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说在晚清的兴起，绝对是一件大事。1899年，梁启超接受日人犬养毅的建议，将学校、报章、演说定义为“传播文明三利器”；而且，基于对中国教育现状的了解，梁启超认定中国“国民识字少者，当利用演说”[1]。此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无论哪个政党、派别或个人，只要想进行有效的思想启蒙或社会动员，都离不开“演说”这一利器。
那些广场上的演说，以及落在纸面上的“声音”（包括演讲的底稿、记录稿、整理稿，以及模拟演讲的文章），不仅仅是政治、社会、学术、文化活动，也对白话文运动和文章体式改进产生积极影响。本文将集中讨论以下问题：一、作为“声音”的演说；二、“演说学”之传入；三、演说的定义与溯源；四、分类、技术及姿态；五、无边的“国事”及“有声的文学”。
一、作为“声音”的演说
读书人大都记得明人顾宪成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其实，同样“声声入耳”的，还有歌声笑声呐喊声、枪声炮声军号声。舞台上、书斋里、都市中，以及乡村、厂矿、庙宇、战场等，构成诸多令人难忘场景的，除了图像，还有那些值得永远回味的“声音”。这声音，包括自然的、人文的、历史的、审美的，几乎贯串整部人类文明史。
以中国文学史为例，刚刚念过“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小雅·鹿鸣》）；又是“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木兰辞》）。可以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王维《山居秋暝》）；也可以是余音绕梁的“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白居易《琵琶行》）。记得陆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临安春雨初霁》），转眼间又是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进入现代社会，则有“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李叔同《送别》），以及撼人心魄的“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光未然词、洗星海曲《黄河大合唱》）。只可惜，这些诗词所描述的“声音”，不同于“文字”或“图像”，基本上随风飘逝，人们只能在回忆中倾听。
留声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声音照样可以穿越时空。去年初夏，我参观美国纽约长岛的惠特曼（1819—1892）故居，那里正为诗人诞辰两百周年举行特展，展品包括第一代留声机以及惠特曼朗读《草叶集》中的半首诗（“平等的女儿、平等的儿子们的中心/让大家，成年和未成年的，年轻和年老的，同样被关爱包围着”），因那时的仪器只能录三十秒。1878年，留声机一词开始出现在美国报刊上，而爱迪生说话留声机公司也于同年成立。此后，保存/聆听先贤的声音，或欣赏远在天边的音乐会，逐渐变得轻而易举。记得十八年前我第一次参观大英图书馆，在那里倾听若干现代作家的声音，感觉很震撼。两年前，大英图书馆举办“聆听：140年的声音”的展览，呈现自留声机发明以来各种有历史/审美意义的声音，从音乐到演说到自然界，总计7个小时100种。如今，国际上各大图书馆已不仅仅收藏文字与图像，同样热衷于收藏声音。
比起收藏留声机或唱片，关注广播或戏曲，记录各种“市声”，并将声音作为研究对象认真对待，时间上要晚很多。“声音”到底该如何“研究”，每个人立场不同，尽可各行其是。我倾向于文化史，而不太关心听觉文化研究与声音政治批评的争论[2]。课堂上，我曾极力推荐米歇尔·希翁著、张艾弓译《声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阿兰·科尔班著、王斌译《大地的钟声——19世纪法国乡村的音响状况和感官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以及容世诚著《粤韵留声——唱片工业与广东曲艺（1903—1953）》（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6）。此三书虽有音乐学、宗教史、文化工业的差异，但都是在原先学科的视野上延伸，且有物质文化作为根基，故显得比较稳妥、踏实。至于文学研究者本就关注的学堂乐歌、国语运动、读诗会、口传性与书写性的张力等[3]，这些年更是有很好的推进。另外，我对晚清唱片业及速记法的传入、无锡国专以诵读为主的教学方式、三十年代朗诵诗运动的兴起、抗战中笳吹弦诵遍神州的大学校歌、文革中遍及城乡的高音喇叭、九十年代的古诗文诵读工程、世纪末崛起的未名湖诗歌节等具体而微的兼及制度、思潮、技术及审美的“声音”感兴趣。
除文学史及学术史，我曾从“大学·都市·图像·声音”四个角度，拓展“现代中国研究”[4]。从声音入手，谈论晚清以降的启蒙事业，可做的事情很多。我之所以专注于“演说”，除梁启超的“传播文明三利器”，更受鲁迅《无声的中国》的影响——后者在提倡白话文时，用了个形象的比喻：此乃“有声的中国”与“无声的中国”的对决[5]。接着梁启超、鲁迅的“话头”，我试图将“三利器”与“有声的中国”相勾连，阐述晚清以降的“演说”怎样深刻影响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
演说可以是政治宣传，可以是社会动员，也可以是思想启蒙或学术普及——表面上只是演说内容的差异，实际上牵涉到演讲的立意、文体、姿态、身段、听众反应以及传播效果等。此前我曾主编“现代学者演说现场”丛书（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并撰写了若干专业论文。这一回希望深入技术层面，考察晚清以降的“演说”，是如何被鼓动及训练出来的。
梁启超1902年创刊于日本横滨的《新小说》第一号上，有“学生某”的《东京新感情》，其中“最得意二十一条”，包括“听朋侪演说，最得意”；“一动笔，一开口，觉新异议论、新异名词满肚，最得意”；“自由、民权等议论，倡言无碍，最得意”；“痛骂官场，最得意”等，很能显示那个时代的新风气。言论尺度有宽有窄，但关心国事的演说，戊戌后逐渐蔚然成风。从可以肆无忌惮谩骂清廷的日本东京，到天子脚下说话不能不多有禁忌的帝都北京，到处都留下了演说家矫健的身影。与此相适应，报章上也多有关于演说的报道，以及诸多成文的演说稿。
敏感的小说家自然不甘落后，晚清小说中多有关于演说的描写。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借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驰骋想像：六十年后，中国人在南京举行维新五十周年庆典，同时在上海开大博览会，不只展览商务、工艺，而且演示学问、宗教。“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6]借助于演说，“西学”迅速“东渐”，“群治”得以“改良”，这点没有人怀疑，只是对当下国人的演说水平，小说家大都不敢恭维。若李伯元《文明小史》（商务印书馆，1906）第二十回“演说坛忽生争竞，热闹场且赋归来”、吴蒙《学究新谈》（商务印书馆，1908）第二十七回“言语科独标新义，捐助款具见热心”、吴趼人《上海游骖录》（群学社，1908）第十回“因米贵牵连谈立宪，急避祸匆促走东洋”等，都对作为都市新景观的“演说”抱热讽冷嘲的态度[7]。
正面描写演说场中的“声音”，以及讲者与听众如何互动，还有由演说引出的时代风云和人生百态，当时的报章（包括画报）[8]，都曾做了很大努力。若想推举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场景，我选择吴趼人《新石头记》第十七回“味莼园两番演说，长发栈一夕清谈”：
看官，须知这张园是宴游之地，人人可来，所以有许多冶游浪子与及马夫、妓女，都跑了进来，有些人还当是讲耶稣呢。笑言杂沓，那里还听得出来？只见一个扮外国装的，忽的一声，跳上台去，扬着手中的木杆儿，大声说道：“今日在这里是议事，不是谈笑！奉劝你们静点，不要在这个文明会场上，做出那野蛮举动出来。”说罢，忽的一声，又跳了下去。宝玉细认这个人时，却就是前回那黄黄脸儿的后生。见了他今天的装扮，方才知道他头回并非是在热丧里，是要留长了短头发，好剪那长头发的意思。以后又陆续有人上去说，可奈总听不清楚。宝玉不耐烦，正想走开，忽然听得一阵拍掌之声，连忙抬头看时，只见台上站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宝玉吃了一惊，暗想：“近来居然有这种女子，真是难得！”因侧着耳朵去听，只听他说道：“一个人，生在一个国里面，就同头发生在头上一般。一个人要办起一国的大事来，自然办不到。就如拿着一根头发，要提起一个人来，那里提得起呢。要是整把头发拿在手里，自然就可以把一个人提起来了。所以要办一国的大事，也必得要合了全国四百兆人同心办去，那里有办不来的事！”众人听了一齐拍手以后人声更加嘈杂，竟然听不出了。说了一会下去，忽然又走上一个和尚来。宝玉暗想：“这个和尚一定有点妙谛，要说的天花乱坠的了。”留心要听时，无奈那些人见上去了一个和尚，都在那里惊奇道怪，甚至有捧腹狂笑的，那里还听得出一个字来。那和尚说完了，合十打了个问讯，便下去了。以后忽然上去一人，吼声如雷的大喊起来。看他满脸怒容，一面说一面拍桌子，就和骂人一般。把桌上的一个茶碗，也拍翻了，几乎把那桌子也拍了下来。旁边走过两个人，一人一面把桌子扶住了。他益发拍的利害。这个人的声音大，应该听的清楚了，谁知他声音大时，底下吵的声音也跟着他大了，仍是听不出来。这个人喊嚷过了，便有一个人上去，举起一只手道：“演说已毕。”于是众人纷纷散去，也有许多围在那签名处的。[9]
比起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提及张园演说，“也有讲得好的，也有不好的，也有演二三十分钟的，也有讲四五句便跑下来的”[10]，相对来说，吴趼人的描写更精微——虽也略带讥讽，但笔下多有温情。这与他本人热心演说，但又感叹国人演说能力欠佳大有关系。1901年3月24日，吴趼人参加上海各界爱国人士在上海张园举行的第二次反对“俄约”的集会并发表演说，演说稿刊两天后的《中外日报》；1905年7月，吴趼人辞汉口《楚报》之职归沪，又积极参加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并多次发表演说[11]。关于后者，吴趼人曾借为周桂笙《新庵译屑·演说》撰写评语，表达观感：
乙巳六月以后，抵制美约事起，各社会之演说者无虚日。试往聆之，则今日之演说于此者，明日复演说于彼，屡易其地，而词无二致，如移置留声器然。[12]
一句话，演说确实很重要，但国人还没掌握好此传播文明之利器。
1904年9月发行的《白话》杂志第一期上，刊有秋瑾的《演说的好处》，谈及为何成立演说练习会：
我国把演说看得很轻，以为口里说说，有什么大不了，何必是要去练习他；到了演说的地方，当作家常话，随便说说，无关正事，不足动人，这还可以算得演说么？然却怪不得，都因为从前不曾练习的缘故。[13]
公众场合的演说，并非照搬家常聊天或友朋对话，而是包含某种特殊技巧，而这需要专门训练。据黄炎培追忆，1901年出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时，蔡元培就着意培养学生的演说能力，引领他们“成立演说会，定期轮流学习演说”，理由是“今后学人，领导社会，开发群众，须长于言语”[14]。
上述周桂笙《演说》一文，初刊1905年《新小说》，此文对演说家提出很高的道德及技术要求：“然在西国演说极难，非有新理想，新学术，必不足以餍听者之望。而其民之智识，又大都在普通以上，不若说书之可以随意欺人也。故演说之人，平日既有习练，临时尤有预备，而不敢轻于发言。”[15]以有无“新理想”与“新学术”来衡量演说，这标准很高，需长期涵养，非一时三刻所能造就。但另一方面，演说包含某种表演成分，此等技术能力的习得，相对容易得多——晚清以降的“演说学”，基本上是在此层面上展开。
二、“演说学”之传入
“差不多与新世纪的曙光同步，各种新式学堂里，纷纷成立了演说会，开展演说方面的研究与训练。既有校长们的身体力行，也有学生们的自发组织，各方合力的结果，终于使得校园内外的演说水准，得以迅速提升。”[16]演说在大学校园的蓬勃展开，我在《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中有专门论述，这里转而关注社会上各种演说训练——尤其是演说学书籍的刊行。
演说可以训练，训练需要教材，此等培养演说能力的书籍及课程，与其叫做“学”，不如称为“术”，只是照顾当年的习惯，不强做分辨[17]。这里着重考察，到底是哪些演说学著作影响了晚清以降的演说风气。黄炎培提及蔡元培教南洋公学特班生演说时，曾“示以日文演说学数种令参阅”，但没说是哪几种[18]。倒是蔡元培任主笔的《警钟日报》，1904年曾连续刊登广告，推荐钟观诰译日人冈野英太郎的《演说学》：“惟书中图画精致，绘声绘色，于学演说者俾【裨】益不鲜。”[19]考虑到留日学生乃晚清鼓动及实践“演说”的主要力量，不妨就从这个地方入手。
封面署“米国演说学博士冈野英太郎著”的《演说学》，明治三十三年（1900）由东京三省堂刊行，除序言及目录，共178页；第133页后乃五篇作为参考资料的欧美演说。所谓“演说学”，包含学理与技术，但说实话，关键在技术，比如怎样处理声音与姿态。“声音的练习”比较抽象，而“姿态的练习”可落实到头/脸、眼睛、手腕、身体、脚步等，相对更好操作[20]。对于晚清读书人来说，此书最让人喜爱的，不是那些堂而皇之的大道理，而是“绘声绘色”的“姿态应用图解”【图1】。
图1
目前未见钟观诰译《演说学》的晚清刊本，我找到广州文明书局1923版、上海国光书局1925年第二版及1927年第三版，都是82页的小册子[21]。书中关于演说起源及其如何在欧美世界盛行的描述，日后被各种演说书籍袭用：
演说者实一技术也，一学科也，导源于希腊罗马之古代，流溉于欧米诸邦。……谓演说为一学科，而欢迎于社会上，则自米国创行之。以彼自由之政治，故言论自由之学，在并世中为沃野美田。然则言论之自由，足以促演说学之发达。今也米国自小学至大学，殆无不设演说学科。呜呼可谓盛矣！[22]
将五六十页作为参考资料的欧美演说改成孙中山等文[23]，这么处理没有问题。此译本的缺憾在于，译者虽认同“思想以外有二要，即美其声音与其相应之姿势是也”，也明白“姿势何谓者？就身体之活动及位置，以发现向【内】部之思想于外部也”[24]，可还是将“姿势应用图解”从90页删减为8页[25]。比起演说规则12条、演说要诀16则等文字，各种手势与脚步的图解，对学习演说其实更有用，译者本不该如此狠心。
相对来说，上海集成图书公司 1910年出版的日本加藤咄堂述，吕策译，王家襄、张镜寰校《雄辩法》，显得更为专业。加藤咄堂（1870—1949）本名熊一郎，被尊为社会教化之功臣，曾任教多所大学，有众多佛教著作传世。该书共八章：雄辩法之目的、雄辩法之基础、思想之整顿、演说之构成、话材之选择、演说之准备、声音之表情、态度之心得等，加补遗“雄辩杂谈”，共150页。第四章“演说之构成”，讨论的是收束法、鹤膝法、翻转、抑扬、顿挫、伏案、照应、对句、双关、反复等修辞手法，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拔古之法”：“又须熟读古人文章及演说，加以练耳之功，以资观摩之益”，举的例子是如何将欧阳修的《朋党论》改作演说体：“以文章改成演说体，笔势不免稍钝，然演说构成之大体，可由此悟矣。”[26]第八章“态度之心得”讨论一个有趣话题，即演说时为何必须站立，因其兼及心态与身体[27]。至于引佛有四辩八音，来说明雄辩之价值，如“辞无碍辩”，即言语之富赡；“乐说无碍辩”，即说有趣味之事；“具此八音，则理想之雄辩得之矣”[28]，在表达作者宗教立场的同时，提醒我们注意演说的本土资源。
若做历史溯源，无论日本还是中国，都能找到若干“演说”的先祖；可明治时代的演说热潮，又确实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明治演说史》（1926）称从公元前三四百年开始，古希腊的哲学家之间就盛行演说之风，从那以后，修辞学、雄辩术等逐渐形成；而“在我国，演讲这件事最开始出现应该是在明治七年之后”：“日本的演说也是从西洋输入的speech的法则，与日本固有的讲义说教等的惯例相结合，成为演说而开始流行的。”[29]正因近代日本的演说是从西方学来的，晚清知识者（如梁启超）受日本人（如犬养毅）启发，将演说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很快就直奔师傅的师傅那里去了。以下是我所见到的九种英美演说学著作的中译本：
（1）Ketcham著，费培杰译：《辩论术之实习与学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
（2）A.M.Lewcs著，殷凯编译：《演说术》，上海：太平洋书店，1924年初版，1926年再版，1927年三版。此乃64开本小册子，共92页，前68页谈论发端、善始、慎言、演说之终结、野外演讲、预备、辩论、街市讲演等，没有多少高见，后面附高一涵的《辩论家应该熟读的两种名著》。此书的特点在于强调“野外讲演是各种演说里面的很难一种”（第32页）：因街头演说不同于教堂或课室可以慢慢预热，“他必定要把头十几句话着力的说一说，由此，他的听众才会渐渐的加多。以后人数到齐了，他就可以照常讲下去”（第55-56页）。
（3）卫南斯著，彭兆良译：《演讲学》，上海：中华新教育社，1929年初版，1933年再版。全书218页，节译自康奈尔大学教授J.A.Winans1922年出版的《演讲学》，主张“演说最高的性质，演说最大的秘密，是和听者融和贯通，而演说者乃是其间的艺术家”（第10页）。译者在《序言》中感叹：“演讲学在现时中国的重要，可视为事理之所必然。但各书局所出版的关于演讲的书又何其幼稚而敝陋呢？”此书属于编译，不时插入中国的例子，如苏秦、张仪（第1页），还有鲁迅（第136页）等，同时删去很多外国人名及文章，以方便中国读者。
（4）郝理思特著，刘奇编译：《演说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初版，1947年四版。此书分“演说能力的培养”、“演说词的构造”、“演说的姿势及准备”等八章，据美国郝理士特(Hollister, R. D. T)的《演说学》编译而成。译者的“编译例言”称：“关于理论上的陈述，悉照原文。其不甚适合国情的例证，已删去半数，而代以国内的题材。”此书属“新中学文库”，共447页，之所以显得部头大，因书后附录中外名人演说词20篇——外国6篇，中国14篇，其中胡适三篇，蔡元培、蒋梦麟、宋子文、孔祥熙、吴稚晖、蒋介石、何应钦等各一篇。
（5）Hollingworth著，张孟休编述：《听众心理学》，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
（6）代尔·卡耐基著，李木、宋昆译：《演说术及在事业上影响他人》，北平：文兴书局，1939年初版，1940年三版，1944年四版。此书及以下两种乃同一书籍的不同译本，此等“成功励志经典”，虽浅俗，至今仍有读者，前些年还有若干出版社在刊行。
（7）卡尼基著，蓬勃译：《演讲艺术》，上海：激流书店，1940年。
（8）代尔·卡耐基著，李木译：《演讲术》，上海：正新出版社，1949年。
（9）威克尔著，尹德华译：《怎样演讲》，江西赣县：中华正气出版社，1942年初版，1943年三版，1944年四版。此书仅68页，分17章，谈的都是常识。
这九种中译英美演说学著作中，最有学术含量的，当属清华学校推出的《辩论术之实习与学理》，以及北大讲师编述的《听众心理学》。下面略为介绍此二书。前者据V. A.Ketcham 所著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Argumentation and Debate（1914）翻译而成，只是替换若干例子，译文忠实且典雅。商务版《辩论术之实习与学理》属“时代丛书”，封面署“共学社，1921”。另有内容相同的1922—1928历年版，也就是说，此乃清华教材，在一段时间内每年都印。清华学校校长金邦正《序》称：“学术思想之最后目的在求真理，而辩论术即是研求真理的种种方法之一。”另一篇序出自主事者梁启超之手，显然更为精彩。梁文称，在印度及欧洲，雄辩乃公共娱乐之一，而“吾国之文化，他事或不后人，而独于此何寂寂也？”从孔门言语一科算起，历代均有能言善道者，可就是不如印欧辩者“堂堂焉建大将旗鼓者”。梁启超连同魏晋清谈、宋明讲学一起批，进而追究原因：“其为政者，则惟有所谓密勿启沃，端拱成化，其于舆人之诵，漠不关心，更无论矣。呜呼！我国之民众的政术学术艺术，所以阅千年不一见，而长滞于晻昧肤薄之域者，岂不以是耶？岂不以是耶？”梁文高屋建瓴，从政治体制角度，指责历代统治者之注重辅佐君王、扼杀民间舆论，是导致中国演说湮没、雄辩不兴的根本原因。
欧洲之行归来，梁启超希望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做些具体工作，1920年4月，梁与蒋百里、张君劢、张东荪等发起成立“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的共学社，社会名流如蔡元培、张謇、张元济等也积极参与。共学社有四项主要事务——出版《改造》杂志；编译欧美新书；倡导图书馆事业；选派留学生。编译欧美新书交张元济的商务印书馆印行，其中就有此《辩论术之实习与学理》。该书第一编“辩论术之实习”包括以下章节：题目、题目分析、证据、编要略、编辩词、覆辩、演述辩词；第二编“辩论术之学理”则有归纳论证、演绎论证、因果论证、类比论证、谬误、驳论等。原作者在序言中称，着眼于实际训练，故此书先实习，后学理。与此相对应，中译本附录了许多“辩论的题目”，含社会类27则（如印刷出版应享绝对的自由；国家应废除死刑；一夫多妻制应加禁止）、政治经济类28则（如中国应采行联省自治制；中国应行普通选举；中国总统任期应加多一年）、教育类52则（如全国国民学校教科书应由教育部规定一致；中学校应加授辩论术及实地练习；北京大学地址应移到圆明园；清华学校与其办成一个留美预备学校，不如办成一个完全大学）等[30]。所有这些题目，都不是曲直对错黑白分明，而是可以展开充分辩论的。不管你选择正方还是反方，都必须认真倾听对方的意见。具体到如何立论与驳论，哪些技巧会被广泛运用，谁人在课堂及比赛中得胜，这些都在其次；关键在于此等训练可开阔学生视野，养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习惯。这是清华课业的特点，对青年学生的思维及表达影响至深，也是被梁启超寄予厚望的原因。
北大教育系讲师张孟休编述的《听众心理学》，依据的是何林华（H. L. Hollingworth）的近著The Psychology of the Audience。全书十一章，外加一个附录，每章后面都开列好几种英文参考文献。此书讨论的焦点是：“一个演说者要征服他的听众，应先从何处着手”？经由一番辨析，何林华认定，演说之征服听众，“与广告的任务很相似”：“一张完全的广告，负有五项任务：（一）取得注意，（二）保持兴趣，（三）引起印象，（四）说服听众，（五）支配行为。”[31]于是，本书就此展开，讨论征服听众的五个步骤。最后一章“实用的结论”，更是提供了很具操作性的50条建议，不仅针对演说家，也包括舞台演出等所有需要“征服听众”的工作。
三、演说的定义与溯源
翻阅众多二十世纪上半叶国人所编演说学著作，发现其中大量引用美国教授的“权威论述”；即便不是直接抄录，也能看出明显的借鉴痕迹。杂志上也有若干演说学方面的文章[32]，但比较零碎，且影响不大。还是以下十八种论著（外加若干名人演讲集），更适合作为讨论现代中国演说学的基本资料：
（1）童益临、高师左编：《演说学讲义》，奉天：关东印书馆, 光绪三十三年（1907）。
（2）袁泽民：《演说》，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
（3）杨炳乾编：《演说学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
（4）余楠秋：《演说学ABC》，上海：ABC丛书社，1928年。
（5）汪励吾：《实验演说学》，上海：人生书局，1928年。
（6）李寓一：《讲演法的研究》，上海：现代书局，1928年。
（7）徐松石：《演讲学大要》，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
（8）张九如、周翥青合编：《小演说家》，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33]。
（9）程湘帆编：《演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
（10）余楠秋：《演说学概要》，“中华百科丛书”，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
（11）韩蠡编著：《演讲术》，上海：大公报代办部，1936年。
（12）吕海澜编著：《通俗演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13）顾绮仲：《怎样说话与演讲》，上海：纵横社，1940年。
（14）孟起：《怎样演讲》，重庆：生活书店，1940年。
（15）任毕明：《演讲术》，文化供应社，1941年。
（16）任毕明：《演讲术·雄辩术·谈话术》，桂林自刊本，1941年初版；（增订）桂林：实学书局，1942年；1946年沪一版。
（17）尹德华：《演讲术例话》，桂林：文化供应社，1943年。
（18）孙起孟：《演讲初步》，上海/重庆：生活书店，1945年。
以上关于演说的书籍，多少都有些自己的特点；而那些陈陈相因的普及读物，这里一笔带过[34]。至于对话、朗诵以及口才训练[35]，还有各种民间宗教手册等[36]，此处不论。
谈论现代中国的“演说”，首先须划定边界。福泽谕吉撰《劝学篇》，其中有一则《论提倡演说》，也像中国人那样，从“正名”入手：“演说一语，英文叫作‘Speech’，就是集合许多人讲话，即席把自己的思想传达给他们听的一种方法。”[37]在福泽看来，传统日本虽有寺院说法，但与西洋极为盛行的演说不是一回事。关键在于“养成当众发表意见的风气”，这点殊为不易。转移到中国语境，可以这么厘清：第一，公开地（而不是私下）谈论政治议题（而不是娱乐故事）；第二，面向公众发言（而不是献策或进谏）；第三，基于民间立场（不同于清代的宣讲《圣谕广训》）。
周桂笙在1905年的《新小说》上谈论“其状殆如吾国之说书”的“演说一道，最易动人”，特别提醒传统的“说书”与新起的“演说”之间存在巨大鸿沟：“一则发表意见，就事论事，一则抱守陈腐，徒供笑谑，宗旨不同，智愚斯判。”[38]这里对说书的批评不太公允，但指出演说的内核是“发表意见”，无疑是准确的。只是演说者发表的“意见”，可牵涉军国大事，也可以是百姓的日常生活。余楠秋《演说学概要》分演说的定义、范围、原素等九章，介绍演说的基本原则和若干常识，其中第一章：“我们晓得，演说的工具是声调，姿态，与辞句；但是它的目的，是要把思想由演说者的口中输入听众的脑海里，使他们不期然而然的悦服和感动，即时表现他们的同情。”[39]随着诸多国外演说学著作的译介，国人所撰相关书籍，一是书后开列大量参考书目，二是正文中不断引经据典。如尹德华《演讲术例话》为“演说下定义”，便引康奈尔大学惠南士教授、演讲大师卡耐基，以及郝理士特、威克尔等著名学者的说法，论证“演讲是私人谈话的扩张和发展”、“演讲是一种扩大和浓厚的谈话”、“演讲是说服听众的艺术”[40]。
本来只是一种表达意见、说服听众的技术手段，因崛起于晚清，被认定为启发民众、改良群治的重要工具，地位因而迅速提升。晚清启蒙思想家宋恕虽承认“今海外民主政体及君主立宪政体之国，演说皆极发达，而皆特有演说之学以造就演说之人材”，但反对社会上将“演说”视为舶来品，理由是，此乃“唐以前之常语”，并非日本新名词[41]。其实名词考辨不重要，关键是如何看待传统中国公开表达个人立场乃至政治见解的缺失。
杨炳乾1928年刊行《演说学大纲》，谈论为何演说在中国不成气候，将其归咎于：“吾国思想，在秦以前，千流万绪，各家争鸣，辩疑析理，讲道论学，自不能不利其语言。……逮秦尚刑名，汉崇儒学，灭绝百家，而思想一；思想一，则竞辩不行；竞辩不行，则语言不进。”[42]如此说来，“演说之所以盛于泰西，而衰于中国者”，关键在政治制度，而不是人性或文化差异。所谓“二千年来之国教，几以缄默少文为主旨，讹缪递传，牢不可破”[43]，乃东方国家亟需打破的陋习。这点日本人加藤咄堂深有同感[44]。只不过经由明治维新，人家已经提前走了好几步，现在轮到中国急起直追。晚清之提倡演说，不仅仅是引进一种说话的技巧，更是呼唤政治改革的风气。因为，在时人看来，“演说者，民治之骄子，自由之宠儿。自由兴而演说学与之俱兴，自由灭而演说学与之俱灭”[45]。
原北大、辅仁教授缪金源（1898—1942）为刘奇译《演说学》作序，也有类似的看法：“我们中国的历史上，自然也记载了许多人的说话。但他们只是‘谈话’（conversation），不是‘演说’（public speaking）；他们只是‘说’，不是‘公开的说’。战国时代也有纵横捭阖的游说家；六朝时代也有言论隽永的清谈家；但不曾产生出一个Cicero，一个Lincoln。”以西塞罗或林肯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没有优秀的演说家。在缪金源看来，不是修辞能力，而是以下四种因素决定的：第一、政治上的大一统；第二、学说上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第三、言文分离；第四、戏剧上歌剧不如话剧表达自然[46]。
承认“演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占一个部门”，但说“中国人素来只讲究谈话，不讲究演说；只长于和少数人交谈，不长于在大庭广众中演说，所以几千年来我们不曾产生一个伟大的演说家”[47]，总是让人感觉很没面子。于是有了变通的说法：“演说学在中国历史上，总算是还有点成绩；不过国人没有把它深加研究，尽量的发挥，与文学一样的看待，所以时至今日，尚不得传。在昔春秋时代子产的雄才善辩，实足与美国之威伯司脱相抗衡；战国时代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尽可与希腊之德谟西立司（Demosthenes）并驾齐驱。”[48]即便早先有过百家争鸣的无限风光，但谁都承认，近代中国不见其流风遗韵。
为何到了晚清，中国人可以且必须一改旧俗，向西方学习演说？除了已成潮流的西学东渐，再就是现实政治的需要。吕策称其翻译加藤咄堂的《雄辩法》，就因为：“今秋，咨议局开幕，国人方试辩，而鲜雄于辩。予曰：辩其可无法邪？……西哲有言，天下多故，雄辩家出。然哉然哉。”[49]咨议局里的争辩，毕竟是小众；更重要的是，向广大民众宣讲正确的思想、学说与主张。从社会改良，到战争动员，再到思想启蒙以及学术普及，可供驰骋的天地极为广阔。而要说实际效果，最明显的，莫过于五四运动中各类群众演说所发挥的作用：“直到近来‘新文化运动’出现之后，才有些人对于这个上面发生兴趣，把它提倡起来，研究起来，社会上也渐渐觉得它的重要的地位了。‘五四运动’的成功，一大部分归功于口头宣传的力量；新剧表演，也是演说学的变相。”[50]
1937年商务印书馆推出“社会教育小丛书”，其中有吕海澜编著的《通俗演讲》。这是本小册子，薄薄84页，讨论通俗演讲与民众教育、通俗演讲的分类、通俗演讲机关的组织、通俗演讲员、通俗演讲的计划及场所等，不涉及个人修养，关注的是组织运营。书中最有价值的是第一章“我国通俗演讲的沿革”（1—19页），称中国“古代已有类似通俗演讲的事实”，比如从周代到清朝官府都得向民众宣讲政令；而晚清废科举开学堂，“对于利用演讲，启迪民智一点，尤为朝野所一致重视”[51]。罗列过众多晚清提倡宣讲的资料[52]，作者称：
民国成立以后，因为要宣传革命主义，政治主张，做除旧布新的工作，对于通俗演讲自更特别注意。民国元年一月三十日军政府致各省陷电通饬注重演讲，便可见其一斑。南北统一后，北京政府成立，蔡元培、范源濂先后长教育部，部中特设社会教育司，规定通俗演讲为该司执掌之一，对于通俗演讲提倡改进益见具体。北京夏期讲演会，即由教育部主办。通俗演讲稿由教育部通电征集，此为当时中央政府提倡民教，注重通俗演讲的一般情形。[53]
作者虽赞赏五四时期青年学生的忧国忧民以及借演说影响公众[54]，但认定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通俗教育需重整旗鼓，如“对于演讲人员的甄选，演讲技术的训练，演讲方法的运用与改善，均极注意”[55]。说白了，就是新时代的演说必须在政府掌控之内。因为，演说很有力量，但那是把双刃剑，各政党各阶层各学派都可利用；至于执政者是鼓励还是查禁演说，端看时代风云及当道襟怀。此书编者系公务员，好处是提供了不少史料，缺点则是立场保守与游移。
四、分类、技术与心态
目前所见国人最早的演说学著作，当属童益临、高师左编《演说学讲义》（1907）。此书乃新旧交替时代官方政策的产物——皇上为普及教育而设立“宣讲传习所”，而童、高二君乃宣讲所教授，于是“诸生集录其演说为演说学讲义一卷”[56]。不算序言，全书共25页（双面），除“发凡”及“结论”，第一章“演说学之界说”（分辨演说学与教育学、论理学之关系），第二章“演说学之历史”（起源、成立、人物），第三章“演说学之分别”（公众辩论法、代表辩论法），第四章“演说学之法则”（声音、姿势、修词、台戒），第五章“演说学之参照”（问答、比喻、引证、反复等），第六章“演说学之利益”（个人、国家、对外之利益）。架子是搭起来了，可在具体论述时，作者明显缺乏现代演说学的知识及经验。关于“演说学乃政治自由之婴孩”，以及“演说学实成立于美利坚也”的论述[57]，源自上述冈野英太郎的《演说学》。同样关注声音与姿势，冈野不仅发议论[58]，还配有详细的演说姿势图解；而童益临、高师左编《演说学讲义》则尽讲大道理，且多不着边际的典雅夸饰之词，对学习演说很少实际帮助。比如谈声音则分喜、怒、哀、惧、爱、恶、欲，而七情并举左右逢源，“至神而明之，则固存乎其人”[59]。还有更妙的：“头、眼、手、足、身，此五者皆姿势之妙语，而缺一不可者也。”[60]这些都很对，可具体怎么练习，作者没说出个所以然来。这也正是晚清引进西方演说学的价值所在——我们缺的不是思想动员，而是技术指导。
十年后，商务印书馆推出袁泽民著《演说》，才算步入正轨。此书1917年2月初版，1928年1月已刊第十一版，都是98页，内容没变化，只是封面改了。作者袁泽民（1881—1927）乃留日学生，曾追随孙中山闹革命，故认定演说大有功用：“上可以应援政府，指导政府，监督政府；下可以警醒社会，开通社会，改良社会。小可以结合志意之团体，大可以造就世界之舆论，利益之处，不可胜言。”[61]在作者看来，“演说学一科，与二十世纪所发明之各种科学，有莫大之关系”，故图示演说学包括——思想学、感情学、论理学、修辞学、文字学、语言学、声音学、动作学[62]。至于“演说之修辞法”，作者的描述过于繁琐[63]。谈及演说学之种类，则借鉴加藤咄堂的主智、主情、主意三分法，只是进一步细化——“主智的演说学”包括学术的演说、教育的演说、报告的演说、辩护的演说、判决的演说；“主情的演说学”包括宗教的演说、道德的演说、送迎的演说、吊贺的演说；“主意的演说学”包括政治的演说、法律的演说、谈判的演说[64]。
其实分类没那么重要，之所以弄得如此复杂，很大程度是为编目的需要。如杨炳乾编《演说学大纲》（1928）第四编分类演说辞，包括即时演说、普通演说、正式演说、筵宴演说四种；李寓一编《讲演法的研究》（1928）第二章共十二节，分别讨论政治讲演、学术讲演、化装讲演、实验讲演、巡回讲演、游艺讲演等；程湘帆编《演讲学》（1933）共十八章，分章讨论说明式演讲、故事式演讲、议论式演讲、叙事式演讲、辩论式演讲、特别式演讲；尹德华《演讲术例话》（1943）正文共六章，分论政治演讲、职务演讲、礼节演讲、专题演讲、法庭辩护、广播演讲。有的重形式，有的主内容，有的讲功用，有的看媒介，各行其是，只要能自洽就行。有经验的演说家，都会根据现场情况及主人要求随机应变。
对于演讲者来说，思想、立场、学养、修辞等，那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无法一蹴而就。真正需要训练且可以训练的，主要是声音、表情与手势。据曾被孙中山聘为大元帅府顾问、总统府宣传局主任的刘成禺回忆，孙中山先生自述练习演说之法：一练姿势，二练语气，然后就是“聆名人演说，于某人独到之处，简练而揣摩之，积久，自然成为予一人之演说”[65]。
所有的演说学著作，提及结构、思想及文采，都显得很吃力；能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的，主要是谈声音及姿态。如郝理思特《演说学》第七章“演说的姿态及准备”，包括衣服、态度、声音、生理和神经状况四小节；而“声音”这一节含甲乙丙丁四部分：（甲）清晰：1）声音的发作，2）声音的传播，3）声音的强度，4）呼吸；（乙）纯洁：1）呼吸的调节，2）喉咙的驰纵；（丙）宏亮；（丁）畅快：1）与听众说话，2）接近各个人，3）不用固定演说词[66]。追摹美国教授的中国学生，也大都在声音与姿态这两点打转。如杨炳乾编《演说学大纲》（1928）第八章“声音之研究”，含声音之性质、发音之原则、发音之训练三节，有很多具体而微的提示，如音色、音势、音阶、音节、音度、音调该如何把握，以及如何进行发音训练[67]；程湘帆编《演讲学》第六章“演讲语调”：“演讲不是谈话。谈话只对一人，至多亦不过数人；而公共演讲则对数十百千万人。谈话的目的只在比较经验与交换意见；而演讲则在感动人，令人决定主张，起来实行做事。”[68]
至于演讲的姿势（姿态），毕业于美国意利诺大学、曾任复旦大学文学院长兼西洋文学系主任的余楠秋（1897—1968)很有经验，可谓要言不烦：“对于群众演说，动作尤为重要；盖群众是合各种各色的人组织而成的。他的头脑极复杂，而思想却极简单；重感情而无理智，喜动而不喜静，故此讲话不宜过多，而动作则万不能不有。”[69]以下三点提醒很重要：“第一，他的姿势，须要简单；简单的姿势，听众容易懂得，不至于再多费他们的心思去猜度演说者的用意”；“第二，姿势必须适宜”；“第三，姿势须多变换”[70]。程湘帆《演讲学》第二章“讲者的态度”，介绍了七种“皆为剧场所常用”的姿势，并配上图像，提醒“我们在讲坛上演讲”“必须认真练习”[71]。韩蠡编著《演讲术》共十二章，重头戏同样落在第九章声调、第十章姿态、第十一章登台规则，理由是“演讲是一种技术，又是一种艺术，我们要达到演讲的目的，这两种特质，都是必须具备的”；只有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和美感”，这样的演说才能说是成功的[72]。
为何如此强调声调与姿态，那是因为演说本来就带有表演的成分。所谓“演说”或“演讲”：“演，一方面是演述，是把语言经过计划组织地表达；一方面是表演，是态度和姿势的表演。”[73]这里所说的表演，包含舞台感，首先摒弃教师口吻，因听众不是你的下属，不喜欢你的“循循善诱”；其次讲究“场合和方式”，所谓“‘对什么人讲什么话’，这是一个必要的原则”[74]。
1940年重庆生活书店刊行孟起著《怎样演讲》，与孙起孟《演讲初步》（上海生活书店，1945年初版，日后有1946、1947、1948年等重印本），其实是同一本书，开本及页数不同，但都包含引子、演讲的意义、演讲的训练、怎样“演”、怎样“讲”等五部分。作者很有演说经验，娓娓道来，要言不烦。谈及“演讲的意义”，作者称：“演讲这一定名是非常确当的，因为它指出了这一种说话的方式的必不可缺少的两部分——‘演’和‘讲’。”[75]“关于‘演’的这一部分，我们可以提出‘手势’、‘身势’两项来研究；关于‘讲’的这一部分，我们第一应该研究‘怎样处理讲的声音’”[76]。这些都还是泛泛而谈，看不出什么特异之处。下面关于面部表情及手势的处理方式，方才显示作者的实力：
若是人数多了，场合大了，需要演讲这一方式的时候，那便不能单靠面部表情，而大大有赖于身势、手势。为什么呢？假定演讲者朝对几百人、几千人的听众，作一些面部表情，试问：听众是否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清楚呢？[77]
这是真正的经验之谈。在没有摄像机及现场大屏幕的时代，稍为大型的演讲，演说家的手势，远比面部表情重要。这也是很多演说学著作所配插图，多重在手势的缘故。
与孙起孟《演讲初步》的简洁明了相反，著名民族史学者、早年曾任上海崇德女子中学校长的徐松石（1900-1999），“特于高级中学普通与师范科第三年，设置演讲一科，而将积稿整顿试验，屡经修改，始成斯帙”，[78]这就是其《演讲学大要》。我见到的1928年11月初版及1931年2月三版，都是308页（此外另有初中生文库本，158页）），分概论、心理之考察、题目、材料、布置、体裁、登台演述等七篇29章。每章前有大纲，后有提要，中间正文还分一二三四，便于读者理解与温习，接近当初的课堂讲义。只可惜此书东摘西引，面面俱到，但无甚精义。
其实，影响演说效果的，除了声音、姿势，还有心态。你到底是讲给谁听，演说者须心中有数——听众是国务院总理还是青年大学生，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那是假的。诸子时代的百家争鸣与游说诸侯获取功名，说话口气肯定不一样；汉唐草创、宋代开始制度化的经筵日讲，与清代地方官每月两次举行公开集会，给百姓宣讲圣谕，也都立场迥异。采取仰视、俯视还是平视的演说心态，不仅涉及内容设计，也包括声调与手势。这种心态上的变化很微妙，只能自己体会，很难在通用性质的“演说学”著作体现。一般而言，书籍所传授的“演讲术”，都是针对普通大众，采用居高临下的姿态。不管是群众游行还是乡村集会，是学校演讲还是商业营销，其实都在努力把握群众心理并因势利导。有一点值得警惕，演讲的场面越大、听众越多、情绪越高昂，理智必定相对降低；而演讲者为取得更好效果，往往是“多说情感的话，少说理智的话”[79]。
五、无边的“国事”与“有声的文学”
要问演说到底有多大作用，上述袁泽民“指导政府”“警醒社会”的回答很提气。可那是站在民间立场或知识分子角度，才会如此笃定；若是你大权在握，未必允许人家借演说煽动民众并与当局抗争。晚清思想启蒙大潮中，如初刊1907年《益森画报》第五期的《厮役演说》【图2】，讲述京师振懦女学堂门口一女仆演说“阅报之益”，或光绪丙午年（1906）八月《星期画报》第2期上那则《女学传习所开学》，讲述晚清重臣端方在女学传习所开学典礼上致辞【图3】，这些各方都能接受。而闻一多1921年绘制的“天安门前的青年讲演者”【图4】[80]，那种象征政治抗争的慷慨陈词，可就言人人殊了。宫本外骨《明治演说史》介绍明治时代爱国志士的怒吼，以及警察厅解散演说聚会引起听众骚动，那些文字及图像【图5/6】）[81]，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可谓心有戚戚焉。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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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从晚清官民无碍的提倡演说，到北伐后国共两党分道扬镳，演说日渐介入现实政治，难怪当权者心存疑惑。不再是传统的“宣讲”，而是表达公共意见的“Speech”，重心及立场从官府转为民间。这其中，国民党总理孙中山是个关键。演说乃孙中山的特长，也是其提倡革命、募集经费、动员群众的主要手段。1924年5月30日，正在广州养病的孙中山，应上海《中国晚报》的邀约，在广州南堤的小憩俱乐部，对着留声机进行演讲。此演讲被制作成三张每分78转的胶木唱片，其中包括两张国语（普通话）版，一张粤语版。而在录音之前半年，即1923年12月30日，孙中山在广州对国民党员发表长篇演说，强调“革命成功全赖宣传主义”[82]。
现代社会，要想成为成功的政治家，必须学会演说。杨炳乾的《演说学大纲》从古希腊说到19世纪欧美，总共介绍12位演说家，最后提及我国之孙中山、英之张伯伦、美之威尔逊“莫不以能演说称”[83]。张越瑞选辑《现代名人演讲集》，其《导言》强调：“孙中山先生是开演说风气的第一人，在他致力革命的几十年当中，到处演讲，以唤醒国人。自民国成立以来，会社组织之多，不可胜数，每日必开会，开会必有演说，而且在开会时，无论何人，只要有话可说，总有说话的机会。所以，最近数十年来，我们发动了各式各样的演说，党务，政治，军事，学术都有演讲，为中国新的演说建立一个新的纪元。”[84]此乃时人的共识，以至大凡编演说学著作或辑名人演讲集的，大都会选入孙中山的文章。
不仅孙中山，连他的追随者也都格外重视演说。原因是：“民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出发广东，其所以能处处致胜者，一部分的力量，还得要归功于它的政治部宣传的力量。时至今日，演说学在学校中已列为一种重要的科目，各校的演说和辩论的竞赛，已经惹起社会上一般人的注意。”[85]北伐前后，国民党宣传部门开始大量制作领袖人物的演讲集，既针对旧军阀，也针对竞争对手共产党。1927年7月上海民智书局刊行《胡汉民先生演讲集》第一集，收文十篇，共80页。谈五四运动乃爱国运动，重点是“因为这个运动里面，寓有一种民族独立的精神，任何时候都想驱除掉其他民族外加的压迫”；回过头来论述如何继承孙总理的民族主义：“我们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和他的工具军阀，一面又要打倒红色帝国主义和他的爪牙中国共产党，就是这里所说的非常的卖国贼。”[86]胡汉民本就以能言善辩著称，国民党宣传部门紧接着推出收文十一篇（102页）的《胡汉民先生演讲集》第二集（上海：民智书局，1927年8月）、收文八篇（74页）的《胡汉民先生演讲集》第三集（上海：民智书局，1927年11月），一点都不奇怪。
与胡汉民同样善于演说的，还有国民党另一领袖人物汪精卫。中国印书馆（未标出版地）1927年2月再版《汪精卫演讲录》，收《民主政治的途径》《对于女界的演讲》等23文，共127页。胡、汪二位出演讲集很正常，让人惊讶的是，连一介武夫蒋介石也来凑热闹。三民出版部（未标出版地）1926年11月第三版《蒋中正演讲录》收录《革命党员要做无名英雄》《校长对广大童子军训词》等文17篇，共112页。此乃国民党宣传部主持的政治读物，封底印有本书局广告，除了《三民主义》《建国大纲》等，还有《孙文建国演说》《孙中山演说集》《孙中山演讲录》，《蒋中正演说集》《蒋中正演讲录》《汪精卫演说集》《汪精卫演讲录》《当代名人演说集》《外国名人演讲录》《胡汉民演说集》《梁任公演说集》《章太炎演说集》等。
演讲集作为一种出版物，此前便有若干出版社在操作，且市场反应不错。因顾及读者趣味，所选演讲者多为文化名人。如1921年上海广文书局印行陆翔选《当代名人新演讲集》，收文36篇，共272页，其中杜威三篇，罗素三篇，接下来蔡元培9篇，胡适4篇，章士钊2篇，蒋梦麟2篇，此外，章太炎，陈独秀，梅光迪、周作人、李石岑、张东荪、李大钊等各一篇。立场新旧兼备，以教育为主，故蔡元培独占鳌头[87]。
也就是说，北伐之前刊行的演讲集，所谈论的“国事”，以教育、文化、学术为主，偶尔兼及现实政治。1924年8月上海时还书局印行许啸天辑《名人演讲集》，编者称“近年知识界有一件极值得欢喜的事，便是名流演讲。这是学术界思想界极有利益而极经济的办法”[88]。梁启超《文学史家的性格及其预备》《学问之趣味》《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实践实用主义的颜李学》，差不多占了一半篇幅。接下来是胡适的《哲学与人生》《再谈整理国故》，章太炎的《语言统系》，张君劢的《为人之道》，以及汪精卫在暨南大学的演讲《学生与政治》。在编者看来，此时的汪精卫，属跨政治/文化两界的名人。汪文批评时下学生之专心读书不问政治，也算聊备一格：“吾意以为学生对于国事，应须明瞭；我们华侨学生，尤宜明瞭吾国之政治。”（第1页，此书每讲另编页数，汪文共12页）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宣传部门大量印制领袖讲稿，但真正在市场上流通的演讲集，依旧还是以文化名人为主。张越瑞选辑《现代名人演讲集》（商务印书馆，1937）收文八篇，共128页，包括梁启超《情圣杜甫》与《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以及王世杰《青年人格的修养》、胡适《读书》、竺可桢《气候与人生及其他生物之关系》、李剑农《中国近百年史》、顾颉刚《清代汉学家治学精神与方法》、王云五《出版与国势》。最后一篇明显离题，那是为了照顾老板情绪（此书收入王云五等主编的“中学国文补充读本”），其他各篇作为中学语文课堂的补充读物，即便放在今天也都合适。
同是演讲集，普通读者关心“无边的国事”，而掌权者则希望集中在政治论述。领导每天都发表“重要指示”，宣传部门尽可不断印行，只要不强求一律就行。可党务人员不这么想。汪励吾编著《实验演说学》（1928），论述演说的目的、常识、方法、效用等，共57章，250页。此书前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胡汉民题签“理足辞工，感人者大”，后有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长陈德徵序，强调“汪生励吾，于受党的训练之余，更致力于演说”。如此排场，难免招人嫉恨。不过，党务与演说的关系，确实值得一说。该书《自序》称：“演说为人类今日必备之学识，其关系之重要，已为世之识者所公认。泰东西各国人民对于演说之狂热，几如一种流行病之不易遏止！”其中第五则“演说与革命”，专论“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与演说的关系”，诅咒那些“狂暴丧天良自私自利的反革命的演说”，坚称“三民主义所需要的口头宣传者，非具有诚实、热烈、克苦、廉洁、无畏……的精神，是不配的！”[89]读书后王广荫《跋》，方才知道此君有好几个党务方面的头衔，虽位置不高，但立场十分坚定。
都知道演说不仅传播知识，还可以发动群众，积聚力量，成为重要的政治斗争工具。这一点，国共两党均心知肚明。推行党化教育，追求舆论一律，拒绝不同政见的演讲，成了国民政府重要的执政理念。一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出于发动民众的需要，言路逐渐放开，国人终于可以公开谈论“国事”了。“我们只要想一想茶馆酒楼里贴着‘莫谈国事’条子的时候是怎样一番光景，现在乡村角落里都有时事演讲或是宣传队的足迹时，又是怎样一番光景，便可恍然了。”[90]大敌当前，国共两党只好携手共度难关。此前屡加限制的政治演说，这回得以自由绽放。正如孙起孟《演讲初步》所说：
神圣的抗战为我们解除了不少的束缚，在大家的不经意间，为我们冲破了说话的禁忌。许多以前想说而不能说的话，现在都说出来了。许多以前不说话的人，现在也说起话来了。抗战带来了说话的解放，而说话的解放对于抗战也起了很大的作用。[91]
安徽省休宁县人孙起孟（1911—2010）乃现代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1930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既教书，也议政，长期参与中华职业教育社活动，1948年代表民主建国会参加筹备新政治协商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七、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主要著作除《演讲初步》外，还有《生活的智慧》（1946）、《写作方法入门》（1947）、《学习·工作·修养》（1947）、《词和句》（1949）等，都是通俗读物。
正因长期专注于民众教育，擅长撰写小册子，孙起孟对于通俗读物以及演讲的文体很有体会。比如，在《演讲初步》第五章“怎样‘讲’”中，孙起孟分三方面谈论“演讲和写文章有什么不同”：“演讲词中材料的篇幅分配比较文章要自由一些，可以不如作文那么谨严”；“文章里除掉必要的条件下，是要避免重复；演讲词里‘重复’却成为一个有力的工具”；“演讲词里需要极清楚的条理，这是文章里不一定特别着重的”[92]。这些都是经验之谈。尤为难得的是，作者对于“演说”作为一种文体充满自信：
作者曾在一本小册子里提出过“口头作文”的主张。……“出口成章”，原是一句赞美长于文才的话；现在我们要把这句话作为写作的一个最低的标准。“文章”在那里做呢？“出口”便要做；而且也只有这样做，作文才获得一条平坦的踏实的途径。[93]
在孙起孟看来，演讲词之浅俗以及接近口语，不是退而求其次，而是一种自觉的文体选择。
作为声音的“演说”，因事先撰稿或事后整理，可作为出版物广泛传播。但在一般人心目中，这印在纸上的演讲稿，与那些苦心经营的“文章”/“文学”，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只是随着各种名人演讲集的刊布，读者“虽足不出户，而当代英豪之謦欬，仿佛可闻”；且因各稿认真经营，其“文笔皆畅茂真朴，文体则新旧兼备，并可为学文之助”[94]。到了四十年代，任毕明著《演讲术·雄辩术·谈话术》时，强调文化普及“应该从大众的耳朵着想”，若有人问“什么是演讲”，回答应该是：“廉价的宣传品，有声的文学，迤逦生波的流水”[95]。并非所有的演说都能成为“有声的文学”，也并非所有的演说都命定是“廉价的宣传品”，高低贵贱雅俗，就看你的才华及努力方向。
作为文体的演说，若分议题，可以是政治宣传，也可以是批判文章；可以是课堂讲义，也可以是典礼致辞。所有这些，都可能兼及宣传的力量与文章的魅力，就看你会不会经营。君不见，有些精彩演说，因余音绕梁而被长久记忆，既入政治史，也入文学史。以“出口成章”为荣，提倡“有声的文学”，这方面的经典文献，当推朱自清初刊《小说月报》第20卷6号（1929年6月）的《说话》。
1940年，上海纵横社刊行顾绮仲的《怎样说话与演讲》[96]，前后各七章，冠以朱自清《说话——代序》。朱自清此文并非专为顾书而作，但借用过来，颇能道出“演说”成为“文章”的妙处。在朱自清看来，“说话”种类繁多，如演说、讲解、说书、会议、谈判乃至法庭受审等，而与白话文运动关系密切的“演说”，最有可能承继五四文学革命带来的那些“活泼的、精细的表现”。这一假设，使得朱自清谈论作为一种“说话”的“演说”时底气十足：
说话即使不比作文难，也绝不比作文容易。有些人会说话不会作文，但也有些人会作文不会说话。说话像行云流水，不能够一个字一个字推敲，因而不免有疏漏散漫的地方，不如作文的谨严。但那些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却绝非一般文章所及——文章有能到这样境界的，简直当以说话论，不再是文章了。但是这是怎样一个不易到的境界！[97]
所谓“用笔如舌”，说起来容易，真要做到很难。过分追求“出口成章”，可能导致套语套式的大量使用，就像民间歌手的吟唱，有借题发挥的因素，但语料库的储存至关重要。有人急智/机智，说话新见不多，但很能应景。可这只是小智慧，且老是赶场，没时间停下来阅读与思考，说多了，说顺了，也就说烂了。说话须斟酌，写诗要推敲，作文得磨勘，所谓“人磨墨，墨也磨人”——只不过经营的方式不同而已。千万别太迷信“我手写我口”，好的演说，那种“行云流水”，其实是千锤百炼的结果。
不管你是写后讲还是讲后写，是一挥而就还是经过修订与润色，只要能兼及阅读与倾听，就是成功的“有声的文学”。如章太炎上海讲中国文化、胡适天津说国语文学、鲁迅广州辨魏晋风度、闻一多昆明批特务暗杀等，都是兼及学问/政治与著作/文章[98]。当然，演说而能成为好文章、好著作，除了个人才情，也需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
附记：本文的写作，资料方面主要受益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以及北京杂书馆，特向以上机构致谢。
2020年9月12日初稿
9月20日改定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注释：
[1]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一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2]参见王敦《声音的风景：国外文化研究的新视野》（《文艺争鸣》2011年第1期）及《“听觉文化研究”与“声音政治批评”的张力与互补——与周志强商榷》（《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7期）；周志强《声音与“听觉中心主义”——三种声音景观的文化政治》（《文艺研究》2017年第11期）及《“听觉文化”与文化研究的陷阱——答王敦》（《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7期）。
[3]比如夏晓虹《晚清女报中的乐歌》，《中山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李静《乐歌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与社会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王风《晚清拼音化与白话文运动催发的国语思潮》，《现代中国》第一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王东杰《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梅家玲《有声的文学史——‘声音’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汉学研究》第29卷第2期（2011年6月）；陆胤《晚清文学论述中的口传性与书写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4]参见陈平原《“现代中国研究”的四重视野 ——大学·都市·图像·声音》，《汉语言文学研究》2012年第1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2年第3期及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12年第7期转载，收入《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019）。
[5]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四卷11－1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6]饮冰室主人：《新中国未来记》第一回，《新小说》第1 号，1902年11月。
[7]商务印书馆1917刊王理堂著《女学生》，其中第二章“求学”及第十五章“演说”，正面肯定演说功用，且大段引录演说词，还加括号“鼓掌”，可惜小说写得不精彩。
[8]参见陈平原《晚清画报中的声音》，《文艺研究》2019年第6期。
[9]《吴趼人全集》第六卷137—138页，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
[10]饮冰室主人：《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新小说》第7号，1903年9月。
[11]参见吴趼人《致曾少卿书》，魏绍昌编《吴趼人研究资料》第328—3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王俊年《吴趼人年谱》，《吴趼人全集》第十卷第25页、32—33页。
[12]《新庵译屑·演说》之“趼人氏曰”，见《吴趼人全集》第九卷第165页。
[13]秋瑾：《演说的好处》，《秋瑾集》第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14]参见黄炎培《八十年来》，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537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辞》，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115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15]上海知新室主人：《知新室新译丛·演说》，《新小说》20号（第二年八号），1905年9月。此文收入1914年8月上海古今图书局版《新庵译屑》时有不小的改动，这里选用初刊本。
[16]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
[17]童益临、高师左编《演说学讲义》（奉天：关东印书馆, 光绪三十三年）之《发凡》称：“且演说学者，固一种之技术也。谓之技术又安得以学名？”论证过演说如何重要，以及何以成为一学科，而后作者断言：“谓之演说学而不曰演说术也，固宜。”
[18]参见黄炎培《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辞》，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115页。
[19]参见1904年4月20至22日《警钟日报》。另外，同年4月25日，《警钟日报》又刊出了六折优惠的“《演说学》折价券”，称“开通社会风气，以演说之力为最大，是书图说详明，颇便学者”。
[20]参见冈野英太郎《演说学》第22-23页、第29—38页，东京：三省堂，明治三十三年（1900）。
[21]冈野英太郎此书另有王蕃青、贾树模译本（保定：直隶教育图书局，1912年），未见。
[22]冈野英太郎著、钟观诰译：《演说学》第6页，上海：国光书局，1927年6月第三版。
[23]包括《孙大总统在教育会对学界大演讲》《孙大总统在教育会演讲政治教育演说词》《孙大总统在香港大学堂演说词》《孙大元帅在财政厅公宴各界演说词》《汪精卫先生就教育会会长演说词》《汪精卫先生演说词：教育家对于民国之责任》《韦悫博士演说词：西洋学术发展之经过》《杜威博士第一次演说词：动作道德重要原因》《杜威博士第二次演说词：在省教育会演讲》等。
[24]参见冈野英太郎著、钟观诰译《演说学》第5页、16页。
[25]参见冈野英太郎《演说学》第41—131页、冈野英太郎著、钟观诰译《演说学》第21-27页。
[26]参见加藤咄堂述、吕策译、王家襄/张镜寰校《雄辩法》第67页、70-71页，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10年。
[27]“今论演说与谈话之异点，在于态度。前者起语，后者坐语。至坐而演说，起而谈话，在特别之场合，或有之矣。普通一般，演说则恒起，谈话则恒坐。惟讲义与说教，介于演说、谈话之间，时或坐而或起也。然此皆东洋之习惯，至今犹有沿用者。若西洋讲义与说教，仍以起立为普通式，盖此不特听者易见而易闻，即演说者之力，亦贯注身体全部，而使声音易于迸出。”加藤咄堂述、吕策译、王家襄/张镜寰校《雄辩法》第129—130页。
[28]参见加藤咄堂述、吕策译、王家襄/张镜寰校《雄辩法》第145—147页。
[29]参见宫本外骨《明治演说史》第2—3页，东京：有限社，大正十五年（1926年）。
[30]参见Ketcham著、费培杰译《辩论术之实习与学理》第406—41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
[31]参见Hollingworth著、张孟休编述《听众心理学》第7页、10页，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
[32]如宋学连1909—1910年在《奋兴》及1916年在《兴华》上连载的《演说学》，杨杏佛、陈家鸿1920年在《南京高等师范日刊》发表的《演说学的研究和将来》，沈文杨1928年在《常识》刊发的《演说学略谈》，谷心侬1928年在《国民新闻副刊》连载的《演说学其法术》，雷靖逆1931年在《智囊》上发表的《演说学纲要》，以及李振寰1932年在《民立学生》刊出的《演说学概论》等。
[33]此书仅84页，用讲故事的办法推介演说，体例新颖。“《小演说家》编辑大意”称：“本书用浅显活泼的文字，分章叙述赵文练习演说的事实，鼓励儿童练习演说的兴趣，增加儿童练习演说的方法。”
[34]如王德崇《国语演说辩论词作法》（北平平社出版部，1928）、陈龢焜《怎样演说》（上海：长城书局，1939）、宗焰《演讲与修养》（大方书局，1946）、徐士铜《青年说话与演讲》（上海：国光书店，1947年再版）、卢冠六/尹诵吉《演说指导》（上海：三民图书公司，1947）、刘百川《小辩论家》（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35]黄仲苏《朗诵法》（上海：开明书店，1936）共十八章，谈论发音机关、发音与呼吸、中国文字特性、四声与五声、双声与叠韵、语音与地域、腔调之构成、文法、音节、体裁、风格等，兼及中国文章的吟、诵、咏、讲，大量引述桐城文派观念，从刘大櫆、姚鼐一直讲到吴汝纶。钱基博撰《序》称：“《朗诵法》者，当代之绝学，而吾友黄仲苏先生之所著也。”
[36]如活跃在东北的万国道德总会印制有32页的《讲演常识》（奉天：信源印书馆，1935）以及20页的《讲演常识》（1939年10月再版）。
[37]福泽谕吉著、群力译：《劝学篇》第6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38]上海知新室主人：《知新室新译丛·演说》，《新小说》20号（第二年八号），1905年9月。
[39] 余楠秋：《演说学概要》第7页，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此书从属“中华百科丛书”，书后附中外名人演说辞四篇及参考书目（含卫南士等七种英文演讲学著作），共131页。另据《自序》，作者1924年春曾出版英文演讲学专书。
[40]参见尹德华著《演讲术例话》第1-4页，桂林：文化供应社，1943年。
[41]参见宋恕《创设宣讲传习所议》（1906），《宋恕集》上册415－4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42] 杨炳乾编：《演说学大纲》第1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
[43]参见王家襄/张镜寰《<雄辩法>序》，加藤咄堂述、吕策译、王家襄/张镜寰校《雄辩法》。
[44]“东亚之国，向重文字而轻言语。……其主要之原因，尤为政治上问题。盖东方政治，素重君主独裁，亚里士多德所谓寡人政体也。国家对于人民，抱可使由不可使知主义；人民对于国家，守位卑言高之戒。凛君子思不出位之嫌，偶语者罪矣，腹诽者诛矣，毁谤者戮矣。言论自由既被缚束，势不得不退守沉默。”见加藤咄堂述、吕策译、王家襄/张镜寰校《雄辩法》第4页。
[45]参见杨炳乾编《演说学大纲》第13页。
[46]缪金源此序除收入郝理思特著、刘奇编译《演说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还以《刘译演说学序》为题，刊《北大学生》创刊号，1930年。
[47]参见张越瑞《<现代名人演讲集>导言》，张越瑞选辑《现代名人演讲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48]余楠秋：《<演说学ABC>自序》，《演说学ABC》，上海：ABC丛书社，1928年。
[49]吕策：《<雄辩法>译者序》，加藤咄堂述、吕策译、王家襄/张镜寰校《雄辩法》。
[50]余楠秋：《<演说学ABC>自序》，《演说学ABC》。
[51]参见吕海澜编著《通俗演讲》第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52]从宣统元年《教育杂志》一卷一期上陆尔奎《论普及教育宜先注重宣讲》，到湖南巡抚赵尔巽光绪二十九年颁行《宣讲章程》，再到张之洞光绪三十二年《酌拟教育会章程》奏折内包含筹设演讲所，再到学部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奏定劝学所章程内有关宣讲内容的限定。
[53]吕海澜编著：《通俗演讲》第7—8页。
[54]“乃群起举行露天演讲，唤起民众，反对政府签订巴黎合约，颇具伟大的力量，收获可贵的结果。此风一开，自后每逢政治上有重大事件发生或其他须普遍宣传的事情，总以露天演讲，为重要宣传方法之一。故五四运动在实质上指为我通俗演讲史上之一大变革亦不为过。”（吕海澜编著《通俗演讲》第13页）
[55]参见吕海澜编著《通俗演讲》第13—19页。
[56]参见刘乃晟《<演说学讲义>序》，童益临、高师左编《演说学讲义》, 奉天：关东印书馆, 光绪三十三年（1907）。
[57]“演说学者，言论自由之学也。美利坚实为政治自由言论自由之国。言论自由，足以促演说学之发达；政治自由，足以促演说学之成立。”童益临、高师左编《演说学讲义》第四页上。
[58]冈野英太郎《<演说学>序言》：“言语之缓急抑扬，固然素为演说所必要，而演说如去掉肢体语言，无异于车缺一轮、鸟断一翼。”
[59]参见童益临、高师左编《演说学讲义》第十页下至十三页下。
[60]童益临、高师左编：《演说学讲义》第十六页上。
[61]袁泽民：《<演说>自序》，《演说》，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
[62]参见袁泽民《演说》第4页。
[63]包括普通之修辞法：起伏法、照应法、批评法、列叙法、抑扬法、顿挫法、承接法、变换法、散对法、提揭法、倒叙法、设问法；以及特别之修辞法：反复、层进、重叠、嗟叹、对照、揣摩、逆折、责难、极端、拟人、拟物等。参见袁泽民《演说》第17—25页。
[64]参见加藤咄堂述、吕策译、王家襄/张镜寰校《雄辩法》第130—131页，以及袁泽民《演说》第5页。另外，冈野英太郎的《演说学》同样三分，只是边界略有差异：“大别演说法为三种：曰公众政论法，法庭辩论法，宗旨说教法。第一重意力，第二重智力，第三重情力。”参见冈野英太郎著、钟观诰译《演说学》第7-8页。
[65]参见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第136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66]参见郝理思特著、刘奇编译《演说学》第346—364页。
[67]参见杨炳乾编《演说学大纲》第122—140页。
[68]程湘帆编：《演讲学》第7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
[69]余楠秋：《演说学ABC》第44页。
[70]参见余楠秋《演说学ABC》50-51页。
[71]参见程湘帆编《演讲学》第23页。
[72]参见韩蠡编著《演讲术》第4页，上海：大公报代办部，1936年。
[73]任毕明：《演讲术·雄辩术·谈话术》第4页，上海：实学书局，1946年。
[74]参见任毕明《演讲术·雄辩术·谈话术》第13页、70页。
[75]孙起孟：《演讲初步》第8页，上海/重庆：生活书店，1946年。
[76]孙起孟：《演讲初步》第19页。
[77]孙起孟：《演讲初步》第38-39页。
[78]参见徐松石《<演讲学大要>序言》，《演讲学大要》，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
[79]参见尹德华著《演讲术例话》第12页。
[80]见《清华年刊》即清华学校1921级毕业班纪念集，此闻一多创作的书籍装帧，图片上方有“BEFORE THEAUDIENCE”字样，至于“天安门前的青年讲演者”，乃《拍案颂——闻一多纪念图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编者代拟的题目
[81]参见宫本外骨《明治演说史》第143页、157页。
[82]参见陈平原《声音的魅力》，2014年12月2日《文汇报》。
[83]“要之，在民治国家，其服务公众之杰出人物，必多以辞令见长，略举一斑，亦可概见其余，并可知演说学与政治社会关系之密切矣。”杨炳乾编《演说学大纲》第31页。
[84] 张越瑞：《<现代名人演讲集>导言》，《现代名人演讲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85] 余楠秋：《演说学概要》第11页。
[86]参见《胡汉民先生演讲集》第一集第28页、35—36页，上海：民智书局，1927年。
[87]此书1924年上海世界书局推出第七版，页数没有变化。台湾文海出版社1972年刊行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此书编为第82册。蔡元培入选文章为《以美育代宗教说》《我的新生活观》《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科学之修养》《欧战后之教育问题》《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对于清华学生之希望》《留学法国之利益》《国文之将来》等，占全书四分之一。
[88] 参见许啸天《<名人演讲集>序》，《名人演讲集》，上海：时还书局，1924年。
[89]参见汪励吾编著《实验演说学》第11、14页，上海：人生书局，1928年。
[90]孙起孟：《演讲初步》第3—4页。
[91]孙起孟：《演讲初步》第4页。
[92]参见孙起孟《演讲初步》第49—51页。
[93]孙起孟：《演讲初步》第6页。
[94]参见陆翔《当代名人新演讲集·凡例》，《当代名人新演讲集》，上海：广文书局，1921年。
[95]参见任毕明《演讲术·雄辩术·谈话术》第3页。
[96]此书有1943年奉天版，署名林语堂编著。此等掩人耳目的盗版，没想到骗过不少外行。2004年文化艺术出版社重刊此书，也署林语堂著，还用满洲国时期的奉天版。
[97]朱自清：《说话》，《朱自清全集》第三卷340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
[98]参见章太炎《国学概论》、胡适《国语文学史》、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以及闻一多《最后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