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科学时报》就《哲学·科学·常识》采访）
陈老师，您的新书《哲学·科学·常识》考察了科学和哲学的关系及历史发展，也提出了自己对于哲学命运的思考，能否请你谈一下您写作这本书的主要思路？
主要思路说起来比较简单。很多人说过，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是个哲学问题，事实上没有哲学家不考虑这个问题的。化学家就不一定要去思考化学是干什么的。我们要思考哲学是干什么的，这不可能脱离科学的发展来思考——一开始，哲学科学就是一回事。后来分了，从它们分道扬镳的关节点上，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今天的哲学是什么，反过来看看哲学一向是什么，以及今天的哲学与过去的哲学有什么不同。我把我在这些方面的思考写成了这本书。
人们常说，哲学追问的是为什么的问题，科学回答的是“怎样”的问题、机制的问题，科学关于“为什么”的追问都要还原到“怎样”。比如，为什么会产生生命？最后要问的是：什么样的化学结构能产生生命？怎样能够提高效率，或怎样能够达到经济上的平等？它不问人为什么要平等。当然，为什么和怎样常常难解难分，尤其涉及人类事务，怎么达到平等，达到什么样的平等，或明或暗地总是连着为什么要平等这样的问题才得以开展。
现在有很多人把科学当作解决一切问题的方式。我们需要弄清楚科学所能解决的问题的范围，有点儿像康德尝试找到哲学的限度。依仗科学，“纯客观认识”占据了统治地位，这种统治造成了很多问题。这本书回溯人类认知的发展，看看科学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是怎么达到的。看清楚了是怎么达到的，就有可能更清楚地看到实证科学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能力，同时又看到它会有什么限度，它在获得客观性和普遍性的时候付出了哪些代价。
我同时希望说明，只有实证科学才能提供客观普遍性的理论，这不是哲学所能成就的，但更本质的是，这不是哲学所要做的。
您强调常识世界的目的是什么？
这本书并不是要强调常识。一般说来，穷理不同于行动指南，不是要“强调某种东西”。探讨义理时也会强调某个要点，那是因为忽视了这一点就难以澄清某些结构性的联系，常识、哲学、科学三者之间有结构性联系。
那您能否简要谈谈哲学、科学、常识这三者的关系？
常识可以指普通人都有的知识，也可以指普通人都懂的道理。说“你这个人没有常识”的时候，有可能是说你连一些简单的事实都不知道，有时候是指你连一些浅显的道理都不明白。Common sense这个英文词更偏于常理的意思。
哲学——科学起于对常理的反思。常理是些自然的、明白易晓的道理，那是说，在适当的场合。一个常理，换一个场合，就可能不合理了。比如，组织游行应该经过所在地当局批准，否则就是非法的，但若无论申请什么游行，这个当局从来都不批准，你说它未经批准就是非法的，就不那么通顺了。但他的确不符合法律规定啊。他要为自己辩护，就得从更进一层去探究建立这些法规的道理何在。常理是些就事论事的道理，东一处西一处的道理，虽都有理，但这些道理局部而短浅。在追问之下，我们来到一些更深的道理，在这里，一些原来看似不相连属的道理得到贯通。我把这称作穷理。我觉得从穷理来理解哲学活动挺好的。
常理当然是由自然语言来表达的。我把跟自然语言连在一起的理解称为自然理解。在我们的自然语言里，事实性的东西跟我们的感知通常混在一起，比如说冷热，冷热是在说事物，天冷，水冷，火热，心热，但它不只单说事物，它连着我们自己的感觉一道说，没有知冷知热的感觉者，也就无所谓冷热。这有时会带来困扰：常常，你我的感觉不同，同样的天气，你觉得冷，我觉得热。自古至今的相对主义常说到一个人的蜜糖是另一个人的毒药什么的。这还是些最简单的情况，事涉历史、政治，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很难说到一块儿去。
公有公的理，婆有婆的理，这事儿总是让人困扰的。我们也许会指望，通过穷理，可以达到更深的道理，在那里，万化归一，最后达到同一套道理。历来有很多哲学家的确是这么想的。可是事实上，从来没有哪个哲学家最终发现过一统天下的哲学体系。我把哲学理解为贯通道理的努力。但没有把世上所有道理统统贯通这回事，永远会有不同的体系。有唯一的物理学，却没有唯一的哲学体系。中国的儒学、经院哲学某个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曾有过一统天下之势，不过，那不是通过论理达到的，靠的主要是政治力量，并非当真他们的道理说服了所有人。只要穷理活动仍然连着我们自己，连着我们的感知、感受，仍然用自然语言或准自然语言表述，它就做不到这一点。
要从根本上消除分歧，我们必须把研究对象中的感知成分清除出去，只留下纯粹的客体，用事实性的语言来刻画。例如，我们不说这盆水是冷是热，而说它是摄氏25度，不管你觉得它冷还是觉得它热。科学系统清除自然理解里的主体因素，进行系统的客体化，探求这些客体之间的关系，建立起解释纯客体世界的理论。
我们的常识里有不少是纯事实性的，我们的自然语言中也有纯事实性的成分，例如我们正在说到的“水温”。这些成分分散在我们的理解里，构不成一个纯客观的世界图景。这些纯客观的东西为科学提供了线索，不过，科学不是把日常世界中那些事实挑出来，拢到一起，科学有它的总体规划，即建立起纯客观世界图景。
不消说，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这里我特别想说到的一点是，为了把研究对象中的感知清除掉，科学需要一种新的语言，需要一整套新概念，比如，完全摈弃冷热这样的语汇，换成温度的语汇，把远近的语汇换成距离的语汇，把平常所说的运动静止转换成力学的运动静止。
我们从来不是生活在一个纯粹事实的世界之中——如果是那样，我们一开始的理解和语言就会是纯粹事实性的了。我们讨论美丑善恶，不可能离开我们对生活的感知和感受。我们现在常讨论权利，这些讨论不是纯粹事实性的考虑。权利总跟谁的权利，谁在谈论权利这些因素纠缠在一起。人们有时候会把权利说得像是客观存在似的，但我相信这更多是宣传式的说法。
现在，很多人认为，只有科学问题能够有意义地讨论，事涉善恶美丑，我们最多只是表达各自的主观看法而已。这我完全不能同意。这些事绪的确不只是事实性的问题，它们要以另一种方式来探究——简单说，对话式的探究。探究所能达到的也不是“科学真理”，而是对话式的、翻译式的理解。刚才说，有唯一的物理学，却没有唯一的哲学体系，但这些体系并不是互相隔绝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相对话、互相翻译。
哲学和科学都超出常识，但方向不同，方法也不同。哲学始终有别于对象化的科学研究方式，它始终连同主体性本身来言说世界的道理。就说语汇吧，穷理过程中会发展出一些论理词，例如经验、理性、理、器什么的，它们不像科学术语，它们从来不是单单关乎事实性的语词。大面上说，哲学是用自然语言说话的，自然语言中的语汇跟感知连在一起，它们直接是有意义的。
这里只是大概言之，有大量具体而微的论题，很多我已经写在书里了。
您建议把近代科学称作“实证科学”，能解释一下实证的确切含义吗？
确切含义说不好。让我举个例子吧。1000以内有多少个素数？168个。这个你可以用最笨的办法一个一个算出来，也可以用比较聪明的办法去算。1001到2000里呢？也可以算出来。算出来，你就掌握了一些事实，它们是实证的“真理”。但这些事实说明什么呢？可能是你的导师让你去算，你不知道他想干吗。一批学生去算，把结果给了导师，导师一看，发现了素数定理，这些实证真理的意义有了着落。但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现代科学只问世界是什么样的，不问这样子的意义是什么，truth这个词差不多等同于fact这个词了。从前的哲学家也重视事实，但他们更多是从意义着眼的。当然，事实与真理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我眼下只说说我对“实证”的理解。
您区分哲学和科学，那您显然不同意用科学的方法来从事哲学？
为避免误解起见，就说不同意用物理学方法来从事哲学吧。物理学家要把自己的心性跟他的研究对象完全隔离开来。哲学是自然态度的一种延伸，你可以说所有哲学都是“自然主义”的，但并非现在常用的naturalism，这个词差不多等同于“自然科学主义”。科学也是从自然主义延伸出来的，但它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不含心智的事物，而哲学以自然的态度来看待含有心智的事物。
你要说，科学干得那么漂亮，哲学还有啥干头，这也罢了，但你要说科学干得这么漂亮咱们都该用实证科学的方式来做哲学，我就完全不同意了。凡是走这条路子的，我都觉得投错了行，你那么迷科学方法，脑子也不笨，你干吗不在某个科学领域试试身手？用科学方式做哲学，并不能把哲学变成科学，也不能为科学做出什么贡献，只是把哲学变成比较无趣的智力游戏。当代学院哲学很大一部分很像智力游戏，只不过跟科学研究相比，智性含量不算太高。
我有个比喻，听过的人说挺有意思，我在这里说说看。本来，学问是有组织的，各门学问怎么组织，从前，这在很大程度上依它们与心性怎样联系组织起来。后来兴起了近代科学，它另有一种组织知识的框架。科学把它能够组织的知识安排得井井有条，这种严密组织的代价是把熵输出到科学知识体系之外，结果，科学这个大知识体之外的所有知识学问陷入一片混乱，有人甚至认为，科学之外没有知识、学问、道理，剩下的只是一些零七八碎的主观体验。我不能同意那样的图景，好像要么是普适理论，要么是零星感想。两者之间有一个广大的领域。哲学同样是求真的。有学生归纳我的思想：没有唯一真理。不算错，但若没有另一面，这种看法就稀松平常了。不唯一，然而是求真。想想你怎么思考一个问题，在一个意义上，就像思考一个几何题一样。
哲学不是捡破烂的，把科学不愿做的不能做的事情捡到废品收购站，哲学仍然是智识的贯通（intellectual consilience），它借助反思来组织我们的经验世界，这包括摆正科学的位置。这听起来有点儿是要从头收拾旧河山了，但事情好像就是这样。就哲学不离心性而言，人各有心性，哲学思考总是孤独的，就哲学是贯通之学而言，高山流水，自有知音。
作为哲学家，您也研究科学和数学，请谈谈数学和哲学的关系。
远远谈不上研究，但这个可以不管它。
数学语言是纯客观的语言。科学追求客观性，要采用客观的语言，到了极致就是数学语言——物理概念最终要能够用数量关系来定义。数学是达到纯客观性或不如说去主体性的终极手段。
笛卡尔已经注意到，数学这种由纯数量关系界定的语言使得长程推理成为可能。科学通过数学方式进行长程推理，构建有效的理论去探索那些远在天边无法经验到的事物，使得物理学即使探入那些遥远的领域也仍然能够提供可靠的知识。
只有去除主体性、去除描述手段的感性意义，我们才能进行长程推理。正因此，哲学原则上不使用数学方法——哲学首先并始终关心的恰是事物的意义，而不是要脱去感性和意义来把握事物。
意义是与主体的感受性连在一起，意义、感性有远近，离开意义的中心越远，意义就越淡越疏。阿凡提给朋友的朋友喝汤的汤，朋友的朋友比朋友疏远，汤的汤比汤寡淡。哲学不使用数学方法，从而在哲学工作中没有也不可能有长程推理。
但人们常说哲学和数学有很多相同之处。
的确是这样。最简单的相同之处是，哲学和数学更多都是形式研究而不是事质研究。不妨说，数学和哲学不是对世界的描述，而是在探究描述世界的方式。最粗略地说，数学创造物理学的语言，哲学探究自然理解背后的概念联系。当然，比较起哲学，数学的形式性更加突出，有些数学分支看起来是纯形式的，乃至于一旦发现它们居然能够有物理应用，人们觉得十分惊奇。数学为什么会有这类出其不意的应用，至今仍没有人对此做出充分的解释。
哲学和数学都具有更高的普遍性，这跟它们是形式研究相联系。
与之相联系的还有另外一点：哲学和数学都具有更高的确定性。哲学的确定性和数学的确定性那么不同，甚至可以说其确定性的性质相反，所以，说哲学和数学都具有高度的确定性显得很突兀。数学的确定性比较明显——虽然也有不确定的一面，M.克莱因的《确定性的丧失》专门谈这方面——那我就哲学的确定性多讲两句。
哲学的领域很宽，外围是观念批判——现在叫文化批评，核心则是概念探究。我这里说到确定性，是就概念探究说的。所谓概念探究，就是考察知道、因果、时间、快乐这些概念。这些概念，我们都蛮熟悉，但如黑格尔所言，熟知不意味着真知，我们可能从来没看到它们的深层联系。尽管如此，这些联系稳定地包含在我们对概念的使用之中，具有相当的确定性。概念考察做得是否对头，原则上我们也能明判。
跟文化批评相对照，这一点十分明显。在文化批评领域，不仅人言人殊，而且，天马行空，思想跳跃，论断大胆。这类论断，虽然不那么落实，但有时会深富启发。这怪让人羡慕的。从事概念考察的人比较偏爱思想可靠性，在这一方面，我猜测哲学家和数学家是气质十分相似的人。
不过，哲学的确定性与数学的确定性两者性质不同。数学的确定性来自定义和推理规则的严格界定。你走得对不对，可以分成一步一步来检验。哲学探究的确定性则来自另一类标准：你是否出自内心深处的觉悟参与到精神的对话之中。海德格尔把这称作“内在的严格性”。这当然不是一种容易达到的严格性，因为我们往往停留在虚假观念营造的自我之上，所谓互相对话只是人云亦云的一些说辞。内在的严格性也许太内在了，那就先从外部的严格性开始。柏拉图学园要求学生先接受数学训练，这是个好主意。在社会生活中也是这样，说到最后，心诚而已矣，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但一开始，我们得从学习洒扫应对开始。
还有很多可谈的，总之，哲学在有些方面跟数学最近，在有些方面和数学离得最远。大家都感觉到这些，但要把这些远远近近说清楚不容易，我也说不大清楚。
您是从八十年代过来的，人们都说，八十年代重思想，九十年代重学术，您也这么认为吗？
八十年代重思想九十年代重学术，这个概括的确说出了点儿什么。关于八十年代，有太多可说的，说到思想，我要说，八十年代是鼎革以来思想最自由的。说起来，八十年代思想活跃还真跟那时候学术门槛比较低有关系。那时候，你翻译一本介绍维特根斯坦的小册子，你就成了维特根斯坦专家，现在，任何一个博士生要写维特根斯坦，读过的相关材料都比你当时读过的多十倍。当然，他未见得更有思想性，实际上，除了他的专业领域，他的知识可能并不多，他那点儿专业阅读没有深厚的思想经验和阅读量支撑。
我们读哲学，多半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思想，提升了你自己，就好了。学术不是这样的，你的理解是否正确可靠，这是个基本要求，你发言，一定要言之有据，这就要求你做得更深入更周密。提高学术门槛有个好处。现在，一个学者若在一个领域没有下过相当功夫，大概不会去写这个领域的论文，去开一门课，也就在饭桌上可以聊聊。现在，请一位专家来讲唐史或宋史，不管我同意不同意他的观点，觉得他高明不高明，他依据的材料一般是可靠的。
但门槛高了也有坏处：讨论越来越窄，你不是我这个领域的专家，你就别插嘴。你是哪个领域的专家？中国史专家？太宽了。中国中古史专家？还是太宽了。你也许只是唐朝末年科举制度的专家。学无止境，在一个小领域里，我做得比你更专，那么，除了我谁都别说话，是吧？学术门槛建得太高，学问就越做越窄了。因为顾忌学术门槛，出了自己的专业范围，什么都不敢说，或者，没地方去说。咱们谁都不是专家，谁都没有资格去开一门课，但咱们在座的所有人都读过一点儿中国历史，三皇五帝到康熙乾隆你都知道点儿，对不少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说不定有哪种看法有点儿意思，甚至专家听了也觉得有意思，要是谁都不在自己专业外的领域发表意见，这个有意思的想法就浪费了。余英时写了本《朱熹的历史世界》，有宋史专家出来挑错，还说，你不是宋史专家，来谈宋史就越界了。挑错，只要挑得对，当然好，但如果余英时都没有资格谈宋史，门槛就太高了。有人张罗中西哲学对话，我得读多少中国哲学才能跑来跟你对话呢？你说，你先回去读三五年朱熹，读个三五年王夫之，先秦三五年当然不够。我这一辈子就这么几年，还对什么话呀。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我们每个人只能在一个小小的领域做一点专门工作。
当然，要看专业。分子生物学，你不是专家，很难说出任何一点儿有意思的东西，但文史哲始终有相通的一面。要说了，物理学家甚至偶尔也从科幻作品得到启发呢。再例如薛定谔关于生命本质的讨论——不过那多半出现在一个学科发轫的时候。
前几年有一场关于学术规范的大讨论，您怎么看待这场讨论？
刚才说了，做学术，得出的结论要言之有据，学术规范的一部分就是要为这个提保障，引文要注明出处，等等。至于不可剽窃等等，说不上是学术规范，那是一般的规范，做人做事都要遵从的。
当然应该提倡学术规范，不过，像所有规范一样，不宜过细。更糟糕的是把学术规范当作学院人的特权，制造出一套行话。至少在哲学这一行，我相信，要容纳多种多样的言说方式。
您说八十年代思想活跃跟学术门槛低有关系，那么，能不能两者兼顾呢？现在的情况，是不是专家太多通儒太少？
难说现在专家太多通儒太少，要说，没几个专家，也没几个通儒。笼统说来，我是想问，有没有什么办法，既能维护学术纪律，又不至于把学问越做越窄？例如在学科壁垒之外另建一个平台，外行和半外行可以来这里谈谈。学科之内，是专家在谈，比如考定某座汉墓的墓主是什么人，那是专业，你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就免开尊口，没什么好说的。史学里的考据，我们外行无法判断这些专门的工作为史学提供了共同财富，抑或只是为了完成论文指标所做的繁琐考据，这要由历史学这个学科内部去决定。当然，行家们并不总是对的，但反正不能看普通人怎么说。而有些事情，你不是专家也可以来谈谈。赵汀阳既不是中国史专家也不是中国思想史专家，但他可以来谈谈中国的天下观念。他谈天下是在谈论一般观念，他也用一些史料，但根本上他是在借史料谈一个观念，一个想法。他的阐论你不满意，你可以批评他，没谁拦着你批评。更主要的是没人拦着你用一种更好的方式去做。但不要拿出专家的身份压人。要谈政治理念我就不可能不涉及古今中外的政治史，但我不是任何一段政治史的专家，那怎么办呢？就不能谈吗？当然，从学术自律的角度来讲，这样谈的时候不要反过来做出唯我知道的专家样子。多多少少要给出一个标志，表明这里谈到的是一般观念，不是在混充学问。
您从事哲学教育多年，请谈谈现在的专业建制对哲学研究有什么影响？
我一贯的看法是，哲学不是化学那样的一个学科。关于这一点可以讲很多，这里只讲最浅显的。你学化学学到一些特殊的知识，化学知识，你研究晚唐史你有一大堆晚唐史的知识，但没有什么知识叫做哲学知识。哲学不是这样一个单独的知识领域。哲学没有真正的教科书序列，读哲学书，无非读两类，一类是凡读哲学的人免不了要读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以及哲学史，这些书，不光哲学生读，凡读书人都会读一点儿。另一类跟你正在集中思考的主题密切相关的，你正在语言哲学领域里工作，会去读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克里普克，你钻研海德格尔，会去读一批研究海德格尔的二手著作。
哲学不是一个特殊学科，设立哲学系本来是不得已之举，大学里各门专业都划分成系、所、院，哲学怎么办？
您好像一直是反对哲学过度专业化的？
过度专业化当然不好啦，已经“过度”了嘛。哲学怎么专业化呢？可能是说，你精读了一些哲学经典，比如说你对康德的文本有系统研究，他对海德格尔的文本特别熟悉。这时候，他是专家，有点儿像谁是六朝史专家。当然，要成为康德专家，除了熟悉文本，你还得有相当的哲学能力，但哲学史家一定不是最出色的哲学家。实际上，大哲学家不大可能写出相对客观的哲学史，他太想论证他自己的东西了，很难透入与他自己观点不合的那些思想，相对客观去理解迥异的思想。黑格尔是个例子。罗素也是一个例子，更多是他的一家之言。当然，一家之言的哲学史自有它的可观之处。
也许还有问题导向的专业化，例如，我专门研究视觉感知问题，你专门研究听觉感知问题。我不大相信这种专业化，那是模仿实证科学的做法。
泛泛说来，专业化的程度，哲学不同分支情况不同。哲学在院校建制里是个小学科，但哲学领域是个大领域，其中有些部分跟科学、逻辑学、数学离得近些，有些离得远些，跟普通人离得近些。别的学科也有相似的情况，比如历史学，有些考证工作很专门，做出的结果除了行家没什么人感兴趣，有些历史研究我们大家都感兴趣。一般说来，艺术作品是给我们非艺术家的普通人看的，如果艺术作品变得都只有艺术领域的专家才能欣赏，我们该怎么想艺术？但也有些艺术家，所谓“艺术家的艺术家”，普通人不容易看出他的作品好，行家看得出。当然，我觉得最好的艺术是专家佩服，普通有教养的受众也能直接领受，如莫扎特、莎士比亚、米开朗基罗。
哲学不同分支情况不同，但总体上，哲学不是化学那样的专业。再高深的哲学，原则上总是跟我们普通人的自然理解相联系的。在这一点上，哲学跟科学不同。科学必然会往专业化发展。科学并不要求它的内容都能连到常理上让普通人理解，虽然科普作家努力做这项工作。不时有科学家说到从科普作品得到灵感，但我猜测，即使不存在科普作品，矩阵几何或量子力学的内容也不会有多少不同。科学理论远离普通理解，不能用这来批评科学，判断科学做得好不好另有标准，例如根据假说做出的预测是否能被证实。哲学里没有这样的东西，哲学家能预测什么？再例如生产性，量子力学用核电站和原子弹来表明它的理论是正确的。哲学能生产什么？不少哲学从业者并未深入反思哲学和科学的区别，羡慕科学的成功，受科学方法的诱惑，模仿做科学的方法来做哲学。官僚化的教育体制更不会也没有能力考虑各个学科的内在性质，一味加强表面上的专业规范，论文写作的格式，评价的方式，都是从理科、工科套过来的。
听说您主张取消哲学本科？
我一向主张取消哲学本科，在本科阶段，哲学课完全放在公共课的范围内。本科阶段不应该设哲学专业，对本科生，哲学系只从事通识教育。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讲过，哲学是应该三十岁以后学的，柏拉图这样说自然是出于对哲学性质的了解。哲学系的任务不完全是培养哲学专家，甚至主要不是这个，它主要的任务应该是进行通识教育。哲学作为贯通道理的这样一种活动，对于所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几乎是必需的，每一个学科事实上也都有人对哲学感兴趣。
如果有学生特别愿意多学哲学，不妨多学一点，但是我不赞成他在本科阶段专门读哲学。即使格外好哲学的学生，在本科阶段也应该另有专业，好思考的学生，对概念追根问底，自然而然地会来到哲学问题上。他们到研究生时期，可以专门攻读哲学，但没有任何专业基础，一上来就弄哲学，容易把哲学做空。在我看，这样学哲学害处大于益处。哲学是对经验的反思，是对知识的反思。十八九岁的大学生，没多少人生经验，没有专业知识，他反思什么？你做政治哲学，探究什么是政治，什么是良好政治，但你从来没什么政治经验，对中国的政治史外国的政治史也没多少了解，你反思什么？你讲心理与物理的区别，要是你多懂点儿心理学，做起来就会实在一点儿。他对伟大哲学家基于深厚经验和广博知识而来的思想无所体会，学哲学变成了从概念到概念的空洞运转。可悲的是，实际上我们大多数人所理解的哲学就是这种东西。
研习哲学需要大量深入的阅读。大多数学生用不着读那么多，那么深。哲学系这样的地方主要招收“读书种子”，没必要招那么多学生。现在反过来，哲学系主要招收的学生是调剂生，够上了考分底线但上不到他报考的专业。这是因循行政管理伤害了学生的利益。为学生的福利着想，大学里应该建一个文化学院，招收这样的学生，不是文化研究院，那里不做专业研究，读读小说诗歌，学学经济学基础，了解一点儿物理学生理学，总体说来，就是提高文化修养。那里可以开哲学通论什么的。学生不浪费青春，因为提高了文化修养，如果他不满足，还可以到别的院系去修专业。
您是基于哲学自身的特征而主张取消哲学本科的？
单从哲学自身的性质来说也够了。不过，对外部的情况的考虑也应该支持我的主张。现在哲学系极少招到第一志愿的本科生，三十来个新生，报考哲学的不过一两个，最多三四个，大多数是他没考上他要考的专业，所谓“调剂”到哲学系来。哲学系的本科生的入学成绩往往是全校考生里最低的，或者是接近最低的。就单个考生来说，成绩低不一定学习能力低，但笼统说来，成绩高的学生学习能力往往也高些。而哲学这个行当，信不信由你，是蛮难的。
这些学生既不愿意学哲学，他的能力又可能不适合学哲学，花力气去教他们哲学，不仅浪费了学校和教师的力量，更要紧的是糟蹋了这些学生。本来，他们学一点实用知识、实用技能，花了学费，用了苦功，还算值得。现在你教他读阿奎那、读康德，他就算一个一个学期考过了，将来，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再也不会想到阿奎那和康德，这些东西对他将来的生活没什么意义。不像学过外语或计算机，不像读了些诗，不像学了游泳或开车，这些对他将来的生活、将来的学习会有用，或有意义。对普通劳动者来说，哲学本是无用之学，爱好者得了空闲，自可以读读、聊聊，但把这无用之学强加给年轻人，枉费四年最宝贵的青春，让我觉得挺糟心的。
哲学系本科生中也偶尔会培养出优秀的哲学人才，但我相信这样的学生即使在本科阶段学别的专业，今后再集中精力研习哲学，照样会做出成绩。不管怎样，我们总不该用一个班的学生来为三两个真有兴趣研读哲学的学生陪读吧？
现在愿意做哲学的年轻人多吗？
常有人问我，你教哲学，还有年轻人听这东西吗？我回答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本来是句坏话，但我是说好的一面。中国那么大，愿意学哲学的人，即使比例很小，绝对数字也不算小。当然，只是愿意还不够，你最好还有优秀的能力。我们知道，年轻人都有点理想主义，但是单靠理想不足以支持他走很远，还要有能力。社会的整体状况是，有些专业被认为更有前途，比如电子商务什么的，很多有能力的孩子就被吸引到那些专业上去了。
国外有没有哲学系的本科生？
我没有做过调查研究。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读哲学博士。在那里，本科开始并不细致分科，最后写论文的时候，选定一个专业，本科生毕业时选哲学的也有，但极少。可以说，只有到研究生阶段，哲学才成为一个专业。
您研究的是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异同，一直备受关注与讨论，请问您的观点是怎样的？
哲学有宽窄不同的用法，我通常用狭义，这种意义上，哲学是从希腊开始的，是一种与科学有紧密亲缘的活动。但这跟你们通常的想法不大一样，你会说，西方有西方哲学，中国有中国哲学，此外还有印度哲学、几内亚哲学。“哲学”这个大概念是从所有这些哲学中抽象出来的一个“共相”。其实我们不是这样形成概念的。举宗教为例吧。你会说有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儒教、青阳教，宗教性是它们的共同点。基督教和青阳教有啥共同点呢？其实，说起宗教，我们是以基督教为范式，儒教是不是宗教，要对照基督教来看——儒教在哪些方面和基督教一样，哪些不一样，比如有没有人格神，比如社会功能方面。并不是先有一个宗教的共相，再看儒教是否符合这个共相。这个共相从哪里来的？从各种宗教抽象来的。但你一开始并不知道儒教是不是宗教，你凭什么把它的特点放到宗教这个共相里来呢？同样的道理，一开始我们不知道这个共相的哲学，我们怎么知道几内亚的那东西叫哲学呢？其实，简简单单，我们讲到哲学，是以希腊哲学为范例的。其他的，例如解构主义之后的那些思想，还叫不叫哲学，这在好大程度上是和希腊哲学对照着说的——在什么方面上有继承，在什么方面上完全变样了。我们讲中国哲学，也是以希腊为范式在比较。
但在广义上，把哲学看作穷理，追索理后之理，在这个意义上，到处都可以有哲学。中国当然有哲学。但跟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跟科学没有很深的亲缘。另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在西方，哲学是一种跟宗教平行的精神活动方式，中国没有全民族成建制的宗教，单说这一点，我们叫做中国哲学的东西，在社会精神——文化中的位置就跟西方哲学不一样——它承担了一部分西方宗教所承担的任务。它的思考方式和西方的有很大的不同。
最近一两个世纪，西方思想笼罩世界，但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一个文化历史悠久的国家，它特有的世界图景，它特有的论理和穷理的方式，在我看并没有完全消失。不过，我一直觉得，我们也不必刻意去体现什么中国性，如果它在，它就在我们身上，它就体现在汉语里，体现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中。如果你身上活着中国特有的文化内容，你尽管做你的问题，生长出来的东西将是所谓哲学的中国方式。
您的新书是十几年的思考结果，这对一般的人文社科教授来说很难做到，因为他们要考虑学校的考察指标。
以发表论文数量这类指标为基础的评价机制，我从来反对。不少学者提到，关键在于大学的学术独立。每一所大学自己决定要怎么评价教师，而不是由教育部的标准来统一评定。教育部管着全国几千所大学，它完全不了解任何一名教师的具体工作，除了用数量化的办法来评定没有第二个办法。这里我们面对量化弊端的一个突出实例——文科尤其是纯文科因此受到的伤害是非常之大的。每年不知道生产了多少论文、著作，业内外的人都知道，绝大多数，简单说，就是垃圾。用垃圾来充当生产力的评价标准，你能想象这对思想文化会产生何种毁灭性的作用。
行政膨胀、体制僵化，西方也有同样的倾向，只是不像我们这里这么糟。文史研究的困境有些不是我们独有的，例如模仿理科甚至工科的规范来规范文史研究，再例如，浅俗娱乐挤压严肃思考的现象到处都有。这些一般的困境我们一样不少，糟糕的是，中国还要再加上自己特有的困境，因此中国的情况格外糟。
教师出于利益的考虑，会跟着体制走，谋取体制给予的利益。当然，很多教师，不管这个机制多么恶劣，仍然在努力教学，努力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做好。但体制强于人，尽管仍然有些还过得去的学者，但是从成果的总体品质来看，用失望来形容肯定是太轻了，应该用“绝望”来形容。
对您来说，以哲学为业意味着什么？
你不是说就业吧？从前我想，最好不用哲学就业，而是，比如，翻译点儿东西来养活自己，同时跟几个朋友、几个年轻学生得空谈哲学。我对穷理的兴趣非常深，甚至自以为在这方面有点才能，但一开始我没打算以哲学为业。但各种情况吧，有意无意就让我用哲学就业了。不说谋生吧，以哲学为业也许是说，他主要的精神活动是用穷理的方式展开。也不一定不可以吧。但我还是觉得，多数人，哪怕好道，也不必以穷理盘道为业，专门穷理盘道容易蹈空。还是以比较落实的事情为业比较好，心理学、社会学、做建筑、教物理、做企业、当县长，同时也可以好道。其实，这样的人多了，穷理才有意思，他做企业，他研究基因，但是他好道，从好多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角度来好道，这道才有意思。干各种事情的人都不好道，另有好多人成天盘道，什么具体的事情都不做，或干脆不会做，我觉得这样一个局面比较糟糕。哲学最美好的时代是这样的时代：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建筑师、舞蹈家，都读点儿哲学，他们中间有些人，谈起我们所谓的哲学，竟像行家里手一样。
你接下来关注、思考的是什么问题？
我一般是东做点儿，西做点儿，等到打算出本书的时候就集中做。如果说这本书比较关心实证科学的性质，下面想多研究一点文科理论的性质，想更深入系统地研究事实与价值、事实和解释、还原论、道德学说的性质，或诸如此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