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存在的事物在人的认识过程中起初都是认识主体的感觉对象，继而经过理性思维形成相关的概念及概念间相互联系变化规律的认识。这些意在对同类事物具有普适性的形而上的认识，开始时往往并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因此“心灵不仅思考对象世界，而且思考这种思考本身，后者就是反思”（笛卡儿用语）。“哲学是对于认识的认识，就是认识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认识之，这就是认识的反思”（冯友兰用语）。这些经典解读表明哲学反思重在不断深化对事物本质形而上的认识，与账务反查和案情反推等目的在于确认事实的再认识有着重大区别。

现代社会越来越细化的职业分工促进了社会进步，人们的主要精力大都用于从事自己的社会职业，不可能人人都来创新构建关于人类社会本质的思想认识理论。社会自省的主要方式就是民众普遍以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为前提和以理性常识为基础，针对自己切身体验到的社会问题进行实际联系理论的反思。社会自省中所联系的理论应该是处于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状态中的诸多可供选择的理论。如果将任何一种既有理论树立为不可质疑，或者只有最高领袖才可以对其作出创新修正，这显然违背了人不是神和人类社会依靠群体性理性思维才得以从动物世界脱颖而出的基本常识。在对立统一的自我思辨和彼此争辩的社会自省中，公共理性也得以走向成熟稳定。这样才可能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毛泽东用语）。政治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构建和保障这种政治局面，防止各种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对公共理性的冲击和破坏。

反思可以分为过程反思、修养反思和哲学反思等相互渗透影响的多种形式。过程反思针对推理、决策和行动中的认识判断过程和实践操作过程的各个环节进行。单纯过程反思可能实事求是地找错纠错而立竿见影，也可能由于存在对有关事实、概念、原理和逻辑推理的基础性认知偏差而百思不得其解。过程反思的重点在于事物发展的过程，容易忽视对初衷和目标的反思。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的大跃进失败后，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中共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中，反思的重点在于大跃进的过程，指出了生产指标过高、发展要求过急、经济比例失调和混淆了集体所有与全民所有的界限等政策操作层面的问题。对于虚报粮食产量和超额征收农民口粮造成大面积饥荒，没有从民以食为天和执政为民的根本初衷出发进行反思。对于用一大二公体现共产主义制度优势的错误做法，也没有就共产主义初级阶段之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内涵进行反思。因此反思的结果是继续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半年多后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又进一步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为左倾错误路线的加速恶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修养反思是指以人性之真善美为终极追求的自我反思，以反思做人作为反思做事之基础。缺失修养反思必然导致丧失信仰、利令智昏和敢做不敢当等种种乱象。政治家缺乏修养反思还容易专注于奋斗目标之伟大，而无视当下政治斗争手段之卑劣。修养反思重在个人修养，随环境变化往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用语），缺少超越道德修养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用语）的献身精神。

相对于过程反思和修养反思，哲学反思更具基础性和逻辑在先性。哲学反思的基础性体现在以疑为贵地反思已有认知的根本内涵及其变化发展起点，着重关注具有稳定性、根本性、普遍性特点的理念和命题提出之依据。哲学反思的逻辑在先性不是就感知之时间先后而言，而是指优先针对知识体系各层次逻辑思维的源头理念和命题，探求其逻辑推理和实践检验中的可疑之处。

分别以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后，哲学反思成为近现代哲学思维之主体，其基础性理念可以归结为：世界万物变化发展的背后存在着形而上的统一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通过基于思想自由的众多个体思维和基于共同认识的大量群体实践，可以不断修正和深化对于主客观世界的理性认识，进而用于改造自然、再造自身和社会，使生活更加美好、个人更加全面发展、社会更加和谐进步。但是任何人和人的组织都永远不是全知全能、无私无欲的神，人类社会只能经由理性争辩在创新试错和找错纠错的实践中不断发展进步。

上述简单平实的基础性理念一方面体现了人类与其他社会性动物相同的共性，即依靠群体的力量生存繁衍和追求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则体现了人类社会作为智慧生命群体的特性，即经由理性争辩深化思想认识进而引导认识主体和人类社会在试错找错纠错的实践中不断进步。这一特性使人类从生物界脱颖而出。相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速度，其他生物基于遗传积累的进化速度望尘莫及。

以上述基础性命题作为逻辑推理出发点的哲学反思，对于人类社会的思维和行动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1. 在人类以有限的理性思维认知无限的客观存在，此永恒过程中哲学反思的重要作用首先在于建立起保持进取之心和自知之明的基本信念。

区别于祈求神的启示及赐福的宗教信仰，哲学反思的基本信仰不是要使人皈依于神或修炼成神，而是要摆正人与世界的关系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在广袤深奥的客观世界面前保持进取之心和自知之明。进而才能比较清醒地建立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发展出作为社会再造思想工具的意识形态理论。

哲学反思并不否认过程反思和修养反思的必要性，但是不执着于在改造自然、再造社会和修炼自身上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更无意作为思想理论工具用来捍卫什么或打倒什么，因而哲学反思可以更加超脱于各种利益纷争。哲学反思更多地看到了在神秘有序的客观世界面前人类之渺小，和人类永远无法彻底消除的理性认知之局限性和非理性逐利之劣根性，更加相信客观世界各种变化规律之间存在着统一性。因而哲学反思往往更加沉重、也更加冷静和执着。

2. 哲学反思不企图发现终极真理，也拒绝任何理论和主义具有永恒的权威。哲学反思坚持“以疑为贵”藐视一切思想禁区，其逆向性和基础性之探求始终是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哲学反思相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各种应用哲学也具有基础性和逻辑在先性。

哲学反思的强大找错纠错能力是基于其彻底谦卑的思维态度，即承认思维主体不可能全知全能，还直面形式逻辑思维中存在着至今尚未解决的逻辑学悖论。引导人们对客观世界“以道观之”（庄子用语）和“像上帝那样去看世界，不期待、不恐惧、不受信仰和传统的偏见之束缚。”（罗素用语）。分门别类的科学思维的出发点是各种各样基于经验意义的公理假设，随着研究的深化往往发现一些出发点并非四海皆准和永远正确。科学研究中的反思在多数情况下偏重于过程反思，而探讨最基础性的科学问题则仍然需要回归哲学反思。

近现代以来各个门类的科学技术，都将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本学科前沿新知识的发现和运用，学科之间则隔行如隔山。然而客观世界本质上是统一的整体，各种科学知识在更基础性层面上必然有着深刻的联系。分工越来越细的科学难以有效探索的这些基础性问题应该交由哲学反思探讨。即针对既有的知识体系，怀疑并且清理其基础性认识，进行逆向的找错纠错。在大部分时间和大部分问题中哲学反思的这种怀疑和清理不见效果，然而所怀疑之处一旦被证实真的有误则石破天惊。牛顿力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就都是经由基本逻辑推理，怀疑进而颠覆了关于物体运动和时空关系的传统基础性认识后横空出世，开创了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时代。邓小平结合社会建设的实践教训，对社会主义的基础性认识进行反思，得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经济等结论，开创了改革开放的社会发展新时代。

众多门类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后，还相应地产生了许多本学科的应用哲学，如管理哲学、政治哲学、军事哲学、经济哲学、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等等。所有的应用哲学都具有直接服务于改造自然和再造社会的工具性，而哲学反思的关注重心是人依靠什么来认识世界、人的思想认识有何根本局限性。相对于各种应用哲学，哲学反思仍然具有基础性和逻辑在先性。在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和立竿见影的要求下，各种应用哲学的研究往往比哲学受到更多重视。但是众多服务于各门具体学科的应用哲学并不能取代哲学，如同侧重解法算法工具性研究的应用数学，不能取代研究数和形的本质的数学。又如同侧重通过简化力学模型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应用力学，也不能取代研究力和机械运动本质的力学。

3. 哲学反思为了每一个人和全人类的幸福，推理出仁爱、博爱、公正、诚信、自由、民主、平等、共富等内涵与时俱进的价值观和社会发展终极追求，成为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公共思想理论资源。妨碍哲学反思融入社会文化和受到政治制度保障的主要的阻力，来自权力或资本对真理的垄断和民粹主义思潮中的从众思维。

对于哲学反思推理出的仁爱、博爱、公正、诚信、自由、民主、平等、共富等价值观和终极追求，各种意识形态往往打上自己的印章，以求占据思想道德之高地。实际上这些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本质上是古今中外兼具稳定性、普世性和开放性的公共思想理论资源。任何人、任何阶层、任何国家和任何民族在任何时候，只要不固执于当下一己私利都可以用这些理念来判断是非、引导实践，而且永远可以做得更好又始终无法达到最好。

人类社会中对于将哲学反思融入社会文化和予以政治制度保障有着重重阻力，主要的阻力来自权力或资本对真理的垄断。人类社会中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始终是把双刃剑，许多公众事务必须由权力集中全社会力量办理，即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与此同时权力寻租和权力垄断真理的负面影响一直如影随形。与权力寻租直接追求财富享受相比较，权力垄断真理对人类社会的危害更加深远。权力寻租是以卑劣方式破坏社会分配的公正，权力寻租者在主观和客观上都始终处于理亏气短的道德劣势。权力垄断真理却是理直气壮地用一元化舆论导向，把民众的独立理性思维化解为对领袖乃至对各级一把手领导的崇拜迷信。走上个人迷信之路的权力既失去了依靠亿万民众找错纠错的社会思想资源，也丧失了从思想根源上自以为非的勇气，必然会造成集中力量办大错事的悲剧。陷入个人迷信之权力面对错误和失败，则必然设置一个又一个思想认识禁区和封存一个又一个错误事实，并且不断强调敌情威胁和不断提升革命目标，来构筑权力的合理性基础、确保权力的道德优势。对于在一言堂下仍然坚持不同意见者，则用路线斗争冠以“里通外国”和“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等严重罪名置之于死地。在此过程中无耻的政治投机者，却依靠无底线的为尊者讳和不断制作“皇帝的新衣”，通过批判打击所谓的右派、保守派和走资派而拉大旗作虎皮扶摇直上。

在权力相互制约较为制度化的西方国家，现代资本巨鳄垄断真理往往无需公权力的强制参与。打着民主政治和言论自由的旗帜，数十亿美元计的巨额广告费投放到任何一家媒体，广告主的意识形态偏好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都不言而喻，贸然挑战主流舆论的媒体无异于自绝财源。与此同时在市场化的媒体竞争中新闻本身就是产品和商品，大媒体集团对国家内政和外交决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当年西方媒体热衷推动伊拉克战争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是处于战争状态可以使报纸的发行量和广播电视的收听收视率大幅度提升。

美国金融大鳄阶层的贪婪投机导致2008年世界性的严重金融危机后，民众怒而发起“占领华尔街”群众运动。与对非西方世界各种颜色革命暴乱的大力鼓吹对比，普遍持双重是非标准的西方主流媒体对“占领华尔街”运动观望多于看好更谈不上支持，客观上使短暂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未能形成气候就无疾而终。2019年中国香港地区的港独势力强闯立法会大楼肆意破坏各种设施。这些暴行竟然被美国的政要称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二年多后美国国会大楼也被数千暴徒占领和肆意破坏，国会政要们不得不仓皇逃避。事后对于发生在美国的这道风景线，美国政要们显然丝毫没有欣赏风景的兴趣，而是立即动用国家机器力图将暴徒们一网打尽。

将哲学反思融入社会文化并且予以政治制度保障遇到的另一个主要阻力是民粹主义思潮，人类社会中群体性思维的从众性和对非主流认识的歧视压制源远流长。在群众运动具有天然合理性的口号下，民粹主义思潮把人民群众抬高到眼睛雪亮和任何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的崇高地位。在缺乏理性思维平等争辩的社会环境中，利益驱动下的“造反有理”理论则最容易使群众运动背离真相真理而走向敢做不敢当的极端。没有民粹主义思潮的推动，文化大革命中不可能大规模产生匪夷所思的批斗当权派、捣毁公检法、群众专政和群众组织间的血腥大规模武斗。没有敢做不敢当的民粹主义思潮的推动，台湾的太阳花学运、香港公开媚外的港独势力都难以发展成为打砸烧的闹剧。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个著名论断中“历史”的内涵，应该既包括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也包括歧视、动乱和侵略的惨痛后果。觉醒了的人民群众投身推翻反动派和建设新社会的伟大事业并享受其成果。被民粹主义操纵的人民群众则民主选举出希特勒那样的战争狂人。希特勒上台后德国一度的确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民众生活显著改善。但是近代德国崇尚主宰民族、超人和战争的思想认识传统与民粹主义思潮结合，很快就使民众疯狂拥护希特勒并且积极参加对内镇压犹太人共产党人和对外法西斯侵略。辉煌的和惨痛的重大历史事件，离开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投身都不会产生。在风起云涌、大浪淘沙的历史进程中，能否自觉抵御民粹主义的蛊惑是一个国家的民众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有些国家一再出现由民粹主义思潮助推的对内政治压迫和对外军事侵略之恶浪，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却难以掀起这种恶浪。如果只是将民众定位为历史进步的推动者和历史灾难的受害者，则滋生民粹主义的政治土壤将长期存在。面对历史上人祸导致的社会灾难不能把所有原因和责任，都归结于野心家的倒行逆施或领袖的错误方针政策，人民群众也需要有责任担当和经由哲学反思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