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编《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是2005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次年曾加印一次）。其后，我又不断发现胡适论红的新材料。最大宗的，是2008年在台北胡适纪念馆发现了胡适在有关《红楼梦》、曹雪芹书上的大量批注。承蒙该馆授权，我将其中精华部分编集为《胡适批红集》一书，于次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再后的十余年间，仍有零散的胡适论红文献不时“冒”出来。与红友们分享这些新材料时，时时会得到“忠劝”：应尽快将《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一书修补、重印。十多年来，我亦有此念，因书中有些许错字，每念及此，辄既愧又悔，总希早日改错订讹。2021年，是胡适开创“新红学”一百年，在这个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来临之际，我决计修订、重印此书。

《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本名为“胡适论红楼梦”。2004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接纳此书时，建议将书名改作“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我接纳了社方的意见。但十多年来，我仍觉用“胡适论红楼梦”作书名更好，故借这次修订之机，改回原书名。《胡适论红楼梦》，本是我1999年开始的“胡适与红学”研究系列的第一个工作。我当时的打算是，先编集《胡适论红楼梦》和编著《胡适红学年谱》，然后撰写评述胡适《红楼梦》研究的《胡适与红学》一书。所以要编《胡适论红楼梦》，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有鉴于当时的《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一书之不全。拙编共收入胡适论红及相关文献169篇（件），较上古本《全编》多出80篇，并纠正了上古本的一些错误。此次修订，又加增45篇，总计214篇。

除有新文献收入以外，本次修订特别注重所收文献底本的选择与校勘。胡适先生说：“若无古本，则是非如何能定？”（胡适致钟凤年函，1948年7月25日，载《胡适手稿》第4集卷3,胡适纪念馆印行，1968年，406页。）又说：“校勘学的正路是多寻求古本，——寻求原稿本或最接近原稿本的古本。”（《胡适手稿》第2集卷1，胡适纪念馆印行，1968年，91页。）也就是说，求古本的目的，是为定是非，最大限度的保存原作之真。

但二十年前，格于当时条件，胡适不少论红文献的原稿本（如收藏于台北胡适纪念馆的1950年代的论红手札），笔者尚不能查阅并使用，而只能据《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发表件收入。事实上，任何一部文稿，从最原始的稿本到排印本，从第一个排印本到更新的排印本都有产生错误的可能。这种情形，在胡适论红文献的早期流布过程中颇普遍。其中，有的错误非常明显，如将“甲戌年”误作“甲戍年”，将“周汝昌”误作“周世昌”，将“李祖韩”误作“李祖翰”、“李祖涵”，将“曹颙”误作“曹頫”，将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误作《红楼梦八十四回校本》等等。熟悉《红楼梦》的人都知道，这都是常识性的错误。人们不禁要问：一向要求别人治学要严谨的胡适又何以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但因当时不得见胡适原件，只能存疑，有的则通过“加注”的方式处理。拙编在《红楼梦八十四回校本》后面就加了这样一条小注：“按，当为‘《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宋广波编校：《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481页。）今检原函，赫然写着的正是“八十回校本”，而不是“八十四回校本”！因此次修订系据胡档收入，这条小注遂成多余，也就删掉了。

由作者定稿的手稿本不仅可以修正常识性错误，还能发现早期排印本的其它疏失。首先，比勘原稿本与排印本，会发现排印本遗漏情形颇严重。试举四例说明。

第一例，1961年1月17日胡适致苏雪林、高阳函。《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最早发表此函时，有这样一段话：

他的文学朋友都不大高明，是二大不幸。他的贫与病使他不能从容写作，使他不能从容细细改削他的稿本，使他不得不把未完成的稿本抄去换银钱来买面买药，是三大不幸。他的小说的结构太大了，他病中的精力已不够写完成了，是四大不幸。这些都值得我们无限悲哀的同情。（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3455页。）

而原本却是这样的：

他的文学朋友都不大高明，他的文学环境与背景都不大高明，是二大不幸。他的贫与病使他不能从容写作，使他不能从容细细改削他的稿本，使他不得不把未完成的稿本赶抄去换银钱来买面买药，是三大不幸。他的小说的结构太大了，他病中的精力已不够写完成了，他死时只留下一部未完的残稿，是四大不幸。这些都值得我们无限悲哀的同情。（本修订本底本，台北胡适纪念馆藏档，档号：HS-NK01-258-015。）

第二例，1960年11月24日胡适致高阳函。《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及以此为底本的坊间各版本有如下的内容：

……在那个贫乏的思想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当然不会高明到那儿去，《红楼梦》的文学造诣当然也不会高明到那儿去。

……

……（那些破落户的旧王孙与满汉旗人，人人自命风流才子，在那个环境里，雪芹的成就总算是特出的了。）（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9册，3386页。）

而原本却是这样的：

……在那个贫乏的思想背景与文学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当然不会高明到那儿去，《红楼梦》的文学造诣当然也不会高明到那儿去。

……

……（那些破落户的旧王孙与满汉旗人，人人自命风流才子，彼此相推为风流才子。在那个环境里，雪芹的成就总算是特出的了。）（本修订本底本，台北胡适纪念馆藏档，档号：HS-NK05-072-002。）

第三例，1961年2月24日胡适答赵聪函。《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及以此为底本的坊间各版本有这样的内容：

看“庚辰本”的残缺状况，——已写到八十回了，而尚缺六十四回与六十七回；十七、十八、十九三回显然是后来补写的（此三回也是甲戌本没有的），“此回未成而芹逝矣”。此皆可证甲戌年成稿止有此十六回。（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3515页。）

而原本却是这样的：

看“庚辰本”的残缺状况，——已写到八十回了，而尚缺六十回与六十七回；十七、十八、十九三回显然是后来补写的（此三回也是甲戌本没有的），故没有分开，也没有回目；二十二回未写完（此回也是甲戌本没有的），“此回未成而芹逝矣”。此皆可证甲戌年成稿止有此十六回。（本修订本底本，台北胡适纪念馆藏档，档号：HS-NK01-051-004。）

第四例，1961年5月31日胡适复李祖法函。本函第五段之后，漏掉了相对要害的整整一段：

“劫”画之人为什么至今不发表画上诸名人题咏呢？因为这些题咏足以证实画上的人不姓曹，不是《红楼梦》的作者。发表了原有的题咏，这画象就没有引人注意的资格了。（本修订本底本，台北胡适纪念馆藏档，档号：HS-NK01-068-007。）

上引原本中加黑者即排印本遗漏或印错者。两相对比，可知胡适的原稿无论从思想、文气方面，都比年谱长编所引者高明。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发表件是上古本《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拙编以及海峡两岸所有胡适书信集的底本，故这种错误也沿袭了三十多年！

除了诸如上述为数不少的遗漏外，排印本之漏字、错字、着重号被省略等缺失也不在少数。最不能原谅的，是排印本有时竟将收信人的名字印错。胡适晚年，有一封复潘悫论曹雪芹家世的信，向受红学界重视。早前，我们通过《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看到的这封信内容如下：

君实先生：

谢谢你送我《钟表浅说》一本，我读了很感兴趣，还增加了不少知识。

你在钟表小史里提到《红楼梦》里提及钟表的地方，我可以给你加一条“脂砚斋评本”的小考据。五十二回（你已提到了此一回）写晴雯补裘完时，“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脂砚斋本有小注云：

据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样“写”法，避讳也。

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所以说“避讳”。（此条是依据徐星署藏的八十回本。）

听说你的病已大有进步，今天看见你的题字，我很高兴。我此时不敢来看你，怕劳动你。匆匆草短信道谢，并祝多多保重。

胡适敬上  

四七、十二、二十日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2776-2777页。）

今查原件，知收信人为“实君”，而非“君实”。（本修订本底本，台北胡适纪念馆藏档，档号：HS-NK01-239-012。）潘悫当时供职于“中研院”史语所，其所赠胡适的《钟表浅说》也收藏于胡适的藏书中，扉页上有其题签：“适之先生教正，作者敬呈。”在“潘悫著”下面，胡适特别用红笔笺注：“（实君）”。（台北胡适纪念馆藏档，档号：N08F2-03801002。）此外，“据四下”乃“按四下”之误；“并祝多多保重”乃“并祝你多多珍重！”之误。

综合以上诸例，可知搜求作者定稿的手稿本的重要了。本次修订，除1950年代的胡适论红手札使用了胡适纪念馆收藏的原稿外，胡适的《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则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手稿为底本，胡适1922年所写《红楼梦考证》的两篇重要跋文，则使用收藏家梁勤峰先生提供的手稿（梁先生热诚支持学术研究的精神可为收藏界之楷模）。

有的胡适论红书札是以手稿的形式在杂志上影印发表的，如1954年3月7日胡适答程靖宇书，1954年12月17日沈怡书，1962年2月20日答金作明书等，也拜托台北友人帮忙复制原刊，以作底本。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用作底本的台北胡适纪念馆收藏的胡适档案，有的不是胡适的手稿，而是秘书抄录用以留底、存档的稿本，胡适的原函当在收件人手里，我希望将来能看到这些原件。

有的论红文献没有手稿了，只能搜集不同的版本尤其是首次发表本加以互校。也不是首次发表本就是绝对的最权威，有时首次发表本也有错误。说起首次发表本，我一直有一个遗憾。本书收入的《红楼梦考证》之初稿，是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收藏的手稿，但自二十年前，我一直在多方搜求这篇重要文献的首次发表本——1921年5月亚东本《红楼梦》的第一版，但迄今也未能如愿，甚盼红学的同道们也注意这篇文献和这个本子。

在修订本书的过程中，本人深感校书编书之苦、之难。校书的目的，无非是为读者厘定出一个最可靠的定本。我以为正确的办法是这样的：先找出最权威的本子，然后从事机械的“笨校”、“死校”。胡适的朋友、史学大师陈垣常用“倒校”的办法，就是一篇文章从后往前校，丝毫不受文章逻辑、理路的干扰。胡适的另一位比较亲密的朋友周作人有这样的“规矩”：凡文章发表前，最后的校样必须经其亲自过眼后才允发表。前贤的这些做法，我们都应该继承的。胡适本人在校书方面，远不如陈、周严格。作为知识界的领袖，同时又是最畅销的学术书作者，胡适的著作是备受出版商欢迎的。与胡适关系向来密切的亚东图书馆是这样做的：他们会把胡适发表的文章剪下并编好目录，胡适将这个目录增删调整，一集“文存”就出来了。四集《胡适文存》都是这样运作出来的。仔细排比胡适的传记材料，我可以断定，胡适并未一次一次地认真看校样，甚至他自己的书出版后都没有时间细看。1950年代，胡适已不似在国内时那样繁忙，他这时细看他的《文存》，也慨叹错误之多，而这些畅销书已流布了30年！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为本书修订提供帮助的几位朋友。商务印书馆厚艳芬女士和张鹏先生不仅业务精道，更是一丝不苟。因抗疫不便见面，张鹏先生就和我通过电话沟通书稿，有时甚至一天通话六个小时！感谢帮忙校对的曹国芳兄、李宝山兄、徐建平兄、任世权兄、马文飞兄、梁岳标兄。诸友在校对过程中，常提出建设性意见，这是要深深感谢的。还要感谢“胡学”老友李建军兄。感谢台北胡适纪念馆在使用档案方面给予的便利。

宋广波

2020年8月4日记

本文又刊载于《红楼梦学刊》2020年第5期，经作者宋广波先生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