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历史理论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和突破、令人振奋的一年。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为契机，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蔚然成风，有力助推了历史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建所第三年，“边建所，边搞科研”的建所思路收到显著成效，已搭建起作为一个研究所的完整架构，引领全国历史理论研究的作用日益显现，为今后发展打下了根基、构筑了平台。从全国范围看，相关研究越发受到重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解析和批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口述访谈录”“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发展史研究”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课题或重点课题，激浊扬清、正本清源成为主流；学科建设呈现新面貌，传统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稳步推进，历史思潮、国家治理史等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研究势头强劲，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并重渐成风气，推出一大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且青年学人表现踊跃，以往历史理论研究被忽视、研究队伍青黄不接的现象大为改观；“新时代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第24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桂林）等成功举办，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办会常态化。2021年是收获的一年。
一、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
2021年，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进展明显，借助党史学习教育的东风，与中共党史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成为研究热点，唯物史观研究稳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史学研究不断深化。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均从理论上对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作了深刻总结和阐释。学界在“七一”前后集中推出论著，既烘托了庆祝党百年华诞的舆论氛围，又推进了相关研究。
一是百年党史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研究。树立正确党史观和历史观，必须准确把握百年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夏春涛结合反帝反封建这一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主线进行分析，认为百年党史的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线是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主流是始终引领发展进步，本质是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夏春涛、陈甜围绕党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按照重大事件的时序回顾党的百年光辉历程，论证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心骨和领路人。李捷从中国近代历史主题的产生、展开及其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三个方面，阐释了为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近代以来全部历史主题。李红岩从“人民选择即历史选择”“人民选择的过程也是有所抛弃的过程”“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三方面，论述了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人民的选择。丰子义从“历史发展普遍规律”“世界历史”“社会基本矛盾”和“实践观点”四个角度，阐释了党的历史命运和中国道路的紧密联系。
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道路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同时，中国实践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王伟光分析了二者之间双向互动的辩证关系，提出党创造的“21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国家争取独立、解放和社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中国理论、中国方案和中国模板”。金民卿总结了党百年来推动理论创新的历史进程和辉煌成就，将新时代学习党史的重要任务归纳为：“追随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学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汲取党的理论创新智慧，更好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张海鹏、杨凤城、罗平汉等论述了党百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使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过程。罗文东阐述了党百年来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基本经验，即“掌握历史规律，筑牢信仰之基”；“掌握社会矛盾，把稳思想之舵”；“掌握群众观点，疏浚力量之源”。
三是百年党史中其他重大理论问题研究。以重大理论问题为切入点考察百年党史，是推进党史研究的重要途径。夏春涛从百年党史视角综合考察前两个“历史决议”产生的历史背景及主要内容，分析其历史价值和当代启示；认为学习这两个《决议》，重在学习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为树立正确党史观鼓与呼。金民卿将中国共产党成立在中华民族复兴史上的意义概括为：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获得了科学思想指导和强大民族文化自信、先进政党领导和历史主体合力、正确道路的指引、先进制度的保障。张太原梳理了百年来党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及其成就，指出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党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远景目标，势必会再创新的发展奇迹。何友良考察了“苏维埃革命”在百年党史中的地位，认为后继的历史发展在基本原则和精神上对苏维埃革命有清晰的传承脉络。此类论文对深化相关理论问题的思考是有益的。
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深化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认识，有助于正本清源，在历史研究中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2021年，学界就相关问题展开探讨，这种现象让人倍感振奋和欣慰。
一是关于“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说的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以“唯物史观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为题，于是年第4期推出一组文章。王伟光认为，“五形态”论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但普遍规律并不是否定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特殊性，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我们不能因为多样性和特殊性的存在，就否定“五形态”论的科学性。乔治忠认为，“五形态”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三形态”说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个别语境下，针对不同问题的随机阐发，并不能代替“五形态”论。吕薇洲、刘海霞认为，“五形态”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及其必然被社会主义社会取代的历史必然性，不能被“三形态”说替代。谭星分析指出，“三形态”说忽视了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生产方式对宏观社会性质的决定性影响，也不能精确地说明社会类型的复杂结构，因而以“三形态”说质疑“五形态”论的观点不成立。
二是恩格斯对创立唯物史观之贡献的研究。这是学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李彬彬从思想层面进行分析，认为恩格斯在英国通过调查研究获得的经验材料以及由此形成的思想观点，为马克思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提供了经验基础和实证论据。吕世荣把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贡献概括为三个方面：1.在系统论述“两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完善了唯物史观的一般规律理论；2.以“两种生产”理论为方法，分析了原始社会氏族制度的本质及其演进的过程，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始社会理论；3.系统论述了国家的起源、本质及发展趋势。上述研究说明，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三是关于“历史决定论”内涵的研究。如何理解马克思关于“历史科学”论述中的“决定论”内涵，关乎能否正确理解唯物史观。王峰明分析说：“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旨在阐明存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适合（适应）与被适合（被适应）的关系，这是一种‘趋势决定’而非‘起源决定’。”蒋迪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是指某个历史事件有很大的发生概率，而不是必然发生。赵磊、赵晓磊认为，马克思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为历史决定论奠定了科学依据。以上讨论对深化研究是有益的。
2021年度，学界还进行了必要的学术反思。杨艳秋回顾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同发展阶段的体现及特点，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历史发展实际，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五种社会形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依然要重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的结合。赵庆云论述了将概念史方法引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价值，认为这有助于“探究史学与世变的关系，寻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进而揭示概念所蕴含的社会思想内容，把握概念所辐射的社会历史面相，促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陈峰指出，域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曾产生强大的形塑作用，因此，应加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域外渊源的研究。黄令坦分析了毛泽东史学思想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实践基础和个人禀赋，认为诸多因素共振使毛泽东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是考察马克思主义史学地位和影响的重要内容。陈其泰分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新历史考证学”的关系，认为二者虽风格殊异，但在确立重视史实和“求真”的治史宗旨上是相通的，而且二者对彼此的优秀史学成果也多有肯定。张越梳理了民国史家对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评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宏观格局、理论阐释、叙事特点以及革命史话语体系对传统认知的颠覆，被许多民国史家重视，但其公式化教条化倾向、入世精神等，造成了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唯物史观史学的毁誉不一。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加快构建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近年来颇受学界重视。董欣洁梳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话语的发展历程，认为将民族性和世界性较好地融为一体是其基本特点。赵庆云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研究的起步和初创历程，认为其所遇窒碍主要在于“共和国史与政治的深切纠葛，使得其作为历史学次学科的基本学科规范与学术品格难以得到必要保证”。2021年9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历史理论研究所承办、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中心协办的“新时代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百余名中外学者围绕主题展开研讨，产生较大反响。海外学者包括欧美学者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均对会议主题表示赞赏，对当代中国建设成就包括抗疫工作予以肯定。
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取得了哪些成就、还存在哪些不足、有哪些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是引起较多关注的问题。罗志田认为，范文澜通过对“汉民族形成”问题的思考，提出中国历史研究必须以“历史的具体事实”为依据，不能“把西欧历史的特殊性当作普遍性”。任虎指出，《中国通史简编》在编撰之初深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影响，后来范文澜逐渐纠正这一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对唯物史观的教条化认知。李勇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的历史研究保持史料与理论平衡的问题，批驳了港台地区某些学者对郭沫若史学的贬损，认为其原因是受文献不足和意识形态影响。靳宝阐述了白寿彝为实现“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目标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张喆考证出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的重要文献之一《中国经济的性质》的作者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祝百英，并论述了祝百英在中国经济史、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方面的贡献。刘春强指出，唯物史观形塑了夏鼐的史学研究特色，而夏鼐的学术经历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路径。
总之，以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为契机，2021年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主要围绕党史研究的理论问题而铺展，形成一些新的研究热点，有力推进了相关研究。不过，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思考。一是在建党百年时间节点过后，如何继续保持相关研究的热度，而不是一阵风。二是唯物史观研究虽得到推进，但主要成果并非出自史学界，应努力推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有效结合。三是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史学研究虽不断深化，但存在就史事论史事、就史家论史家的局限，应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进行大历史、长时段研究。
二、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2021年度，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稳步推进，主要集中在中国早期社会性质、历史理论和常用历史概念的辨析、历史叙述与史学批评、断代性的史学史研究等几个方面。
为配合《（新编）中国通史》工作，厘清中国早期社会性质及相关理论问题，《史学理论研究》是年第2期推出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早期社会性质研究”为题的一组文章。其中，徐昭峰、赵心杨结合考古材料，指出夏代已产生内外服制政治制度的萌芽，是共主制下的族邦联盟，商代大部分的族邦已进入国家阶段，是共主制下的邦国联盟，但夏、商时期并不存在普遍的奴隶制。任会斌主张“殷商社会性质研究不着急有一非此即彼的概念性结论”，强调要重视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宁镇疆指出考察周代社会性质时，应关注低贱者服事的“职事共同体”及礼俗环境。谢乃和从封建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形态方面进行论证，认为夏商周为封建社会。李学功认为，古代中国进入文明阶段之初是一种存在奴隶制奴役方式但发展不充分的族社组织形态，是一种初期封建社会固有的、榨取劳动者剩余劳动的组织形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课题组经过研究，将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概括为：大土地所有制与农民小生产相结合；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的政治体制；以官僚制度为核心的治理体系；形成了深入人心的大一统理念与儒家意识形态；创造了开放包容与璀璨无比的文化；王朝更替中的社会持续发展。“封建社会”这一概念的提出及广泛运用，是唯物史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历史理论与革命理论相互融会的成果。
《中国史研究动态》2021年第3期推出一组笔谈文章，主题是“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再研究”。罗诗谦指出，学界关于夏商奴隶社会说、“无奴”说尚未形成定论，夏商两代的社会性质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类型的奴隶制。李岩指出，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古代民族地区进入阶级社会较晚也不发达，但在进入阶级社会前，大多存在奴隶；少数民族地区进入阶级社会后，经历了过渡时期以及氏族制、奴隶制和封建制并存的时期。徐义华认为，不同于古希腊、罗马，中国早期社会缺乏稳定的奴隶来源，也没有适合使用奴隶的产业结构，以血缘方式组织社会，缺乏容纳奴隶的空间，也没有形成与奴隶群体相应的制度、法律和思想意识。上述论文不同程度体现了“再研究”的意涵，有助于进一步深化研究和思考。
重要概念的界定和源流考镜，是本年度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例如，廉敏、黄畅考释“历史理论”一词的源流，指出“历史理论”一词源起于古希腊语的“历史”与“理论”。杨念群通过对“大一统”“正统”“天下”“中国”等概念的辨析，指出“‘大一统’观不但锻造了中国人对整体政治稳定性的需要远大于追求个人心灵自由的认知心态，而且成为近代民族主义者抵抗西方最值得信赖的思想资源”。晁天义认为，“‘大一统’的本义与引申义虽有联系但内涵不同，前者是指‘尊崇一个以时间开端为标志的统绪’，后者则是指‘大规模（或大范围）的统一’。”
基于不同历史条件和学术语境，学界分析了“大一统”观的思想内涵和深远影响。李振宏、苏小利考察了战国时期一度流行的 “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思想，指出这一思想既出于战国时期社会管理的需要，也是民本思想的表达；既是贵公思想的表达，也是公天下，有德者居之之意，还有批评无道之君的含义。张大可认为，司马迁“大一统”历史观的核心内涵是家国一体，皇帝集权。路高学认为，先秦道家为秦汉“大一统”的建立与巩固提供了形而上的理论根基。王文光、文卫霞分析了“大一统”思想中正统观念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作用，刘骏勃考察了清代“大一统”观念对“六通”疆域书写的深远影响，贾益强调“多元一体”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这些成果都强调了“大一统”思想对中国历史发展及其书写的深刻影响。
历史书写仍为颇受关注的重要议题。张士民考察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和历史书写特点，即从《尚书》以殷鉴与德教为撰述旨趣，到《春秋》明大义、表历史认同，再到《国语》嘉言善语、明德鉴戒，最后《史记》充实且明确史家之责；认为这样的历史意识正是“遗传的历史意义”。张利军指出，清华简《厚父》为《书》类文献，其祖本可能是史官书写王言的实录，其内容有助于时人及后世认识夏史，对认识商代史学功能具有重要意义。孙骁和王丹认为，随着中原王朝不同时期国力兴衰与治边政策的变化，史家对于边疆族群的书写呈现出“夷夏有别”与“用夏变夷”观念的交替转换。
为推动史学批评之风，《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邀请《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瞿林东主编，七卷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的部分作者，以笔谈形式就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进行讨论，呼吁“增强理论意识”。史学批评的目的在于推动史学反思，不断提升史学理论的水平及其指导历史研究的功用。张宇基于宋代理学家参与论史活动后，理学的一些概念、范畴和方法被运用于历史评论的事实，认为这推动了宋代历史评论的发展。陈新认为，史学理论的对象分为主体的人与客体的经验和结构，史学理论的价值在于让我们成为反思者，达成自我认识。
运用考古材料进行史学研究、促进历史学与考古学的融合发展，属老问题引起新思考。杨博指出，考古学和历史学是历史科学两个独立的主要组成部分，既要带着具体的历史问题处理考古材料，也要尽可能地在历史背景之下理解考古材料。徐良高指出，新时代的中国上古史研究应以考古学为本位，结合可信度和准确性经过严格论证的文献史料、人类学与其他多学科成果，才能增强历史可信度，丰富历史内涵。两人在考古百年之际，再次呼吁中国古代史研究与考古发掘相互补充、融合发展。
本年度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既有对史家的研究，也有对修史制度的考察；既有对史学思想的关注，也有对史学发展史的探究，总体上以断代性的史学史研究为主。乔治忠认为，史学的产生逐渐促成后世以记史、修史为职责的史官，而不是因为有了史官导致史学的产生。张艳萍指出，《书》与《鲁春秋》是在史官记录的基础上撰述而成，并非史官直接记述的成果。汪高鑫、王子初认为，周代是先秦史官制度日趋成熟时期，而在周代史官制度的实践中，培育了独具特色的史官精神，即参与建设和维护礼乐文明的经世精神、追求史实之真与道义之真的求真精神和彰显人文价值的理性精神。
先秦之后的史学研究，本年度集中于唐代与清代。例如，瞿林东指出，《新唐书》并没有着意否定刘知幾《史通》与韩愈《顺宗实录》，但对唐代的史学评价事实上存在着相互抵牾之处，反映了著者认识上的混乱。张峰认为，唐代史学在广泛汲取前代史学精华的同时，又注入了时代活力，呈现出反思、总结与创新的特点。牛润珍、管蕾认为，清代史官议叙制度吸引了大批士人主动投身到修史活动中，有效保障了清代大规模官方修史的顺利进行，并由此带来士人职业观念上的积极变化。
总之，2021年度的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在稳步推进的同时，具有更多的时代特点。一是贴近现实，服务大局。例如，围绕中国早期社会性质的讨论，相当程度上就是为《（新编）中国通史》提供理论准备。中国古代史研究与考古史料的结合，既是学科融合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考古工作的学术回应。二是重回原点，梳理概念。“历史理论”“大一统”等皆是常用词汇，但随着概念史、传播学等不同学科方法的影响，重新梳理与辨析这些常用概念的流变，或将有助于我们从不同侧面理解复杂的历史面相。三是批评较少，反思不足。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本应有更多的理论资源和学术方法，但实际上史学批评成果不多，或许与目前史学界批评之风不盛有关。以长时段、大历史的学术眼光，从事通史性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是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三、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2021年仍在肆虐的新冠疫情虽然阻滞了不少近距离、面对面的学术交流，但学界利用网络新技术继续关注对方的研究，通过“云端”会议或微信、邮件等保持交流探讨。因此，本年度的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仍取得了积极成果。具体而言，主要集中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和一些代表性的研究领域，如概念史、思想史、全球史、医疗社会史和外国史学史。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颇受关注，到21世纪逐渐走向低谷。如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恢复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地位，已成为西方学界的一股思潮。沈江平梳理了西方学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诸种思潮，认为这些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理论研究的方法视域和问题视域”。他指出，无论如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都必须以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和价值性为前提，以恪守理论的基本要义和核心观点为基础”，否则便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背离和否弃”。李高荣分析了西方学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思潮的发展过程及特征，认为它们都表现出逐渐偏离正统历史唯物主义核心论断的趋势。因此，我们对西方学界所谓“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要保持清醒和理性的认识。
本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是梁民愫出版了研究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霍布斯鲍姆的专著，汪荣祖梳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前者系统考察了霍布斯鲍姆的史学著述、史学思想和学术地位，概括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共性思想和本质特征，展现了20世纪英国史学的思想流变与学术景观。后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受到敌视，但在学界一直是不容忽视的学说；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历挫折，并未走向式微，唯物史观仍然是历史研究难以忽视的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必将通过顺应时代实现发展。就中国学界而言，如何以中国经验完善唯物史观，则有赖于中国学者的努力。
从跨文化和跨国视角研究思想或概念的传播、流动与融合，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与传统的跨文化研究更多关注西方思想或概念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不同，当前的研究更关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思想和观念的互动与融合。美国的《观念史杂志》推出一组文章，既强调翻译在国与国交往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指出翻译所带来的外交上的误读问题，以及翻译背后体现的权力问题。张旭鹏认为，随着历史研究中“跨国转向”“全球转向”的兴起，人们愈发关注观念的流动，以及观念在进入不同空间时产生的种种与原初内涵迥异的变化。
概念史研究方面，方维规出版《历史的概念向量》一书，考察了概念的跨文化、跨语际、杂合，以及东亚的鞍形期等诸多议题，并从概念史角度分析了知识形态和知识的变化，进而突出了概念的动态特征。年旭考察了明清鼎革后日本、朝鲜不同的“中华观”：日本为重构“神州”概念，提出“中华移易”说，进行“尊己自华”宣传；朝鲜则从“地望中华”角度，依托“夷夏之防”理念，通过维护清的“中华神州”地位，有力回击日本的“自华”与“斥中”。从双方“中华观”的碰撞中，可见日朝两国知识界“中华观”演变的复杂样态。
全球史研究方面，本年度侧重探讨全球史与民族国家史的关系、全球微观史，并延伸至冷战史、中外关系史等领域，实现了全球史作为一种方法和视角的独特价值。康昊认为，关注亚洲空间、亚洲海域，强调亚洲经济及国际秩序内部机制的重要性，是日本全球史研究最显著的特点。全球微观史是在历史学“全球转向”的大背景下,由全球史与微观史互相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新兴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尹灿指出，引入微观史的研究理念可以拓展全球史的学术视野,助力全球史实现超越“欧洲中心论”研究范式、认识全球化微观动力和突破同质化研究模式等三大学术目标。李伯重强调从全球史视角重新审视中外关系史研究，提出应从中国某些地区与外部世界某些地区之间的交往、同等重视交往正负两方面情况、考察中外交往网络的相互关系三个方面寻求突破。王栋、殷晴飞梳理了冷战史从国际史向全球史的转变，强调将冷战置于现代化与全球化的长时段中加以审视。
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医疗社会史成为本年度中外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美国学者辛迪·埃尔姆斯梳理了当代人如何纪念18世纪的普罗旺斯大瘟疫，并结合描绘大瘟疫的图像阐释了这些图像如何展现马赛公民美德和医学职业，认为图像记忆对于我们今天书写新冠疫情具有重要意义。孙志鹏、李思佳考察了近代日本鼠疫的防控与治理，指出日本政府通过户口调查、健康诊断、医生上报、民众揭发等方式搜寻、管控鼠疫患者，构建了一套利用公共卫生制度进行社会管理的方法，进而使防疫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政治。刘金源以1832年英国医学界对霍乱病原学的争论为切入点，分析了医学界不同群体的话语权之争，以及疫情之下的社会分裂，指出人类对于流行病的认知与探索将永无止境。冯燚分析了1889—1892年伊朗恺加王朝因抗疫不力导致社会抗议运动的激化，认为抗议运动为1906年宪政革命爆发奠定了基础。以上研究均带有医疗社会史研究的趋向，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
本年度的外国史学史研究出现两大变化。一是外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关注领域和研究方法出现新变化。王晴佳根据外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建议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即超越“欧洲中心主义”，落实全球化视野；将关注焦点从史家的论著扩展到整个有关过去的知识；检讨和应对科学技术的新进展对未来历史书写的潜在影响。史学史研究不仅关注史学著作背后的史学思想，而且开始关注其生成史，并借助史源学研究史学著作的史料观成为当下研究的一大特点。例如，刘军借助史源学方法考察洛布本《地理志》残篇，由此折射近现代古典学术中古代著作家辑佚文本形成的复杂过程。在研究方法上则推陈出新，引入了记忆研究、性别研究、图像学、数字史学等新方法。
二是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史学受到更多关注，从而拓宽了研究范围，呈现多线和纵深的发展态势。譬如，成思佳考察了越南古史编纂与中国史学传统之间的关系；王子奇认为克里斯多夫·戈沙提出越南现代化始于法国殖民者入侵之前，突破“西方中心论”，对当代越南史研究有借鉴意义。安洙英、姜伊威反思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东亚史研究的变迁，考察了中日韩三国史学在此过程中的对比和关联，以及东亚史书写和民族国家论述之间的张力。王立新认为西方的传统印度历史叙事与新印度历史叙事，都受到西方史学传统的国家史观的影响。梁道远介绍了阿拉伯史学家伊本·艾西尔的生平与时代，并对其代表作《历史大全》进行评述。孔妍对阿拉伯世界著名的编年史阿卜杜·拉赫曼·杰巴尔提史学著作三部曲作了系统分析，认为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刘鸿武、刘远康指出，近年来南非史学在延续其自由主义和激进社会史传统的同时,正逐步向新文化史、环境史、性别史、休闲史等新领域发展，但也面临诸多现实挑战，如黑人历史学家长期缺席、历史教育陷于停滞和后现代思潮冲击等。
概括地说，本年度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有三大成绩：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仍备受关注，并不断推出较为深入的研究成果；二是思想史与概念史、全球史、医疗社会史等成为热点领域，推出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为国内相关领域研究提供了借鉴；三是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受到高度关注，既反映了“西方中心论”日趋没落，也丰富了该学科内涵。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也要警惕所谓“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陷阱”和反唯物史观的动向；面对研究新成果，如何基于中国学者的立场作出回应，展开相应的学术对话，仍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四、历史思潮研究
2021年是建党百年，也是金田起义170周年、辛亥革命110周年、九一八事变90周年、太平洋战争爆发80周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问世40周年。重要历史节点多，各种历史思潮激荡碰撞，主要集中于党史学习教育和“软性历史虚无主义”批判。口述史学、公众史学等研究也折射出相关历史思潮。
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特别是党史学习教育，是本年度学界关注的焦点。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录习近平40篇相关文稿；陆续出版的“四史”学习教材和研究著作颇为可观，包括《百年党史：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社会主义发展简史》《改革开放简史》等。
各种重要学术期刊纷纷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专栏文章。例如，《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推出一组以“中国共产党100年的理论与实践”为题的文章；《历史研究》2021年第2期推出题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历史道路”的一组笔谈文章；《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3期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研究”两组专题文章；《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3期“圆桌会议”栏目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为主题。这些系列专题文章反映了学界党史理论研究的最新水平，将党史学习教育和研究推向了深入。
所谓“软性历史虚无主义”，指收敛锋芒，借助网络新媒体，以学术名义、娱乐形式等隐秘婉转地散播历史虚无主义。何文校提出对“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破解之道：强化国情教育以破解构境式虚无的“选材”迷局，释放青年力量打破异轨式虚构困境，抢占网络舆论制高点，把控互联网赋权“微变量”。孙新概括出历史虚无主义“泛娱乐化”趋向的三个特点：一是传播主体呈现多元化、去中心化特征；二是善于利用党和国家开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纪念活动的时机；三是利用新媒体以碎片化、跳跃性为特征的“浅层阅读”缺陷塑造错误历史认知。张博提出要警惕“娱乐包装”下的“软性历史虚无主义”，郑志康提醒注意历史虚无主义话语叙事的柔性转向，切莫被其蒙蔽双眼。
近几十年来，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妖魔化”、一味美化曾国藩和湘军的声音日渐增多，形成一种社会思潮。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第二块浮雕是金田起义，这代表了党和政府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夏春涛撰文指出，金田起义属官逼民反，其正义性不容否认。他梳理了百余年来太平天国史学史的演进，分析了出现否定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思潮的具体原因及其实质，并就如何避免太平天国研究从显学沦为冷门绝学谈了自己的思考。
《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1期“圆桌会议”栏目，以“唯物史观与太平天国研究”为题推出一组文章，就树立正确历史观、摆脱神化或“妖魔化”太平天国的简单化模式展开讨论，引起学界关注。崔之清比较了洪秀全、曾国藩对晚清危局及其出路的认知与抉择，认为洪的认知比曾深刻，他拯救的对象是中国，其道路是发动自下而上的武装起义，最终目标是实现大同社会。姜涛认为，太平天国于晚清社会的最大贡献是“在其占领地区相当彻底地破坏了清王朝的地方统治秩序，摧垮了已成社会痼疾的旧有官僚体制”。华强、包树芳、吴善中等均认为上帝教是农民群众表达自己政治诉求和政治理想的宗教，不是邪教。顾建娣考察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理论转型。刘晨认为太平军的军纪整体上优于清军、团练。
口述史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史学研究范式，本年度在理论总结与思考上有较大进展。《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5期“圆桌会议”栏目推出以“多维视域下的口述历史”为题的系列文章。其中，周新国回顾了21世纪中国大陆口述史规范的三种模本，指出这为口述采访提供了工作规范和技术要求，保障了口述史研究的顺利开展，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左玉河认为，口述历史是记忆外化、固化和物化的过程，回忆是由记忆中介唤醒记忆的过程，是对当下记忆的建构，而口述历史是矫正措置抵抗遗忘的过程。钱茂伟认为在文献史学外，发展口述史学、影像史学，可使历史学成为全新的融媒体学科，更加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要求。谢嘉幸对口述的“史实”与口传的“故事”作了辨析，认为“故事”附加了个体性的史实。杨祥银介绍了当代西方口述史学的六大理论转向，即记忆转向、叙事转向、关系转向、女性主义转向、情感转向、空间转向，提出既要注意理论转向带来的方法论意义，又要警惕口述史学研究中的“理论过度”问题。
关于口述史研究的回顾与总结，年内也推出一些成果。梁晞、王毅梳理了近十年我国抗战口述档案研究；熊威在概述中国口述史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口述史的研究现状与未来走向。钱茂伟指出口述史开创了公众参与历史研究的渠道，认为公众史学是史学发展的一种趋势。李娜主编《公众史学》第4辑，收录历史与记忆、公众史学与环境、图像、前沿与反思、理论探索等方面的多篇论文。影像史学作为公众史学的一门分支，发展迅速，本年度也受到较多关注。
本年度历史思潮研究大体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贯通历史与现实，如党史学习与研究热潮、批驳太平天国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二是口述史研究异军突起，这既得益于近些年口述史的发展，也得益于中国口述史研究会的换届和研究力量的增强；三是历史思潮呈现多元化。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中国消除绝对贫困、迈向共同富裕，如何从历史上发掘共同富裕的思想资源、开展共同富裕研究，值得重视。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需要深入研究。高希中反思历史人物评价标准,认为重新审视道德标准背后所蕴含及承载的文化精神尤为必要。如何保持党史学习与研究的热度和持续性，促进公众史学、影像史学、信息史学等新兴史学领域的持续发展，也是历史思潮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
五、其他相关研究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学科设置，国家治理史研究、中华文明史研究、中国通史研究、中外文明比较研究、海外中国学研究属于历史理论研究的分支学科。以下就2021年度各领域的研究情况简要加以评析。
（一）国家治理史研究
2021年度国家治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聚焦对党执政经验的总结与思考。曲青山认为总结党局部执政和建立新中国后执政的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和党的十八大以来执政的新鲜经验，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于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对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对于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阚道远、肖泳冰认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变革和治理得以成功的根本。郭定平提出为加强治理型政党建设，党治国理政必须走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道路。还有学者聚焦专题研究，考察了党在乡村治理、基层治理、法治建设上取得的显著成效。
二是以史为鉴，研究中国古代治理体系，为今天国家治理提供启迪和智慧。历史理论研究所共承担两个相关课题，“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是其一，从环境、边疆、民族、宗教治理以及中央与地方、行政与监督、民本与民生、基层秩序等十个方面，考察中国历史上相关制度的产生、演变及影响。目前课题已进入尾声，在经过三轮修改后，形成八十余万字书稿。另一个课题为“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的思想体系研究”，主要聚焦“大一统”、民本、德主刑辅、吏治、改革思想等，已写出初稿。此外，沈刚撰文指出，秦初的中央集权制由于行政技术手段滞后、合格吏员短缺、疆域辽阔等，导致中央威权有限，因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塑造中央权威。孙闻博聚焦与秦君关系密切的政策、口号、名号、信物，探讨秦统一历史进程中君主权力的巩固与发展，以考察早期国家治理的运行逻辑。
三是着眼于国家与地方互动关系，关注地方社会与基层治理。鲁西奇兼顾国家制度与乡村实态两个层面，系统考察了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窦竹君从基本路径、组织机制、运作机制和保障机制入手，研究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涉及一些理论思考。《中国史研究动态》2021年第2期以“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的新探索”为题推出一组笔谈文章，多角度探讨古代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治理方式及文化取向。郭亮从家国关系探析近代以来的基层治理变迁，认为新时代的乡村治理要妥善处理好国家治理能力增长与基层活力保持之间的平衡关系，探索基层自治、德治与法治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有效融合机制。
（二）中华文明史研究
2021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使学界深受鼓舞，围绕中华文明史起源与发展、历史学与考古学的融合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等问题，学界进行了深入思考。
中华文明的起源、重点遗址和夏文化是学界关注的焦点。韩建业认为，早期中国文明发源于距今8200年至7000年之间的裴李岗时代。刘俊男认为，从大约距今18000年至4000年之间，长江中游地区自彭头山文化、高庙文化至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一直是中国的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先地区之一，是华夏文化的最早发祥地。关于中华文明早期阶段的重要遗址，陈雍认为良渚文化已进入文明门槛，具备国家特征。魏继印认为新砦文化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可视为禹后期和启时期的早期夏文化，而王湾三期文化很可能是东夷伯益族群的文化。这是考古学将文化与族群对应研究的最新成果。
回顾考古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关系、思考两者融合发展之路，是本年度的一个研究热点。针对当前学界要不要保持考古学“纯洁性”的讨论，朱凤瀚指出，对出土文献的释读和考古学研究能够更典型地体现中国考古学与文献史学不可分割的关系，更鲜明地展现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之考古学的特色。刘庆柱、韩建业都将中国考古学定位于历史学，并视之为中国特色考古学的重要标志和突出特点。卜宪群指出，历史学与考古学融合发展，不是合二为一，而是一种交互模式、辩证关系，为更好地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作出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论断，被学者视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次伟大的“术语革命”或“话语革命”，引起热议。冯俊指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最突出的特点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管宁认为，文明新形态是源于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的崭新创造，表现出更新传统文化、超越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原创性特征，是中华民族深层文化力量的当代延伸，既规约了中国道路的发展方略与走向，也构筑了文明新形态的物质基础与实践逻辑。
（三）中国通史研究
2021年度，中国历史研究院牵头的《（新编）中国通史》列为国家“十四五规划”重大文化工程，促进了学界对中国通史理论问题以及中国历史宏大叙事的研究，以往重专题轻通识、重实证轻理论的偏向有所改观。
吕思勉、范文澜的通史编撰及历史价值受到学界关注。单磊分析指出，吕思勉在撰述中国通史时对赵翼的史学成果多有借鉴，但他在科学精神、历史观、民族国家意识、体系性、古为今用等方面又超越了借鉴对象。刘开军认为，吕思勉既能以通史家的眼光和格局观察三千年史学的流转，也能从史学史中汲取作史的智慧，寻得新通史的做法，因而建树颇丰。赵庆云指出，范文澜以底层劳动人民为本位立场来系统叙述中国历史，打破了王朝体系和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书写路径，至今仍有独特价值和理论启发。
探讨通史编纂的理论方法是一个热点问题。任虎认为，范文澜编撰《中国通史简编》时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作为重要理论资源和参考对象，构建中国通史编纂体系，影响了此后中国通史书写模式。冯天瑜认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五种社会形态单线直进说”将复杂的历史进程简单化、规制化，导致中国历史分期陷入混乱，束缚了人文社会科学健康发展。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中国通史编纂的影响，至今仍存有争议，有必要组织相关讨论，以凝聚共识、正本清源。断代史的研究和编纂也需要通史思维。虞和平分析编纂民国通史的基本要义，认为既要揭示其整体面貌和变迁脉络，也要揭示其特殊现象和时代特性，服务时代和国家的需要。
《（新编）中国通史》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有通贯的基本线索和理论框架。通史贵在“通”，无论纵通、横通还是会通，都需要一个统帅全书的理论框架，需要前后贯通、浑然一体的理论解释，否则必定导致系统性的缺失。《（新编）中国通史》理论研究小组编写的《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研究报告》共论及20个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贯穿《（新编）中国通史》始终，为整个通史注入了灵魂。
（四）中外文明比较研究
中外文明比较研究的内容、范畴、层次，在2021年度均有所扩展和深化，突出表现为运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开展研究的著述增多。
中外古代文明比较研究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刘俊男认为，中国早期文明与西亚、埃及等早期文明具有大体相同的演进脉络，中国城邦的水平不逊于西亚，时间则早于西亚。李禹阶认为，早期中国与埃及的历史发展道路的重大差异，来自于两种文明生态环境的区别。陈民镇认为，有必要区分奴隶制和奴隶社会，指出不同文明的起源和发生有各自特点，同时也有大致相当的节律。马新、陈树淑指出，罗马以角斗为代表的身体对抗实质是血腥的绞杀，汉朝的竞技性活动只是社会娱乐活动的一部分，两者的不同是由各自文明发展道路和文明基因传承决定的。
文明比较研究有何意义？阎雨指出，中外文明比较是一种史论结合的比较研究，通过对多种文明的历史与现实研究，有助于提炼深化文明演进规律，推动世界文明的共同繁荣。黄洋认为，文明比较研究有助于促进中国史和世界史的融通，从而充分汲取人类文明的精华，进一步繁荣发展和复兴中华文明。郑飞指出，韦伯比较儒家文明与其他各大文明的理论与方法，不仅反映他的宏阔视野，而且具有在古今中外背景下彰显中华文明特殊性的实质意义。
中外史学比较也受到较多关注。刘嘉仁、商嘉琪介绍说，在“中西文明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强调中西文明比较研究符合中国史学传统，认为比较的最终目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比较孰优孰劣。王振红认为，中西史学比较的本质与目标是于古今嬗变、中西互镜中，把握、阐明中西史学的主脉与精神，构建更符合普遍性而又吻合自身传统的“自我”。
需要指出的是，中外文明比较研究的成果主要散见于各种论著，国内还没有本学科专业期刊和学会，但2021年度有两个值得关注的情况：一是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主办的《文明对话论丛》推出了第1辑《我们的文明观》，成为一个新的学术交流平台；二是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外文明比较研究室于是年11月13日举办第二届全球文明史研讨会，反响良好。
（五）海外中国学研究
本年度的海外中国学研究相当活跃，研究成果丰硕，主要集中于海外中共党史研究、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术反思，再就是出版了一系列海外中国学研究丛书。
海外中共党史研究最为“抢眼”。李媛使用科学计量分析工具CiteSpace5.6.R4对“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的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文献数据进行发掘和分析，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方法启示。《国外社会科学》2021年第2、3期以“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回望与前瞻”和“中外学者看中国共产党百年”为题，分别刊发两组文章，介绍海外中共党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徐志民考察了中共与日共的早期关系史。石川祯浩著《“红星”——世界是如何知道毛泽东的？》，以及周锡瑞著《意外的圣地：陕甘革命的起源》，是本年度海外中共党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术反思方面，侯且岸回顾了美国汉学的演变过程、主要特点和学科变化，认为汉学研究的深入必须回到中国学术传统，坚持“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坚持“理在事中”“原始察终”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任增强认为，应将海外中国学与传统汉学的发展置于长时段、世界多国度与多元文化的坐标系下。张西平认为海外中国学研究亟需一部通史性教材，而王战、褚艳红的《世界中国学概论》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
海外学者在本年度出版了一系列中国学研究著作，譬如，美国“哈佛燕京学社专著系列”，英国“牛津早期帝国研究系列”，德国“柏林中国研究”，以及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其中，美国杨百翰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大卫·乔纳森·费尔特分析了秦汉建立时期与分裂时期的空间复杂性和中国世界观的形成。滨田麻矢以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为研究缘起，探讨20世纪中国女性象征意义的演变。值得注意的是，非洲中国学研究也有较大进展。尼日利亚学者查尔斯·奥努奈居，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成就和历史经验出发，向非洲展示全面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形象。
就研究主体而论，美国、日本、德国等传统的海外中国学研究重镇继续保持研究的领先地位，同时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学研究进步明显；海外中国学界从关注清史，逐渐转向“内亚”框架下的宋史和明史。就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而论，仍存在明显不足。海外中国学学科边界模糊，涉及历史学、语言学、宗教学等诸多学科，亟需打破学科壁垒；如何既破解“西方中心论”，又避免陷入“中国中心论”，与海外学者平等对话，亟需思考。此外，该领域研究总体上存在“三多三少”现象，即宏观性成果较多、微观性研究不足，专题性研究较多、通史性成果较少，史实性成果较多、理论性研究较少。在研究上实现大的突破，将是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努力方向。
综上所述，历史理论研究在2021年取得重大进展和突破，是收获的一年，令人振奋的一年。但这些成绩丝毫不值得沾沾自喜，繁荣发展历史理论研究，依然任重道远。简要地说，学界粗放式、低水平重复性的研究较多，深耕式、开拓创新性的研究较少；大历史观尚未真正树立起来，各守一隅、在研究上搞条块分割的现象仍较普遍；面对新时代加强历史理论研究的重要性紧迫性，学界老中青三代客观上都面临学术调整甚至学术转型的问题，以顺应时势发展的需要；全国研究力量的整合、合作尚处在起步或摸索阶段；研究队伍青黄不接、后劲不足的状况远未得到根本扭转；推动学术研究大繁荣大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尚未真正破题。形势喜人，形势逼人。2022年，我们整装再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