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包括中国古代治理体系研究，成为新兴的热门研究课题。本文着重就中国古代治理体系的主要特点谈谈自己的看法。
在行政体制上以实行中央集权制为主体
中央集权是“地方分权”的对称，指国家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统一服从中央政府的制度。秦灭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从地方分权演进为干强枝弱的中央集权制，为此后历代封建王朝所承袭，奠定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自此，强化中央集权成为总的趋势，“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成为共识或常识。譬如，宋太祖、宋太宗为解决五代以来“方镇太重，君弱臣强”问题，将方镇的兵权、财权、司法权等收归朝廷。元代创立的行省制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行省作为流动的中央政府管理地方的机构，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明太祖朱元璋废止已延续近两千年的宰相制度，大权独揽，以防止权臣上下蒙蔽。清雍正帝创设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军机处，推行密折奏事制度，将内阁架空。
加强中央集权的过程，无疑也是强化君权的过程。中国古代实行君主专制政体，中央集权制与君主专制制度是互为一体的，以致有学者将两者并称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体制”。不过，中央集权制与君主专制制度虽血脉相连，但两者终究是有所区别的：前者是一种行政体制，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种制度设计，后者属于政体，概念更大；前者体现的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后者体现的是君臣、君民关系。因此，不能简单地把中央集权等同于“专制”，不能将之污名化。
从总体上看，秦汉建立的中央集权制顺应了国情，行之有效，突出体现为中央有权威，令行禁止、政令畅通，便于全国范围内文化、经济交流和商品流通，从而为国家统一、民族融合和社会发展稳定提供了制度保证。中央集权制是中国古代治理体系中占主导地位、最稳定持久、成效显著的一项制度。
在治理理念上崇尚“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局面
“大一统”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公羊传·隐公元年》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作重视、尊重解，“一统”指天下诸侯统一于周天子，后世遂称统治全国、统一全境为“大一统”，其主要特征是王朝更替一系相承、合乎正统，国家政令统一、疆域完整，各方面整齐划一，有凝聚力、向心力。秦统一六国后，统一货币、度量衡和文字等，“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建立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中国古代行政体制以中央集权制为主体，所着力支撑和维护的正是大一统局面，而“大一统”理念则为推行中央集权制扫除了思想障碍。可以说，到秦汉时期，在相关制度支撑下，“大一统”已成为一种政治理想，内涵丰富，影响深远。尽管由此派生出的个别理念带有历史局限性，如自视为天朝上国，陶醉于四方宾服、万国来朝的赫赫威仪，但总的来说具有积极意义。
“大一统”还涉及民族问题。在“大一统”这一总目标下，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互为一体，历代“夷夏之防”与“华夷一体”实为一体两面的关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一统”观念为中华各民族所接受。在清康雍乾时期，中国达到空前统一。各兄弟民族在历史进程中有纷争，更有交融，共同缔造了璀璨的中华文明，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在思想文化领域以儒学为正统和主脉
在诸子之学中，先秦原始儒学经董仲舒改造，倡言《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天命观及君臣纲常伦理观念，与强调皇权至上、强化统一国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最为合拍，迎合了政治需要，故而博得青睐。儒学从此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和文化主脉，对古代国家治理产生深刻影响。
古代中国十分重视从制度上维护和巩固儒学的主导地位，其举措之一是不断追封儒家创始人孔子，将其推上神坛。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成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象征和绝对权威。儒家经典及学说随之被神化，以致出现“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在此过程中，儒学顺应时势，不断发展创新。譬如，唐代韩愈为应对佛教、道教对儒学正统地位的挑战，率先提出复兴儒学；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和南宋朱熹创立“程朱理学”；南宋陆九渊、明朝王阳明发展“陆王心学”；明末清初三大儒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批判和继承传统儒学，强调经世致用。儒学兼具韧性和弹性，显现出强大生命力，因此得以牢牢占据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处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
事实上，儒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影响对象以官吏、士绅为主，也包括寻常百姓。传统中国社会崇尚知识，敬重读书人。从各地孔庙和私塾中供奉的孔子牌位，到民间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故事，从乡约条规、家训家规、民居楹联、以孝贞节烈为主题的牌坊，到广为流传的众多乡谚俚语，儒家学说早已潜移默化地渗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和观念意识之中。
于是，古代史上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一统山河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之正统自居。只要生活在中华大地，只要是中国人，无不受到儒家学说影响，由此形成牢不可破的文化认同。概括地说，尽管中华民族在历史上迭遭磨难和考验，尽管王朝有兴替，但语言、文字没有废，儒学没有亡，中华文化和精神没有丢。有了一脉相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国就绝不会亡，就拥有了复兴的根和魂，就能够如凤凰涅槃般浴火重生。
在制度建设上重视顺应时势革故鼎新
制度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会一成不变。为解决治国理政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制度建设。以环境治理为例，根据我们的研究，《周礼》已有专门管理山林川泽的职官设计。自秦汉至明清，随着农业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大地发生沧海桑田般变化，环境治理随之持续展开，建立了相应的职官和制度，其优良传统和历史成就突出体现在水土治理和土地保护上：历朝历代都致力于兴水利、除水患，所组织兴修的大小水利工程数不胜数；同时因地制宜积极开发、充分利用、精心养护各种类型的土地。千百年来，从“菑、新、畲”撂荒休闲轮作，到连作、间作、套作和多熟（如两年三熟、一年两熟、一年三熟）种植，中国农民以其勤劳智慧逐步提高土地利用率，实现水、土、光、热、生物资源高效利用，增加单位面积土地产量，为社会发展和稳定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撑和物质保障。
更多情况下，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治理制度为顺应时势变化，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完善、推陈出新，这成为一种规律性现象。以官员铨选制度为例，唐代史学家吴兢在《贞观政要》中有云：“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中国古代官员选任制度经历了漫长演变，总的趋向是突破世袭、门第壁垒，转为通过考试公平竞争。作为中国古代官员铨选制度的重大飞跃，科举制前后推行一千三百余年，影响深远，包括在近代影响到英、法等国的文官考试制度。
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绵延不绝，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始终没有中断、连续发展五千多年至今的文明。这意味着中国已有五千余年治国理政的历史，其起步之早且接续探索实践时间之长，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从这个角度说，古代中国治理经验之丰富确实举世罕见。
【来源：《北京日报》；作者：夏春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