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冷战结束后，原有两大阵营对立的格局瓦解，双方倾一国之力彼此进行大博弈的时代结束。同时，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快，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密切加深，国家内部部门利益开始变得更加多元、分化，且能动性增强。

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还是科学行为主义理论，都是把主权国家抽象成一个统一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在20世纪中，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这一概念抽象是非常准确的。

但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一概念抽象逐渐与国际关系的现实相违背。这导致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从假设到概念和推理层面，都已经无法解释和预测今天的世界。

因此，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层面来看，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分析范式，都面临严峻的挑战，甚至是在根本上进行调整的必要。

传统国际关系分析范式：权力大博弈

什么是权力大博弈理论？在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建构主义，甚或行为主义等派别，都是把国家以主权为基础抽象化为一个统一的行为主体。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民族国家是一个想像的人类共同体，主权国家则是一个想像的国际关系行为体。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都把国家设想为国际关系视野的一个战略整体。现实主义强调国家间冲突的持久倾向；自由主义寻找减轻国家间冲突的若干方法；而激进主义则描述国家关系的整体系统如何可以被改变。[1]

这一行为主体内部有一致的利益，也自然要有一致的对外政策目标和手段。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国际关系也基本是以这种模型来展开的。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国家根据自身利益组成不同的同盟体系并相互战争。

在冷战时期，世界以主权国家及其相互间关系，组成了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美国资本主义阵营以及两者之间的不结盟运动国家。在当时，大国间战略博弈的主要手段，就是结盟、反结盟或再结盟。因此，美国和苏联首先是扩大自己的同盟群体。在同盟群体大致确定以后，又把精力放在反结盟或再结盟方面。

以上述历史经验为基础，现有关于国家对外行为的宏观理论一般假定：国家对外行为是统一的整体，国家间的博弈状态是绝对的、清晰的。比如，国际关系的三大理论，都是从国际体系角度解释国家统一的集体行为，新古典现实主义对国家外交政策的研究，虽将原因变量复杂化，即增加了国内政治的考虑，但仍将国家对外行为的结果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无论是现实主义在本体论层次上强调的物质，自由主义强调的制度，还是建构主义强调的观念，[2]都主要是通过国家行为体作为力量载体来发挥影响的，本质上都是国家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学者认为这标志着基于威斯特伐利亚主权概念的现代国际系统的开始

然而，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关系实践并非如此。在大部分情况下，很多国家都很难基于全盘考虑，对对外行为做出整齐划一的规定。其结果就是，国际政治从权力大博弈分化为多个、不同层面的权力小博弈，国家在不同议题、不同层级上的外交行为，可能存在差异，甚至有时是相反或矛盾的。本文认为，我们需要将传统的国家对外行为的假定做出修正，即国家对外行为并非整齐划一，国家间的博弈由多个议题领域的多元的、分散的权力小博弈组合而成。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非国家行为体和国家内部各部门的行为体获得了更多的权力自主性。基欧汗和奈在《信息化时代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中，已经描述了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全球金融市场等对国家整体权力的削弱。苏珊·斯特兰奇也在《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一书中指出，权力由国家向市场和非国家权威转移。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主流的三大理论还是一些次级理论，总体上都出现了从国家中心向去国家中心方向发展的基本态势。因此，如果把权力大博弈定义为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体系和政策取向的话，那么三大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已经经历了一个从兴起到衰落的过程。

权力大博弈理论的时代特征

权力大博弈理论，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本身也是随着主权国家概念及其实践的兴衰而兴衰的。

（一）权力大博弈理论产生于主权国家概念的提出

在三大主要国际关系理论中，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产生最早的。那时，在20世纪之前，主权国家体系刚刚产生，还没有成为世界甚至是西方内部的主流秩序。自由主义理论与东方的朝贡体系等类似，都倾向于把国际事务视为国内事务的延伸，也倾向于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观察国际问题。洛克、卢梭、康德、斯密、穆勒、科布登 (Richard Cobden)、边沁和斯宾塞等，基本上都如此。[3]

在国内，自由主义者相信“无形的手”能够自动在理性行为体之间建立秩序；在国际上，自由主义者也相信这一点，认为最少干预及至自由放任理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来干涉内政原则和民族自决原则等。

但是，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古典时代，也即自由放任时代。威尔逊第一次把“有组织的和平”(an organized peace)理念，带到一战后国际关系的实践中，试图通过在国家之上形成一个超国家机构，来解决解决困扰欧洲的安全问题。[4]但是，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被凯恩斯主义所挑战一样，自由放任世界所产生的世界大战，也动摇了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础，使得现实主义理念开始崛起。

到了冷战后期，自由主义重新兴起、改革成新自由制度主义等。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一个基本假定，就是“国家需要获得利益，获得利益需要进行国际合作”。[5]到了这个时候，自由主义仍然是国家中心的。

（二）权力大博弈理论的高峰时期，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学术反思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至少可以追溯到欧洲的政治现实主义，中国古代的法家学说中也有相应的论述。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却产生于20世纪20-40年代，是在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的反思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在一定意义上是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产物。

从客观上看，在这一阶段，国家建设的成败、国家动员能力的强弱本身，就是决定一国国际地位的重要因素。工业革命及其开创的工业化时代，使得组织和动员本身取得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良好的工业组织能力塑造了现代国家，使得弱国家被强国家所替代。

在古代，国家总体上是弱的，组织松散的。中国被称为古典时代结构最紧密的国家，但其实政府组织也仅仅到县这一级，县以下仍然保持着独立或自治的形态，无法进行自上而上的动员。

国家对民众并不拥有垄断性的控制能力，往往必需通过一系列的中介力量才能完成。国家对经济和民众经济能力的控制也是有限的。在贵金属货币时代，国家并没有直接控制民众经济行为的能力。

但是随着技术进步和信用货币的出现，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能力加强了，对民众的控制能力也加强了。这导致在现代国家体系中，强国家拥有更强的动员能力，并逐渐取代了弱国家体系。日本在战争中有优势，并不是因为其经济实力和规模大于中国，而主要是因为其拥有现代的动员体系，包括金融体系。在这一背景下，国际关系理论也是随着国家的不同强化而发展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就是这一时代的产物。

简而言之，权力大博弈理论的起点是世界大国；博弈的手段，是结盟、反结盟或再结盟；博弈的目标，是摧毁对方或对方的同盟体系，以建立或巩固自己的权力体系；博弈的特征，是主要大国间关系的同质性或单一性。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与苏联的敌对关系，是全方面、全方位的，双方都拿出全部的力量、以全政府政策的方式与对方博弈。其他与敌对关系不一致的领域，要么是不重要的，要么必须服从于美苏敌对的大战略需求。作为权力大博弈时代的经典之作，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其实是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起源的学术概括。

（三）权力大博弈理论衰落于冷战后期的国际形势变迁

如果说工业革命和工业进程塑造了主权国家体系，也为大博弈理论提供了实践基础，但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自我超越，又在事实上解构了强国家体系，使得非国家行为体重新拥有了相对独立于国家行为体而存在并发展的能力。

一方面，工业化成果也在否定自己开创的主权国家时代。尤其是核武器，虽然其制造与拥有仍然具有主权国家属性；但是其使用和影响，却不可避免地超越了主权国家的控制能力，从而导致主权国家制造出了自己不能随意使用的超级武器。

这一自我否定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表现无疑。古巴导弹危机，不仅是冷战时期美苏最接近热战的一次危机，还是险些将人类社会拖入核战争的一次危机。这次危机，在理论上是现实主义的高峰，但也是人们反思现实主义理论的开始。

另一方面，冷战结束以及新技术革命，也给国际关系理论的演变提供了新动力。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于冷战结束。可以说，没有冷战走向低潮和结束，可能就不会有这一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无论是古典的还是新的，都既没有预见到冷战的结束，也难以解释冷战的结束，学术界才有了寻找新理论框架的强调冲动。建构主义对冷战结束有自己的解释：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改革苏联的外交政策，是因为他持有“共同安全”这一新观念。

因此，传统的国际关系学理论，是以主权国家利益可以被约化为的单一性和同质性很高的实体为基础展开，是以一个国家同时只能一个或一种对外战略为前提的。但是，这已经不再能解释21世纪的世界政治以及大国间关系。

事实上，三大主流理论的发展趋势，也是与此相一致的。随着冷战逐渐走向尾声和终结，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进行了改革。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国际政治理论》(1979)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与以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霸权之后》(1984)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为80年代以后最受关注的国际关系理论。进入90年代以后，建构主义兴起了。三大理论都是沿着“去国家中心主义”的方向发展的。

世界政治进入权力小博弈时代

如上可见，权力大博弈理论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自由主义时代，兴盛于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前期，从冷战后期开始衰落，进入21世纪后进入更加深刻的调整阶段。但是，无论怎么调整，“国家中心”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与出发点，并没有在根本上被动摇。然而，这一分析方式已经不再适应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格局，更不适用于21世纪以来的国际形势。

一是，冷战结束不是因为苏联以主权国家身份在国际战略竞争中的失败，而且因为其国内政治政府、经济制度的落后，以及社会建设的失败。

到苏联解体时，从国际关系的视角来看，苏联的各项指标还是相当好的。在1980到1989年间，苏联GDP总量按名义汇率来看，居世界第3-7位之间；苏联军事力量，至少从外部看来，在战略力量、海军力量等方面都达到了历史的高峰时期。到1980年代中，苏联的综合国力超过德、法、英、日等，是世界第二号经济和科技强国，[6]更是远远强于中国。

可以说，苏联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角色，其实是在工业化时代，由于国际斗争需要并被冷战强化的结果。在把一个农业国家变成一个工业国家方面，没有比苏联模式更加成功的。[7]但是到工业化阶段完成、向后工业化时代转型的过程中，苏联模式在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都日益不适应国内日益多元、多样的利益与需求。国内利益需求的多元化与多样化，与大一统的政治和经济体系产生严重的冲突。苏联没有及时改革调整，形成新的国家身体和政治认同，最后就解体了。

二是，冷战后世界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不是国际冲突而是国家内部冲突。

据统计，在冷战时期，全球共发生国内武装冲突163起，占武装冲突总数的66%；而在冷战后（1990-2006年），国内武装冲突高达到176起，占同期冲突总数的82%，无论是从比例还是绝对值，都高于冷战时期。[8]冷战后发生的伤亡最重的武装冲突，基本都是以内战为主要特征。

第二次刚果战争（1998-2003）虽然涉及到一些非洲国家，但起源于国内冲突；叙利亚内战虽然演变成一次国际大博弈，但起源于民族和教派冲突；苏丹达尔富尔冲突（Darfur Conflict）的根源，是苏丹内部的民族和宗教矛盾；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虽然是以国际冲突的形式开始，但最终也主要成为伊拉克内部不同教派与民族群体的斗争；尼日利亚围绕打击博科圣地（Boko Haram）的冲突，实质上是一场内战；也门内战和乌克兰危机，也都是有国际背景的内部冲突。这些武装冲突，都不是单纯依赖现行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完全认识与理解的。

三是，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对世界和美国都产生了对立统一的复杂影响。

一方面，美国权力通过全球化进程被充分放大，进入很多从未被大国政治所触及的地域和领域。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在世界的优势地位达到人类历史的最高点，被称单极瞬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一个可以在地球各个地域、各个领域，拥有领先优势和决定性影响力的国家，是世界上第一次出现的真正世界意义的霸权国家。第一次海湾战争，是美国单极瞬间的最佳阐释。

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也解构了美国的主导权。霸权扩大到全球后，霸权结构与全球化结构重叠，这在极大扩张了美国的权力的同时，也消解了美国的霸权。因为霸权不再是美国的排他性的专属品，而成为国际公共产品，其他国家只要加入也能使用。而霸权成本是由美国承担的，国际公共产品是由世界共享的，这种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称，成为美国霸权战略的一个自我否定性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全球化的美国霸权，已经找不到自己的战略对象，美国霸权也失去了原有的战略价值和意义。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对美国国家战略的调整，就是这种压力的结果，核心就是要解决霸权结构与国际公共产品结构同构以后的国际责任与收益的不对称问题。

四是，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深刻改变着世界结构，也改变着世界结构与国内结构之间的关系。

冷战结束后，原有两大阵营对立的格局瓦解，双方倾一国之力彼此进行大博弈的时代结束。同时，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快，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密切加深，国家内部部门利益开始变得更加多元、分化，且能动性增强。国家间的相互博弈，更多地表现在具体的议题或部门领域，而非全面的对抗或完全的合作，国家的对外行为变得不再整齐划一，而是呈现多元化、分散化，甚至相互矛盾或冲突的特点。

其结果是，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多元化、国际关系领域的多样化和国际关系形态的差异化，成为主导世界政治的主要特征。大国对外战略的指向不再单一明确，宏观的大战略越来越难以制订，反应在具体实施层面的政策争论与争议、不同政策部门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增加。并且，这一现象并非是在特定国家，而是在很多世界大国内部同时出现的。

这些现象共同指出，大国间博弈的方式、形态与结果，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政治从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大博弈、宏观叙事，进入小博弈、微观叙事时代。在权力小博弈时代，任何建立宏观理论来解释世界政治的努力，都是注定不能成功的；任何建立国家大战略、总体政策以全面指导内政外交的努力，也是反事实的，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权力小博弈理论的提出

在权力小博弈时代，以国家间结盟、反结盟和再结盟为主要特征的宏观战略博弈手段，已经被国家间围绕着战略边际线而展开的微观战略博弈手段而取代。这一权力小博弈理论，可能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博弈主体与权力大博弈一样，主要都是世界大国。尽管在微观领域，中小国家仍然有了更多的发言权，但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世界大国。但是，与权力大博弈以国家为主体博弈的抽象形态，权力小博弈理论强调大国内部参与博弈主体的多元化或分散化。在大博弈时代，权力博弈是以元首为代表的战略或安全团队为主体展开的，是一种单一型博弈。而在小博弈时代，权力博弈是由国家内不同的部门和组织为主体展开的，是一种复杂型博弈。

其次，博弈目标在最终与权力大博弈一样，都是为了削弱对手的整体实力甚至推动对方崩溃，以增强霸权或更多的国际政治权力。但是在具体方面，则有很大的区别。在大博弈时代，得失是显著的，输赢很容易被定义和识别，是易于被民众所理解的。但是在小博弈时代，得失关系并不确定，输赢不太容易被定义和识别，博弈是在一条条不同的阵线上进行的。其实，小博弈的目标并不是为了削弱对手的整体实力，也不是为了促使对手崩溃，而且为了推动两国间在不同领域的战略边际线移动，尽可能的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缩小对方的权力范围，集小胜为最终的大胜做好准备。

再次，博弈领域发生了变化，从以地理空间为主的博弈，向以议题和领域空间为主的方向发展。由于国家之间的地理空间，包括领土、领海和领空等概念和权利关系，都已经得到很好的定义与规范，在这个层面进行战略博弈是很难进行的。所以，在权力小博弈时代，战略博弈是以国际公共领域为主要空间的，如公海，外太空，网络，规则和领域领域，等等。

最后，博弈形态复杂化。各国在不同议题领域的权力边界线的攻守关系是不同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所有领域占据上风，也很难把自己在某些领域的优势，转化为在其他领域筹码。这一点，在中美、中印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已经有深刻的体现。

小结

权力小博弈时代的到来，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尤其是在政策层面，这事实上表明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宏观战略制订与实施的不可能性。由于国家利益的多元、多样、多层属性，任何国家都难以通过一个单一的国家大战略，来规范、指导自己的所有对外行为。大战略逐渐从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后退为抽象的、概括性极强的战略原则。在这一原则之下，构成主权国家的不同部门、阶层和利益团体，根据自身利益需求和行为特征，沿着不同的阵线和方向进行博弈。这些大大小小博弈的总和，就是最终体现出来的国家战略收益和力量。

[1]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6页。

[2]高奇琦，“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合流及其发展思路”，《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3期，第92-93页。

[3]苏长和，“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第16页。

[4]苏长和，“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第18页。

[5]秦亚青，“行动的逻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转向’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第183页。

[6]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7]大卫科兹，“苏联解体的原因”，《当代思潮》，2000年第5期，第33页。

[8]参见：唐永胜、刘东哲、陈晓东，“冷战后全球武装冲突的特点及演变”，《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8期，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