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尤其是生产链条的国际化，各国都失去了对生产链条的全过程控制权，也因此失去了对战争资源的垄断权。这使得在科技、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全面对抗式的冷战变得日益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战争，尤其是大国间战争，从冷战加代理人战争模式，向多边疆战争的方向发展。多边疆战争具有多领域、多主体、多形态和多结果等特征。大国间战争不再局限于一时、一地、一领域的得失，而是变成复杂互动、结果不一的多重、多样的战争型博弈。这要求各国在总体战略设计的前提下，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应对方式，对很多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战略体系都构成了挑战。
【关键词】战争型博弈 多边疆战争 全球化 信息化
恩格斯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战争随人类社会而生，也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变而演变，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战场、战斗人员和战争形态都发生了变化。从武器选择的角度，战争经历了从冷兵器时代向热兵器时代的过渡；从战斗人员的角度来看，战争经历了专业战斗人员之间的战争向总体战的过渡，并以两次世界大战为高峰；从战争形态的角度来看，战争经历了从热战向冷战的演变。在这个过程中，战争经历了一个发展并自我否定的过程。人类对战争手段的追求，反而因核武器的出现而否定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一、战争形态演变及其特征
战争是由国家等国际法主体所实施的，迫使一方服从另外一方意志的有组织冲突行为。在传统战争中，武力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是战争的主要手段。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就认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以武力为手段，迫使一方服从另一方的意志。但在二战以后，国家间、尤其是大国间使用武力的频率和规模逐渐下降，威胁使用武力以及使用其他非武力手段，在战争手段选择中的地位逐渐上升。这样一来，传统的、狭义的、以武力使用为主要手段的战争概念，就不再适用于当代和未来战争思维的需求。
人类战争形态演变历史。在农业社会及以前阶段，人类战争（如果可以称为战争的话）基本属于冷兵器时代。冷兵器并不是人类社会产生之时就有的，本身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兵器从生产生活资料中分化出来的时候，当兵器成为一种专业的战争工具而不再是生产生活资料的一部分时，冷兵器时代就开始了。冷兵器时代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跨越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人类战争史的主要部分。
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人类战争也随之进入热兵器时代。成熟的热兵器产生于中国南宋时期，但却在欧洲率先普及。欧洲在16世纪时，就进入了热兵器时代。到了18世纪，热兵器技术迅速发展，很多自动化热兵器相继出现，人类社会也陆续进入了热兵器时代。两次世界大战是热兵器时代的高峰，核武器则是热兵器时代的颠峰之作。与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相比，人类社会进入热兵器时代的时间并不长，但发展却非常快。热兵器时代已经经历了热兵器主导、运输工具主导和信息指挥主导的三个阶段。
从18世纪到19世纪，随着技术进步出现的来复枪、自动步枪、自动机枪、滑膛炮、榴弹炮和迫击炮等武器，是影响战争成败的关键。在这个阶段，热兵器的运输工具仍然是传统的人力、畜力和风力，各国间的差距并不大。
伴随工业化的高峰时期各种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战争也进入了机械化阶段。武器的运输工具，逐渐拥有了比武器本身更加重要的地位。坦克的关键不再是炮，而是拥有装甲的车辆及其动力系统。各国空军力量的差异关键是飞机的数量和性能，机载武器本身的重要性反而下降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决定胜负的主要是武器运载和运输系统，而不是武器本身。
在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型过程中，战争进入信息化阶段。在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武器系统不仅像在机械化阶段那样长了“蹆”，还长了“眼睛”。侦察与反侦察，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利用，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在美国打击伊拉克的海湾战争中，美国在伊拉克面前拥有全天候、全领域的信息自由，把伊拉克压制到依赖人力传递信息的传统时代。信息垄断成为美军在海湾战争及其以后的战争中的最大依仗。
目前，人类战争形态正在朝信息战的方向发展。武器系统不仅像在信息化时代那样长了“眼睛”，还将拥有自己的“大脑”。在这种前景下，直接摧毁对方军事系统的大脑，就可能启动或终结战争。人类战争形态，将有可能从信息化时代向信息战时代过渡。当然，真正的信息战还没有出现，现阶段只是出现过一些小规模的信息警察行动。
战争在不同阶段的特征。武器装备运载工具的进步，扩大了战争的地理范围，使得传统的有限战争发展成为总体战，并在二战时期达到了高峰。核武器是热兵器的高峰，却又自我异化为一种不可使用的武器，限制了战争手段的选择，将热战演变成了冷战。战争工具在不同领域向不同方向发展，使得战争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和特征。
陆军机械化以及海军、空军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战场的形态。从冷兵器时代到热兵器时代早期，战场就是两军相遇的地方，战争胜负往往取决于两军在战场上的战斗胜负。此种情况下，弱国强兵的不对称现象经常出现。战斗人员与平民的差别也非常清晰。这种战争形态，也与当时的国家政治形态相一致。在君主制时代，尤其是在欧洲，国家间战争其实是君主之间的战争，国家的常备军队数量很少，民众参与度非常低，战争的规模与时间也往往非常有限。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后，民众一方面提高了政治参与权，另一方面战争参与权也有所提升。各国普遍增加了常备军队数量，国家间战争的规模和时间也大幅增加。战争逐渐从君主之间的利益争夺工具，变成国家政策的一个理性的、有效的工具。直到19世纪上半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一书中，仍然把战争视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是内政的延续。换句话来说，在当时的战争理论家们看来，战争仍然是有限的。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武器运输工具的迅速发展，不仅极大地改变了战场形态，也使民众动员参加战争成为可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共有33个国家的15亿人口卷入战争。军事行动涉及的领土达400万平方公里，战线长度有2500~4000公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规模和纵深进一步扩大。从1939年9月战争爆发到1945年9月战争结束，二战先后使61个国家和地区的20亿以上的人口卷入，作战区域面积达到2200万平方公里。这使得战争前线与后方之间的界线逐渐模糊，职业军人之间的有限战争变成全民参与的总体战。
在二战时期，世界主要国家还在政治思想上实现了全民总动员。世界各国的意识形态分成三大派系：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式的国家政治动员结构和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是挂名社会主义的种族主义。自由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容同时认为应该“两害相权取其轻”，形成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战时同盟，并以总体战的形态击败了法西斯主义阵营。可以说，二战各主要参战国，实现了动员技术、动员制度和意识形态对抗的最高水平，也是工业化时代战争的最高水平。过了这个最高峰，人类战争形态就要向自我否定的方向发展了。这个自我否定的契机是核武器的出现。
核武器体现了人类社会追求杀伤力最大化的传统导向。这一导向本身也使得热战成为一种非理性的战争形态。核武器是人类社会追求战争火力和杀伤力的极致，在终结二战中起到了重大作用。投放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的两枚核武器，虽然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但也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包括美国人和日本人的生命，避免了美国与日本在日本本土的决战，提前结束了二战。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最终也改变了核武器与人类的关系。一方面，核武器成为国际政治权力和国家力量的最高符号，引起众多国家的不懈追求，并使得很多国家从核武器的拥有者成为核武器的奴隶。另一方面，核武器的庞大破坏力也使得人类社会对核武器产生了恐惧。核武器的无差异攻击方式使得人类社会对其产生反感，并使日本从二战的施暴者变成核武器的唯一受害者，在二战后攫取了很多道德优势。这些综合在一起，使得核武器从一种可使用的武器，变成一种威慑性武器。人类社会第一次发明了一种超越自己掌控范围之内的武器，这改变了人类对战争的理解，核武器拥有者之间不战成为新共识。核武器这种极热的武器，却使得战争越来越冷，成为大国间战争的终结者，推动冷战时代的到来。
从冷兵器战争到热兵器战争，从热战到冷战，人类战争史经历了自我异化和否定之否定的演变过程。可以说，如果没有核武器，人类社会也会发明其他的自我否定的新武器，以终结战争形态从总体战向自我毁灭阶段的演变过程。但是，冷战与一战、二战相比，仍然有很多相似性。冷战仍然是有整体战线的消耗战。美苏两国各自率领自己的盟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全面隔离并对垒。当然，冷战时期也不是没有热战。冷战是指在核大国之间实现了冷和平，从而使人类社会的主体处于冷和平状态。与此同时，有核大国与无核国家之间、无核国家和相关行为体之间的小规模热战（与两次世界大战相比），尤其是具有代理人战争特征的热战，仍然存在。所以，冷战是一种总体冷战与局部热战并存的一种战争形态。
二、冷战后战争形态的演变
冷战结束以后，人类社会最大的变化就是信息化和全球化。信息化和全球化是两个相互联结、相辅相成的概念。没有信息化，全球化进程不可能推进得这么快；没有全球化，信息化的成果也很难像今天这样普及。这使得冷战也失去了信息基础和经济基础。大国之间的界线不再是传统的国界线，同盟体系的战略意义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信息化进程使得现代战争失去了神秘感，也使得传统的战争理论、技能和决策艺术失去了很多用武之地。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误解、恐惧和对力量对比状态判断的不确定性，是很多战争和冷战发生的重要因素。但现在，信息的获得不再是难题，难的是信息加工的能力和时效性。从战争手段上来看，人类战争也因此经历了从能量主导时代向信息主导时代的过渡。在能量主导时代，信息只是能量的附属品。在信息主导时代，信息本身就成了决定战争成败的核心因素。在海湾战争时期，前线作战的美国人有几十万人，仍然体现为前方重于后方的传统作战态势。但海湾战争以后，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内战到利比亚冲突，美国作战形态都出现了后方信息分析指挥人员重于甚至是多于前方作战人员的现象。无人机出现以后，在前方甚至还出现了零作战人员的现象。正因如此，作战形态从平台对抗，即飞机对飞机、坦克对坦克、军舰对军舰的传统对抗，让位于体系对抗。在作战体系中，最重要的就是把作战平台与后方联系在一起的信息收集、处理、分析和指挥体系。与此同时，信息技术本身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作战武器效能的发展速度。在这种情况下，信息主导式的战争模式，正在向信息战的新模式过渡。在信息战模式下，信息能力的获得与剥夺，本身就可能是战争起点和终点。
在信息化时代，战争的工具也发生了变化。从陆地、海洋、天空、电磁向外空延伸的战争场所和领域中，信息的重要性越来越高。现在，网络空间不断拓展，重要性也不断上升，逐渐从现实世界的一个附属物演变成一个新的平行空间。这使得战争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的地理限制，还使得文化、语言等传统上的低级战争要素成为更加重要的国际政治因素。
全球化，尤其是生产链条的国际化，使得各国普遍失去独立自主的战争资源。早在1909年，英国记者安格尔就在一本《欧洲虚无的幻觉》的小册子中，称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各国间的商业和金融联系已如此紧密，以至于没有哪个理智的国家胆敢发动战争。虽然安格尔的理论是失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对战争的选择和形态就没有影响。二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化迅速向生产链条的国际分工方向发展。各国间进行的不再是简单的商品和生产要素之间的交换，而是不同生产链条之间的交换、合成和一体化。这使得各国，包括各大国都失去了生产链条的完全控制权，也都因此而产生了影响他国产生战争能力的权利。换句话来说，生产链条的国际分工这一更深层次的全球化，从主权国家手中接管了或至少是部分接管了战争资源的分配权。所以，中美冲突一起，美国首先想到就是制造业回流，就是减少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其实质就是要从全球化手中夺回更多的战略自由和战争资源支配权。
全球化对战争形态的影响，不亚于甚至还要高于核武器的产生。核武器的威慑功能超越了战斗功能，使得冷战成为必然。但冷战成为现实，则主要是由于美国与苏联在意识形态、经济、科技和军事体系方面的相互隔离与独立。事实上，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畅想过冷战后的美苏关系和国际秩序。罗斯福总统认为，把美国社会主义化，把苏联资本主义化，都走一条偏向中间的路线，将会使美苏两国意识形态上相向而行，从而有机会避免冲突，实现和解、共存。但最终，美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太大，简单的调整无法弥合分歧。两国在经济、科技和军事体系上的相互独立，又使得进行冷战对于双方来说成本都非常低。美苏两国如果相互调整以适应对方的话，将可能支付比进行冷战更加高昂的国内成本。所以，美苏相互隔离、独立的经济科技体系，既是冷战发生的前提，也是冷战发展的基础。换个视角来看，冷战也是全球化的一种形态，即局部的全球化。美国和苏联都努力建立起自己的经济体系，美国、日本和欧洲盟国的经济实现了空前的整合与一体化。冷战的象征是核军备竞赛和代理人战争，但其基础则是两个局部全球化体系之间在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方面的长期竞赛。当一方的经济模式不能维持自己体系内的内循环时，就必然向对方寻找出路。在实践中，苏联高度集中、高投入、低产出的经济模式受到生产要素供应的限制而不能维持时，冷战行将结束。全球化由此跨越了意识形态界线，从局部全球化阶段迈向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阶段。
因此，终结冷战的是全球化进程。美国本来认为自己是冷战的赢家。从主权国家的视角来看，从一个短期内来看，也仿佛如此。从1991年到2008年，美国处于独霸的地位。但是，全球化进程的继续发展，则削弱并分散着美国的霸权优势。一方面，全球化导致生产效率的平均化，新兴国家纷纷崛起，推动国际格局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美国在利用全球化进程统治世界时，也同时被世界反向牵制，最终形成了一种美国既领导世界、又被世界所融解的新现象。美国本来想使世界美国化，但同时也出现了美国的世界化。这在生产链条的国际分工，以及美国国内人口结构等方面都有所体现。美国日益从世界的一座灯塔，变成世界的一个缩影。
在信息化和全球化背景下，旷日持久的大规模实体战争，尤其是在大国之间，失去了可能性与可行性。生产链条的国际化分工，导致任何国家都不具备控制自己战争物资供应的全部能力，甚至也不具备冷战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武装力量就将让位于经济、社会等领域，成为大国间战争的主要场所。正如新加坡学者马凯硕所认为的，在亚洲，经济而非军事，是战略博弈的主要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间战争，尤其是大国间战争的形态，到底如何？
三、人类通向多边疆战争的新时代
人类战争形态，是由战争原因、武器技术、经济状况、国际格局和动员程度等因素所决定的。在一战之前，除了欧洲历史上的宗教战争以外，很少出现意识形态全面对垒的局面。战争要么发生在君主之间，要么是国家政策的一种理性选择。从一战到二战，都存在意识形态对抗，并得到战争技术和动员能力的强化。人类战争也因此变成了总体战。二战结束以后，意识形态斗争继续，动员能力更加强大，但核武器的出现及发展，却让热战盛极而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大国间战争因武器技术和经济结构等原因而变得日益不可行，世界上再没有出现世界大国间的直接热战，战争向小型化、碎片化和内战化的方向发展。从1946年到2016年，世界上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数量在增加，从1946年的17起增加到2016年的52起。但是，战争与冲突所造成的人员死亡数量却在下降，从1946年到1952年间的每年30万人左右，下降到近年来的每年9万人左右。如果考虑到世界人口的迅速增长，这一下降趋势更加明显发展。1946～1952年间，每年每万人死亡率在15人左右。最近几年中战争死亡率最高的一年是2014年，每万人死亡数也只有1.44人。这些数据清晰地显示出，世界大国间的总体战，正在被动机多样、规模不一、行为体多元的新战争模式所取代。并且，冷战结束以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全面对垒也消失了，冷战的思想基础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不再具备。
多边疆战争产生的原因。从表1可以看出，影响战争形态的主要原因，从战争根源、武器技术、经济状况、国际格局到动员程度，都在发生变化，并且方向不一。这些变化共同影响、塑造着新的战争形态。
第一，核威慑的存在和全球化进程，是导致大国间不发生热战的主要因素。核威慑曾在美苏间成为避免热战的主要因素、走向冷战的重要因素，在塑造当代大国间关系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俄罗斯于1993年放弃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进入21世纪以后，在国际环境整体向好的情况下，各大国仍然会不时强调核武器的重要性。美国维持着美军在应对常规袭击时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权利。英国在2021年3月16日发布的《安全、防卫、发展及外交政策综合评估》报告中，称在5年内将放弃以前自我设定的225枚核弹头上限以及削减至180枚的下限，代之以260枚的新上限。全球化、尤其是生产链条国际分工所产生的经济相互依赖，是维系大国间关系的重要纽带。一方面，全球化增加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现在，中国与美日欧之间的经济依赖关系，要远远大于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大国之间的依赖程度，更与美苏冷战时期的经济几乎完全相互隔离远远不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全球化还创造了一些超越政府间关系的复杂联系，补充、影响也约束着各国政府的决策和选择。
第二，战争根源分散化和国际格局多极化，是导致战争形态小型化、分散化的两大因素。价值观的分散化、多样化，是当今世界各国的一个普遍现象。与二战时期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以及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直接对抗不同，现在世界各国内部普遍分化，很难形成国际舞台上的价值观统一战线。在美国，左中右三派并立，社会主义、自由资本主义、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之间分化组合，关系复杂多样。除非有足够强大的外部刺激和威胁，否则美国社会中就不可能形成统一的价值观体系。一个国家，三个世界，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也体现在很多国家的价值观结构上。国际格局多极化，是当前世界的一个重要趋势。冷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和苏联在各自的同盟体系中都拥有绝对的力量优势和领导能力，有高度的决策自由。二战刚结束时，美国GDP占世界GDP总量的56%左右，制造业产值曾占世界制造业部产值的60%以上，并拥有世界总量近70%的黄金储备。这些力量优势使得美国的对外政策就基本相当于当时的国际关系准则。当美国认定苏联是主要威胁并决心对苏联进行战略遏制和围堵时，冷战也就爆发了。现在则不同。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大国，但领先优势在多数领域大不如前。以GDP为例，美国虽稳居世界四分之一的份额，但加上其核心盟国在内，GDP总量在世界中也难过半。这使得美西方集团的国际地位逐渐下降，正逐渐从国际体系的塑造者和领导者下降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虽然目前仍然是影响力最大的参与者。
第三，新战争领域的出现和动员程度的多样化。新技术开发出更多的战争领域。尤其是网络所构建出的虚拟空间逐渐成为一个平行空间，还有成为现实世界的上层建筑的发展趋势。这一方面推动政府活动和社会生活的网络化；另一方面也使虚拟战争的价值不断上升。截至2021年1月，世界人口规模为78.3亿，而全球手机用户规模为52.2亿，互联网用户规模为46.6亿，社交媒体用户规模为42亿。一般互联网用户使用互联网的时间平均在7小时左右，与睡眠时间相当；社交媒体用户的使用时间为每天2.5小时左右，占据了工作和休息以外的主要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过去要通过战争去获得的社会心理结果，现在有可能通过虚拟空间直接作用、影响和塑造。这导致现实空间的战争重要性下降，虚拟空间的战争以其低成本、全天候、精准性和重要性不断上升。战争领域的多样化也导致国家动员程度的多样化。在不同领域，国家需要调动不同程度的力量，很难再制定出整齐划一的对外战略。
多边疆战争的主要特征。多边疆战争也是多战线战争，将没有统一的战场、没有一致的战线、没有同一的结果，出现多领域、多主体、多形态和多结果同时发生的复合现象。
多边疆战争将在多领域同时展开，没有确定的、单一的战场和一致的连续战线。从高级政治领域到低级政治领域，从军事、政治、外交、经济、金融、文化到社会心理；从现实空间到虚拟空间，处处都可能是战场。在这种情况下，多边疆战争将是没有整体战线的消耗战，国界线和地理因素对战争的影响与意义下降。事实上，这一现象已经出现，并且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只是我们目前还很少视其为战争。2018年，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恢复对伊朗的制裁措施以后，伊朗GDP增长速度从2016年的12.3%、2017年的3.7%，下降到2018年的-4.8%和2019年的-9.5%。伊朗的失业率也于2019年上升到16.8%。美国和欧洲自2014年以来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不仅每年给俄罗斯带来0.2个百分点的经济损失，还损害了外国企业在俄罗斯的投资积极性，长期内损害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这些在伊朗和俄罗斯国内引发严重的社会和政治矛盾，实质上就是一场寂静的战争。
多边疆战争的行为主体将出现多元化现象。一方面，战争参与方将出现多元化现象。传统战争是在两国或两方之间发生的，多边疆战争则可以拥有两个以上的参与主体。例如，在围绕着芯片的科技战争中，参与者虽然以中国和美国为主，但日本和欧洲也是关键的行为体，最终胜负并不一定要在中美之间产生。另一方面，国家内部的战争参与主体也将多元化。在实体战争中，战士不必是军人，背后的工程技术人员与提供侦察和通讯服务的企业可能是更加重要。早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美军就发现了这一现象。美军的军事行动主要是由工程技术人员规划的，将军和军官们更多地承担实施功能，而不再是传统的策划与指挥功能。在外交战中，行为主体也不必是外交官，非政府组织、媒体从业人员、专家学者可能才是更加重要的行为体。冷战结束以后，很多国家的外交机构已经先行一步进行改革，很多外交官变身为非政府组织人员去从事公共外交活动。这种以传统外交机构为后盾的新民间外交，效率更高、敏感度更低、隐蔽性更强。中国在缅甸北部克钦邦的密松（Myitsone）水电站项目，本可成为世界第15大水电站，将使中缅同时受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美国支持的一些社会团体抗议掉的。这不仅让中国企业10多亿美元的前期投入打水漂，也给中缅关系的长期发展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其影响不亚于一场小型战争。
多边疆战争的表现形态将会差异化。多边疆战争的形态，正在由实体战争主导向虚拟战争主导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在多边疆战争中，后勤、指挥和控制系统的重要性，逐渐超过前方战斗人员的重要性。无人机等新作战手段的出现，把前方战斗人员的重要性更加降低到极致。另一方面，战争双方的关系形态也更加复杂。在传统战争中清晰的敌我界线，在新形态中变得逐渐模糊。多边疆战争中，不仅是冷战、小规模热战和代理人战争会同时存在，就连敌我、合作和竞争这些相互矛盾的关系形态，也会同时出现。
多边疆战争的结果将会多样化。在每个领域的战争中，参与方将会面临不同的结果。胜利、失败、僵持、共存等不同结果，会同时出现或交叉出现。一个国家在所有领域同时获胜并压倒对方的现象，虽然不是不能想象的，但也将是小概率事件。甚至在同一个领域的战争中，在不同领域和阶段中，参与方的胜负也会各有不同。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美国明明在中美贸易关系中拥有更多的筹码，甚至是压倒性优势，但是，贸易摩擦的结果并不如美国政府的意愿。中美贸易摩擦虽然给中国造成巨大的压力并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但美国也没有出现提高关税与振兴制造业同时发生的双赢现象。中美贸易摩擦变成了两国在政治和经济层面忍耐力和恢复力的长期竞赛。
四、结语
传统战争是以消灭对手或让对手彻底屈从于自己的意志为目标的。前者如冷战，美西方阵营肢解了苏联和苏东同盟体系。后者如两次世界大战，战败的德国、日本等被迫全盘接受了战胜国的意志和安排。多边疆战争则不同。每个战争领域对于大国来说，都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胜败得失都不足以影响国家的存亡和总体胜负。因此，多边疆战争注定是一种弥散式的、迁延日久的战争。战争的目标不是为了消灭对手，而是为了在不同领域内去移动对立双方之间的权力边际线，以扩大自己的权力空间来压缩对手的权力空间。最终，这些不断增加起来的新权力汇集起来，形成压倒对手的力量，促使对手崩溃或屈服。
战争领域的多样化，也将使战争出现多中心化现象。在每个战争领域中，将会出现一个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战场中心。相关国家在不同的战争中心将享有不同的战争地位，也将需要有不同的战略和策略。这对主权国家传统的战争理论和竞争策略，都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各国在不同领域的反应能力与协调能力，将比综合国力更加重要。因此，能否制定出一个与多边疆战争时代相对应的多领域灵活反应战略，并建立不同的统筹与指挥体系，将是决定各国在多边疆战争时代成败的关键。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印度经济社会发展与对外政策研究”的部分成果，项目批准号：19JZD055）
张家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人民论坛· 学术前沿》2021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