值长期被忽视，需要加强相关研究，建立有效的价值衡量框架。此外，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动中未被衡量的部分越来越多。再者，某些类型的金融产品被纳入GDP后即被视为创造价值，实则仅有价值的转移，有时甚至会破坏价值创造。

第二，不光是经济总体规模很重要，逐步改善收益分配以及机会获取也很关键。在许多国家，收入不平等空前显著，技术发展加剧了两极分化。因此，GDP总量或人均GDP等平均值逐渐无法准确衡量个人生活质量。贫富差距是当今不平等现象的一个重要方面，应当更加系统地对其加以追踪。

第三，需要更好地衡量和监测经济的韧性，判断真实的经济健康程度，包括制度、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创新生态系统等生产力决定因素。这些因素对系统的整体能力至关重要。此外，需要系统性追踪国家在危机时期可动用的资本储备，包括金融资本、实物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尽管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难以衡量，但它们对于社会凝聚力和环境可持续性至关重要，因此不应被低估。最近，学术界已开始整合公私机构的数据资源，解决在衡量资本时遇到的挑战。

一些实例说明，决策者已开始改变政策重点。2019年，在《世界幸福报告》中名列前10的新西兰公布了“福祉预算”。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决定拨出专款，处理心理健康、儿童贫困和家庭暴力等社会问题，让福祉成为公共政策的明确目标。阿德恩通过此举，将多年来人们熟知的观点（即GDP增长未必能改善生活水平和社会福祉）纳入公共政策。

此外，许多城市以及欧盟委员会等机构在考虑各种方案时，既要维持未来的经济活动，满足我们的物质需求，又不能超出地球的生态边界。阿姆斯特丹是世界上首个正式承诺将这一框架作为后疫情时代公共决策起点的城市。这个框架犹如一个“甜甜圈”：内圈表示人们过上美好生活的最低需求（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外圈则是地球系统科学家定义的生态上限（即人类活动不可逾越的界限，避免对气候、土壤、海洋、臭氧层、淡水和生物多样性造成负面环境影响）；内外圈之间的区域就是同时满足人类与地球需求的甜蜜区。[21]

“GDP增长霸权”是否会消失，我们还无从得知，但各种迹象表明，这场大流行病可能会加速改变许多根深蒂固的社会规范。如果我们都认同，除了人均GDP所代表的财富水平，幸福感更多取决于无形因素（如便利的医疗保健和健全的社会结构）而非物质消费，那么尊重环境、负责任饮食、同理心或慷慨等多元价值观就可能得到普及，并逐步成为新型社会规范的特征。

除了当前这场持续的危机，近年来，经济增长对于提高生活水平的作用也因地而异。在高收入经济体中，生产率增长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持续下降，有观点认为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政策方针能恢复长期增长。[22]此外，经济增长红利向处于收入分配顶端的个人严重倾斜。要改善政策效果，决策者应采取精准的干预措施，以增进社会福祉。[23]在中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让大型新兴市场受益匪浅，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得以摆脱贫困。尽管决策者已经掌握更多促进增长的政策方案（比如如何解决经济发展中基本的扭曲问题），但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制造业主导的发展模式会迅速失去优势，因此必须开始寻找新的发展方式。[24]

这便引出了关于未来经济增长的第二个关键问题。如果与经济增长的速度相比，增长的方向和质量同样甚至更为重要，那么对后疫情时代的经济而言，哪些因素能够改善经济发展的质量？我们认为，若干领域有望形成一种能够提升经济发展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动态环境。

从绿色能源、生态旅游到循环经济，绿色经济蕴含广泛可能。例如，可以从“获取—制造—丢弃”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转变为“源头设计注重可恢复性和可再生性”的模式[25]，在产品使用寿命结束后将其回收再利用，从而保护资源并尽可能减少废弃物。这种模式能够创造更多价值，通过推动创新、增加就业、促进增长，最终带来经济效益。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战略青睐使用寿命更长的可修复产品（从手机、汽车到时装），甚至提供免费维修服务（如巴塔哥尼亚品牌的户外服饰），二手产品交易平台也在快速扩张。[26]

社会经济还包括其他能够创造就业的高增长领域，如护理和个人服务、教育、健康领域。一项对7个经济体的研究发现，对儿童保育、老人护理和其他护理服务的投资，总共可创造2100万个工作岗位（仅在美国就创造了1300万个工作岗位），可为其GDP增长贡献两个百分点。[27]如果将中小学教育、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大学和成人培训都考虑在内，教育领域也能够创造大量就业。此外，新冠疫情表明，健康领域急需加大基础设施、创新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上述三个领域不仅本身具有创造就业的潜力，而且能在平等、社会流动和包容性增长方面创造长远效益，并共同形成乘数效应。

生产、分销和商业模式的创新能够提高效率，催生和改善附加值更高的新产品，创造新就业，带来经济繁荣。因此，政府需要从根本上反思市场及其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将公共政策方向及激励措施与商业创新能力结合，借助多种工具实现更加包容、可持续的经济繁荣。这就需要在上述前沿市场开展差异化的审慎投资，因为在这些领域，市场力量能对社会经济产生变革性影响，但仍缺乏支持运转的某些必要条件（例如，可持续、大规模制造产品或资产的技术能力仍然不足，标准尚不清晰，法律框架有待完善）。在这些新市场建立规则和机制，有望对经济发展形成变革性影响。如果政府希望实现更高质量的新型增长模式，现在就应当把握机会，在上述领域采取激励措施，以鼓励创新、激发创意。

有人提出将GDP增长降至0甚至负值的“去增长”运动，也获得了一些支持者（至少是在最富有的国家）。随着对经济增长的批评成为主流话题，消费主义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金融与文化主导地位将被彻底颠覆。[28]这一点明显体现在部分利基市场中消费者所主导的去增长行动，如倡议少吃肉或少坐飞机。由于疫情造成了一段事实上的“去增长”时期，人们对这场旨在放缓经济增速的运动重燃兴趣。2020年5月，世界各地1100多名专家发表了一份宣言，主张利用去增长策略应对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和人道危机。[29]他们在公开宣言中呼吁，应当鼓励民众参与，进行“规划合理、适应性强、可持续、公平的经济规模缩减，用较少资源实现更具幸福感的生活”。

然而，我们要警惕像盲目地追求增长一样贸然追求去增长！如果国家及政府放眼长远，应优先考虑采取更加包容、可持续的方法来管理和衡量经济，推动就业增长，改善生活水平并保护地球。一些既有技术已经能以较少资源实现更多产出。[30]如果我们采用这种更全面、更长远的方法来评估发展成果，推动绿色投资与社会前沿市场投资，就能够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而不会顾此失彼。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针对新冠疫情，许多国家果断推出了灵活的大规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疫情暴发后，系统重要性国家的央行几乎立即决定降息，同时启动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方案，印制必要的货币，使政府得以维持较低的借贷成本。美联储承诺购买长期国债和机构抵押贷款证券；欧洲央行则承诺购买各国政府发行的任何工具，成功缩小了欧元区中经济实力参差的成员国之间的借贷成本差额。

与此同时，多数政府都推出了雄心勃勃、前所未有的财政政策。危机期间，许多政府早早采取广泛的应急措施，以期达成三个具体目标：第一，根据需要决定支出规模，（通过生产试剂、加强医院能力、研发药物和疫苗等）尽快控制疫情；第二，向处于破产和灾难边缘的企业与家庭提供应急资金；第三，支持总体需求，尽可能发挥经济运行的潜力。[31]

这些措施将带来巨大的财政赤字，富裕经济体的债务与GDP之比可能上升30%。2020年全球政府支出中，总体刺激方案的规模可能超过全球GDP的20%，但各国之间差异明显，预计德国将达到33%，而美国仅高于12%。

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财政支出扩大的影响差异巨大。在高收入国家，高额债务被认为可持续并能维持后代的福利成本，因而这些国家具有更大的财政空间，原因有二：第一，央行承诺购买维持低利率的所有必要债券；第二，由于不确定性会继续抑制私人投资并刺激预防性储蓄，各方相信在可预见的未来利率将保持低位。相比之下，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再明显不过，它们绝大部分不具备应对危机所需的财政空间，已出现大量资本外流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现象。这意味着它们一旦推出扩张性财政政策，汇率必将遭受重创。在这种情况下，以拨款和债务减免的形式提供援助，甚至直接宣布延期还款[32]不仅十分必要，而且至关重要。

这些都是在非常形势之下采取的非常做法，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也表示，现在需要“不惜一切代价，采取大规模、非常规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33]各国政府都在努力防止经济衰退演变为灾难性的大萧条，在疫情发生前难以想象的措施很可能会成为全球通行的做法。未来将有越来越多声音呼吁政府干预，发挥“最后付款人”的作用[34]，防止或遏制疫情引发大规模裁员和商业经济衰退。

这些变化无一不在改变经济和货币政策的“游戏”规则。随着央行官员（从某种程度上）逐渐成为民选官员的附庸，旨在保持货币与财政当局各自独立性的人为壁垒已被拆除。如今不难设想，今后政府将试图对央行施加影响，为基础设施或绿色投资基金等重大公共项目筹集资金。这些政策结束后，政府的某些干预措施（如维持劳动者的工作或收入，保护企业免于破产）可能将长期存在。即便情况有所好转，公众和政界仍可能要求保留这些计划。最令人担忧的问题之一在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隐性合流可能导致不可控制的通货膨胀。它源于这样一种观点，即政策制定者将大规模推行完全货币化（不通过标准的政府债务来融资）的财政刺激措施。这就是现代货币理论（MMT）和“直升机撒钱”比喻的由来：因利率已趋近于零，央行无法通过传统的货币工具（即降息）来刺激经济，除非决定实施深度负利率政策，但这可能存在较高风险，多数央行反对使用。[35]因此，政府必须通过提高财政赤字（在税收下降的同时增加公共支出）推出刺激措施。简单来说，现代货币理论就是政府将发行债券供央行购买。如果永不回售，就如同货币融资，即财政赤字的货币化（通过央行购买政府发行的债券实现），政府可将这些货币投入适当用途，如直接给有需要的人发钱（即所谓的“直升机撒钱”）。这种理论确实有一定的吸引力和可行性，但它牵涉到一个重要的社会期望和政治控制问题：一旦公民意识到“神奇的摇钱树”能生钱，将会强烈要求民选官员印发更多货币，这最终会导致通货膨胀。

通货紧缩还是通货膨胀

货币融资中有两个技术要素涉及通货膨胀风险。第一，推行无期限量化宽松（即货币融资）的决策不一定要在央行购买政府债券时做出，可留待日后，从而隐藏或避免滋生钱“长在树上”的想法。第二，“直升机撒钱”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与财政赤字是否货币化无关，而与涉及的资金量成正比。央行发行的货币规模没有名义限制，但要恢复通货膨胀同时避免通货膨胀率过高的风险，发行的货币存在合理上限。名义GDP的相应增长将分别来自真实产出效应以及价格水平效应的强化，这种平衡及通货膨胀的性质将取决于供给制约的程度，最终取决于印发的货币量。央行官员可能认为2%～3%的通货膨胀率不值得担心，4%～5%的通货膨胀率也问题不大，但他们必须界定上限，避免让通货膨胀产生真正的颠覆性。这里面临的挑战就是要明确下列事项：通货膨胀率达到怎样的水平就会侵蚀经济并成为消费者的焦虑之源。

目前，担心通货紧缩或忧虑通货膨胀的人士均有之，他们分别出于怎样的考虑？担心通货紧缩的人士指出，面对劳动力市场崩溃和商品价格大跌，通货膨胀率回升遥遥无期。而忧虑通货膨胀的人士注意到央行资产负债表和财政赤字大幅增加，质疑这种情况怎么可能不导致通货膨胀，而且可能导致高通货膨胀甚至恶性通货膨胀。他们以一战后的德国或二战后的英国为例：1923年德国试图利用通货膨胀减轻国内的战争债务负担，结果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英国则依靠少量通货膨胀逐渐偿还二战后的巨额债务（占GDP的250%）。担忧人士认为短期内通货紧缩的风险更高，但也同意，鉴于不可避免的大量刺激措施，最终还是会形成通货膨胀。

在当前关头，很难想象通货膨胀会在近期内升温。生产活动的回流可能引发偶尔的通货膨胀，但程度有限。老龄化和技术（两者在本质上都将引发通货紧缩）等明显的长期结构化趋势加上极高的失业率，将抑制未来多年的工资增长，给通货膨胀率造成巨大的下行压力。在后疫情时代，强劲的消费需求不太可能出现。大范围的失业、大量人口的收入降低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都可能促使预防性储蓄增加。当社交隔离措施最终放宽时，被压抑的需求可能引发些许通货膨胀，但这可能只是短期现象，不会影响长期的通货膨胀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认为，只有同时具备以下三个要素才可能产生通货膨胀：一是债务占GDP的比重大幅上升，升幅超过目前预测的20%～30%；二是中性利率（保持经济潜力所需的安全实际利率）大幅上升；三是由财政主导货币政策。[36]其中每种情况单独出现的概率已经很低，三者同时出现的概率则更低（但不是0）。债券投资者持同样的观点。情况固然会变化，但从目前来看，名义债券和通胀指数债券之间的低利差表明，最多会出现长期维持极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

未来几年，高收入国家很可能面临与过去几十年的日本类似的情况：结构性需求疲软，通货膨胀率极低，利率超低。人们常把（富裕）世界可能出现的“日本化”现象描述为一种无望组合：无增长、无通货膨胀、债务高企。这种看法实则具有误导性。根据人口统计学特征调整数据后，日本的人均GDP其实很高并保持增长，经济表现优于大多数国家。2007年以来，日本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均实际GDP增速在七国集团中位居第一。尽管其中有很多特殊原因（比如社会资本充足，信任度很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超过平均水平，老龄劳动者成功加入劳动力队伍），但还是能表明人口萎缩并不一定导致经济衰退。日本较高的生活水平和福祉指标提供了有益经验，即面对经济困难，仍存有希望。

美元的命运

几十年来，美元一直享有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过度特权”，这一地位长久以来都是“帝国的特权和经济的灵药”。[37]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对美元的信心加上海外客户持有美元（常以美国政府债券的形式）的意愿，构筑并巩固了美国强大和繁荣的根基。许多国家和外国机构愿意持有美元，将其作为一种保值手段和（贸易）交易工具，这奠定了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由此，美国得以在海外以低廉的成本借款，并受益于本土的低利率，使美国人能够超前消费。有赖于此，美国政府近期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得以维持大量贸易赤字、降低汇率风险并增强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美元储备货币地位的核心在于一个关键的信任问题：持有美元的非美国人相信，美国既会（通过合理管理其经济）保护自身利益，又会（通过合理管理其货币，例如高效、快速地为全球金融体系提供美元流动性）保护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利益。

长期以来，不乏分析人士和政策制定者考虑美元主导地位逐渐消失的可能性。现在，他们认为这场大流行病可能成为催化剂，其依据来自两个层面，涉及信任问题的两个方面。

在合理管理经济方面，怀疑美元主导地位的人士指出，美国财政状况的急剧恶化不可避免。他们认为，不可持续的债务水平最终会削弱外界对美元的信心。疫情暴发之前，美国的国防开支、联邦债务的利息和每年的福利开支（联邦医疗保险、联邦医疗补助和社会保障）已达到联邦税收收入的112%（2017年这一占比仅为95%）。这种做法显然不可持续，当疫情得到控制、财政救助开始收缩时，政策后果将进一步恶化。为此，美国政府必须做出重大改变，要么显著淡化地缘政治的作用，要么提高税收，也可以两者兼取。否则，美国的财政赤字必将上升到过高水平，导致非美国投资者不愿持有美元。毕竟，如果外国不再信任该国的兑付能力，其货币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也将不复存在。

在为其他国家合理管理美元方面，怀疑美元主导地位的人士指出，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与其国内高涨的经济民族主义无法并存。尽管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有效管理着美元及其全球影响网络，但怀疑者强调，美国政府出于地缘政治目的（如惩罚与伊朗或朝鲜有贸易往来的国家或企业）将美元武器化的意愿，将不可避免地促使美元持有者寻找其他选择。

是否存在可行的替代货币？虽然美国仍是全球金融霸主（美元在国际金融交易中的作用远大于其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尽管表现得没有那么明显），许多国家想挑战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也是事实，但短期内并没有可行的替代货币。中国的人民币可能是一个选择，但前提是要取消严格的资本管制，让人民币成为市场化货币，而这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发生。欧元也可能是一种选择，但前提是人们对欧元区内部分裂的疑虑彻底消散，这在未来几年内同样不太可能发生。至于全球虚拟货币，目前尚未有能取代美元的迹象，但若干国家已开始试水数字货币，它或许最终能撼动美元的霸主地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于2020年4月底在四座城市测试本土数字货币。[38]在开发数字货币并与电子支付平台结合方面，中国领先其他国家数年之久。这种尝试明确表明，一些货币系统正试图绕开美元的中间作用，逐步实现更高程度的数字化。

归根结底，美元的首要地位是否会终结，取决于美国自身的情况。正如美国财政部前部长亨利·保尔森所说：“美元的主导地位始于国内……美国经济必须持续增强全球公信力和信心。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元的地位将岌岌可危。”[39]在很大程度上，美元的全球公信力还在于地缘政治及其社会模式的吸引力。“过度特权”与美国世界大国的地位、作为可靠伙伴的印象以及在多边机构中的作用密不可分。巴里·艾肯格林和欧洲央行代表警告称：“由于美国正脱离全球地缘政治，转而采取更加独立的内向型政策，如果人们认为美元作为主导货币的可靠性有所削弱，安全保障也不再无懈可击，那么美元所享有的安全溢价可能会逐渐降低。”[40]

围绕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未来地位存在诸多质疑和怀疑，这提醒人们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并非孤立存在。这一事实对负债过高的新兴国家和贫穷国家尤为残酷，因为它们现在无力偿还通常以美元计算的债务。对这些国家而言，应对新冠危机需要可观的投入和数年时间，而巨额的经济损失会迅速转化为社会和人道主义灾难。新冠疫情很可能会使高度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密切合作戛然而止，导致社会和地缘政治风险增加，凸显经济风险与社会及地缘政治问题之间的深度互联。

[1]Project Gutenberg, “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 by Daniel Defoe”, http://www.gutenberg.org/ebooks/376.

[2]Jordison, Sam, “Defoe’s Plague Year was written in 1722 but speaks clearly to our time”, The Guardian, 5 May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booksblog/2020/may/05/defoe-a-journal-of-the-plague-year-1722-ourtime.

[3]Schama, Simon, “Plague time: Simon Schama on what history tells us”,Financial Times, 10 April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279dee4a-740b11ea-95fe-fcd274e920ca.

[4]Jordà, òscar, Sanjay R. Singh and Alan M. Taylor, “Longer-Run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andemic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Working Paper 2020-09, 2020, https://www.frbsf.org/economic-research/files/wp2020-09.pdf.

[5]Bloomberg, “Coronavirus Is Likely to Become a Seasonal Infection Like the Flu, Top Chinese Scientists Warn”, Time, 28 April 2020, https://time.com/5828325/coronavirus-covid19-seasonal-asymptomatic-carriers.

[6]Kristof, Nicholas, “Let’s Remember That the Coronavirus Is Still a Mystery”,The New York Times, 20 May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5/20/opinion/us-coronavirus-reopening.html.

[7]Draulans, Dirk, “‘Finally, a virus got me.’ Scientist who fought Ebola and HIV reflects on facing death from COVID-19”, Science, 8 May 2020, 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20/05/finally-virus-got-me-scientist-whofought-ebola-and-hiv-reflects-facing-death-covid-19#.

[8]Moore, Kristine, et al., COVID-19: The CIDRAP Viewpoint, Center for Infectious Disease Research and Policy (CIDRAP), 2020, https://www.cidrap.umn.edu/sites/default/files/public/downloads/cidrap-covid19-viewpointpart1_0.pdf.

[9]Cherukupalli, Rajeev and Tom Frieden, “Only Saving Lives Will Save Livelihoods”, Foreign Affairs, 13 May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5-13/only-saving-lives-will-save-livelihoods.

[10]Badger, Emily and Alicia Parlapiano, “Government Orders Alone Didn’t Close theEconomy. They Probably Can’t Reopen It”, The New York Times,9 May 2020 update, https://www.nytimes.com/2020/05/07/upshot/pandemiceconomy-government-orders.html.

[11]Wighton, Kate, “Lockdown and school closures in Europe may have prevented 3.1m deaths”,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8 June 2020, https://www.imperial.ac.uk/news/198074/lockdown-school-closures-europe-haveprevented.

[12]Hsiang, Solomon, et al., “The effect of large-scale anti-contagion policies on the COVID-19 pandemic”, Nature, 8 June 2020,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0-2404-8.

[13]Goodman, Peter S., “ Why the Global Recession Could Last a Long Time”,The New York Times, 1 April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01/business/economy/coronavirus-recession.html.

[14]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Evaluating the initial impact of COVID-19 containment measures on economic activity”, 10 June 2020,https://read.oecd-ilibrary.org/view/?ref=126_126496-evgsi2gmqj& title=Evaluating_the_initial_impact_of_COVID-19_containment_measures_on_economic_activity.

[15]CPB Netherlands Bureau for Economic Policy Analysis, “Scenarios economic consequences corona crisis”, CPB Scenarios, March 2020, https://www.cpb. nl/sites/default/files/omnidownload/CPB-Scenarios-March-2020-Scenarioseconomic-consequences-corona-crisis.pdf.

[16]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June 2020,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6/24/WEOUpdateJune2020.

[17]Politi, James, “What to know about America’s newly unemployed”, Financial Times, 21 May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5924441b-1cb6-4fbd-891b0afb07e163d7.

[18]Frey, Carl Benedikt, “Covid-19 will only increase automation anxiety”,Financial Times, 21 April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817228a2-82e111ea-b6e9-a94cffd 1d9bf.

[19]Jaimovich, Nir and Henry E. Siu, “Job Polarization and Jobless Recoveries”,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BER), Working Paper 18334,November 2018 revision, https://www.nber.org/papers/w18334.pdf.

[20]Coyle, Diane and Benjamin Mitra-Khan, “Making the Future Count”, mimeo,2017.

[21]Boffey, Daniel, “Amsterdam to embrace ‘doughnut’ model to mend postcoronavirus economy”, The Guardian, 8 April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apr/08/amsterdam-doughnut-model-mend-post-coronaviruseconomy.

[22]Banerjee, Abhijit V. and Esther Duflo, 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PublicAffairs, 2019.

[23]Ibid.

[24]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he Growth Report: Strategi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World Bank, 2008; HallwardDriemeier, Mary and Gaurav Nayyar, Trouble in the Making? The Future of Manufacturing-Led Development, World Bank Group, 2018.

[25]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What is a circular economy?”, 2017,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circular-economy/concept.

[26]As proven by the Platform for Accelerating the Circular Economy (PACE),see https://pacecircular.org.

[27]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ITCU), “Investing in the Care Economy: A Pathway to Growth”, 8 March 2016, https://www.ituc-csi.org/investing-in-the-care-economy-a.

[28]Cassidy, John, “Can We Have 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 The New Yorker,3 February 2020,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0/02/10/can-wehave-prosperity-without-growth.

[29]Degrowth, “Degrowth: New Roots for the Economy”, 2020, https://www.degrowth.info/en/open-letter.

[30]McAfee, Andrew, More from Less, Simon & Schuster, Inc., 2019.

[31]Blanchard, Olivier, “Designing the fiscal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Briefing 20-1, 8 April 2020.

[32]Reinhart, Carmen M. and Kenneth Rogoff, “The Coronavirus Debt Threat”,The WallStreet Journal, 26 March 2020, 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coronavirus-debt-threat-11585262515.

[33]Reinhart, Carmen M., “This Time Truly Is Different”, Project Syndicate, 23 March 2020,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ovid19-crisis-has-no-economic-precedent-by-carmen-reinhart-2020-03.

[34]Saez, Emmanuel and Gabriel Zucman, “Keeping Business Alive: The Government WillPay”, 16 March 2020 revision, http://gabriel-zucman.eu/files/coronavirus2.pdf.

[35]Effective deep negative interest rates would have to be supported with measures to prevent financial firms from hoarding cash, see Rogoff, Kenneth,“The Case for Deeply Negative Interest Rates”, Project Syndicate, 4 May 2020,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dvanced-economiesneed-deeply-negative-interest-rates-by-kenneth-rogoff-2020-05.

[36]Blanchard, Olivier, “Is there deflation or inflation in our future?”, VOX, 24 April 2020, https://voxeu.org/article/there-deflation-or-inflation-our-future.

[37]Sharma, Ruchir, “Elizabeth Warren and Donald Trump Are Wrong About the Same Thing”, The New York Times, 24 June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06/24/opinion/elizabeth-warren-donald-trump-dollar-devalue.html.

[38]Kumar, Aditi and Eric Rosenbach, “Could China’s Digital Currency Unseat the Dollar?”, Foreign Affairs, 20 May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05-20/could-chinas-digital-currency-unseat-dollar.

[39]Paulson Jr., Henry M., “The Future of the Dollar”, Foreign Affairs, 19 May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20-05-19/future-dollar.

[40]Eichengreen, Barry, Arnaud Mehl and Livia Chiţu, “Mars or Mercury? The geo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currency choice”, VOX, 2 January 2018, https://voxeu.org/article/geopolitics-international-currency-cho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