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52年，废名从北京大学调到东北人民大学，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教学、科研工作上，尤其是在鲁迅研究领域，倾注了最多的心血和智力，先后完成两部著作和多篇论文，是废名晚年最重要、最用心的实绩之一。本文重点考察废名《跟青年谈鲁迅》《鲁迅研究》 两部著作和长篇论文《“阿Q正传”》，据此探讨废名的鲁迅研究的主要观点、方法与得失，进而深入了解晚年废名的思想和心态，以及与时代的思想、精神状况之关联。

关键词：废名 晚年废名 鲁迅研究

1952年夏秋，经过酝酿，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迅速展开，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废名被调整到了位于长春市的东北人民大学。“从久居难忘的北京到生疏的长春，这是废名没有料到的。因而他感到不快不安；但当他听到北大有关领导谈及东北人大需要加强教育和学术力量，才调他前往，他又信以为真，准备到新的地方有所作为。” 1 新中国成立以后，废名基本上停止了文学创作，他已经从一个独具特色的作家、诗人转变成一位大学教授、一名学者。来到东北人民大学之后，应各方面的实际需要，他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涉及鲁迅研究、杜甫研究、美学研究等多个领域，其中尤以鲁迅研究为重，废名于此倾注了最多的心血和智力，先后完成两部著作和多篇论文，这些文字可谓废名晚年最重要、最用心的实绩之一。

一

《跟青年谈鲁迅》出版于1956年，如其书名所言，该书特别注重教育青年、 引导青年的社会功能与作用。全书大致分为十六章，第一章“为什么要研究鲁迅和怎样研究鲁迅”类似于一个“序言”，第二章至第五章聚焦于鲁迅早期的生平和思想发展，从少年时代、留日时期、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等几个方面描述、阐释了作为“伟大的启蒙者”而存在的鲁迅。第六章至第九章是对鲁迅作品的具体分析，废名试图运用阶级分析的新方法来解读《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这两篇小说，但鲁迅的小说中实际上还没有完全符合时代标准的阶级观念，废名便转而从另一个方面肯定了鲁迅的贡献，即鲁迅是在没有那种先进的阶级观念的指导之下，写出了真实而生动的反封建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尤其体现在鲁迅对其笔下人物如阿Q的复杂态度以及由此而塑造出的复杂的人物性格之中。第八、第九两章则聚焦于鲁迅的杂文，以举例论述的方法加以分析，废名将鲁迅的杂文看作 “诗史”，特别注重它们的社会批判性，所举之文皆重在对社会斗争、学生运动的描述，以及对现实社会中帝国主义横行、反动政府无所作为的批判。第十章至第十四章，话题基本上集中于鲁迅作品的艺术特征，谈鲁迅的白描手法，对中西艺术传统的继承和运用等，但也不尽然，总体上略显散漫。

在写法上，废名却不是刻板的，他没有教条的一一开列，更没有简单生硬、 无处不在的所谓总结和归纳，他基本上是以自己的阅读感受和理解为主，侃侃而谈，娓娓道来，语言朴素之中有文采。他的写法更像是印象主义批评的遗存，这种批评方法是他所熟悉的，当然这些印象和感受不会与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相抵牾，因此也可说，这是一种奇特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印象主义。在批评方法上，废名深受周作人的影响，周是最早将西欧印象主义批评介绍到国内的文人， 这种批评方法在京派文人圈子里也大受欢迎，李健吾便是印象主义批评在中国的代表人物，曾经同为京派文人，废名与他们有相近的审美观念，彼此声气相通， 相互影响在所难免。但从这一点上说，废名又是很不合时代潮流的，这个时代首先需要的不是“印象”而是正确的立场和观点，显而易见，《跟青年谈鲁迅》一 书的“规定动作”还没有做好，尚未完成。

相较于杂文，废名更重视鲁迅的小说创作，这种重视是时代政治理性上的掌控和要求，但更多的则是个人感性、感情上真诚的喜爱，在他的鲁迅研究中，论述小说的篇章远远多过杂文，越往后越是如此。

在1957年写就的长篇论文《“阿Q正传”》中，废名开始着意于更正人们的一些固有的看法，譬如，阿Q不是农村的农民，而是城市里的流浪汉、无家无业的雇工，作为典型环境的未庄是“农村其名而县城其实”，所以鲁迅笔下阿Q这个典型人物身上的一系列毛病、弊端、缺陷并非中国农民的写照，废名由此反驳了一些认为《阿Q正传》丑化中国农民的时髦观点。废名也没有强调鲁迅对于国民性问题的批判，而是强调这篇小说是鲁迅“写给本阶级的人看的，‘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 2 ；“中国的旧知识分子的彻底的反省就是知道中国封建社会一 定要灭亡” 3 ，阿Q的困境究其根本是士人即知识分子的困境；更深一层的意思是，利用阿Q的“革命”经历和作为来揭露、讽刺赵秀才和假洋鬼子一类惯于投机的假革命家。

废名分析、阐发得最好的地方不是什么阶级、革命、共产主义理想等大问题，而是对于具体作品中某些段落的细读，这些地方特别能够体现出他对于鲁迅的真诚的赞赏，也特别能够体现出作家出身的废名的艺术感受能力，这是他作为一个批评家的特长所在。废名曾经写过很多农民、贫民的故事，尽管写作的路子与鲁迅不同，但他无疑是熟悉这些人的。鲁迅“把阿Q写得太可爱，太真实，没有一句话不能代表阿Q的性格，代表被压迫被剥削者的心理，他好容易说出‘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可惜在辛亥革命时代这种声音都淹没 了，这种声音在地主阶级压迫之下真是亲切。阿Q说，‘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这里的‘投降’二字一点没有讽刺，只显得阿Q可爱，显得他真实，他没有法子表达他对革命的向往，（其实‘向往’也是作家的词汇！）只好说‘投降’了” 4 。所谓“可爱”倒在其次，废名最想强调的是“真实”，因为真实所以可爱，“真实”可谓一个关键词，在废名的这篇论文中频频出现，代表着他对于鲁迅小说特别是《阿Q正传》最深、最好的印象。从更加宏观的层面上看，这种感受和看法实际上贯穿在他的鲁迅研究当中，此前不久他还在一篇未刊稿中批评了时为文艺界领导之一的何其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论阿Q》一文，说它“最大的缺点是把鲁迅的小说神圣化了”，“《阿Q正传》是一篇文艺作品， 不能那样神秘地看待”。5 言外之意就是说它失真，不真实了。

同样是对“真实”“写真实”的重视，废名与另一位鲁迅研究者陈涌有所不同，他没有着意将这个问题看成一个事关政治立场和思想忠诚度乃至革命成败的问题，他的鲁迅研究缺乏那样一种剑拔弩张、严阵以待、气势恢宏因而更易产生影响力的架势。《“阿Q正传”》发表之后不久便招来了指责和反对的意见，批评者认为废名否认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作家的指导意义，片面强调现实主义精神和方法的重要，在对阿Q的形象分析中表现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观念， 等等。6 客观而言，批评者的确抓住了废名的鲁迅研究的主要特点，废名虽然也重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重要性，但这在他的研究中的确还不是首要的选项，这在当时的环境中庶几难逃被批评的命运，这也体现出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向一个体制内教授转变的过渡性。

二

1960年完成的《鲁迅研究》一书可谓废名个人“鲁迅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在“思想论”这一部分里，废名进一步发展、演绎了自己以前的观点，并对它们进行了集中的归纳和总结。第一，“如《‘草鞋脚’小引》里面所说，‘最初， 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 这就是鲁迅自己的思想的线索” 7 。第二，“鲁迅早期反封建是反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因为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了解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以及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思想这一规律，所以在他反封建的范围里也包括中国的农民” 8 。第三，“鲁迅自己是小资产阶级，因此他常常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说话。他笔下的‘国民’、‘百姓’，每每是指小资产阶级和一 般市民。他有‘国民性’的观念，但他所谓‘国民性’，按其实质主要地是指中国统治阶级的阶级性，也包括小资产阶级及一般的市民。他不曾具体考虑到占绝对大多数人口的中国农民，更不用说他当时没有想到现代中国还有‘新兴的无产 者’” 9 。废名的鲁迅研究几乎从不轻易地下结论，在这三点“结论”中，第一点基本上是共识，具体说法会有所不同，第二点特别是第三点都明显表现出了废名的时代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是具有普遍性的，也是具有某种象征性的。废名仍在继续将“农民”从鲁迅的国民性批判谱系中剔除，认定鲁迅的批判对象是“小资产阶级和一般市民”，并且耐心地指出这是鲁迅思想发展的必然和限度，这也不妨看作废名的一家之言，他最终还是回避了给出自己的批评判断，即鲁迅的这种批判谱系到底是“先进”的还是不够“先进”的。类似的问题如今看来或许已经不算是问题了，但若放在废名置身其中的那个时代，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农民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官方表述中是有所变化的，是敏感、 特殊而复杂的，这造成了学术研究中理解、阐释相关问题时的困难和危险，废名对于鲁迅作品中农民的研究定位几乎是碰巧成了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看起来废名是将冯雪峰一派的某些观点作了引申和发挥，但其中又夹杂了一些个人化的表述，欲言又止，没有使问题走向深入。整体而言，废名的结论一方面是基于个人的历史经验而对农民感到亲近、怀有敬意，另一方面也是应对复杂多变的时代语境的一种身不由己的论辩策略。

在“作品论”这一部分里，废名集中笔力分析了鲁迅的五篇小说《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祝福》《伤逝》，特别是对前三篇，几乎是逐句逐段 逐章地加以解读，分析得极为详细，尽管不少内容在他此前的论著中出现过，但也有新的说法和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废名在具体的写法上比此前变得更加明确，正如他对鲁迅思想的三点“结论”一样，他在面对具体对象时，总是试图删繁就简地下定论，这或许是这部著作的教材化路线所致，但显然也与时代的要求更加契合。

废名的鲁迅研究虽重在思想内涵的分析，但对鲁迅小说的艺术特色特别是语言上的成就也是比较关注的，这贯穿在废名的整个鲁迅研究当中，只是大多数时候并不那么引人注目。废名本是现代作家出身，对文言文、外文、现代文之间的挪移转换自有一番心得，以此反观鲁迅，他的体会和分析是相当耐人寻味的，同时他的着重点又是在变化的。

废名将鲁迅作为“欧化的创始人”，肯定了鲁迅小说语言的特色和成就，而最能体现这个的便是小说《药》，这样的观点不能不说还是新鲜、有趣的。废名对《药》的评价相当高，认为这篇小说比《狂人日记》《孔乙己》“有更完全的新的形式，加之它的刺激人心的内容，一时新的读者认为他压倒古典文学。…… 从外国文学学习来的中国新文学，在知识分子当中，能与古典文学的历史相对抗，到了《药》已成定局”；“总之在一切方面《药》把新的短篇小说形式确立 了”。10 由此也可见出废名对于新文学方向及其内在诉求的一种理解和态度，但在此后这种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三

钱理群在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废名时提出：“民粹主义思想、农业社会主义理想，是废名拥戴共产党与毛泽东的思想基础。其实，共产党、毛泽东与民粹主义、农业社会主义的关系却远要复杂，有同也有异，废名也许是更为纯粹的信奉者。他们之间在诸如是否需要党对农民的领导，是否坚持工业化、合作化道路等基本点上是存在分歧的。有意无意忽略这样的分歧，这本身也构成了一种误读。”11 这段文字击中了问题的核心，虽然不好说废名的困惑和苦恼全部基于此，但在他的鲁迅研究之中，这种“误读”和“分歧”便成为一种难以逾越的精神障碍，这种障碍关涉到理性和感性的两个方面，既有自愿也有被迫，既源于主观又源于客观，令当事者痛苦不堪、欲罢不能、举步维艰；而且随着形势不断地发展变化，绳索越收越紧，可以迂回的空间几乎没有了，这种“分歧”不会缩小只会被放大，废名不得不为自己的“误读”付出沉重的代价。

新中国成立几年来文坛的波诡云谲、风潮涌动，对于废名这样夹在新旧之间、不怎么懂政治的文人来说是最好的教育。1952年被从北京远远地调到长春， 从工作、生活多年的文化政治中心去到陌生的东北城市，从令人景仰的全国最高学府进入新建的东北人民大学，缓过神来的废名心里对此是失望和不满的。然而，在他最初的鲁迅研究著作《跟青年谈鲁迅》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废名在努力地营造一种欢喜、欢欣的气氛：“鲁迅如果活着，他该是怎样的欢喜，他一 定领导我们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和党的政策，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说着：‘太阳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12 这种欢喜的程度并不亚于他在《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所表现出来的，而其内涵更加简单明确，不仅是大张旗鼓地对新社会和新政权表示欢迎，同时也是借此宣示、再次宣示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向上、对外表达了自己的忠诚。但如果从《跟青年谈鲁迅》 《“阿Q正传”》通读到《鲁迅研究》，就会发现废名在论述语言、方式和腔调上的一些变化，欢喜的字眼逐渐没有了，不再将鲁迅作为一尊圣像来转发自己的情感，语气更加刻板，政治说教的腔调更浓。《鲁迅研究》的最后一章简直就是一篇为文艺而作的、标准时代化的主流话语系统，充满了时新的政治词语，呈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代言姿态，与一种下对上的忠诚和赞颂，倒好像与研究对象鲁迅无关，这与《跟青年谈鲁迅》一书的结尾已然是大为不同。

王富仁曾对鲁迅研究史进行梳理和探讨，他认为1949年之后的鲁迅研究逐渐向高等院校转移和汇聚，除了周扬和冯雪峰所代表的派别之外，那个时代几乎所有重要的鲁迅研究成果和现象皆来自“学院派”，这里既有王瑶、丁易、刘绶松等人的文学史著，又有陈涌、朱彤、许钦文、刘泮溪、孙昌熙、韩长经、李桑牧、邵伯周等人的相关著作。“这些著作或文章的作者虽然大都以个人的身份站出来说话，但它们与张定磺的《鲁迅先生》、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则有根本的不同。张定磺、李长之所使用的是个人的标准，他们陈述的是个人的感受以及在这种感受基础上的认识，这些作品的作者则使用的是带有普遍合理性的标准。前者实际说的是‘我感到鲁迅小说是怎样的’，后者实际说的是‘我们应该怎样看待鲁迅小说’；前者有一个潜台词：不论你可以怎样看待鲁迅小说，但我的感觉却是这样的。后者有一个潜台词：你假如不这样看， 你就是错误的。……他们在鲁迅小说研究中的最大成就，是疏通了读者与鲁迅小说间的技术性隔阂，使鲁迅小说越来越被广大的读者所阅读和欣赏。在此基础上，他们也提出了一系列更带有全局性的理论问题，例如关于阿Q的典型性的问题等等，但对于这些问题，这时的业务派大都没有获得共识，因为这些问题都有赖于更根本的理论问题的解决。”13 十分可惜，在这部完成于1990年代中期的著作中没有论及废名的鲁迅研究，这很可能与相关史料的挖掘和整理有关，废名的鲁迅研究虽未达到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但可以跟其中某些学者的成果相提并论。那么王富仁先生的上述论断对废名是否适用呢？如果这种截然两分的方法没有太大问题的话，可以说废名的鲁迅研究既非“前者”亦非 “后者”，而更多的是介于“前者”与“后者”之间。他的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个人的感受和认识”之上的，与个人经历和身份密切相关，但显然也引入了所谓“普遍合理性的标准”，他既告诉你应该“怎样看待鲁迅小说”，但同时不会武断地强加给你，他是反对将鲁迅神圣化和政治符号化的；在“疏通读者与鲁迅小说间的技术性隔阂”方面，废名的确有意做了不少工作，这在他对鲁迅几篇小说的反复细读中体现得尤其明显，他也十分关注“阿Q的典型性的问题”，提出了自己多少有些与众不同的观点，由此实际上增加了那个时代鲁迅研究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并加入鲁迅研究史的大合唱之中。

在更加晚近而且规模更加宏大的《中国鲁迅学通史》一书中，我们终于找到了废名（冯文炳）的影子。该书下卷提到了冯文炳1957年发表的论文 《“阿Q正传”》，简略地介绍了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认为它是那个时代 “为了回避阿Q是个农民却又持有消极的阿Q精神这一矛盾”而产生的几篇论文之一，它们的目标是“寻找各种理由排除阿Q的农民身份”14 。我们在佩服张梦阳先生广阔而细致的研究视野、凭一己之力完成如此巨著的同时，又不得不对他的这种评价表示惋惜和遗憾，将废名的鲁迅研究、得意之作视为时 代的“闹剧”、1950年代初“庸俗社会学”的具体表征之一，无论如何还是有些草率和笼统了。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张梦阳先生似乎更多地注意到了废名的“奇谈怪论”，没有进一步考察或者有意回避了这些谈论背后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创伤，因此忽略了废名作为那个时代一位相当特殊的鲁迅研究者的某些长处。

废名的鲁迅研究没有能够脱离、超越那个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和规训，但我们不能也不应以此苛求废名。废名追求的是什么呢？鲁迅“所谈的都是本阶级的事情，因此表现着局限性”15 ，但鲁迅“总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话，这是决定鲁迅最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因素”16 ，这两句话里的那层转折的意思乃至多方面的隐晦其词，可以说是废名的鲁迅研究在整体上最具标志性的思路和主线。主动高调的迎合归根结底是为了能继续说自己的话，学会怎样既不触犯政治的红线，又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情绪，与其说这是写作的策略毋宁说是为了超越精神障碍而产生的智慧，由此而言，废名的鲁迅研究可谓囿于时代又获益于时代，是大时代之下个人心态的一种表现。

从一个抑郁、独特、多愁善感、钟情于自己的园地的作家变成一个欢欢喜喜拥抱新时代、新社会的学者，特别是在此之后又经历了这“欢喜”的某些由“误读”而产生的、碾压式的、深层次的蜕变，当身处时代大旋流中的废名发出那样孩童般的、令人有些啼笑皆非的疑问——“鲁迅如果活着，他该是怎样的欢喜”之时，我们在时过境迁之后仍然会对这种难以辨明的历史心态发出相似的疑问：研究着鲁迅的晚年废名的心中又有一种“怎样的欢喜”？这“欢喜”里究竟有没有或者有怎样的不欢喜乃至忧愁、愤懑和悔悟？这或许是进入新社会、新时代的废名及废名们留给世人的一个终极的疑问。

注释：

1、冯止慈、冯思纯：《废名生平年表补》，《废名集》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第3502页。

2、3、4、废名：《“阿Q正传”》，《废名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81、 2384、2413页。

5、废名：《读“论阿Q”》，《废名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 2374～2375页。

6、参见陈建军《一场没有结果的争鸣——关于废名的〈阿Q正传〉研究》，《鲁迅研究月 刊》2010 年第4期。

7、8、9、16、废名：《鲁迅研究·鲁迅早期思想里的矛盾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现实在鲁 迅作品的反映》，《废名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00、2601、 2602、2616页。

10、废名：《鲁迅研究·“药”》，《废名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  2697～2698页。

11、钱理群：《一九四九：废名上书》，《书城》2014年第10期。在2016年出版的“知识分子 精神史三部曲”之《岁月沧桑》一书的相关章节中，这段话被删掉了。

12、废名：《跟青年谈鲁迅·为什么要研究鲁迅和怎样研究鲁迅》，《废名集》第5卷，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2页。

13、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页。

14、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下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页。

15、废名：《鲁迅研究·鲁迅的局限性的表现》，《废名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版，第2632页。

本文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