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国亚洲协会会长、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深入探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议题。采访人肖连兵系光明日报社国际交流合作与传播中心秘书长，本文刊于8月16日《光明日报》。
未来中美关系需是“有管控的战略竞争”
肖连兵：尊敬的陆克文先生，作为美国亚洲协会第八任会长，请您介绍一下协会的相关情况。
陆克文：美国亚洲协会由洛克菲勒三世于1956年出资筹建，是一个全球的综合性非政府、非营利、非党派组织，目前在全球有13个分中心和办公室。协会一直努力促进亚洲和世界的联系、交流与合作，我是第一个当选为会长的“老外”。我给协会确定的新使命是：探索共享的未来。这里的未来是复数，因为未来的秩序是多元的。协会与中国有着广泛、长久且深入的交流，不少中国的老朋友们在过去几十年里都是协会的常客。2020年12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同美国亚洲协会举行了视频交流。
肖连兵：作为美国亚洲协会会长，您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有何看法？
陆克文：今年2月，我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署名文章《打不起的战争——如何避免中美冲突的灾难》，在中美两国和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反响。
如今，华盛顿和北京在很多问题上意见相左，但至少在一件事情上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21世纪20年代，两国之间的竞争将进入一个决定性阶段。这将是险中求生的10年。无论双方采取何种战略，无论事态如何发展，中美战略竞争的激烈化已不可避免。不过，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两国仍有可能设置预防战争灾难发生的防护栏，我称之为“有管控的战略竞争”联合框架，这个框架旨在降低国家间的竞争升级为公开冲突的风险。
到这个10年结束时，中国GDP将最终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中国共产党对此越来越有信心。西方精英可能会忽视这一里程碑事件的重要性，但中国共产党不会。对中国来说，经济规模从来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一，将使北京更有信心和决心，也会让中国在与美国政府谈判时更具优势。与此同时，中国在其他方面也在继续前进。中国政府2020年秋季公布的《2021—2035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旨在让中国在2035年成为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创新科技领域的领先者。北京目前还在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这些都是中美关系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肖连兵：您怎样看待当前的中美关系？
陆克文：美国方面必须尽快决定如何回应北京。如果美国选择与中国进行经济脱钩、公开对抗，世界各国都将被迫选边站队，紧张局势升级的风险将会更大。一些决策者和专家对于华盛顿和北京能否避免这种结果持怀疑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两国需要考虑找到有效的框架，在预先商定的范围内管理他们的外交关系、军事行动和网络活动，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关系稳定，避免冲突意外升级，并为两国关系中的竞争与合作留出空间。
“有管控的战略竞争”将对中美双方的安全政策和行为设立严格限制，但允许双方在外交、经济等领域进行全面和公开的竞争。这也将让华盛顿和北京能够通过双边协议和多边论坛在某些领域开展合作。尽管这种管控框架很难构建，但这种方式仍然是可行的，尤其是在其他选择很可能产生灾难性后果的情况下。“有管控的战略竞争”的概念基于对全球秩序的思考，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特色。竞争双方共同制定有限的规则，降低双方的根本性风险，防止战争。在共同规则内，双方均全力参与所有政策和领域的竞争。但如果任何一方违反共同规则，则约定终止，丛林法则的所有危险和不确定将会出现。
建立上述框架的第一步是，确定双方必须立即采取的几项措施，以开展实质性对话，制定双方必须遵守的硬性限制条件。例如，双方均不得以关键基础设施为目标，进行网络攻击。华盛顿必须继续严格遵守“一个中国”政策，尤其是要结束特朗普政府时期挑衅性且不必要的对台北的高层访问。在南海，美国及其盟友要减少其行动次数。而北京方面也会采取一些相应的行动。即便双方就这些规定达成一致，但是各方也得接受另一方仍会努力在不超过限制的情况下最大化自身优势的做法。比如，在外商投资市场、技术市场、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他们仍是竞争对手。
肖连兵：在后疫情时代，中美之间还有哪些合作的空间？
陆克文：虽然中美两国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但双方在某些关键领域仍有合作的空间，以及合作的必要性。除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外，中美两国还可以在朝鲜核问题和伊朗核协议方面进行合作；可以在印太地区采取一系列建立信任的措施，如协调应对灾难和完成人道主义任务；可以合作提升全球金融稳定，特别是同意重新安排受疫情严重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还可以共同建立一个更好的系统，在各发展中国家分销新冠疫苗。当然，双方可以合作的领域远不止于此。
所有合作项目背后的战略依据都是一样的：对于中美两国来说，在“有管控的战略竞争”共同框架内运作，一定比完全没有规则要好。该框架需要由两国领导人指定的高层代表进行谈判，只有这种直接高层对话才能就双方均须遵守的硬性限制条件达成共识。一旦发生违规，将由上述人士负责联络事宜，并负责处理违规事件造成的后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或许能建立起最低程度的战略信任。双方也可能会发现，持续合作应对共同面临的全球问题（如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好处，开始影响两国关系中其他竞争更激烈甚至有冲突的方面。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异想天开。我只能邀请这些人提出更好的方案。目前，中美两国均在摸索、尝试，看看能否找到一种模式，在接下来危险的10年里管理两国关系。除非两国就上述管控达成基本协定，否则两国关系将会不可控。
肖连兵：衡量“有管控的战略竞争”有效性的标准是什么？
陆克文：如果到2030年，中美两国仍未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军事危机或冲突，或者未发生实质的破坏性强大的网络攻击，这就是一个成功的标志。如果中美两国达成协定，禁止发动各种形式的机器人战争，如果中美两国立即携手采取行动，配合世界卫生组织，防止下一波疫情出现，这些都是明确成功的标志。但最重要的成功标志或许是，中美两国在充满活力的开放市场上竞争，努力争取全球支持各自制度提供的思想、价值观和问题解决方法。孰优孰劣，我们拭目以待。
“有管控的战略竞争”将突显这两个大国的优势，同时考验两者的劣势。竞争的中文，来自《庄子》中的“并逐为竞，对辩为争”。中美在进行双边竞争，在进行多边竞争，这会是新常态。关键是，大家一起设定竞争的规则，然后在共同的规则里公平竞争，制度更优者胜。
应对气候变化，世界欠中国一个感谢
肖连兵：您提到中美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我们也看到中美在上海的相关联合声明。
陆克文：在清华大学110年校庆期间，我受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先生的邀请，在清华气候大讲堂发表了演讲，题目就是《至关重要的中美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中国近期希望在全球气候行动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愿景，可以追溯到2014年，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就气候变化问题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联合声明。从那时起，中国就表现出在世界舞台上展示自己气候成就的坚定决心，而应对气候变化也越来越成为中国国际形象的一个重要亮点。
习近平主席2020年9月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宣布，中国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标志着又一个全新的里程碑。中国通过这一宣示向世界表明，它已不再满足于成为国际应对气候行动的参与者。在北京眼中，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领导力已如开弓之箭。换言之，无论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采取何种措施，应对气候问题都是中国的优先目标。这标志着围绕中国应对气候问题领导力的地缘政治格局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新时代。
肖连兵：您如何评价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
陆克文：习近平主席将其纳入中国共产党的核心词汇库，并使其成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一大支柱。人们注意到，这与西方传统的环保主义概念是有所区分的。在生态文明理念中，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是协调统一的。习近平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就指出环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到目前为止，国内形势和需求一直是中国环境保护稳步向前发展的核心驱动因素。2015年和2016年，中国展开了密集的生态环境改革工作，包括把生态文明理念写入“十三五”规划，并将其与“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对接。中国多次强调，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中国的生态文明愿景也是中国在2015年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方案中的核心思想，这是中国在《巴黎协定》下作出的第一个承诺。这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就在以退出《巴黎协定》为纲领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就职前几天，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重要讲话，释放出中国将坚定支持《巴黎协定》的信号。习近平主席当时的表态，意义不容小觑。如果中国针锋相对选择利用特朗普当年6月正式退出《巴黎协定》的契机，在气候义务上混淆视听，甚至同样寻求完全退出《巴黎协定》，那么《巴黎协定》不可能像今天一样完整。为此，世界欠中国一个感谢。
成为应对气候问题领导者是中国的国际机遇
陆克文：世界进入了中国具有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力的新时代。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9月宣布，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自2014年11月与奥巴马总统达成联合声明和2017年1月达沃斯重要演讲以来，这一宣示是习近平主席关于气候变化问题最重要的一次讲话。
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是面对国际社会如何达到其为自己设定的新的气候标准。换句话说，中国将越来越与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主要经济体一起接受评判。对中国来说，尤其要考虑到更广泛的双边关系所面临的挑战，这意味着与美国合作，重建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建立的气候变化合作关系，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而拜登总统以及他任命的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在创建这一关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是因为，从拜登总统的角度来看，如果不推动中国作出更多的努力，任何应对气候变化的尝试本质上都是有局限性的。而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合作关系将有助于打消美国试图迫使中国做出更多让步的念头，包括针对中国国内煤炭使用和“一带一路”倡议方面的动作，以及可能实施的边境碳税政策等。通过一个新的、包含有针对性互惠措施的“可管控的战略竞争”，在中美两国整体关系仍然紧张的情况下，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可以实现。事实上，应对气候变化可以有效防止全面“脱钩”的局面，并为中美及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搭建合作的桥梁。这要求中国采取一套高度成熟的战略。
肖连兵：您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所做努力的前景如何看？
陆克文：理想的情况是，中国、美国、欧盟以及其他G7经济体一道承诺在预期内达到目标。很少有像中国政府这样愿意开展有效和集中的长期规划。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庆祝活动为北京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时间节点。纪念《巴黎协定》5周年为中国提供了进一步展现中国立场的绝佳机会，中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将其长期低碳发展战略正式交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中国还要准备好在短期内完成更多的减排工作，包括在2022年联合国格拉斯哥气候大会召开前提交新的国家自主贡献方案。当然，中国碳中和愿景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将更直接取决于中国当前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所采取的经济措施。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决策，将日益被放到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同等的背景之下进行评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围绕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方案，以及如何落实碳中和愿景，中国所作的决定将是最清晰的指标。
中国为推动应对气候变化议题所做出的努力和成效有目共睹。中国是否能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领导者，将是中国的一个关键的国际机遇，也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一个历史机遇。一个更加具有雄心的低碳目标，将能够提升中国经济、改善中国环境，并更有效地加强中国的能源安全。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世界主义精神
肖连兵：您目前在研究什么课题？
陆克文：不瞒您说，我正在牛津大学读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习近平的世界观，主要希望理解中国对于未来世界秩序的设想，以及未来世界秩序发展的可能方向。
肖连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大理念，您对此有什么见解？
陆克文：我于2017年在上海参加第七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的时候，就开始研究和解读这个题目。当时我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种遥远的理想主义，这里面体现了中国的远见和长期主义思维，关切全球共同利益及共同价值，并以此为基础来改善现有的国际秩序。过去几年我们看到，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兴起，成为当下国际政治和政策的主要推力之一。特朗普时期愚蠢的贸易战、贸易保护主义就是一个例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全球秩序的愿景，体现了世界主义的精神。
我们谈到的应对气候变化，还有我们正在经历的新冠肺炎疫情，包括我们可能会再次面对的全球经济和债务危机，这些都超越国界，需要全世界联合起来，一起努力解决这些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
肖连兵：欣闻您的新书《不畏》已在中国出版，您写这本记录您生涯的书，出发点是什么？
陆克文：这是我写给中国青年的书，希望鼓励中国的青年做更好的自己，为国家和世界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本书是一封鼓励信，写给那些未来可能考虑投身公共服务事业，却又对自己的信仰、能力和公共服务意识不那么确信的人们。这本书希望提供一个认识自我、知行合一的思维框架与行动指南：从审视你的价值，到探索你的爱好，再到寻找和实现你的人生使命。这本书也讲述了一个农民的孩子如何一步步成长为澳大利亚国家总理的故事。这里面有颠沛，有背叛，有无助；也有笃定，有真爱，还有无畏的精神。你们可能知道，因为听了妈妈的话，我自幼学习中文，学习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后来成为驻华使馆的外交官、商业咨询顾问、省政府秘书长、国会议员、外交部长、国家总理，现在是一位“老干部”和国际公民。一路走来，中国一直是我人生的一条主线。
肖连兵：您写此书与您在中国的经历有关，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陆克文：我第一次到中国是在1984年。后来，我还去上海做了一段时间的代理总领事。记得我第一次与汪道涵市长见面，是在上海大厦餐叙。汪市长说，上海的改革开放已经落后全国。他告诉我们，邓小平很想看到上海的发展，他还请我们“国际友人”多多帮助上海的发展。5年后，我再回到上海的时候，朱镕基市长宴请我们。在宴会上，上海市政府宣布要成立浦东经济开发区。当时我们看窗外，黄浦江对岸什么都没有。我当时想，他肯定在做梦！今天再看浦东，只用了30年，这个“中国梦”已经实现了。
后来到中国的时候，我看到北京举办奥运会，上海举办世博会，杭州举办G20峰会。我在成都看到绿色能源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广州看到创新的生态设计小镇，在深圳看到世界级的科技中心，也在重庆、武汉、西安、昆明、贵阳、福州等地，看到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潜力。我看到，中国的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中国贸易额世界第一，人民币也开始成为国际货币，中国经济对世界的贡献和影响越来越大。我看到，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议题。我看到，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成为越来越主流的看法。中国还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了亚投行。中国对于联合国和国际多边机构的支持越来越大，对国际社会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对地区和全球治理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新的技术革命很有可能重塑社会经济契约，新的地缘政治很有可能重塑国际秩序格局。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一代人的时间，而一个崛起的中国正处在这一切的中心。所以我一直认为，中国需要了解世界的年青一代，这有助于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世界需要了解中国的年青一代，这有助于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年青一代是中国的未来，也是世界的未来，所以我要写这本书给中国的青年。（感谢钱镜先生对本文的协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