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及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进行了战略部署，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尤其指出，中国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意味着，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并不是当今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翻版，因为工业革命后以发达工业化国家为标准的现代化带来了全球环境不可持续的危机，现代化概念需要注入新的内涵。但是，现有关于现代化的概念、发展内容、组织方式、商业模式、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很大程度上均是在传统工业时代建立并为其服务的，无法满足生态文明和新发展理念下中国新的现代化转型要求，应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概念，进一步深化改革。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内涵

（一）现代化的新内涵

经济现代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what），即发展的内容；二是如何实现现代化（how），即实现现代化的方式。后发国家对现代化的探索，主要集中在如何实现发达国家那样的现代化，对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的思考相对较少。中国自洋务运动后开启的现代化探索，主要集中在“how”的问题上。在“what”的问题上，则以发达国家为默认标准，并没有对发达国家现代化内容本身进行太多质疑和反思。在“how”的问题上，通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改革探索，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就，走出了一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道路。 [2]

十八大后，中国提出了新发展理念、生态文明思想、不忘初心、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变化的论断、“美好生活”概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等一系列新的理念、论断以及改革与发展战略，并坚定不移地进行发展方式的转换。 [3] 这些新的提法，反映了中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深层问题和解决思路，背后实质是对基于传统工业时代的现代化概念的重新反思。

（二）中国为何率先提出新发展理念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如此短时间取得了世界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现代化成就。可以说，中国是工业文明的最大受益者之一。那么，作为既有现代化模式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为什么中国不是继续这种现代化轨迹，而是提出要彻底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4]

第一，中国现代化过程遇到了其他国家同样遇到的不可持续的世界性难题，不得不转变。有两个世界性难题：一是基于传统工业化模式的现代化模式，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不可持续问题，包括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全球气候变化危机； [5] 二是“现代社会病”，包括福祉、社会问题，以及环境破坏和现代生活方式引起的大量健康问题。尤其是，中国在一代人的记忆里，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好处和弊端均有切身体会。这就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第二，5000年连绵不断的文化底蕴，为中国提出新发展理念和新的现代化概念提供了足够的养分。一些人将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简单归于学习西方管理经验和市场经济的结果。但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后发国家都在寻求现代化，为什么只有中国这样的少数国家能够成功？这背后，有中国无形的文化因素在起作用，而这些无形因素在标准经济学中往往被忽略。文化因素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发展理念和行为方式，从而对经济绩效产生关键影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因此，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亦代表中华文化的复兴。

（三）生态文明带来现代化标准的转变

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价值观念的重大转变是其前提；从不可持续的传统工业文明到基于生态文明的现代化概念，同样需要价值观念的重大转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意味着两个方面，一是视野的扩大，即从传统工业文明“人与商品”的狭隘视野，转变到生态文明“人与自然”的宏大视野。这种转变类似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转变。二是新发展观或价值观的重建。发展目的是提高人们福祉，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需要。基于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模式，往往导致增长与福祉相背离。一旦用新的现代化坐标系来衡量，则关于成本、收益、最优化等传统概念就会发生很大变化，由此带来供给内容的转变。 [6]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改革

十八大以来，在生态文明和新发展理念下，中国进行了系统的改革顶层设计。在发展理念和绿色发展探索上，中国在很多方面实现了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超越。中国未来的现代化，显然不是过去传统工业化模式简单的线性延伸。

（一）重大改革进展

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从宪法、党章、国家发展战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律体系、具体机制设计等不同层面，中国建立了生态文明“四梁八柱”总体框架的顶层设计。

第一，中国将生态文明建设同时纳入宪法、执政党党章、国家发展战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法律和制度保障。中国亦成为保护环境决心最大的国家之一。生态文明的核心，是环境与发展的相互促进关系。生态文明在中国至上的法律地位，意味着中国对于通过保护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的坚定信念和信心。

第二，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生态文明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必须坚持的内容进行了具体规范，提出“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包括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

第三，在实施层面建立了完备的体制和政策框架。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50多项相关具体改革方案，包括《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纲领性文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主要是从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自然资源监管、生态环境保护三大领域进行制度改革与设计。

第四，在一些具体领域取得突破。包括：环境立法思想取得突破，明确了环境保护法的综合法地位和“保护优先”原则；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资源高效利用制度、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改革等方面，均取得突破性进展；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改革取得突破；目标责任体系和问责机制改革取得突破；市场化改革有突破性进展，如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资源税、环境税、生态补偿，以及水权、用能权、排污权、林权、碳排放权的交易制度试点。

（二）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超越

从传统工业化模式到绿色发展转型，对所有国家而言都是新生事物。在发展理念和发展实践上，中国从过去的“学习者”，正努力成为“探索者”和“引领者”。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看，生态文明绿色发展至少在以下方面实现了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超越。

第一，超越传统工业时代的视野。西方工业文明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之上，从“人与商品”狭隘的视野认识和满足人类需求，对外部环境的冲击并未充分纳入消费者和企业行为的决策范围。这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恶性循环。生态文明则超越传统工业文明视野，从“人与自然”更宏大视野衡量人类行为，为人类最优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坐标系。 [7]

第二，超越传统工业文明价值观。基于工业化模式的消费社会，强调物质消费至上的价值观，生态文明则同时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强调生态环境对生产力和福祉的改进效果同样也创造价值。不同的价值理念，对应着不同的发展内容和资源概念。这样，价值理念的转变，就使经济增长有可能摆脱对物质资源的依赖，同时也大幅拓展了经济发展的潜力，做到“越保护、越发展”。

第三，超越了工业时代的标准经济发展理论。各国现有发展模式及奉行的发展理论，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工业时代的产物，经济发展被视为一个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 [8] 在环境和发展的认识上，传统的发展理论普遍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存在两难选择，将所谓环境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作为处理环境问题的规律， [9] 而这种倒U形曲线并不真正成立。 [10] 生态文明新发展范式则揭示环境与发展之间可以做到相互促进。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层面，这种认识都是对传统工业时代发展理论的超越。

第四，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根本解决之道。由于传统工业化模式下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冲突关系，全球气候变化、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等全球性目标难以实现。只有在生态文明新发展范式下，这种冲突关系才可能成为相互兼容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因此，生态文明就为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根本解决之道。

三、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主要经验和主要问题

（一）主要经验

第一，发展理念和远见卓识对于改革至为关键。绿色转型是一种发展范式的跃变，它面临着类似“鸡生蛋、蛋生鸡”的两难困境。即如果没有足够的绿色成功证据，则风险厌恶的政府就不会采取有力的行动；如果不采取有力的行动，则证据就不会出现。此时，领导人的远见卓识、愿景和改革勇气，就起着决定性作用。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下，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认识和愿景，就为打破这种两难冲突提供了保证。

第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发展的根本目的或初心是增进民众福祉，而不是商业利益至上。传统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发展的目的和手段本末倒置。GDP只是发展的手段，人民福祉的提高才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而那些难以市场化从而难以转化为GDP的良好生态环境，则是普惠的民生福祉，是“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三，中国政府强大的执行能力。绿色转型是工业革命后最为广泛而深刻的发展范式的变革。它会使经济跃升到一个更有竞争力的结构。但是，这种转型面临一个典型的公共选择和协调问题。虽然转型有望提高整体经济的效率，但个体却存在搭便车激励，这就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推动。政府的推动，相当于提供一种转型必需的公共产品。在推动绿色转型方面，中国政府强大的动员能力，成为其独特的优势。中国目前推行的很多改革和试验，在其他国家往往很难做到。

第四，有效的市场机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市场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绿水青山”转化成“金山银山”，根本上靠有效的市场机制。很多基于良好生态环境和文化的新兴产品和服务，难以用传统工业时代的模式实现其价值，需要依靠商业模式和企业组织模式的创新，而灵活充满活力的市场机制就成为关键。

第五，改革的顶层设计与地区创新。中国改革从过去“摸着石头过河”的自下而上探索阶段，进入更加依靠顶层设计的阶段。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后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不只是传统工业化模式体制框架下的修修补补，而是需要全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与此同时，中国充分发挥其大国优势，通过地区竞争充分发挥各地的创新精神，在不同条件的地区进行各种生态文明的制度试验，然后将行之有效的地区试验上升为全国性改革措施。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对生态文明的认识，不少还停留在狭义的生态环境方面，将生态文明等同于环保、节能减排、植树造林等，未能深刻领会生态文明的深刻内涵。环境问题的背后，是发展内容和方式的转变问题。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不仅需要彻底改变生产方式，也要深刻改变消费方式。这意味着，现代化的内容亦要发生改变。与其对应的，就是新供给内容。

第二，未能充分建立起生态文明目标的“自我实现”机制。政策目标的实现取决于相关利益主体是否有相应的激励。由于现有发展理念、商业模式、基础设施、体制机制等均是在传统工业时代建立并为其服务的，生态文明这种前瞻性思想，需要有新的支持体系。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目前各地普遍存在“新瓶装旧酒”的情况，以生态文明之名，行传统工业化之实。

第三，“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存在障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价值观念障碍。对为什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还认识不充分。由于“绿水青山”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很多都是无形服务，其对工农业生产的重要作用未能被充分认识。同时，由于目前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概念是在传统工业时代形成的，转变观念需要一个过程。二是转化机制。传统工业化模式主要建立在物质资源基础之上，更多的是将“物质资源”转化为“金山银山”，而生态文明更是将无形的“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这就要求不同的体制机制、发展内容、政策体系和商业模式等。

第四，生态文明理念未能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各方面，在一些重大战略和政策中未能充分体现。比如，生态文明不仅需要生产方式的改变，更需要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改变，但主流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却是不加区分地刺激消费，将扩大消费作为增长的手段，在经济处于下行时更是如此。生态文明并不只是转变消费方式，更是转变消费的内容，以让经济增长摆脱对碳排放等的依赖。

第五，人们普遍低估中国2060年碳中和目标背后的巨大机遇，以及其可能带来的挑战。2060年碳中和目标同2030年碳排放达峰目标具有本质区别。如果说中国实现2030年碳排放达峰目标更多的还只需要在政策上“边际地”改进的话，2060年碳中和目标则会给中国经济带来脱胎换骨的变化。它意味着中国经济现有的基础将彻底改变，不只是能源、交通、建筑等直接同碳排放相关的部门会发生巨大变化，还会由此引发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商业模式等的革命性变化。与此同时，由于心理、制度、商业等方面的准备不足，也会带来相应的转型风险。

四、今后改革重点内容

以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为新起点，开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两个新征程”：一是超越以发达工业化国家为默认标准的现代化内容，基于中国文化价值观赋予现代化新的内涵；二是建立实现这种新的现代化内容的新体制机制。从十九大关于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发生转变的论断出发，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核心，不断催生新的供给。

（一）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新要求揭示其新内涵

新的现代化道路，从一直以来关注“how”的问题，转变到同时关注“what”和“how”，尤其是如何为新的现代化内容建立相应的体制机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尤其要植根于中国5000年文化传统，对中国文化中小康概念的原有内涵发扬光大，将其融入新的现代化论述中。原有小康概念的内涵同传统工业时代现代化内涵的最大区别，就是对美好生活的不同含义，前者强调适度物质消费和人的全面发展，而后者基于物质至上的消费主义。但是，原有小康社会的概念反而是被传统工业化概念改造，成为GDP为主的概念，一定程度上丢失了小康概念中原有的更丰富和有价值的内涵。

（二）基于生态文明重新认识高质量发展，并建立新的现代化测度标准

现有关于高质量发展的讨论，很多未能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理念，还是“传统效率定义”意义上的高质量，并不能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标准。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高技术、高效率、产业升级、高附加值等，也需要在新的生态文明框架下进行定义。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并不一定意味着高质量发展。一旦在生态文明更大的框架下重新定义成本和收益的概念，将传统模式下的外部成本、隐性成本、长期成本、机会成本考虑在内，则原先一些在传统工业化狭隘视野下被视为高质量的发展，可能就成为低质量发展。发展的目的或初心是提高人民福祉。违背初心的发展内容，效率再高，也不能称为高质量。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发展的目的和手段一定程度上本末倒置，有些经济活动虽然提高GDP，但更多的只是商业上的成功，对人类福祉改进并无裨益，反而可能对福祉带来长期或隐性危害。因此，必须根据十九大提出的“美好生活”概念转变GDP内容，进一步淡化GDP的评估与考核作用。

（三）基于生态文明挖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内涵，实现供给内容和供给方式的绿色转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在“三去一降一补”的任务基本完成，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新的历史内涵。这个新的内涵，是要保证发展内容不偏离提高人们福祉这个初心，对于发展什么和不发展什么，从国家战略和政策上进行必要的引导和调整。原则是，对那些负外部性、长期成本、隐性成本、机会成本高和影响人们福祉的经济活动进行抑制，对那些绿色经济活动进行鼓励。具体而言，一是促进新兴绿色供给，二是对无效经济活动进行抑制，三是促进那些难以市场化和货币化的服务供给（比如生态环境文化等普惠的民生需求）。

（四）在全社会开展新生活方式运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

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最大的前提之一，就是观念和消费模式全面而深刻的转变，即从节俭的生活方式向大规模消费的生活方式转变，以为大规模生产提供市场，从而形成以消费社会和大量无效经济活动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同样地，从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也需要一场全面而深刻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变化。这种变化被大部分的标准经济学家视为不可能，或被视为一种计划经济思维。但实际上，大量行为经济学研究表明，所谓消费者“自由选择”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假象，消费者行为（喜欢什么或不喜欢什么）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被无形商业力量系统性操纵的结果。

（五）基于5000年传统价值观和现代化成就，建立更加开放包容的社会

鸦片战争后，中国因为落后形成了长期的文化不自信，甚至一度将传统文化视为现代化的障碍。但是，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证明，中国文化不仅能够同西方工业文明完美结合，亦能为解决传统工业文明的内在危机提供新的出路，其中包括有效的市场机制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国对自己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有利于建立更加开放包容的社会。

五、跳出传统工业化的思维困局

基于生态文明新的现代化概念，包括应该鼓励发展什么和不鼓励发展什么，以及用什么标准及手段来实现之。总的方向是，通过对“美好生活”价值体系的重塑，以及将视野从狭隘的“人与商品”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更宏大的视野，则传统工业化模式下的成本、收益、最优行为等概念就会被重新定义，由此带来发展内容和经济体系的重塑。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原先一些高效率和高质量发展，可能就成为低质量、高成本经济，而原先一些高成本的绿色经济，可能反而成为低成本经济。

此次全球新冠疫情，为重新思考现代化概念提供了一个机会。抗疫采取的前所未有的措施，是一次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且在常规情形下绝不可能进行的改革大测试。它不仅揭示了新的现代化方向，也让我们看到了实现这种现代化的可能性。新冠疫情的具体原因虽然非常复杂，但根本原因却是基于传统工业化道路的现代化模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这实质上是全球不可持续发展危机爆发的一种表现形式。新冠疫情的出现，则是从内容到组织方式对既有现代化模式的大幅校正。在内容方面，此次大测试最意外的发现或许是，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并不是原先以为的那么困难。猝不及防的疫情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人们却发现，原先一些一直以为非常重要的内容，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而原先很多未曾在意的内容（包括非市场化的健康、与亲人的团聚等），原来如此重要。同时，由于疫情阻断了常规的贸易模式，新的基于互联网的贸易模式开始兴起。

这也恰恰证明，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其实是被商业力量过度改造的结果。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关于现代化的观念是在工业社会形成的，接受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亦是工业社会的产物，这使得大部分人陷入所谓柏拉图洞穴寓言的思维困境，无法理解和接受新事物。一旦跳出传统工业化的思维困局就会发现，很多长期确信无疑的观点和理论其实似是而非，而一个新的观念和局面就会形成。尤其要澄清：

第一，对现代化和“美好生活”的重新定义，不是行政干预和计划经济的回归，而是对传统工业化模式以及过度商业利益驱动的消费社会的纠偏，或者是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纠偏。

第二，强调观念的变化对发展的影响，也不是20世纪80年代“政府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的准计划经济思维，而是在新时代对政府和市场职能的重新定位。

第三，不仅要将政府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亦要给资本力量套上缰绳，让其在制度约束下运行。政府权力和资本，本质上具有相同的扩张属性。只要没有足够的约束，他们就会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扩张。在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时，要避免将资本和“企业家”浪漫化。

第四，强调“美好生活”不是不要经济增长，而是要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是要增长、福祉、环境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统一。

[1] 本文作者张永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本文是作者在2020年第12期《财贸经济》发表的文章基础上扩展而成的。

[2] 张永生。基于中国发展经验建立关于现代化的新论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十四五”研究课题报告，2019.

[3] 详见中共十八大、十九大报告。

[4] 刘世锦，张永生，等. 绿色发展新时代——中国绿色转型2050[R/OL]. http://www.cciced.net/zcyj/yjbg/zcyjbg/2017/201801/P020180124359320301783.pdf.

[5] Rockstrum, J., Steffen, W., Noone, K., Persson, A., Chapin, F. S., Lambin, E. F., ...Folke,C.“A safe operating space for humanity”. Nature , 2009，461, 472-475.

[6] 张永生。生态文明不等于绿色工业文明[M]//潘家华，等。美丽中国：新中国70年70人论生态文明建设。北京：环境科学出版社，2019:472-479.

[7] 张永生。生态文明不等于绿色工业文明[M]//潘家华，等。美丽中国：新中国70年70人论生态文明建设。北京：环境科学出版社，2019:472-479.

[8] Grossman, G. and Kruger, A.B. 1991.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AFTA agreement”.(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914.). Lewis, W.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M]. London:Allen and Unwin，1955.

[9] Fujita M, Krugman P. 1995，“When is the economy monocentric?: von Thunen and Chamberlin unified”[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 1995, 25(4):505–528. Grossman, G. and Kruger, A.B. 1991.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AFTA agreement”.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914.). Kuznets,S., 1955,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Vol.45, No. 1, pp. 1-28.

[10] Alexander, S. and Rutherford, J. 2019, “A critique of techno-optimism:Efficiency without sufficiency is lost”, Routledge Handbook of Global Sustainability Governance ,Print ISBN: 9781138048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