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王安石曾做过一首《残菊》诗，其前两句为“黄昏风雨（瞑）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意思是黄昏风雨大作，使得满地都是残菊的落英。欧阳修则针对“残菊飘零满地金”发表自己的看法：“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吟。”王安石也不甘示弱，用《楚辞》之中“夕餐秋菊之落英”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反讽欧阳修不学之过。于是，二人拉开了菊落之争的大幕。因争辩双方闻名遐迩，之后不断有士人加入辩论队伍之中，冀求为菊落之争作出评判。抛开感情色彩不谈，我们从这场菊落之争中可以看到宋代士人皓首穷经、引经据典来证明菊有无落英。但也要注意到，随着宋学兴起，其探寻形而上义理的精神与方法改变了他们追求博物知识的方式，使其从故纸堆中走出，用亲事雍培的事实来佐证菊有无落英。这与重视实践和重归经典的宋代博物学不谋而合，也使得大量与中国传统博物学特征相契合的植物学专著涌现出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代“草木”学逐渐从原来的知识门类中分离，形成一门独立的植物博物之学。

“落”与“英”纸上争锋

争论缘起的那首《残菊》诗，撰于何时已不得而知。蔡絛在《西清诗话》点出嘉祐中欧阳修见王安石诗，料想该诗应撰于嘉祐年间或之前。蔡絛也将这场争论完整记录下来，“欧阳公见王荆公诗：‘黄昏风雨暝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笑曰：‘百花尽落，独菊枝上枯耳。’‘因戏曰：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吟。’荆公闻之，怒曰：‘是定不知〈楚辞〉‘夕餐秋菊之落英’，欧阳九不学之过也”。

蔡絛的上述记录加入了个人揣测之语，如王安石听闻欧阳修对其诗句点评之后的表情，他录为“怒”。南宋人史正志在《菊谱》中却是另一番记录：“王介甫武夷诗云：‘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欧阳永叔见之，戏介甫曰：‘秋花不落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吟。’介甫闻之笑曰：‘欧九不学之过也。岂不见《楚辞》云：‘夕餐秋菊之落英’。”

其实，严格说来，王安石的“残菊飘零满地金”本没有错，南宋人史铸便在《百菊集谱》中列举前人诗句来证明菊有落英。同为南宋人的史正志也以亲身实践来说明菊花瓣扶疏者多落、结密者不落。实际上，后来学士也多未在王安石自吟的诗句上做文章，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了他所持论据即“夕餐秋菊之落英”上。确切地说，大家将重点放在了诗句的“落”（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费衮的《梁溪漫志》、吴曾《能改斋漫录》）与“英”（姚宽的《西溪丛语》和史铸的《百菊集谱》）二字上。经文献考证，得出的结论为“夕餐秋菊之落英”中的“落”乃始意，“英”作叶解。合起来意为初生之苗叶，并非王安石所理解的落地菊英。

二者之间进行博弈

诸多士人在详考“夕餐秋菊之落英”之后便戛然而止，原因或是众士人虽多为饱学之士，然终日皓首穷经却不务农事，在园艺领域缺乏基本常识。即使像撰写了牡丹专谱《洛阳牡丹记》的欧阳修，也因没有亲身事稼穑而有失客观地作出“秋英不比春花落”的结论。看来，没有实践经验的众士人在故纸堆中究事理，凭借名物考证还能辨析出“夕餐秋菊之落英”的真意，而菊落与不落因无前朝文献考证，他们就只能徒增为之奈何的感叹。士人们也退而求其次，认为既然王安石可用“夕餐秋菊之落英”来证明自己所吟“残菊飘零满地金”是正确的，那么证明了“夕餐秋菊之落英”非王安石所解之意，不就可以反证其所撰之诗的错误吗？

事实上，从逻辑学上来说，王安石的情况应属于虽错解古意但并不影响结论的正确。而众士人却将焦点聚集到论据上，冀求论据的错误来导出结论的错误。殊不知，论点的正确与否才是这个逻辑公式中的关键，只纠缠于论据对错难以撼动结论的正误。综合来看，菊落之争中有两对两错：一对一错出在王安石这边，即“残菊飘零满地金”是对的，而所持论据“夕餐秋菊之落英”却是错解其意；另一对正误则出在欧阳修及其后来士人身上，即“秋英不比春花落”是错的，而考证出落英为初始的菊蕊或菊叶是正确的。两对两错，相辅相成，互为呼应，使后人既知菊有落英，亦解“夕餐秋菊之落英”中“落英”之意。

博物学之思

中国传统博物学是对自然物种进行辨识、命名、分类的一门知识，是关于自然与人文各类知识的总汇，其鲜明的人文与实用特征使之有别于西方的自然科学。按阶段划分，中国传统博物学大致经历了先秦至晋、晋至宋、元至清中叶、清末四个阶段。其中，因雕版印刷业的繁荣，博物学到了宋代逐渐兴盛，涌现出了一大批药学、动植物学和农学著作。而像前述史正志的《史氏菊谱》、史铸的《百菊集谱》等观赏类植物专著的大量出现，是中国传统博物学兴盛的集中体现。记录菊花、牡丹等花卉专著所呈现的知识演进，是宋代博物学转变的一个侧面，也是精神文化史变迁的一个注脚。

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曾将中国古代植物学专著作者分为六类。第一类是在特殊植物资源丰富的地区任职的幕僚人员；第二类是专门负责征集和运输政府贡品的幕僚人员；第三类是对某些栽培植物有很大热情的幕僚人员；第四类是退休的文职人员，他们把退休后的晚年生活奉献给园艺事业；第五类是艺术家；第六类是16世纪后期明末出现的学者。前述菊落之争中的欧阳修被李约瑟归为第一类，而《史氏菊谱》的作者史正志则被归为第四类。其他四类，除第六类“16世纪后期明末出现的学者”外，在宋代植物学专著的作者群体中都能一一对应。这其中不乏像欧阳修（《洛阳牡丹记》）、陆游（《天彭牡丹记》）、范成大（《范村梅谱》《范村菊谱》）、周必大（《唐昌玉蕊辩证》）这样名震四方的士大夫领袖。从其著作内容来看，儒者士子有了更加自觉的博物意识，追求知识的方式也不断变化。正如南宋人郑樵所言，“大抵儒生家多不识田野之物，农圃人又不识《诗》《书》之旨，二者无由参合，遂使鸟兽草木之学不传”。在他看来，鸟兽草木之学属于田野之物，其知识的获得方式一方面是求证于田野农圃的自然世界，另一方面是参合《诗》《书》等经典文献。在“菊落之争”中，史正志便从参合文献与注重实践两方面为“菊是否有落英”作出较为公允的判断。

中国古代儒者士子们探求博物知识的方式，明显不同于西方自然科学家了解自然物种性质的方法。中西思想观念中的“科学”应当作何理解、可否用博物学的眼光重新看待中国传统科学、如何解释近代自然科学未能在中国兴起、可否用博物学的知识架构重建中国古代科学史等，这种差别或许可以做出一定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