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先生离开我们了，今年8月是他的80大寿，朋友们正在考虑怎样为他祝寿，没有想到天不假年，终成泡影。
匆忙翻检，找到十多通他的手札。面对先生的遗墨，思绪万千。
提到先生，我总会联想到顾准。他们身上的共同点太多了。
他们都是为挽救祖国危亡而卷入历史洪流的热血青年。
他们都因生性鲠直，为了中国和中国人的利益不畏权势，直言贾祸，受尽折磨，始终不悔，至死仍念念不忘国运民生，以生命树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典范。
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他们都是受人尊崇的学者，但公众更多从伟大思想家的角度认知其人格魅力和出众的见解，赞许这些见解所包含的深邃的学术内蕴。
尽管思虑的切入点有所不同，他们都是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全局去思考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问题的。
笔者从事的是近现代中国历史研究。对李先生在国际问题研究中的建树，不敢置喙。就中国现代思想史而言，愚见以为李先生最少在三个方面写下了辉煌的篇章，从而把顾准开创的思潮推向新的阶段。
第一是对全球化的分析和对阻碍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的种种藉口的批判，特别是对所谓亚洲价值的批判。
作为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的杰出爱国者，他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并有深厚的学养。记得第一次见到李先生，是在90年代初中国文化书院在泉州举行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讨论会上，晚上去拜会他，聆教的主要内容就是先秦诸子哲学思想，对传统文化挚爱之情溢于言表。后来他在一封来信中写道：“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天然地认为中国哲学最符合未来的全球价值，比如‘道’的概念就比‘神’的概念更好”。（1995年9月13日）但是，他深知根本没有什么统一的亚洲价值，中国必须吸收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拒绝东方主义一类叫嚣。
李先生清醒地看到，全球化不是田园牧歌，必然伴随着血与火及其他污秽，但这是无法抗拒和有利人类长远发展的历史潮流。与他发表《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等宏文的同时，在给我的手教中写道：
“人类虽是同源而文化（或曰文明）确实是多元的。这个局面到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而有根本的变化。如果说五百年前的历史是分的历史，则五百年来的历史却是合的历史，要说全球化在那个时候也可以说是开始了。不过人类意识到这一点而开始有全球化的自觉，则始于冷战结束以后，也就是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这虽然又是一个转折点，然而以五百年来的历史与当今的现实推断，要出现真正的全球化价值标准，即使再过五百年也不算长……而要达到这一点，我担心还是要经过多次的冲突甚至杀戮……从目前世界各国民族主义的高涨来看，我对长期的乐观掩盖不了对近期的悲观。”（1995年9月13日来信）
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在目前的中国，最需要的是要有真正懂得中国的弱点与缺点而又真正向外国学习的人，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老老实实，学他几十年，中国是会有希望的，仅仅是自以为是地逞英雄充好汉，只能给给我们苦难深重的民族再添苦难。”（1995年5月31日来信）
这些话绝非无的放矢。他写道：“现在学术界刮起一股东方主义，反后殖民主义之风。其维护中国文化之志可敬可佩，但是奇怪的是：一，这些爱国志士对中国文化的知识之贫乏，令人吃惊。像我这样七十几岁的老人完全可以认为他们还比不上六十年前的中学生。二，他们用的‘话语’完全是西方‘后现代化’的话语，为我这样的人难以了解。这样他们在思想以至语言上都已首先‘自我殖民地化’了，却还要义愤填膺地反殖民化，这是当今学术界最为奇妙的景观之一。”（同上）
他是在90年代中顶着逆流说这些话的。后来，经过亚洲金融危机的风浪，连提倡亚洲价值最力的李光耀的认识也有所改变，足见李先生远见卓识的可贵。
第二，阐明顾准思想的实质是自由主义，并把这一旗帜更高举起。
按照国际学术界主流的共识，自由主义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而是现代社会的思想基础，即已经写入包括我国宪法的自由、民主、法治等思想。
他说：“经济市场化已成为全球性的潮流，自由和自由主义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价值。”企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增光。”，在他看来，“自由主义可以是一种政治学说，可以是一种经济思想，也可以是一种社会哲学。它可以是一种社会制度，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只有社会多数人基本上都具备了这样的生活态度，也就是正确的公民意识，这个社会才可以算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国家才可以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序》）因此，近年来他一再大声疾呼，要重新启蒙，要进行公民教育。对有志率先实现现代化而只忙于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人士说来，李先生的这些睿见，至今仍不失为警世箴言。
第三，揭露历史真相，清算专制主义。
正如哈耶克所指出：“政治舆论一向、并将永远与人们对历史事件的看法紧密相关。” 因此，揭露历史真相，粉碎专制统治者及其爪牙刻意制造的历史神话成了中国回归现代主流文化的重要一环。要是说顾准是在中西历史的对比中清算中国专制主义的老根，80年代以后，人们直接从反右、“大跃进”、文革三大灾难的控诉开始，揭露专制统治的罪恶，为回归主流文化奠定思想基础。在这一影响深远的揭穿谎言、披露真相的刨根活动中，李慎之先生的《一段公案的由来》和《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引蛇出洞的？》有其特殊意义。
对我说来，李先生首先是老师，同时也是诚挚的朋友。我想，许多和他有过接触的人都会有此同感。在我所保存的遗墨中，奖掖后进之情随处可见。有一张写道：“单纯是美国博士，现在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做一些自由研究，很关心研究一些重要的而被人忽视的重要的问题。”（1998年9月1日），一再督促我关注单纯一篇关于真善美的论文的发表。有一张则极力推荐蔡仲德教授的大作和为之寻找发表机会。对好些报刊命运，他也牵肠挂肚。他为《岭南文化时报》的遭遇惋惜，对其他报刊的得失进退亦时时放在心上。1998年9月24日，算起来已经是他中风以后的事了，他用铅笔写了一张便条寄来，第一句话就是：“《开放（时代）杂志》新的一期已收到，我看是又有进步。有的文章还很有战斗力。如批何新与×××的那一篇。”
毕竟28年过去了，顾准和李慎之先生的处境已有很大的不同。1975年顾准是在凄风苦雨中孤独地告别人世的，连儿女都不愿或不敢和他见最后一面；其主要著作是在逝世20年后才在中国知识阶层中广泛传播的。而经过28年包括李慎之先生在内的不息耕耘，中国的思潮已经起了巨大的变化。李先生晚年挥笔写下《风雨苍黄五十年》，立即传遍海内外，千百万中国知识阶层在反复默默吟诵。这几天从互联网和境外媒体传出李先生病危的消息后，许多人都在分担着这一不幸，关注着病情的发展。要是说顾准是冰雪世界中屹立的孤峰的话，李慎之是层岚叠翠中的高山。高山仰止！安息吧，李先生！再过二十年，当您百年冥寿到来时，回望神州，必然看到满眼都是挺直了腰杆的现代自由公民！
2003年4月22日星期二于广州中山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