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沛，1944年生于天津，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中国史学会原副会长，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世界史研究》《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关于史学社会价值的理论思考》《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编纂（1840—1949）》《历史认识概论》《西方史学史》《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于沛自选集》《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西方史学思想史》《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1949—2019）》等。
岁月悠悠，我时常想起少年时代那段物质上时有饥渴、精神上却与书相伴、充实快乐的求学时光，时常忆起那些对我个人成长有所帮助，并且对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有影响的老师和朋友们。
一、贪婪汲取精神食粮的难忘岁月
记忆中，我的小学和中学生活主要穿梭于周围的几个图书馆，以书为伴，与书结缘，在读书中快乐成长。
以书为伴：快乐的暑假生活
我的小学生活是在西单区（北京市已撤销的市辖区）第一中心小学度过的，那是一所百年老校，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学校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三四年级时，我的班主任老师——我至今还记得——姓赵，名字叫淑和，是位女老师。她只有一个儿子，参加志愿军了。每年暑假赵老师都到学校图书馆义务整理图书，她在那儿包书皮、修补图书等，每次我都一起过去，在知识的海洋里徜徉，如痴如醉地汲取知识的营养。那段时间我就住在她的家里，除了去学校整理图书外，她还带我去看电影、看木偶戏，路上给我买糖果吃，记得有一次电影散场偶遇下雨，还给我买了一把小油纸伞。这样大概持续了三四年暑假时光，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快乐的暑假、充实的暑假、难忘的暑假！
小学毕业时，赵老师还把他儿子的书送给我一些，印象深刻的有《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这两本书一直到现在我都视若珍宝，正是这些书籍激发了我对苏联历史的兴趣，播下了我走上俄国史、世界史研究道路的童年种子。
“学生证”：图书馆的“通行证”
我的中学生活是在北京六中度过的。从六中出门往北，走一站路就是紫禁城旁的西城区图书馆，走两站路就是北海桥畔的国家图书馆即北京图书馆。那个时候，中学生拿着学生证就可以“畅通无阻”地出入北京的图书馆。出校门往西走，不到两站就到了天安门旁边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文化宫有一个大图书馆——北京市工人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我们经常去，里面有好多自然科学、机器工业方面图书，我们当时去那里主要是翻看种类繁多的报纸杂志，考试期间更多是占座位、复习功课。
当时，文化宫门票才两分钱一张，很便宜。家里困难也好，不困难也罢，两分钱一般都能省出来。文化宫图书馆再往西走一站就是南河沿了，中苏友好协会图书馆就在南河沿南口，里面的图书都很专业，是专门研究俄罗斯和斯拉夫文明、斯拉夫文化为主的图书馆。我还记得，图书馆装修很典雅，都是斯拉夫风格的拼花木地板，和厚重的有精致雕花的橡木门。那时，俄罗斯文学在中国影响很大。大家争相阅读肖洛霍夫著名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我就是在这家图书馆第一次读到了这本名著，翻开这本书，就好像闻到了顿河两岸泥土的芳香，好像能够感受到俄罗斯文化的独特味道……
在我中学的生活里，有四大图书馆围绕身边：国家图书馆、西城区图书馆、文化宫图书馆和中苏友好协会图书馆，犹如四颗璀璨的明珠，照亮了我的求学之路。
二、雅谈趣事：师友相长 受益终生
在我读书求学及学术研究过程中，有几位老师和朋友，对我影响很大，对中国世界史的研究也很重要。
95分：对历史真理的追求永无止境
中学时，有一位历史老师，叫焦庭训，是北京市有名的特级历史教师。有一次历史课考完试，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这个卷子我看了，别的老师也都看了，没毛病。这个卷子答得非常好，但是我只能给你95分，一定不会给你满分。我教一辈子书，没有给任何一个学生满分。我给你100分没问题，但对你没什么好处。对历史学的思考探讨，这是一辈子的事，没有止境。”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对历史的思考，也是如此。对历史真理的认识追求，是永远没有止境的。同样的历史问题，在不同时代，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思考。这种对历史真理的追求，薪火相传，是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的追求过程。
我们在中学的时候，焦老师还有一句话，他反复地讲：一个人，不管他有多大的本领，有多大的才华，只有投入到社会发展的历史中，投入到社会火热的生活实践中，才能够表现出来；一个人的成长一定要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一定要在集体中，才能显现出他的才华。
百岁老人陈翰笙：90岁仍然要求带研究生
我真正把历史作为一门科学来思考、来研究，还是到世界历史研究所之后。第一个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百岁老人陈翰笙，大家都知道，这位著名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位传奇式的人物。
在他90岁高龄的时候，我正好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的系主任。有一天中午，他到办公室找我，在门外拿着拐杖敲着地面说：“我问你点事，你要如实告诉我，你为什么不让我招研究生了？”
我说：“翰老，这个事情，您先坐下，听我慢慢给您汇报”，我一边说，一边把门打开，请翰老进来。我接着说：“您是我老师的老师，咱们系所有的研究生都是您的学生，所有的老师也都是您的学生。咱们系的研究生教育教学工作，一定会在您的指导下展开工作。您记得吗？上个月我还去您那边，向您请教关于英文翻译的事。另外，咱们院里面有政策的规定，也是出于对您的尊重，您也是老党员了，知道院里面的组织纪律。您尽管放心，我们永远是您的学生，这些同学招进来以后，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您跟这些研究生见个面，聊聊天，指导下他们如何学习世界历史。”
翰老最后很无奈地说：“不让我工作不就等于让我死吗？不让我工作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要一直工作到死！”翰老的话说得掷地有声，令人非常震撼。
翰老近90高龄的时候，负责筹备全国青年世界史学者理论研讨会，我是筹备小组的成员之一，和他一起准备大会发言稿的时候，他都是自己写稿子，绝不假手于人；另外，他还召集我们成立了一个世界史文献小组，为编纂中国新的《世界通史》做准备。在这期间，他还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了几篇关于世界史的理论体系文章。他是一直在工作，一直在思考，90岁、100岁，一直到108岁，直至生命的终点。
朱庭光：恢复、开创新时期中国的世界史研究
朱庭光，在14岁时已是新四军中的一名战士，随着大部队转战南北。他的父亲叫朱镜我，192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新四军宣传教育部部长。小时候他最惦记、最喜欢的就是爸爸的那支钢笔。当时，有一支钢笔是挺不容易的事情。他对父亲的钢笔垂涎已久，可父亲连摸都不让他摸一下。但突然有一天，他的父亲跟随部队转移之前，父亲主动把钢笔送给了他，并且还郑重其事地把钢笔别在了他身上。从那之后，朱庭光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事后他才明白，父亲是以送钢笔的形式向自己做最后的告别。不久，父亲在皖南事变中壮烈牺牲。
在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中，朱庭光同样像战士一样冲锋在前。20世纪80年代，世界历史研究所全面恢复业务，朱庭光是打开局面的人。他以世界历史研究所为中心，联系全国高等院校世界史的史学工作者和相关研究机构，很快开创了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新天地。他主编了两套很重要的书：《世界历史名人传》和《外国历史大事集》，为新时期恢复科研业务，把全国的世界史学者团结起来，为繁荣发展新时期的中国世界历史研究，做好了学术上的、理论上的、人才上的准备。
朱庭光是个老革命、烈士子弟，同时作为所长，他坚定不移地执行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鼓励广大世界史工作者要解放思想，要有所作为，要勇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不回避现实提出的新的研究课题，对多年争论不休或者不敢问津的“敏感”问题要通过深入研究，实事求是地做出新的回答。
朱庭光病危时，我和世界史所赵家吉同志赶到友谊医院抢救室。他当时说话已经十分吃力了，仍断断续续地叮嘱我两件事：一是目前世界历史研究所路子太窄，一定要大胆走出去，要有一个长远规划，一定不能作茧自缚，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一定要有广阔的新天地；二是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前途在年轻人，所以现在就要抓紧对年轻人的培养。
朱庭光十分重视对青年人的培养，鼓励我和其他年轻人撰写《外国历史大事集》的文章，文章写完后，他从主题立意、史料选择、逻辑结构等方面，对文章进行逐字逐句的修改，往往一篇文章的修改意见就达千余字，我们从中受到的教益终生受用不尽。
李显荣：新时期中国世界史研究“报春的燕子”
李显荣，是我读研究生时的指导教师之一，另一位是我国著名的俄国史专家孙成木研究员。记得1979年夏，我去世界史所参加报考研究生复试，当时研究室连个桌子都没有：几个纸箱子堆一块，上头铺一张塑料布，就是一张简易桌子了。当时是夏天，天气热得很，室内既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李显荣老师看到我说：“不要紧张，天气太热了，把衣服扣子解开吧。”我说：“没事。”他说：“不影响你录取，解开衣服没事，有背心更好，没背心也没关系的。”他的率真坦诚是给我最初的印象。
李显荣，虽然生活上一点不讲究，但却是地地道道的列宁格勒国立大学留学生。他一看起书来，吃饭时间就没谱，经常想起去吃饭的时候，食堂已经关门了。我们时常看到，他在大食堂的马路沿上蹲着吃饭，一手拿个馒头，一手拿根儿黄瓜，样子看起来和普通农民没有分别。
他是留苏的，所以俄文非常好，在世界史所所有留苏学生中，他的俄文也可称道，而且最出彩的是：受普希金和俄罗斯诗歌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他能够用俄文很流利地写出水平很高的俄文诗。
李显荣一生最重要的著作是《托洛茨基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该书是我国学术界全面评价托洛茨基的开创性著作，不仅在中国，在国际社会上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日本共同社认为，《托洛茨基评传》的问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的政策意向。这部著作，标志着中国新时期“历史学的春天”的到来。
有一年除夕，李显荣老师让我到灯市口礼士胡同他的家中，一起编辑《外国历史大事集》的稿件。我们一直忙到晚上7点多了，他说：“我去买点吃的，你先看看报纸，今天晚上咱们把这点事儿做完了。”我说：“老师，我去买吧，今天是除夕，我去稻香村买点好吃的。”他问：“今天什么日子？”我说：“除夕。”他这才恍然大悟，立马说：“那你赶紧回去吧。”说完，硬推着我的自行车把我送出大门。后来这件事还在世界史所传开了，他说：“我差点做错一件事，除夕还拉着于沛干活，我都不知道那天是除夕，幸亏最后知道了。”
还有一次，我到他办公室，聊他的著作《托洛茨基评传》。我羡慕李老师写成这么本大作，于是就向他“取经”，正聊着呢，有人有急事找他，他说：“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以后有机会再谈。”我以为他只是客气的这么一说。没想到，礼拜天下午，有人敲家门，我一看是李老师，很是惊讶。
那天他在我家讲的几句话，令我感触颇深，至今难忘。他说：“书，任何人都可以写得出来，但一定要用心去写，这很重要。有人可以10年写一本书，有人可以20年写一本书，如果你准备写一本书，就要做长时期的准备，要有长时期的积累，包括文献的准备、理论的准备、学术史的准备，等等。”
李显荣老师，简单、率真、热情，他是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世界史研究。
黄绍湘：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世界史所还有一位老师，叫黄绍湘。1944—1946年，她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45年4月，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隆重召开时，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一是中共代表董必武。从历史照片看，董必武旁边站着一个留短头发、挺瘦的女士，那就是黄绍湘。
黄绍湘是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她是清华大学的骨干，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最早的几本美国史的作品都是她写的。改革开放以后，她先后出版专著《美国通史简编》《美国史纲（1492—1823）》等。
这里我说她的一件逸闻趣事。在北京国际俱乐部，我曾亲历了她与时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约翰·富兰克林关于“美国种族歧视”的学术辩论。富兰克林是美籍黑人，他说：“我是非裔，但我是协会主席。”同时指着坐在一边的秘书又说：“他是白人，却只是秘书。在美国，种族歧视已成为历史。”黄绍湘用地道的英文进行长篇发言，她分析了种族歧视在美国各历史阶段的表现后，指出：美国的种族歧视由美国帝国主义的社会制度所决定，不会成为历史，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表现而已。历史发展事实证明，黄绍湘的观点完全正确。
我时常回忆起这些纯粹率真的前辈老师以及朋友们，他们淳朴的性格、对历史真理的不懈追求、学无止境的求学精神、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史学的纯粹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在历史研究的道路上不断向前。
（中国社会科学网 崔蕊满、郭飞/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