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迄今（按：本文发表于2004年）的这几年可以说是阳明学研究的出版年。除了吕妙芬的《阳明学士人社群》（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2003）之外，钱明的《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吴震的《阳明后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以及彭国翔的《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台北：学生书局，2003）等，都是阳明学研究的专书。笔者曾撰“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of WANG Yangming and His Followers in Mainland China”，主要对20世纪大陆地区的阳明学研究进行了介绍。其中附录部分虽然也介绍了台湾、香港地区50-80年代阳明学研究的一些主要著作，但由于撰写该文时《阳明学士人社群》尚未出版，因而文中无法予以介绍。如今仔细阅读了这部著作，觉得很有必要向读者推荐，正好也可以给笔者的英文书评论文作一补充。
该书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美国加州大学落杉矶分校历史系，1997，指导教授为Benjamin A. Elman）基础上修订扩充而成，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学派与讲会的历史”，从社会史的取径，具体而深入地研究了阳明学派及其讲学活动的历史。该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学派的建构与发展”，研究阳明学派的建构和发展，探讨王阳明的思想如何崛起并成功地发展成为一个在明代中期影响巨大的学派和思想运动。由于该章以较为宏观的方式交代了阳明学与科举制的关系、生员人数的激增导致知识群体的结构性改变以及这种变化和阳明学社群的关系、王阳明个人的人生经历如何影响阳明学派的建构、以及作为私学的阳明学如何与作为官学的朱子学互动等，因而可以作为全书的概论。第二章“何谓讲会”，在爬梳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综合性地说明阳明学讲会的性质、成员、聚会地点、形式、与书院的关系等，认为阳明学讲会是地方乡绅士人定期的学术交友活动，与文人结社性质类似，不同于传统书院教育，但讲会的发展促进乡绅与地方官员合作修缮了某些书院。第三章“吉安府的讲会活动”，分别介绍了吉安府内包括安福、庐陵、吉水、永丰和泰和在内五个讲会最兴盛的县的相关学者及其活动，勾勒出了讲学活动在当地的演变。第四章“宁国府的讲会活动”，重点探讨了泾县、宣城县和太平县的相关学者及其讲学活动。第五章“浙中地区的讲会活动”，以阳明学讲会最兴盛的绍兴府、金华府、衢州府为主，探讨了浙江地区阳明学讲会的历史，着重介绍了早期绍兴府以天真书院为中心的讲会活动、金华府以五峰书院为中心的讲会、以及衢州府内的几个讲会。如果说第二章是对阳明学讲会的总体说明，第三、四、五章则以三个当时阳明学讲会最兴盛的地区为例，具体入微地展示了阳明学讲会的历史面貌。第二部分“思想与实践”，讨论了一些可以同时涉及阳明学思想内涵与相关实践的议题。该部分共分四章。第六章“学派的自我定位”，认为阳明学派通过认同自己所诠释的颜子之学来实现自身在儒家道统中的定位。第七章“讲学同志的联属”，考察了阳明学者在讲会活动中从精神到物质两方面互相帮助和激励的一些具体情况以及“求友天下”的共同追求。第八章“圣学教化的吊诡”，主要考察晚明江苏、浙江一带阳明学者讲学活动中思想与实践的多元与歧异。第九章“晚明江右学者的讲学与地域认同”，则从文化竞争和地域认同的角度专门探讨了晚明江西地区阳明学在当时整个思想界中的特点，尤其是有异于江苏、浙江地区阳明学的风格。
阳明学不仅是整个宋明理学的两大话语典范之一，同时还是中晚明最重要的一股社会思潮。但是，阳明学如何通过几乎遍及全国的讲会活动得以影响流传？讲会这种阳明学重要的组织形式究竟构成如何？当时阳明学者有哪些主要的讲会？其分布区域和活动情况怎样？在吕著之前，尽管不无学者涉及到这些问题，但都还不能够像吕著这样构成全面、系统与细致的研究。事实上，该书最大的学术贡献，就在于对上述这些问题的专门考察。如果说我们以往对阳明学的了解主要在于思想观念的话，那么，通过这部著作，对于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阳明学，包括具体有哪些人参与，这些参与者都有哪些活动，以及这些“人”与“事”是如何运作的，我们都有了明确的了解。作者在书中运用了大量的史料，包括各种文集、方志等，向我们详细展示了阳明学讲会的历史风貌。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在书中不但尽量囊括当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知名学者，更结合地域学术社群的考察，充分利用各种文集、方志等第一手文献，发掘出了一些以往学界较少了解但却很值得研究的阳明学者。在以往中文世界的阳明学研究中，阳明后学包括王阳明第一、第二甚至第三代传人，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这一方面是由于“文献不足徵”所致，另一方面，研究者往往过于依赖《明儒学案》所提供的框架、资料，没有自觉地进一步搜求、掌握各个阳明学者本人的文集，也是造成阳明学研究难以深入的原因。譬如，自现代学术建立以来，泰州学派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但对于泰州学派的构成，研究者历来以《明儒学案》为据，鲜有根据原始文献深究精察者。事实上，《明儒学案》中所提供的泰州学派的组成是颇有问题的。而吕著能自觉意识到《明儒学案》的不足，充分利用大量第一手的原始文献，正是其研究能够深入细致的一个重要原因。除广泛参阅今人的研究成果之外，就原始文献而言，该书引用的地方志有40多种，明清及前代的文集、语录和其他史料有110多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缺乏文献的基础，技艺再高超的诠释者所施展的空间也有限，对于历史学科来说，文献的占有与掌握更几乎是研究好坏的决定因素。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吕著有突出的表现。
任何一部好的著作，作者都会有自觉的方法意识。这一点吕著也不例外。作者之所以选取社会史的研究取径，固然与其博士期间历史学的学术训练有关，但充分意识到以往阳明学的研究几乎都是观念史、思想史的取径而希望另辟蹊径以为补充，则是作者的基本用意所在。所谓“本书在方法论上刻意不采取传统学术史和观念史的做法，而试著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提问”（该书页7）。当然，选择某种适当的研究方法，起最终决定作用的或许并非作者的主观用意，而应当是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换言之，对于阳明学讲会的历史研究来说，社会文化史而非观念史的取径必然是较佳的选择。而正因为“法无定法”，选择什么样的方法取决于研究对象自身的特点和性质，我们也就不能抽象地谈论某种研究方法的优劣。不同的研究者在各自的学科背景下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时，应充分了解自己所运用的方法的有效范围，而不能“得一察焉以自好”，“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轻易否定别的学科及其相应方法论的有效性。所谓“横看成岭側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但“山还是那个山”，恰恰是“岭”、“峰”的相互补充而非彼此排斥，才足以构成“山”的整全。哲学、思想史、社会史等不同的取径应当相互取益，而非彼此相非，如此才能形成良性互动、优势互补。对于这一点，从该书贯彻自己所选研究方法的同时力求广泛吸收其他研究取径下的成果来看，作者是有相当意识的。
不过，作者尽管自称“刻意要回避观念史的作法而采取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取径”（页11），但另一方面也表示“毕竟不能忘情于思想内涵，更不愿意一本以阳明学为主题的论文完全弃思想议题于不顾”（页3）。事实上，该书第二部分的许多内容尤其第八章，正是作者不能忘情于阳明学思想内涵的表现。当然，既然涉及思想内涵，不免涉及辨名析理的工作，其方法也另需哲学、思想研究自身的理路和要求。而能否充分意识到这种转换所提出的方法论要求，进而做到在不同的方法论之间游刃有余，对于任何某一种学科训练的学者而言，都会构成一种挑战。不过，尽管该书第一部分对阳明学讲会的研究或许比第二部分对阳明学思想内涵的讨论更有贡献，作者本人也谦称“无论对学者个人心理层面的挖掘或对其思想内涵的解析，在深度上都是不够的”（页424），我们还是可以在作者有关阳明学思想的讨论中不时看到一些洞见。这一点，显然是和作者能够沉浸于丰富的文献之中而涵咏再三分不开的。
读完该书，尤其作为主体的两个部分，读者整体的感觉或许是作者重在说“事”而不在论“理”，在整理史料方面做的工作最多，这方面的学术贡献也最大。不过，还需要指出的是，作者整理史料、重建阳明学讲会历史的贡献固然格外引人注目，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缺乏自觉的“史观”意识。事实上，正如作者自己在导言中所说，后现代理论对史学界所造成的冲击以及所形成的学术氛围对作者“是有相当影响的”（页11），细心的读者也会在书中的一些议论中感觉到这种影响。至于究竟如何反省当前的史学理论，从而为自己的研究工作提供理论支撑，我相信作者将来会更加的深思熟虑，从而在进一步的研究成果中有更为明确的体现。
（原刊于《中國文哲研究集刊》（臺北），2004年3月，頁350-3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