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6年4月28日哈尔滨解放，到1948年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东北是全国最早解放的地区。东北解放区耕地面积广阔，作物出产丰富，农村人口众多。随着军事力量的不断发展、执政地位和政权建设的逐步稳固以及经济状况的日益改善，东北解放区的乡村文化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为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范围内乡村文化建设的开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
解放初期的东北地区还存在封建势力、军阀强权、日伪殖民主义残留的旧观念、旧传统和旧势力，意识形态领域可谓新旧交杂。为了破旧立新，我们党在广大东北乡村地区率先发起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东北局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为引领，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紧紧围绕经济上的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政治上的民主建设和基层选举、军事上的参军动员和“支前”宣传等工作，通过“冬学”等社会教育形式，迅速将东北民众的思想和观念统一凝聚起来。
东北局通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运动，尤其是土地改革，真正让东北民众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如延边地区在1948年完成土地改革时，“参加分地的农户共116618户，分地人口549961人”，“人均分得土地4.95亩”（《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志》上卷，第693页，中华书局1994年版）。随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也充分展现出组织生产相较于单干所具有的优势，激发了农民的集体生产积极性。按照中央的相关指示，各地区通过劳模会、互助组代表会等形式对农民开展一系列集体主义宣传教育，通过冬学等活动广泛开展社会教育。东北行政委员会先后发布《关于改造学校教育与开展冬学运动的指示》《东北行政委员会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强调要通过“实事与政策教育”提高“政治觉悟”（《东北四年来教育文件汇编》，第5页，东北新华书店1949年版）。
积极倡导科学种田，发展农业生产。一方面，帮助农民解决耕畜、农具、种子问题。如1947年东北行政委员会针对贫雇农发放5亿元无须任何抵押的无息农贷，使广大农民的生产资料得到了保障和补充。另一方面，引导农民改良农业生产工具、引进良种，提升农作物种植技术。以改良耕作方法为例，各地政府鼓励农民积肥、多铲多蹚。据统计，1949年吉林省耕地上粪面积达110.6万垧，占总面积的36.74%，平均每垧地上粪23车（《1949年农业生产基本总结》〔节录〕，第612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农民科学种田的意识与素质能力增强，农业生产效率得到提升。
经济和政治上翻身的广大农民认识到，“要没共产党，我一辈子也不会翻身啊！”他们通过积极参军等实际行动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参军”的情景到处可见。如通化县振兴村屈家街六十多户中有二十一户的父母纷纷送子弟参军，表现出支援前线的巨大热情（《东北日报》1946年10月9日）。为支援前线，在送子参军的同时，东北人民还“出动大车251067辆，马匹776675头，共缴纳公粮450万吨”，为全国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东北解放区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度且稳固的认同，为乡村文化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
土地改革后，我们党进一步通过互助组织、民主建政等建立乡村社会新秩序。在此过程中，党和各级政府从多方面着手提升农民素质，注重从根本上培育、激活乡村文化生产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加大乡村文化建设力度。
通过冬学等社会教育进行扫盲和素质提升。1946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关于改造学校教育与开展冬学运动的指示》指出，冬学在提高群众政治觉悟外，还要“进行识字教育，借以提高其文化”。冬学运动培养了大批新型识字农民，“据初步统计，1948年冬，东北全区共办冬学30572所，入学人数1232299人”（《东北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第143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仅辽东省就有15万多人在冬学基础上继续学习，多数学员能认识600字以上，吉林省参加学习的约有235610人，占全省人口8%左右（张健：《东北社会教育概况》，《人民日报》1949年9月3日）。扫盲和文化教育大幅度提高了农民素质。例如大连旅顺口农村地区“产生6个卫生模范村，57个卫生模范小组”，“打架斗殴现象减少，113户被评为和睦家庭”（《旅顺教育志》1991年第10期，第168页）。
开展妇女解放运动。通过组织妇女参加冬学、短训班、识字班，提升其文化素养；通过座谈会等集体活动宣介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思想，引导树立正确的家庭观、人生观。许多本不识字的妇女能读报纸杂志、读懂党的文件精神。她们中也涌现出很多党员、劳模，积极参与各级政权工作。面对大批青壮年男子奔赴战场、农村劳动力锐减的状况，她们在“男子上前线，妇女搞生产”口号的鼓舞下，积极参加大生产与支前运动。
改良社会风气。东北解放前，嫖娼、赌博、抽大烟等不良现象较为普遍，迷信活动泛滥，妇女地位低下，买卖婚姻盛行。党领导东北人民大力清除“黄赌毒”，取缔妓院、赌场，收容改造妓女、赌徒，打击首恶分子，普及法律知识；关闭制膏厂，查封烟库，取缔烟馆，开展群众性禁烟活动。对个人迷信“教育为主”，对组织群众参与迷信活动的行为、从事迷信职业活动的人群坚决打击。反对早婚、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倡导婚姻自由，青年男女崇尚新式结婚仪式和观念，集体举办婚礼、不要彩礼等新风尚逐渐推行开来。
加大公共文化建设，重塑乡土文化。以扫盲教育、政治宣传等为重点，遵照“业余自愿、小型多样、自我教育、自我娱乐”的原则，在农村地区开展广播、读书读报、图片展览等活动。不少农民自发组织秧歌队、业余剧团、宣传队等文艺组织，排演反映农村新面貌的经典剧目。在重塑乡土文化方面，二人转和新秧歌运动是主要体现。各级党组织派出大批文艺骨干整理加工二人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新二人转，受到广大农民喜爱，不少群众表示“宁可不吃饭，也要看二人转”。大力发展东北秧歌，在其基础上吸收借鉴民间戏曲、东北民歌、大鼓书等艺术形式，创造了《东北人民大翻身》等带有浓郁时代和地方特色的新秧歌剧，丰富了乡村文化生活。
三
东北解放区乡村文化建设成绩斐然，消解了旧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中的残余，使广大农民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先进思想。通过改良社会风气打破了长期封闭落后的文化环境，铲除了各种陋习，妇女得到解放，日渐丰富的文化活动改变了农民的思维模式与日常生活方式，实现了民众社会文化心理的重塑，新道德、新风尚、新文化逐渐形成和确立，为新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东北解放区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加强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东北解放区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充分证明文化建设“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加强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是东北地区乡村文化建设取得良好成效的根本原因。在此过程中，我们党还创造性地“利用劳动英雄来充当带头人和模范”。早在1946年，东北局就提出“必须善于创造典型”，各地积极组织劳模评选大会，并在劳模中发展党员，“吸收大批真正劳而又苦的模范英雄到党内来”（《吉北的曙光》，第116页，内部资料1990年版）。劳动模范们具有组织生产和建设文化等方面的经验，能够“领导村民们去改造和发展农村的社会与经济”，成为革命动员和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来源。
第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在东北解放区乡村文化建设中，党始终坚持“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的原则，注重将政治动员与农民需求结合，充分利用民间传统文艺形式，贴近农村生产生活，满足农民文化需求。如在民众的识字教育方面，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冬学运动的指示》强调“识字教育注重应用”，“应教以看路条、认票子、记账、打算盘、开条子、写信等等”。通过密切联系群众生活的施教方式，东北解放区的识字教育得到了极大发展。
第三，深入挖掘、继承、发展优秀传统乡土文化。以东北解放区新秧歌运动为例，一大批文艺工作者主动走进黑土地，与乡土文化人才一道，结合当地生产生活实践与风俗习惯，对东北民间秧歌进行搜集、挖掘和改造，创作了《李小二参军》《光荣灯》《姑嫂劳军》《自卫队捉胡子》等具有浓厚乡土特色的剧目。借鉴二人转曲调，使用二胡、竹板等乐器，突出东北秧歌“俏”“哏”的韵律特点，形成粗犷豪放又稳健幽默的地域风格，充分表达了东北人民乐观豁达的性格和翻身做主人的喜悦。
（作者：姜华，系东北财经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