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上海与许多都市营造之复杂，正在于新区与老区相楔，互相交错在一起，不同历史断代的建筑，成了城市可见的断代轮廓线，成了城市的外观皮层，此起而彼伏。上海的城市在升高，上海的整体在下陷。那可视的表象在升高，那不可视的位置、自我的位置在下陷。当我们在人民公园的都市谷地中感受着这一切的时候，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城市本身所给我们的升高与下陷交错的复杂感受了。在这样的街区建造公共艺术，尤应重视具体的环境因素和整体的历史厚度。
中国明代有一本著名的关于园林的书：《园冶》，它由造园专家计成所写。我想，在当代中国都市建设的热潮之中，一定有人在想着写一本“城冶”的东西，因为，关于城市建设的问题如此之多，就如今日之城中的路与车，路愈宽而车愈多，而车日多则路需愈宽。在汽笛的漫天鸣响中，在都市茫茫人流中，我们与城市一道成长，我们在陶冶城市的同时，首先在陶冶我们自己，陶冶都市生活和行走的每一个人。
三分匠、七分主人
都市是什么？都市是现代人类最伟大的创造，是现代人类为自己创造的取代自然的母腹，是我们可见与不可见之生活方式的总体。使这母腹不断扩大的是人类欲望的精子，其中，最具生命力的一部分叫消费。现代都市的最大特征正在于这种现代社会方式和生产方式的深刻迁变所带来的“消费”现象。这种“消费”具有一种场的效应，它集拢四方，超越一般的地域界域；它把自己扮演成一个无所不能的“纳”者，一个充满竞争机会、真实地反映优胜劣汰竞争法则的竞技场。更重要的是这种“消费”现象具有趋高、趋大的品性，它轻而易举地将传统的城市，根据不断跨越式发展的“消费”尺度，改变成摩天楼群和庞大广场。那些世代栖居的居民，离开了传统的街巷，当然也离开了拥挤不堪的居住条件，住入改善的新居，变成为符合现代城市集合方式的人群。城市越来越像一个大舞台，所有的人都是其中的匆匆过客。尤其在中国，所有的城市都日益发生着变化，无论老城还是新城，都属年青的城市，这些年青城市受着“都市消费”的鞭策，呈现了趋同化的症候。列维·斯特劳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城市“它们永远年青，却从不健康”。这不健康不仅仅在于建设规划的粗糙，规划如何不符合通行的国际标准，甚至就在于这个通行标准的本身，现代城市开发的“消费”本象。那城市所曾有的悠远的历史感，那陶冶人心的城市表情，那召唤游子的乡愁，正陨落在林立的脚手架和城市建设发展这一良好动机本身之中。那城市曾有的少女般的清纯，失落在受着消费欲望驱赶着、夸大无度的城市母腹之中。
都市的文化建设，正是要梳理和建立都市特有的文脉及其表情。今天全国各地都重视城雕的建设，并视之为一座城市、一方街区的“形象工程”。所谓形象，城市之脸面，一城一地区别于它城它地的标志，最忌趋同化。但今日之城雕建设，都是在场地条件已均确定的情况之下，应规划者之要求来完成。这原亦无可厚非，但如果这场地、这街区是根据所谓都市通行标准要求之下规划设计的，其本身呈趋同化的情况，要想通过一雕一塑，点石成金，是再也不能的。所以讨论城雕，首要讨论的还是城市的规划，街道区域的规划，首先讨论的还是在城市建设整体之上，对一城一地的文脉梳理以及如何还原成今日生活之活的源头的能力。《园冶》开篇之“兴造论”打头就说：“世之兴造，专主鸠匠，独不闻三分匠、七分主人之谚乎？非主人也，能主之人也！”公共艺术的“主人”，更当是能主之人。此能主之人，既当主事之人，又当有主意之人；既包括规划者，又包括决策者，而公共艺术的创作者，只是“三分匠”也，诚然怀有“能主”之志，却毕竟不在能主之位。《园冶》题词中曾引：“园有异宜，无成法，不可得而传之。”大千世界，凡生动之法，皆不可传，只当神往心摹，融会贯通，方可通透明白。从来就没有什么通行标准，有的只是事物的内在规律，而这种规律只存在于了悟者的心中，希望今日之“主人们”三思！
巧于因借，精在体宜
今日中国之城，无外两种形态。一种是老城，这类老城区在上世纪80、90年代以前就已成形，均有百年甚至千年的建城历史。在日新月异的今天，这种纯粹的老城区日见鲜少。老城区的建筑危旧，交通拥塞，给排水公共系统缺损，人口过度密集等等，使得老城区改造迫在眉睫。老城区又多为老街井坊，居繁市闹口，人群密集，蕴含无数商机，所以老城区的改造幅度都很大，大多在短短十年中换了新貌，那风景旧曾谙的往日表情渐渐失落。这种表情正是觉悟了的今日市民和建筑规划各界所倾力加以寻护的。老城区最重要的变化在于老居民的迁出，街区的城市中心化和商业化。在这样的时候，老城区的历史的公共记忆显得尤为重要。这种公共记忆往往并不在于添加了什么，而在于你保存了什么。那一座老寓，一段残墙，一眼古井，一弄小巷，都变得珍贵，甚至一片石，一块砖，一棵树，一个不经意的弯角，都记载着多少岁月的记忆。所有这些，都应归入公共空间的关注的视野之中，都可以成为公共艺术，或者说已经成为公共艺术，因为它已经从实用功能脱出来，成为一种纯粹性的记忆的载体，比所谓的艺术品更有效地衍化成无数个生命感动的间和记忆。在它们身上存留着这座城、这个区的令人熟悉的历史表情，牵挂着人们与土地及不可见历史的氤氲淳化、相熟相亲的家园感觉。在它们身上记寓着都市人集体的、公共的乡愁。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城市都属新的城区。这里所讲的另一种城市形态的新城区，所指是90年代以来重建和新建的区域。这种区域的居民四方而来，城区建造结构依某种标准而趋向同化。在这些区域的公共空间中，塑造区域新聚人群的公共记忆，显出某种新街区的形象特征，当是公共空间艺术品创造的基本的出发点。将建的公共艺术品如何植入公众的生活，并通过植入公共的日常记忆而形成生命的记忆，是公共艺术建设思考和考量之要。事实上，公众是通过这些公共艺术来培养记忆，辨识自己，并通过辨识自己，来谋划未来，所以公共艺术是大家的，是反映公众意志的，是公共记忆的载体。今日上海与许多都市营造之复杂，正在于新区与老区相楔，互相交错在一起，不同历史断代的建筑，成了城市可见的断代轮廓线，成了城市的外观皮层，此起而彼伏。上海的城市在升高，上海的整体在下陷。那可视的表象在升高，那不可视的位置、自我的位置在下陷。当我们在人民公园的都市谷地中感受着这一切的时候，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城市本身所给我们的升高与下陷交错的复杂感受了。在这样的街区建造公共艺术，尤应重视具体的环境因素和整体的历史厚度。
《园冶》的“兴造论”着重谈“巧于因借，精在体宜”。这是中国传统建造思想的精髓。计成的“因”“借”主要谈山形地貌的开合，近景远观的收放。这里可略加延伸，借来谈公共艺术和城雕的创作。“因”者，公共空间之文脉，历史的因缘。“借”者，公共空间之地形，自然的机契。历史与自然组成了时与空的规定性，艺术家的智慧正是在这规定性中呈现出机用之“巧”，缘出之“妙“。好的艺术品总要与这一方土地有着历史和形貌的牵挂，仿佛天生地造，原出的一般。尺度又是另一重要因素，总要与周围空间相宜为好。公共空间的品质各有不同，交通枢纽与休闲公园不同，闹市街心与巷口小区不同，摩天楼群环抱与竹溪芳径相映不同，功能与尺度的不同，往来与栖居人群的不同，诸多不同酿造每一空间的特性，艺术家应当够“巧”，通过“因”“借”，将这些不同转换而为独特的机缘，创造出的艺术品当与环境相宜，融合而为一体。所谓标志者，当是诸多品质相凝聚而渐成认同的公共记忆的意思，绝非特立独行、鼎新革旧的模样。今天城市雕塑艺术品建设中常提标志性，在相宜的一点上，应倍加小心。
甜点的位置
近年来，中国的城雕日受重视，如果说中国的城市建设是一个个不同的大餐盛宴，那么，城雕一直是备受关注、不可或缺的甜点。只是这个甜点的位置靠后，且大众口腹被日新月异的城市本身给十分地撑饱，留给甜点的空间不多，而甜点自己也的确缺少新意，总是辜负了众人的期望，天长日久，渐渐地落入一种不上不行、上也白上的无奈和尴尬。
城雕受重视，但成功的却不多，不仅中国，全球皆然。西人虽有吃甜点的习惯，但对城雕的“甜点”，满意者亦少。澳门回归之时，原葡国政府做了一项环境艺术的大工程，在澳门弹丸之地，十分醒目，算是留给澳门的一份礼，但我没有听到几人说好。前几天去香港，一下飞机，有人就指着快客出口的一个金光点点的东西，一个劲地数落。走出国去，巴黎的拉德坊斯新凯旋门一带，众多艺术品吸引游人，常被引为坊间公共空间营造之成功范本，但在巴黎艺术家那里，听到的批评的声音也比赞成的多。能够像柏林库挡大街上象征被割离、又渴望链合的管状作品《结》之类，形态上和谐，内容上又十分有意义，“巧于因借、精在体宜”的作品实属少见，但我们还是看到了有人对之不屑的表情。平心而论，今日中国城雕创作的可能环境应该是比较好的了，领导重视，企业出力，圈内人轮番上阵，就看大家能否把握机会，坚守创意，留几件有说明力的东西，而不要昏昏然，昭昭然，被大众看低了去，空占城市一方土地，不能入百姓一寸心田，落下一时的笑柄。
简单的甜点，不得重视，将甜点与甜点汇成大宴，却颇引来关注。近年国内出现许多雕塑公园、雕塑邀请展等，由政府支持，多方出力，邀请海内外雕塑名家参与，主题亦各具特色，形成很好的势头，对公共艺术的演变起了专题的学术促进的作用。南启广西，北至长白，或生地旷野，或闹市繁街，翩翩然呈一时景观。因这些项目有较好的规划，有较好的学术支持，亦有较好的整体宣传，因此无论社会效应，还是圈内影响，都呈现出难得亮色。
湖与城
在众多的雕塑艺术项目中，杭州的西湖国际雕塑邀请展与深圳当代雕塑艺术展具有代表性。前者代表自然环境中的雕塑创作的开掘与发展，后者代表城市景观中公共艺术的意义与形态的思考和拓展。前者是自然之“锦”上添花，后者是都市人文的平流涌瀑。前者是“湖”，后者是“城”。
杭州古城，西湖名湖，周围山水园林，自饶情趣，柳湖秋壑，浑然天成，兼有浓浓之传统风致，在这里立雕塑，作展示，第一重要是与环境和谐，作品重在“因”借，强调体宜，与竹溪芳径相伴，与松风水月相生。西湖国际雕塑邀请展第一届位于太子湾公园，公园新立，本身并没有什么固定形象，自然条件却十分好，主题“山·水·人”，重“绿水入澄照，青山犹古姿”的韵味，几十位作品如珍珠撒入圆盘，和谐而不相碍，颇受好评。第二届选位孤山，这西湖名山久在世人心中，尤重一个“幽”字，西泠印社一片云，平湖秋月林和靖，在这样一块本身已有浑厚文化意蕴之地做展览，现实的空间和想象的空间都不多，主题“岁月如歌”，想以历史的追忆来融入山水，但评价却不如第一届。原因正在熟地太熟，新东西已难融入。公共记忆已成定型，要想改变颇险！这大概正是老城区做城雕的一大难点。
深圳当代雕塑艺术展位于深圳新区华侨城，属城中之城，却又自呈系统，居住区、商业区、游览区相融相接，其规划看得见用意，摸得着脉络，又有何香凝美术馆拢聚海内外专家，所以趋今虽短短六年，却已历五届，正好演示了中国城市公共艺术的发展。其中，以第二届艺术展为发展的第一阶段的代表。这一阶段的雕塑作品独具实验性，重视作品本身的自足和分量，可以称之为强调雕塑形态的阶段。第二届艺术展主题是“平衡的生存：生态城市的未来方案”。“平衡的生存”是就华侨城这类新兴移民城市的公民化社会的特性而言，指向“在一个均质的大众化环境中如何平衡生存“的公共性的思考。但这里的“平衡”也适当地表现出这次展览中许多精彩作品的一个共象：与环境与空间保持着一种衡定的距离。也就是说这些作品仍然具有架上雕塑的某些自在的特点。艺术家的“生存”仍然或多或少地处在都市的荒原中一种踯躅独行的状态。
第四届艺术展代表发展的第二阶段。“被移植的现场”的主题明确地表达了公共艺术创作对于现场形态的重视。至今，我们仍然记得这个由变化的水系贯穿着的社区公园，参展作品或多或少地与这样一个人造现场发生关系，并受着这个现场的制约，受着环境的制约，而呈现出某种当下发生中的意义。于此同时，作品也使现场发生歧变。在这里“被移植的现场”产生双重涵义：作品的现场“被移”入“植”进另一个现场，而这“另一个现场”同时也因“移植”而成一个“新”的现场。作品现场的植入，环境现场的被植入，两种“移植”使观众重新关注“现场”的意义。作品与环境的互动，“因”“借”的内在意义，在这个展览中就像那个水公园一样被提示出来而备受关注。
在公共艺术的“公共性”问题上，当代雕塑艺术还能走多远呢？早在第五届艺术展展出之前四个月，策展人皮力等向我介绍“后规划时代”主题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某些十分大胆的推进的意义：策展人和他的邀请艺术家已经关注到了社区生活本身，他们希望通过对华侨城生活的某种规定与生活人群的参与，来揭示南国移民城市社区的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存形态，以及这种形态与本地血脉、与乡愁之根之间的联系。“后规划时代”关注的是人的本身，是大众的行为本身。鲍伊斯当年的“社会性雕刻”的观念，在这里展示出更具现实意义、更具针对性的社会形态，并一步一步地走向实现。
从雕塑形态到现场形态再到社会形态、生活形态的关注，深圳当代雕塑艺术展将都市公共艺术的公共性问题不断地提到一个更为实验性、更具反思力量的尖锋的程度，但它的悖论正在于：当它勇敢走入大众生活的时候，大众却越来越远离它。在这里，问题也与孤山的困惑有相关之处：关于何为艺术的公共记忆已成定型，要想改变既难又险！但艺术家存在的意义不正是在日趋僵化的公共记忆中注入某种活的、具有挑战性的生命元素吗？这也正是一代人建造和讨论这个时代公共艺术的真正深意。
许江，第十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专门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55年生于福州，1982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1988年至1989年在德国汉堡美术学院研修。日前获“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