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学科的现状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以天下为己任。1840年鸦片战争我国被英国打败以后，如何推动民族复兴是中国知识分子锲而不舍的追求。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同治中兴名臣的领导下，推行了三十多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我国败于日本，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有了“西天取经”的心态。认为西方所以强，不仅在枪炮，背后一定有道理，日本明治维新学习了这个道理付诸于实践获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中国要富强，同样必须“西天取经”，了解西方成功的道理，用这个道理来改造中国社会，才得以实现民族复兴、并列世界强国之林的愿望。

经济是基础，从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国富论》以后，经济学在中国是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尤其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地引进西方经济学。大学里经济学科的课程设置与内容和西方各大学基本没有差异，所用的教科书，不是直接翻译西方流行的教科书就是根据西方流行的教科书编写。不论用什么方式，教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西方的主流理论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怎么组织，经济怎么运行。中国经济学家在这段时间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出版的论著和在国内或国外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则绝大多数是以主流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发展和改革中的现象和出现的问题，或用中国的资料来检验现行的主流理论，很少有根据中国的现象或经验提出新的不同于西方主流的理论。

二、从“西天取经”走向经济学科自主理论创新的必要性

我国从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并没有按照西方当时盛行的主流理论，即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以“休克疗法”推行“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一次性消除计划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各种干预扭曲，而是以一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以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来逐渐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1]。

在20世纪80、90年代，西方主流学界认为中国这种渐进的、双轨的、保留了政府的干预又放开一部分市场的制度是最糟糕的经济制度，认为这种经济制度会比计划经济更糟，因为政府干预会带来各种扭曲，滋生寻租、腐败，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2]。这些问题在我国确实存在，但是中国在转型期取得了稳定和快速发展，堪称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在这段时间里，其他遵循了西方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国家，遭遇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存在于我国的腐败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他们也有，而且比我国还严重。其他少数几个成功的转型国家如越南柬埔寨也和我国一样推行的是被主流经济学界认为最糟糕的渐进的改革[3]。然而，即使在这样强烈的对比下，由于中国没有按照西方盛行的理论消除所有的扭曲，所以西方学界舆论界总是认为，中国存在体制机制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即使经济发展再好，经济也一定会崩溃。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最近出版的《为什么国家会失败》就持这种观点[4]。所以，只要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一点，中国崩溃论就会重新抬头。

同样的情形，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取得政治独立，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为了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从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独立出来了发展经济学的子学科。20世纪50、60年代西方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在政府主导下推行进口替代战略来发展资本密集型的现代化大规模制造业。东亚四小龙推行的则是以小规模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出口导向战略，按当时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这是完全错误的政策选择。然而，根据主流发展理论制定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陷入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东亚四小龙则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现在已经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5, 6]。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家应该有所反思，要了解为什么根据西方理论做政策的国家基本都失败，没有实现理论所承诺的效果，而像中国和其他东亚地区发展和转型经济并没有遵循西方主流理论制定政策却赶上了发达国家，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实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民富国强与发达国家并列于世界之林的夙愿[7]。

为什么是这样？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西方的主流理论发源于西方的土壤，必然是以西方国家的发展阶段、社会、政治、文化等条件作为理论的暗含前提。西方的主流理论不是凭空出现，其来源有两个：一是对过去成功经验的总结，《国富论》实际上是总结于英国和欧洲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上半叶的经济发展经验。认为生产率的提高有赖于分工，分工的程度则取决于市场的规模，因此倡导自由市场，参加国际贸易以扩大市场范围，深化分工来提高生产力，推动国家发展。二是解决西方某个时代的问题，在1930年代西方遭遇了经济大萧条，用自由市场的理论解决不了，才出现了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由政府的干预来推动经济复苏、走向繁荣的凯恩斯主义。

任何理论都必然是一个简单的因果逻辑，用一个或几个因变量来解释观察到的真实世界的现象。不过，在现实世界中，各种社会经济变量成千上万，在这些社会经济变量当中抽象出几个变量作为理论模型里的因变量来解释所观察的现象，用哲学的语言来讲其他社会经济变量则被“舍像”。“舍像”的含义是承认这些变量的存在，因为对要解释的现象或要解决的问题没有直接的或重要的影响，就暂时存而不论。就像在控制论模型里的状态变量，有一系列状态变量如果不动不变，在写模型的时候，为了简化，就不把那些变量写出来放在模型里，那些状态变量若发生变化，模型的结果也就会变。所以，现在我们所引进的任何西方盛行的主流理论，必然是内嵌于产生这些理论的西方国家当时的发展阶段、产业、社会、政治、文化价值理念等被马克思定义为“结构”的变量之中，以这些结构变量为暗含前提。这些被“舍像”存而不论的变量发生重要变化时西方盛行的理论就会被新的理论所取代。

前面提到，《国富论》出版以后，自由市场是西方经济学家的主流思想，认为市场有一种自动平衡的机制。如果市场中某个产品的需求减少，价格就会降低，厂家就会减少生产，消费则会增加需求，经济就会恢复平衡，不用政府来干预。这个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被凯恩斯主义取代的原因是30年代出现经济大萧条，经济中有大量失业，许多家庭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即使价格降低，也不能增加需求，有工作有收入的家庭则担心未来失业，也不敢增加需求，市场自动平衡机制就失灵了。由此可以看到，原来的自由市场理论是以经济大致平衡为暗含前提，经济大萧条，那么多人失业，单单靠市场的平衡机制走不出萧条，所以就必须用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来直接创造需求，让经济恢复平衡。但为什么凯恩斯主义现在又不流行了呢？在我国现在谈凯恩斯主义很多经济学家都会反对，因为在西方国家不流行，在西方学术界至少2008年之前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反对凯恩斯主义，这是由于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用凯恩斯主义积极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并没有像凯恩斯主义所预期的那样创造更多的就业，让经济发展得更快，而是出现了所谓“滞胀”。原因在于到了60年代经济基本已经恢复均衡，再用刺激政策，就业不能增加，经济增长率不能提高，带来的只是通货膨胀，因此就被芝加哥大学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及主张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所取代[8]。

如果了解现在西方主流理论来源于西方经验的总结或者是西方某个时代问题的解决，这些理论必然是以理论产生当时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为理论的暗含前提，那些理论并非“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真理，当暗含前提变了，西方盛行的理论也就跟着变了，拿这样的理论到发展中国家来，因为前提条件不一样，也就难于“放诸四海而皆准”，推行的结果出现“南橘北枳”也就不足为奇。

现在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看起来很科学，有严谨的数学模型和经验实证。例如，现在我们谈创新的重要性，西方经济学文献里谈的创新其实指的都是发明，探讨发明的重要性和条件等。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要创新，是否和发达国家一样就必须靠发明？创新的定义是在已有的产业使用比现有技术更好的技术来生产或进入到比现有产业附加值更高的产业。发达国家的技术已经在世界前沿，产业的附加值已经处于世界最高水平，要创新就只能发明新技术、新产业。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除了自己发明，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和产业附加值差距，引进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的技术和产业。到底哪种创新方式比较好？应该取决于哪一个成本更低、风险更小、能够更快速地发展。可是要根据西方的创新理论，就容易被误导以为只有发明一种创新方式。

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也是如此。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凯恩斯主义在西方被认为过时了，当时认为用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花政府的钱去创造就业等等，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赤字，将来政府需要增加税收来还债，每个人即使现在有就业，将来要增加税收，为了平滑消费，就只能增加储蓄，结果政府支持的需求增加，家庭的需求减少，总需求并不增加，导致就业和经济发展并没有增加而政府财政赤字增加的“李嘉图等价”现象。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是不是一定也是这样的？发达国家的产业在世界最前沿，技术变迁速度非常慢，所以，在讨论积极财政政策的周期理论里一般假设技术不变，周期理论和增长理论是分开的；基础设施也一般完备，积极财政政策所做的是挖个洞、补个洞，对生产率的增长贡献有限。但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有很多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机会，也有许多消除基础设施瓶颈的机会，如果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给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创造条件，是用来消除基础设施的瓶颈，发展中国家就可以打破出现于发达国家的“李嘉图等价”，在发展中国家考虑积极财政政策时需要把周期理论和增长理论结合在一起[9, 10]。

理论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指导实践，要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并改造好世界则要求理论以我们自己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结构条件作为暗含前提，这样的理论仅能来自于自己国家的经验总结，或是为解决自己国家当前的问题，了解它怎么产生，背后的因果逻辑是什么，把这些机制理解清楚，形成理论。只有以这样自主创新产生的理论来指导政策实践才能使理论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功能统一起来，以这样的理论来教育学生，才能够使培养出来的学生成为一位建设者，而不仅仅是一位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