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观在《中国医学源流论》中说，“中国医术，当以唐宋为一大界。自唐以前，医者多守专门授受之学……自宋以后，医乃一变为士夫之业，非儒医不足见重于世”。中医学理论起源于先秦哲学，汉代董仲舒借助阴阳五行理论，将儒学与医学之间建立起联系。唐代士子喜谈医学，为北宋“儒医”的出现做了铺垫。宋朝时范仲淹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名言，代表了宋代士大夫阶层对医学的态度。大批有儒学背景的人士走上从医道路，使得社会的尚医风气渐浓，文人士大夫努力掌握经典医学知识，也试图通过著述医书来提高自己的声望，编撰“药方”之风盛行。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宋朝是我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巅峰时期，其中的天文学、数学、化学等科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医学的发展。如炼铜工艺水平提高，能够生产出更为精良的针灸针具和针灸铜人，对中医针灸学的兴盛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宋代造纸业、印刷业、制墨业的繁荣发展，使得大量医籍得以印刷发行。医书被广泛传播于民间，扩大了民众接触和学习医学的机会，有利于医学知识的普及。印刷术和刻书业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运用，也使得当时的文士们从繁重的抄写工作中解放出来，使之有了更多时间和机会自学医学，文士尚医、习医渐成风气。
“药方”最大的作用在于能够提供“据证检方”的便利，较之叙述医学理论的“医经”与专载药材性质的“本草”而言，其实用的特点较为明显。宋代士人对“诸家方论”类的实用性著述很感兴趣。自汉代到两宋，“药方”所采用的编撰形式以“有方无论”为多，即只有外在病症的简单描写以及对症药方的组合内容。这种编撰形式无疑适合宋代那群“医识有限”、依靠自学的尚医士人。
宋代官方多次组织编修方书。一些通晓医学的文人士大夫也开始编撰方书。与此同时，宋代官方号召将秘密传授的医学知识公开于天下，公开出版“禁方”，反对私藏“秘方”。在这种风气影响下，文人士大夫也开始提倡刊刻家传方书。刘信甫在《活人事证方》中提出，秘方验方不能私藏于己，而要广泛传播使众人受惠，并且严厉批评了“自珍其药，以为要利之谋”的行为。王衮《博济方》也批评当时部分医生私藏秘方而不博施济众的不仁行为。文人士大夫纷纷收集编撰方书，公之于众。他们或公开家藏秘方，或搜集民间验方，或择其方书之精要。其中有苏轼的《苏学士方》，沈括的《良方》《灵苑方》（后人将他们所著方书合刊为《苏沈良方》），陆游的《陆氏续集验方》，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洪遵的《洪氏集验方》等。
宋代学习医学的士人，大多将医学看作一门能够实现儒学“行仁”理念的学术。他们将医学提升到儒家“六艺”的地位。郎简的“博施济众，仁者之首善”和范仲淹的“不为良相，便为良医”，都有实践儒学与现实联系的意涵。王衮《博济方》云，“衮尝念人之有疾苦，若己父母有之，汲汲然欲其痊也。故竭精研虑，编次成集，传诸好事，斯亦博济之一端也”。王衮把别人的疾苦当作自己父母的疾苦，希望能够治愈他们，因此竭尽全力编成《博济方》。洪遵的《洪氏集验方》“锓木于郡中，以慧郡人”。他把自己编写的方书雕刻于木板之上立在县城之中，以便使当地人受惠。郭思将自己辑录的《千金宝方》刻石于华州公署，以实现其急于救人之本意。王安石将他亲自作序的《庆历善救方》刻石竖立在县门外，欲“推陛下恩泽而致之民”，“令观赴者自得”。受到儒家仁爱思想的影响，当时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共识，就是医学能够博施济众，推广医学知识是仁者的行为。这促使文人士大夫致力于编撰方书，推广医学知识。
宋代涌现出的大量亦儒亦医，儒医兼通的文士中，以苏轼与沈括最具代表性。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屡遭贬谪，但他热衷医学，每到一地，都注意收集有效验方，施方舍药，解救民众之疾苦。如《圣散子方》，苏轼特作《圣散子序》盛赞，“圣散子主疾，功效非一”“真济世卫家之宝也”；《服生姜法》，“年八十余，颜若渥丹，目光炯然”。而被李约瑟称赞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的沈括，“凡所至之处，莫不询究，或医师，或里巷，或小人，以至士大夫之家，山林隐者，无不求访，一药一木，皆至诚恳切而得之”。他在《苏沈良方》中也指出，治疗疾病有五难“辨疾、治疾、饮药、处方、别药”。沈括认为，“别药”需要遵循辨证论治思想，“处方”要注重君臣佐使的搭配。
“久病成良医”，一些文人士大夫因自身多病而编撰方书。南宋的郭坦“病废二十年，以身试药，以证考方”，积多年心血编撰了《备全古今十便良方》，即使携带家属远游，也会随身备着药方。文彦博苦于多年头晕目眩，后被名医治愈，深感方药的重要性，潜心研究《本草》而著《文氏药准》传于后世；魏岘“素弱多病，百药备尝”，经过多年的努力钻研，编撰了《魏氏家藏方》等，不仅用于自疗，而且还帮助世人。
总之，文人士大夫普遍以知医为荣，大都对医学有一定的造诣，还有一部分文士进入医者队伍。文医之间互相渗透，使医者队伍素质明显提高，弘扬了“医术乃仁术”的传统医道，提高了医家的人文境界，为“儒医”队伍的形成与壮大奠定基础。
热衷于编撰方书的风气促进了两宋时期方书的空前繁荣，使医学知识得以普及，打破了师徒相承、父子家传的方式，吸引了更多非专业人士对医学的兴趣，方便了人们据病索方自行救疗，为弘扬医道、传播医学知识，保障民众健康起到了很大作用。
（作者：郭幼为，系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博士后，仲恺农业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