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20日上午，我在南京大学讲学间隙，惊闻雅安地震，净老舍报，当即发出一条微信。天灾接踵而至，佛门老成凋谢，痛楚难以言表，当晚在黄梅四祖寺讣闻下发一条跟帖：“深切怀念净慧长老！与长老交往已经30年，为长老精神感召，每年都赴四祖寺参加夏令营。去年长老身体已经非常衰弱，仍亲切接待禅学会参学团并作开示。长老为中国佛教进入主流社会，开辟了明确的方向路径：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化于大众。祈长老乘愿再来！”

21日晚结束南大二天课程后，我与南京朱伟军居士见面，请他次日去黄梅转达悼念之意。复旦大学禅学会的同学参访过赵州柏林寺，亦多次参加过黄梅四祖寺的禅文化夏令营。23日禅学会与路过上海的包胜勇教授联系，请他转致禅学会和我本人对净老的悼念之意。4月下旬，禅学会组团参访中国佛学院、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赵州茶馆和龙泉寺。明影法师专程从黄梅赶来，29日上午在赵州茶馆和明杰法师一起为我们举行净慧长老追思会，我也在会上回顾与长老30年的交谊，共同见证30多年佛教复兴的艰难历程。

我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阶段，在《法音》发表了《日本新编〈大藏经索引〉介绍》（1984.1）和《天台宗止观学说发展的历史过程》（1985.5），开始与主编净慧长老有了文字上的交往。我毕业留校后，从1985年起连续担任三期宗教干部专修科班主任。这个班受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和上海市宗教事务局委托，我去北京联系工作时，就下榻在法源寺或者广济寺，有机会亲近正果法师、传印法师、净慧法师、明哲法师、白光法师等长老，与一些中青年法师和居士也有更多的沟通。中国佛教协会教务部主任王新居士有个供休息的小屋，就在《法音》编辑部窗外，我有时也住在那间小屋，就更有机会与净慧法师长谈。从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佛教从废墟逐渐走向复兴。当时百废待举，无论是中国佛学院所在地法源寺，还是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广济寺，晚上办公室都是灯光通明，那些刚从逆境中解放出来的法师，其为法忘躯的工作热忱，强烈地感染着我。

当时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不明，理论界围绕着宗教是否人民的鸦片有激烈的争论。倒是气功、特异功能在80年代成为显学，佛教的书籍往往借助人体科学的名义才得以公开出版。

1987年初，气功师张宝胜在北京广济寺作特异功能表演。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也多次致函中国佛协会长赵朴初，要求共同发掘佛教智慧，以探索人体科学的奥秘。对此净慧法师是持保留态度的，他不赞成将气功与佛学相提并论。我在中国佛学院向贾题韬老居士请教时，他也表示了类似的观点。广济寺有浓厚的机关氛围，法师们大多谨言慎行。郭元兴老居士为人豪放不羁，也喜欢探究神秘文化。我80年代初在《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连载过三年相关译文，经常与郭元兴先生讨论这类问题。有次郭先生把原国防科工委主任张震寰请到他房间，我们三人谈了整整一上午，认为如果不突出佛教的主体性，仅仅在人体科学层面上，以土法炼钢的方式涉及佛教的修炼内容，民众的信仰需求，很可能被附法外道所利用。1988年11月，中国气功界近500人在青岛举行气功与传统理论研讨会，试图正本清源，以遏制住具有迷信色彩的伪科学。在青岛会议上，我与时任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吴立民先生同为佛道组召集人，吴老向我介绍建构湖南禅宗祖庭网络的设想，并邀请我带领宗教专修科学员前往考察。

80年代的宗教理论界，正从鸦片论转入适应论，并顺应当时文化思想界的文化热，于80年代末由赵朴初会长提出“宗教是一种文化”的论断。净慧法师作为《法音》主编，高度关注宗教学理论的发展，对宗教政策也拿捏得非常准。对于我这个后生晚辈不知天高地厚的谈论，他更多的是倾听。我当时谈到许多大德高僧在公开谈话或撰文时，往往提及道安法师“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其实道安最得意的弟子慧远恰恰主张“沙门不敬王者”，应该把二者统一起来才对。法师听了笑笑，不置可否。过了一会，在不经意间提及赵朴老高超的政策水平，在文字工作中对他的指导，往往有点石成金之效。比如当时有个文件提到佛教界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经赵朴老点拨，改为“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我有时提到寺院收门票和经忏佛事过滥的问题，净慧法师从佛教刚从废墟中缓慢复兴的全局角度，耐心地向我解释，一方面为了顺应民众的宗教需求，另一方面佛教在建设中也需要有经济上的支持，随着佛教事业的发展，这些现象一定会得到改观。

净慧法师对我指出的佛教“非宗教化、非学术化”时弊非常重视，并不止一次在中佛协的会上提到这个问题。同时，他对学术界有些谈佛教与中国文化的书籍非常失望，说这些书能出版，是中国文化的耻辱。净慧法师对学术的重视，对学者的尊重，是学术界公认的。但是，对于学术与信仰之间的张力，净慧法师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学术研究不能淡化甚至伤害佛教徒的信仰。对于佛教界内有些大德的著作，他也坦诚地说到，这些书对佛教的伤害远远超过无神论者。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净慧法师也亲自撰写学术论文。在如何看待敦煌文献问题上，净慧法师先后发表《关于慧能得法偈初探—兼论〈坛经〉的版本问题》和《关于慧能得法偈再探》，从义理辨析和文献考证的角度，纠正了时人许多混乱的看法。法师认为敦煌文献对佛学研究有重要参考作用，但敦煌本《坛经》也只是传宗本之一，并非最初的原本，若以此否定南宗禅发源地的曹溪本，那就削足适履了。

1986年10月我到西安参加“隋唐佛教学术研讨会”，路过北京。净慧法师竭力安排我面见赵朴老，当时朴老说可以安排我与几个青年书法家在一起吃饭时见面。因为时间紧张，我最终没有去，法师就约我写篇会议综述，这就是发表在《法音》1987年第2期上的《大雁塔下的沉思》。过了二年后，我在1988年年底参加中国宗教学会第三届全国会议时，净慧法师陪我坐公交车去赵朴老家里，我们有整整一个晚上的谈话，对中国佛教发展谈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赵朴老提到星云法师将于1989年春率团来大陆探亲弘法，问我们复旦大学可否邀请他来演讲？我说既然是朴老出面邀请，我们当然随喜。后来有八个学术单位联合邀请星云法师。星云法师来大陆访问，净慧法师全程陪同。当时的场景和两岸佛教的差距，对于净慧法师提出生活禅理念，应该是很大的触动。

我曾经提到，近代中国佛教有以圆瑛法师为代表的保守派、以太虚法师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虚云法师为代表的清修派。当时海峡两岸佛教会的领袖都是圆瑛系，这与政治和经济环境有关。随着佛教注重修证的主体性诉求涌流，虚云一系将会发挥重要作用。正好1989年3、4月间，我应吴立民先生邀请要去湖南和江西禅宗丛林考察，净慧法师借给我一本《虚云和尚年谱》，告诉我一定要去当今的模范丛林云居山参访，去寺院前要先读有关寺志和人物传记，是谓“卧游”也。这对我受益匪浅。我到了真如寺当晚，就在方丈室向一诚法师借了《云居山志》研读。在湖南考察期间，也根据净慧法师的提示，从他中国佛学院的老同学戒圆法师处借阅了大量方志材料。后来我向净慧法师详细谈了湘赣考察的观感，提及我在湖南省委统战部汇报十天考察结果时，曾经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说古人尚且有“大唐国内无禅师”的感叹，那么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佛教的主体性和神圣性不足。这引起了吴老的深思，当时就说：“我们造业啊，现在受报应了！”吴老是党政高官中罕见的对佛学有深刻研究的学者型人物，可谓当代的“裴休”。

净慧法师告诉我，他受河北省党政部门邀请，将去河北主持佛教协会工作，并向我出示了赵朴老为即将创刊的《禅》的题词：“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我说他离开《法音》，将是对中国佛教思想文化建设的损失。他说还会兼顾《法音》的工作，特别强调：我们和尚的本行就是建寺安僧，寺院是佛教的根据地，离开了寺院，做什么都会落空。从法师在河北、湖北修建一系列寺院的事业来看，真是如蛟龙入海，将他当年困厄中对中国佛教的思考，逐一落实到生活禅的实践中，并总结出系统的理论。

1993年，法师打电话问我，即将创办的禅学研究所起什么名好？我脱口而出：赵州禅学研究所。他在电话中连声说好：既突出了赵州祖庭的禅风，又超越了时空。后来有关方面说赵州是县，而河北是省，故称河北禅学研究所。其实名称只是假名而已，重要的是净慧法师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他当年的理想：“来参真际观音院，何幸国师塔尚存。寂寂禅风千载后，庭前柏子待何人？”过了不久，净慧法师电话邀请我为首届生活禅夏令营授课，对象以大学生为主。我说：“您可真是打擦边球的大师！这在当今中国佛教，是真正进入主流社会的创举。”当年带了选修我“佛教哲学”课的四位复旦同学参加夏令营，并作了《中国佛教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演讲。同年，发表了二篇文章介绍夏令营的理念和意义：《赵州吃茶记——生活禅夏令营散记》（《佛教文化》1993.4），《加强教团建设，提高自身素质——复旦大学哲学系王雷泉先生访谈录》（《法音》1993.10）。第二届夏令营我又带一批复旦同学参加，并推荐社会学专业的本科生汲喆同学深入调研。汲喆后来在法国留学，他的博士论文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来自生活禅夏令营10多年的田野资料。

第二届夏令营之后，我对法师说：大学生到寺院，主要是体验宗教生活，接受的是法师的开示，我们教外学者可以淡出了。第四届夏令营是中国佛教协会和河北省佛教协会联合举办，法师来电话邀请我再次参加。那年明海法师赠送我一份“大金沃州三千邑众碑”的拓片，几年后我用电脑数据库对2000余邑众作社会分析，并对碑文做了标点和补阙，撰成《神圣化与世俗化——以“大金沃州三千邑众碑”为例》，发表在《中国禅学》创刊号上。2002年我在第十届生活禅夏令营即以此文演讲，当时营员人手一本定价数十元的《中国禅学》，以至于当时主编吴言生大为咋舌：老和尚真是大手笔，你这一堂课就花费了好几万哪！

2007年，我应邀参加在黄梅四祖寺举办的禅文化夏令营。当时我们正在筹备成立复旦大学禅学会，我带着几位骨干自备车子前往参学取经。参访黄梅各个禅宗道场之后，作为天台宗的研究者，我很想参访心仪已久的玉泉寺，结果净慧法师亲自带我们驱车6小时参访度门寺和玉泉寺。一路上法师与我谈到南宗与北宗禅法不可偏废，他自己也想闲下来闭关充电。只是为了报效家乡，在自己禅宗道场还没有完工的情况下，接受地方政府力请，承担起玉泉寺的恢复修建工作。净慧法师对中国佛教的复兴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但并无开疆拓土的企图，玉泉寺修复后，完全交付天台宗传人，并没有派去自己的弟子。在这之后，我每年都带着一些学生去黄梅夏令营，2011年8月还应法师之命，连续去二次授课。好几次在老祖寺方丈茶室，面对满目青山，我与老和尚品茗畅谈中国佛教的组织化与社会化的课题。谈及湖北省地方当局“打造大品牌，弘扬禅文化”的口号，老和尚爽朗地笑着说：他们打造他们的大品牌，我们弘扬我们的禅文化！

去年夏天我带领数十名禅学会会员参访黄梅丛林时，净慧长老留着长须，满脸疲惫，身体已经是很衰弱了。当时我还对长老说，希望有一段时间，准备好录像机，好好地请法师谈一生的坎坷经历，总结这几十年中国佛教发展的经验教训。老和尚笑笑：待缘吧。今年春接到长老最后一条生活禅语，我们已经凛然一惊，正商量着有空去看望长老，没有想到竟成永别。长老的一生与中国佛教同命运，有困顿，有磨难。既承负着不堪回首的共业，又忍辱负重、鞠躬尽瘁，为中国佛教的凤凰涅槃开拓新路。长老发扬光大了虚云老和尚的传统，为使中国佛教进入主流社会并向世界弘扬，贡献了他后半生的全部心力。今年复旦禅学会到北京参学，净慧长老在北京市区内建立的赵州茶馆，是山林佛教与都市佛教结合的典范、佛教走出围墙进入主流社会的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