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中国人，自打牙牙学语起，就在进行卓有成效的“中文教育”；但作为现代大学制度下特定的科系与课程，系统的“中文教育”（隶属于现代大学里的“中国文学门”、“中国文学系”、“中国语文系”、“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却只有百年历史。这里借北大中文系走过的坎坷历程，观察百年教育之风云激荡。
一、从书院教育到大学制度的建立
传统中国的书院教育，跟今天我们实行的大学制度，无疑有很大的差异。站在中文系的立场来观察，首先，以前的书院教育，不管哪家哪派、何时何处，都是以人文学为中心的。到了晚清，随着西学东渐，现代大学制度建立，“中文”或“文学”逐渐蜕变成众多科系中的一个。
曾经的“不学《诗》，无以言”，成为遥远的神话；“文学”就这样被“边缘化”为一个特定的专业了。当然，古时学《诗》，不等于今天念“文学”，几乎涵盖了整个人文学以及人格修养等。在传统中国，“文学”是所有读书人的基本修养，而不是一个“专业”。除了在特定时空，如东汉末年的“鸿都门学”，南朝宋文帝的“四馆”，有过相当短暂的专门的文学教育外，其他时候，今天所理解的“文学”，是所有中国读书人的“必修课”。
其实，不仅仅在中国，整个世界都如此，18世纪以前的大学课程，都是以人文学为主导。直到19世纪，随着科技突飞猛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继崛起，人文学科才逐渐从中心向边缘转移。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以救亡图存为主要目标，声光电化（自然科学）、经济法律最有用，当然受到主事者的高度重视。只是在“拷贝”整个西方大学制度时，“文学”作为众多学科中一个小小的分支，也被纳入其中。
1903年，晚清最为重视教育的大臣张之洞奉旨参与重订学堂章程，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著称的张之洞，之所以主张“中国文辞”不可废弃，与其说是出于对文学的兴趣，不如说是担心“西学东渐”大潮过于凶猛，导致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失落。与传统中国文人普遍修习诗词歌赋，但只是作为一种“修养”不同，今天的中国大学里，“文学”已经成为一种“专业”。专业以外，依然有很多人关注中国语言与文学，这才是希望所在。在晚清以降的一百多年里，西学大潮虽然对人文学科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学并没有垮掉，而是浴火重生。这点很让人欣慰。
二、为什么从1910年说起
今天的中国大学（包括院系），都喜欢“追根究底”，校史及院系史越拉越长。江南某大学，创立第二年，就做百年校庆纪念活动，理由是他们的某个科系是从某某大学分出来的，而某某大学又与某某大学有历史因缘。一般来说，越早创立的大学及院系，历史长，积淀深，质量有保证，确实值得夸耀。但有一点，溯源时必须“言之凿凿”。我的看法是，做校史、系史溯源，还是“保守”点好，必须是正式的教学机构，有老师，有学生，有课程，有章程，这才算。简单点说，编“校（系）友录”时，能落到实处。
常有人问，北大中文系为何以1910年为起点，而不是京师大学堂建立的1898年或京师同文馆建立的1862年？我们都知道，既然办大学，多少总有中国语言或中国文学方面的课程，但作为一个专门的教学机构，却是分科大学堂成立以后的事情。1903年的《奏定高等学堂章程》里确实有“文学科大学”，其中包括中国史学门、外国史学门、中外地理学门、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日本文学门等。但光有章程没用，这些“门”当年都没有开办。直到1910年1月，学部建立分科大学堂的奏请获批，教员及学生到位，并于3月31日举行了开学典礼，这才算数。而这个时候的“文学科大学”，并非九门都办，而是先设中国文、外国文二门。
换句话说，设想和实现是两回事。就好像北大的研究生教育到底从何说起，我与北大校方就思路不同。校方称，应该从1917年算起，有《北京大学日刊》上的名单为证。可你仔细看，那些“研究生”都是二三年级的在校大学生，是根据各自兴趣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研究”。这与今天公认的独立的教学及研究阶段，不是一回事。其实，这事蔡元培说得很清楚：1917年想做，但没钱，做不起来；真正做起来是在1922年，以研究所国学门的成立为标志（参见拙文《北大传统：另一种阐释——以蔡元培与研究所国学门的关系为中心》，《文史知识》1998年5期）。
三、废门改系与院系调整
对于院系来说，除了“生日”，值得关注的还有历史上的“关键时刻”。这方面，思想史、教育史与学术史说法不一，落实到院系史那就更加微妙了。我的思路是：承认大学受制于整个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但不照抄政治史的“宏大叙事”。若说到北大中文系史上的关键时刻，我以为是1919年与1952年，即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及新中国建立以后的院系调整。后者不仅名称、地址、思想脉络、办学思路等都有明显变化，甚至可以沙滩的“红楼”与未名湖边的“博雅塔”作为象征。
北大中文系最初称“中国文学门”，1919年方才废门改系。读五四时期的历史文献，有说“中国文学门”，也有说“中国文学系”，就因为1919年是个重要关口。那一年，不仅有大家熟知的五四运动，北大校园里还有“废门改系”这么件大事。说它是“大事”，因为与此相关联的是采用“选科制”，这就涉及课程设置及教学方式等一系列问题。1910年的课程表未见，但我找到了1915—1916年“中国文学门”的课程，总共九门：中国文学史、词章学、西国文学史、文学研究法、文字学、哲学概论、中国史、世界史、外国文。为了说明历史变迁，我拿今天的课程作对比：2009—2010学年第二学期北大中文系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总共是57门。换句话说，早期北大的课程非常简单——文史哲通史或通论，加上外语，就这些。那时教师少，学生也很有限，课程设置简单，可以理解。引入选科制后，对老师、对学生都是个很大的压力。学生有更多选择的机会，老师也必须努力研究，不断往前走，才能给学生们开新课。借助《北京大学日刊》以及校史档案馆的资料，我们能够复原当初老师们上课的情况（参见拙文《知识、技能与情怀——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6期及2010年1期）。细节就不说了，总的趋向是，废门改系及选科制的确立，对北大中文系的学术发展意义重大。
还有一个关键时刻，那就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北大从沙滩搬到燕园，不仅是校址改变，更重要的是院系重组。工科整个被切除，这且不论；中文系的一些老师被调走，如杨振声、冯文炳到了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但从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调进很多学业专精的教授，更加上两年后将当时全国唯一的语言学系——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并入，北大中文系在“院系调整”中其实是获益的。你会发现，1952年以后，北大中文系整体的学术水平，跟国内其他大学比，有明显的优势。这个优势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那时全国评重点学科，中文学门有11个，北大是5个，其他6个属于复旦、南大、中山等六所大学。当时的北大中文系兵强马壮，占有绝对优势。但这种“一枝独秀”的局面现已不复存在，以后也不太可能出现。各大学都在励精图治，发展自己的优势项目及科系，彼此之间的差距日渐缩小，像“北大中文”这样的老牌院系，面临很多严峻的挑战。
除了这两个容易被人提及的关键时刻，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北大中文系是语言、文学、古文献三足鼎立，这局面是如何形成的？1925年度的课程指导书里特别提出，除了一般的基础课程，为了让学生尽早确定专业方向，课程分为三组：A类是语言文字，B类是文学，C类是整理国故之方法。这所谓“整理国故之方法”，包含了我们今天的古文献专业，但不全是这个，还有考古学等。换句话说，自1925年起，北大中国文学系的专业范围，就不是纯粹的“文学”，还包含“语言”及“文献”等。当然，从建制的角度看，1959年北大在全国率先设立古文献专业，并交给中文系统管，这对于北大中文“三足鼎立”局面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至于北大中文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新闻专业以及编辑出版专业，日后被转移出去；而新设立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还有语言信息处理等，也不是传统的“中国语言文学”所能够涵盖。故所谓“三足鼎立”，也只是个形象的说法，日后可能有新的拓展与变化。
四、师长风雅与同学少年
谈大学史，很容易聚焦于若干著名教授；其实，对一所大学来说，学生比老师更重要。因为，教授是可以全世界招聘的，有钱就能做得到（大致而言）；学生不一样，那是你呕心沥血，手把手教出来的。放宽视野，决定一所大学或一个院系声誉的，是你培养出来的学生。在这个意义上，《北大旧事》与《北大往事》对着读，很有意思。我曾经撰文，谈论清华国学院的“神话”，称其得益于师生之间的良好互动（参见拙文《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现代中国》第六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同样道理，北大中文系的声誉，也与历届学生的努力及追忆分不开。正因此，我们编六种“北大中文百年纪念”文集时，专门做一册《我们的系友》，用一种不着痕迹的方式，表彰那些至今仍奋斗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北大中文系的优秀毕业生。因体例所限，政界、商界、文坛的优秀系友，只能用别的办法来表达我们的敬意。
一到追忆往事，老学生们最常提及的，往往是当年的“师长”如何“风雅”；其实，“同学少年”同样值得怀念。以北大中文系为例，能有今天的名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密不可分。谈及五四，常被提及的，多是师长辈。但请记得，那是一个以青年为主体的政治/文化运动。俞平伯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时候，写了一组诗，其中有这么两句：“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竟成三。”（《“五四”六十年纪念忆往事十章》）这“三”是指新文化运动时期三种重要刊物——《新潮》、《国故》、《国民》。此三种刊物的主要编者，都是北大中文系学生。翻翻系友录，我很惊讶，那时中文系的学生真有出息。五四运动爆发那一年，在北大中文系就读的有：1916级的傅斯年、许德珩、罗常培、杨振声、俞平伯；1917级的邓康（中夏）、杨亮功、郑天挺、罗庸、郑奠、任乃讷（二北）；1918级的成平（舍我）、孙福原（伏园）等。要是你对现代中国政治史、文化史、学术史略有了解，你就明白这一名单的分量。政治/文化立场不一样，但都那么活跃，真诚地寻求救国救民之道：有提倡新文化的（《新潮》），有主张旧传统的（《国故》），也有希望介入社会革命的（《国民》），当年的北大中国文学门（系），是如此大度，容纳各种思想、学派以及政治立场。这特别能体现蔡元培校长的大学理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现在的北大中文系学生，或许没有当初的思想活跃，因其大都转入专业研究。这是整个社会环境决定的，不能怨学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依旧是很多人的梦想（能实现多少是另一个问题）。统计近十年北大中文系的本科毕业生，在国内及国外念研究院的，占百分之八十，这一专业化趋向，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路径大致吻合。虽然整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日益大众化，但北大还是坚持精英教育。尤其是中文系，近二十年本科招生规模没有扩大，一直在80至100名之间波动。另一个值得夸耀的是，在北大中文系读学位的外国留学生（本科、硕士、博士）以及国外高级访问学者，占全系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最近十年，一直稳定在这个规模。北大若想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能否吸引大量外国留学生，是一个重要标志。在这方面，中文系有天生的优势（相对来说，物理学院就难多了），再加上我们从1950年代起就着意培养留学生，做起来得心应手。现在世人谈“杰出校（系）友”，大都局限于本国学生；其实，留学生中，也有出类拔萃者。
五、北大中文人的特点
谈论北大中文人的特点，我害怕大字眼，比如“精神”等。因为“精神”这个词我看得很重，不愿意动辄赠与某人或某物。中文系提“中文精神”，物理系呢，难道叫“物理精神”？连“北大精神”、“清华精神”、“中大精神”我都觉得勉强。我更愿意谈谈北大中文系让人感觉温馨、或让人念念不忘的地方。很多追忆北大的书籍，如《精神的魅力》、《北大旧事》、《北大往事》等，你去看看，有许多中文系的奇人趣事。大家为什么多写中文系师生？我想，除了我们的学生会写文章，爱写文章，还有一点，就是中文系的老师和学生比较有个性。一旦讲起故事，功业不重要，重要的是独特的人格。中文系师生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个性，追慕自由，不受固有的条条框框束缚，喜欢根据个人的特质来选择生活态度、学术道路以及研究方法等。换句话说，站在民间立场讲授“北大故事”时，怪人多多、轶事多多的中文系，占很大便宜。
如何追赶世界一流大学，我不只一次被人严肃追问。我的答复是：不能将我们的中文系跟国外著名大学的东亚系比，人家是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我们是本国语言文学研究，责任、功能及效果都大不一样。要比，必须跟人家的本国语言文学系比。作为本国语言文学的教学及研究机构，北大中文系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除了完成教学任务，还有效地介入了整个国家的思想文化建设。这是一种“溢出效应”。也就是说，我们的教师和学生，不仅仅研究本专业的知识，还关注社会、人生、政治改革等现实问题，与整个国家的历史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正常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都不是那个国家的学术主流；你不能想象“中国研究”在美国成为主流，同样也不能想象中国学术的中心在英文系或日文系。相对来说，本国语言文学（以及历史、哲学、宗教、社会、经济等）的教学及研究，集中最多的精英，也最有可能深入展开，并对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我以为中文系师生有责任介入当下的社会改革以及思想文化建设。不是不要专业，而是在专注自己专业的同时，保留社会关怀、思想批判、文化重建的趣味与能力。说到底，“人文学”是和一个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是一种“技术”或“知识”，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怀”。
这么说，不等于北大中文系教师都在关注当下，也有闭门读书，不问窗外事的。应该允许不同文化立场及学术趣味的教授各自独立发展，不强求一律。你整天上电视，名声显赫；我闭门读书，十年磨一剑：各有各的舞台，也各有各的听众。有骨有筋，有雅有俗，有内有外，这样的话，中文系才有活力，才可能比较“大气”。
六、中文教育的困境、魅力及出路
学文学的，容易情绪化，要不特自卑，要不把自己的专业设想得特伟大。某种意义上，现代化的进程，也就是日渐专业化。以前有一句话，“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晚清以降，谁也不敢这么说了。因为，同是读书人，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彼此间的隔阂也越来越深。
这一大趋势，使中国语言文学的教育，呈现两个方向：一方面，它越来越成为众多学科中的一个，范围及功能大大缩小；但另一方面，它又掉转过来，逐渐变成一种“修养”或“趣味”——就好像画布上的“底色”，虽不显眼，但不可或缺。在我看来，作为专家之学的“语言”/“文学”研究，必定是小众的；但若从“通识教育”入手，则前途无量。
如何看待通识教育，以及如何处理与专业教育的矛盾，目前中国学界仍在摸索中。北大、复旦、浙大、中大，各有各的一套。哪一个更合适，现在很难说。人的求知欲望和可用时间之间，本就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既希望让学生具有良好的修养，又要求其获得足够的专业训练，很难协调。但有一点必须明白，大学的意义，主要不在于教你多少知识，而是教会你读书，养成好的眼光、习惯、方法和兴趣，这比什么都重要。因为知识是无穷尽的，你永远学不完，在短短的四年里，不可能真的“博览群书”。“博”与“专”的矛盾，永远无法协调，就看你想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这个问题，吵来吵去，没用。应该做一个全面调查，各院系的毕业生出路何在，日后工作中碰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回过头来，再谈如何进行教学改革。
人文学被如此地边缘化，这是目前中国教育过分市场化的结果。等到国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那种将“求学”等同于“谋职”的趋势，会逐渐转变。整个社会弥漫着拜金主义，家长的期待、媒体的渲染、再加上大学的失职，导致学生选择专业时更多考虑毕业后的薪水（还不一定能实现），而很少坚持个人兴趣。我不敢提倡“安贫乐道”（确实有人勒紧裤带，只读自己喜欢的书，只走自己选择的路，但这不具普遍性），我想说的是，目前这种盲目追求“热门专业”，实在不可取。其实，这些年中文系学生的就业情况，远比外界想象的要好。相反，从全国范围看，最容易找不到工作的，正是所谓的“热门专业”。2010年5月5日《文汇报》上有一篇《工商管理：“热门”专业风光不再》，说的是根据调查，十个失业率最高的专业，包括工商管理、计算机、法学、英语、国际经济与贸易等“热门专业”。
表面上，人文学科处于边缘状态，但这些年仍在平稳发展。那是因为，传统的人文学科适应面广，对于学生日后的发展有很大的裨益。现在我们的教育进入了一个误区，即把大学当作职业学校、培训中心来经营，宣扬“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忘却了大学的责任。大学教育，是为你一辈子的知识及精神打底子，而不是职业培训。很多东西只需“岗前培训”，根本用不着你花好几年时间来学习。当然，学校性质不同，完全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我批评的是那些本该志向远大的大学或院系，走上了“经济实用”的职业培训之路，那绝对是一个失败。
这方面的思考，我写过《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现代中国》第九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当代中国人文学的“内外兼修”》（《学术月刊》2007年11期）等，有兴趣的朋友可参看。总的来说，我以为，在中国，“人文学”（包括中文系）最低潮的时刻已经过去，若调整适当，是应该“贞下起元”了。
七、如何给自己“祝寿”
既然是“百年系庆”，当然得好好庆贺一番。当初有很多宏阔的设计，最后确定，别太张扬，还是以学术为中心来展开。除了10月23日的正式庆典，邀请广大系友回燕园聚会，其他的活动，都相当低调。比如，筹集资金创建“胡适人文讲座”（邀请国外学者）和“鲁迅人文讲座”（邀请国内学者），邀约十几所著名大学创建“海峡两岸研究生中文论坛”等，都是“可持续发展”的。这里着重介绍十个会议和两套丛书。
十几年前，我参加完轰轰烈烈的北大百年庆典，随即赶往捷克的首都布拉格，参加布拉格查理大学为创建650周年而组织的系列学术会议之一。当时我很感慨，大学以学术为本，热闹背后，必须有坚实的精神支持及学术追求。轮到中文系办百年庆典，我首先想到的，便是动员各专业，组织系列学术会议。因此，为纪念百年系庆，从一月份起，我们筹办了一系列的学术会议，一直持续到年底。这十个会议分别是：“纪念林庚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1月）、“中国典籍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3月）、“中国古代诗学与诗史”研讨会（7月）、“走向当代前沿科学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8月）、“中国语言学发展之路——继承、开拓、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8月）、“数字文献研究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8月）、“四川境内藏缅语——重构的原则及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10月）、“当代汉语写作的世界意义”国际研讨会（10月）、“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实践与理论创新”国际论坛（11月）和“1930—1940年代平津文坛”学术研讨会（11月）。
至于组织编纂20卷“北大中文文库”和六册“北大中文百年纪念”文集的缘起，我在《那些日渐清晰的足迹——写在北大中文系建系一百周年之际》（201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中，有简要的说明。老北大的中国文学门（系）有灿若繁星的名教授，这回就不说了，因其业绩广为人知；需要表彰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长期执教于北大中文系的诸多先生。因为，正是他们的努力，奠定了今日北大中文系的根基：“有鉴于此，我们将推出‘北大中文文库’，选择二十位已去世的北大中文系名教授（游国恩、杨晦、王力、魏建功、袁家骅、岑麒祥、浦江清、吴组缃、林庚、高名凯、季镇淮、王瑶、周祖谟、阴法鲁、朱德熙、林焘、陈贻焮、徐通锵、金开诚、褚斌杰），为其编纂适合于大学生/研究生阅读的‘文选’，让其与年轻一辈展开持久且深入的‘对话’。此外，还将刊行《我们的师长》、《我们的学友》、《我们的五院》、《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园地》、《我们的诗文》等散文随笔集，献给北大中文系百年庆典。也就是说，除了著述，还有课堂；除了教授，还有学生；除了学问，还有心情；除了大师之登高一呼，还有同事之配合默契；除了风和日丽时的引吭高歌，还有风雨如晦时的相濡以沫——这才是值得我们永远追怀的‘大学生活’。”
北大中文系有过阳光灿烂的日子，但也不乏坎坷和失落。这回之所以用心经营“百年系庆”，那是因为意识到这是一个历史机遇，抓住了，可实现大的突破。国家的中长期人才发展纲要，北大之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路线图，配合“北大人文基金”的创立、“人文学苑”的即将落成，再加上中文系同仁的不懈努力，“北大中文”是有可能重塑辉煌的。
2010年7月21日修订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来源：《文史知识》2010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