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在半世纪前曾经很有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林伯渠是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就入会的老会员。他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说得十分中肯。

辛亥革命的爆发，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20世纪初，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下，中国已处在存亡危急之秋。卖国的腐败到极点的清朝封建统治者，却顽固地拒绝任何社会和政治的根本改革。受尽压迫和凌辱的中国人民已无法照旧生活下去。只有经过一次革命，改变旧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中国才能避免沦为殖民地的命运。因此，这次革命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可以举出很多条。其中突出的一条，就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不能把从君主专制到建立共和国，只看作无足轻重的政体形式上的变化，甚至只看作换汤不换药的招牌的更换。

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多少年来，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人们从幼年时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到处供奉着。君主成了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顶巅的最高代表。每个人在这种制度面前，必须诚惶诚恐地遵守“名分”，不容许有丝毫逾越。这就是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谁要是敢有一点怀疑，轻则叫作“离经叛道”“非圣无法”，重则成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就得要有“舍得一身剐”的勇气，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到了近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急遽激化，使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和变化中。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前仆后继。但是，直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前，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义和团运动的口号更只是“扶清灭洋”。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爱国救亡，介绍了不少西方的社会学说和政治制度到中国来，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可是，他们把忠君和爱国看作一回事。而那时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除法、美两国外，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沙俄等等无一不保留着君主制度。所以，康有为提出以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作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在许多人看来是很有理由的。

孙中山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破天荒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中国同盟会明确地把“创立民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之一。它在第二年冬颁布的《革命方略》更是响亮地宣告：“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在当时确实是石破天惊之论！比一比，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是何等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

他们坚韧不拔地通过报刊鼓吹，秘密宣传，使这种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到辛亥革命爆发时，推倒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力量都已无法把它再扭转过来了。

辛亥革命果真把“皇帝拉下马”了，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倒了。这一下，真是“把天捅了一个大窟窿”。它带来的直接后果，至少有两条。

第一，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有个头，那就是皇帝。皇帝是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是反动统治秩序赖以保持稳定的重心所在。辛亥革命突然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反动统治就乱了套了。在这以后，新的统治人物像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一个登场，却始终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来。不用说人民革命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就是反动阵营内部也无法再保持统一。这自然有很多原因，而辛亥革命在这里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无法抹杀的，清朝政府这时又已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中国的驯顺工具，推倒它，又是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一次沉重打击。因此，这次革命就为日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发展开辟了道路。

第二，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皇帝，该算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五四运动前不久，陈独秀在《新青年》的文章中说道：“其实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像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像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么！事到如今，这等不但骗人而且害人的偶像，已被我们看穿，还不应该破坏么？”他在文章最后大声疾呼地说：“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彻底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辛亥革命在中国人民中还造成民主精神的普遍高涨。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尽管辛亥革命后，一时看来政治形势还十分险恶，但人们又大胆地寻求新的救中国的出路了，不久便迎来了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

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推翻它，消灭它，决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诚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了，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种不朽的业绩，难道不值得我们给予热情的赞颂吗？一切曾经为中国革命事业披荆斩棘、抛头颅、洒热血的先行者，是不应该为后人所忘却的。

领导这场革命的先行者们确实也有严重的弱点。

他们充满着对祖国的热爱，有着革命的决心，却提不出一个彻底的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来。他们中许多人并不认识帝国主义的真面目，甚至天真地认为他们是以西方国家为榜样的，幻想能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并且总是害怕革命的猛烈发展会招致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所以在革命起来后小心翼翼地避免触动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这样，辛亥革命几乎完全没有直接触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他们对封建主义的认识也是十分肤浅的。许多人由于家庭和所受教育的缘故，同封建制度有着难分难解的联系。他们中大多数人把清朝统治者看成唯一的敌人，不但看不到封建制度的基础是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而且还把一切赞成或被迫同意推翻清朝统治者的汉族地主官僚看作同盟者，不惜向他们作出种种重大让步。因此，一旦清朝的统治被推倒，建立了民国，许多人便以为革命的目标已经达到，失去了继续前进的明确方向，妥协逐渐上升为主流，导致革命的半途而废。

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并发动了群众，自下而上地采取革命行动，这是它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可是，未能依靠并发动群众的严重不足，尤其是同广大下层劳动群众的脱离，又是导致它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原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一个强大的敌人。要推倒他们在中国的统治，离开广大民众的充分发动是难以做到的。然而，恰恰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工农群众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当时革命党人的视野以外。在革命过程中并没有出现一场农村的社会大变动，自然也不可能吸引广大农民对革命的积极参与，这同法国大革命时的状况显然不同。而没有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参与，革命党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面前只能深深感到自己缺乏实力而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不能不走向妥协。

还需要注意到，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同盟会是一个十分松懈的组织，它的成员十分复杂。当革命刚开始取得胜利时，革命阵营内部便呈现出一派分崩离析的混乱景象。有如前面所说，武昌起义的成功和民国的迅速成立，使他们喜出望外。原来的穷措大和流亡客转眼间成了国会议员或“民国伟人”。这使许多人感到心满意足，急于结束这场革命，并开始争权夺利。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的领导，也难以使革命进行到底。

为什么资产阶级共和国制度在西方许多国家行得通，拿到中国来就行不通了呢？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太微弱了，并且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而同广大工农群众严重脱离。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里，这一点力量更难以起左右全局并推动根本改革的作用，其存在上面所说的种种弱点并中途妥协是难以避免的。

辛亥革命并没有能解决中国近代社会的根本矛盾，使中国从此走上独立、民主和富强的道路，实现人们原先对它的期望。正如董必武所说：革命的结果，虽然推倒了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国，但“根本没有打碎封建军阀和官僚的国家机器。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基础，更是原封未动。中国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就这个意义说，辛亥革命是失败了”

中国近代的民族民主革命是由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经过一个多世纪前仆后继的顽强努力，才取得胜利。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但它在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长期历史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占着重要的地位，这是无可怀疑的。

文章节选自《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 金冲及 著 三联书店 2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