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晋生先生在其《宋辽金元史新编》中，曾经做过这样的论断：
这一时代里中国人并重理想与现实，兼备雅与俗的口味。就政治和军事方面而言，尊王攘夷是理想，士人政治和对辽金妥协则是现实；就思想而言，理学家对儒家思想的阐释是理想，改革家则企图将理想付诸实践（偏被理学家反对）；就文学艺术而言，词的典雅和文人画的意境是理想，而通俗的曲和小说的发达则是适应现实的需要。
陶先生是从不同方面来论证的，我们今天不去讨论政治、军事，仅仅聚焦于宋人的文化生活和思维方式。曾敏行《独醒杂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元祐初，山谷与东坡、钱穆父同游京师宝梵寺。饭罢，山谷作草书数纸，东坡甚称赏之。穆父从旁观，曰：“鲁直之字近于俗。”山谷曰：“何故？”穆父曰：“无他，但未见怀素真迹尔。”山谷心颇疑之，自后不肯为人作草书。
这个小故事，让我们感觉到当时人对于“雅”“俗”的敏感。不过，总体上看，在宋代趋于平民化的大环境之下，“雅俗兼备”、精致与俚俗互通，成为时代的突出特点。
文化方面兼通雅俗的风格，应该是受到中唐以来禅宗潜移默化的影响。禅宗强调持平常心，注重“当下”，强调佛法在世间，具有渗透性、普适性，所谓砍柴、担水无非是道。宋代新儒学的产生，实际上和禅宗的影响有非常直接的关联。正是在和佛教学说、道教学说相互碰撞、相互冲突，一方面相互排斥另一方面又相互吸纳这样一个过程里面，新儒学才真正成长起来。
我们看到像《景德传灯录》这样的佛学著述会说：
解道者，行住坐卧无非是道；悟法者，纵横自在无非是法。
北宋的理学家二程则说：
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
当时这些人物从理念上觉得天地之间“无非是道”，行、住、坐、卧，纵横自在都是道，万事万物皆有理。这也像《宋史•道学传》里说的，天地之间、“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这个“道”是渗透在民间日常生活里面、“日用而不知”的。也就是说，新儒学的影响渗透到方方面面，宋代士人的日常生活，包括日常的游从方式和他们心目中的理念是交互融通的。
这些意识渗透在宋代士人的生活之中。正如扬之水先生所说，在政治生活之外，属于士人的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形象愈益鲜明， 容愈益丰富而具体。“宋人从本来属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提炼出高雅的情趣，并且因此为后世奠定了风雅的基调。”在当时，“风雅处处是平常”，生活俗事、民间俗语，都可能有其雅致趣味，都可以入画入诗。苏轼说：“诗须要有为而后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黄庭坚也称：“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之兵。”
王安石的六言诗《题西太一宫壁》，回忆往事，平淡中感怀世间沧桑：
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
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
黄庭坚《次韵王荆公题西太一宫壁》，也让读者感觉到诗人对于是非的回味，对于理趣的追求：
风急啼乌未了，雨来战蚁方酣。
真是真非安在？人间北看成南。
南宋诗人杨万里《桂源铺》诗，被胡适称作“我最爱读”的诗作：
万山不许一溪奔，栏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这些篇什以高雅的立意、简朴的语言、习见的俗语，表达出对于哲理的深邃思考。
雅俗相通，诗书画也都相通。苏轼曾经说：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我们讲宋代的艺术、美学，今天真正能够直接“触摸”到的宋人留下的文化痕迹，除去我们熟悉的史籍，就是传世书画作品、出土器物和宋代建筑。其中，无论书法还是绘画作品，都蕴含着当时文化精英的学养与情操。
宋人画作对我们观察宋代社会文化生活、体悟士人的思维世界很有帮助。艺术史本来应该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被人为分开了。当然，历史学者与艺术史家对画作的认识角度不同。艺术史家往往是将特定背景下的画卷“拉”出来，进行聚焦式的情境分析；历史 学者则倾向于把书画材料“推”进特定的背景之中，作为观察时代的一个“窗口”。绘画中不仅反映生活场景，也存在“政治主题”；画作可能是权力的显现，也可能是权力发生作用的一种形式。
当年的创作活动、书画收藏与欣赏、书帖与画谱的编纂，本身就可能蕴含着政治的寓意；后妃、臣僚、画师的艺术才赋，都可能成为一种政治资本。宋代历来以宫廷绘画兴盛、职业画家活跃、文人画思潮形成而著称。
宋代画作中，有不少是政治宣传画，或者展现帝制权威、尊卑秩序，或者渲染圣德祥瑞，或者规谏针破时政，这些都是当时政治生态的鲜活反映，也让我们注意到通过画作引导舆论、占据文化制高点的努力。例如北宋仁宗朝的《观文鉴古图》《三朝训鉴图》等，就直接服务于朝廷政治目标，用作“帝王学”图文并茂的教材，同时也被宋人视为了解本朝圣政、祖宗故事的史料。
除了与宫廷或朝政相关的绘画之外， 宋代的地方官员会以画图作为告谕民众的施政手段；处江湖之远的士大夫，也会以图画或直白或幽约地表达心声。文人的绘画及鉴赏、馈赠、收藏等活动，也渗透着构建人际网络的努力。即便看似超脱于政治的文人画，也是特定政治文化环境导致的结果，体现着对当时政治景况的直接或间接回应。
作为书画欣赏的外行，从我的角度来观察，会觉得宋代的画作，尤其是山水画，可能呈现着当年画家“观天下”的方式和感悟。黄庭坚即将人世间的情景与天下、自然界的江山联系起来，他说：人得交游是风月，天开图画即江山。
这里所说的“风月”，不仅指美好的景色，更是指心旷神怡的状态。中国传统山水画作，与西方描摹实景的风景画不同，是“寄情山水”，重在内心情感的流露沟通。士人画作是文人的业余消遣，技法无法与专业画家作品相比，但正因为如此，更便于抒写他们的襟怀和心声。
有学者指出，今人提及画卷的时候，通常是说“看”画，但是古人会说“观”。“观”是什么意思呢？《说文》里说“观”是一种“谛视”，是指凝视、审视，不是写生意义上的透视，而是包含了内心体悟的凝视和洞察。山水画作的“高远”“深远”“平远”，其实是出自作画者、观画者内心对于山川的全景式体验。这种“观天下”的方式，反映着他们的“天下观”。正因为如此，当说到宋画意境的时候，我们会想到画境、诗境、心境，这些是贯通彼此、浑然一体的。
宋代艺术有很多突出的特点，既有细致绵密的格调，也有洗练简约的风韵。比如南宋画家梁楷的人物画，有工笔有简笔，其简笔画作体现着“参禅”的兴味，率真简洁，所谓“萧萧数笔”“神气奕奕”。
宋代的瓷器，也渗透着美学素雅简洁、隽永深沉的古典韵味。宋瓷多为纯色，不像后世的瓷器那么堂皇绚烂，但它带给我们一种淡雅自然的感觉，开辟了陶瓷美学的新境界。
简约，是宋代艺术的重要特点之一，在绘画、瓷器以及其他许多器物上都渗透浸润着简约之美。南宋的刘安节在谈论国家大政方针时，也提出“王者之治”应该是“至简而详，至约而博”的。也就是说，在治国理政方面，士人也认为简约是值得倡导的合理方式。这种观念贯彻在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然，以瓷器为例，我们也会看到，和清雅端庄的风范同时并存的，也有粗砺朴拙的器具、浅俗庸常的风格，比如说一些瓷器上写着“忍”，或者“孝子”“贤妻”这类字样，这一些器物肯定也为世俗之人所喜爱。
通过许多实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雅和俗这两者是并存的，而且某种程度上应该说是融通的。宋人画作里有描写市井生活的画卷，文学中也有描写市井生活的作品。这就很生动地体现出贯通于两宋的文化风情或者说文化特质。
如上所述，两宋时期的社会环境复杂多变，既有承平的岁月，也有战乱的时期，繁荣辉煌和艰困忧患实际上是交错并存的。而在这种整体氛围中，包括士人群体构成的多元，生活内容的多元，思想意识的多元，艺术品位的多元，都成为当时社会的典型现象。一时英杰既有征战沙场时的豪迈气魄、激昂奋发，也有日常生活中的世间柔肠、儿女情怀。
在艺术旨趣上，“雅骚之趣”和“郑卫之声”同存，匠师画和文人画双峰并峙，文人作品中不乏世俗关怀，市井作品里也可能充溢着书卷气息。种种现象，都呈现出宋人生活中一体多面、雅俗相依的双重文化性格。
即便同一人物，也可能在创作实践中体现出丰富的文化内容、多重的文化性格。以辛弃疾为例，我们知道他的生活颇为坎坷，艰忧中曾有暂时的安宁，他个人的文学作品风格也是多元的，体现出征战沙场的激昂慷慨，也反映着日常生活中的世间情怀。他有豪放悲凉的词作，抒写壮志与内心的愤懑，像“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也有婉约清丽的词作，勾勒民间生活场景，像“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等等。风格多样、雅俗互补，在当时人看来并不是件矛盾的事情，反而形成了文化上相互滋养、相互补充的氛围。
宋名臣孙何在其奏疏《论官制》中向宋真宗提出“雅俗兼资，新旧参列”的原则，认为是“立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纲纪”的关键，也就是说，是制度建设、治国理政的关键。由此我们看到，就时人观念而言，在日常文化生活与政治生活中，雅俗兼备，以简约带动详博， 新制度旧传统吸纳互补，方方面面都是融通的。《朱子语类》里面记载，南宋时朱熹跟他的学生谈话，说：
天地与圣人都一般，精底都从那粗底上发见，道理都从气上流行。虽至粗底物，无非是道理发见。天地与圣人皆然。
所以精和粗、理和气、雅和俗都应该是并列一体，逐渐深化，相互发明的。
南宋中期的韩淲在诗作里称：“雅俗岂殊调，今古信一时。”南宋后期的文人刘克庄，在《方俊甫小稿》题跋中也说：“若意义高古，虽用俗字亦雅，陈字亦新，闲字亦警。”他们的意思都是说，自古至今，“雅”“俗”二者是可以互相积聚滋养、互相会通的；只要立意高远， 即能呈现出“点化”的效果。宋代这样的雅俗情趣，给当时的文坛乃至社会生活带来了新的气息、新的趣味和新的活力。
北宋中期的史学家范祖禹曾经说：“古之圣人莫不以好学为先，游艺为美。”所谓“游艺为美”，让我们想到《论语》中记述孔子的话：“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大意是说，要以“道”为志向，以“德”为根据，以“仁”为凭借，活动于六艺的范围中。
“游于艺”可以说是宋代士人群体活动的方式，是他们从容涵泳的生活态度，是他们浸润于技艺陶冶的实践方式，也是他们雅俗兼备的艺术追求与情调意境。他们的文化修养和美学趣味，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这一整体的精神追求中，得到了升华。如朱熹所说，“日用之间本末具举，而内外交相养矣”。通过这样的文化涵育，希望达致崇高的人生境界。复古创新并举，体现着宋人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实践；雅俗兼备，则关系着宋人融通丰润的文化意识。
综上可见，两宋时期，面对严酷的内外挑战与生活压力，士人民众迸发出坚忍顽强的生命力，不懈追求美好生活，创造出丰厚的物质文化财富与感人至深的精神遗产。
前面讲到宋代立国的基本环境，这个时代可以说是“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大背景下，宋代的经济、文化仍然取得了许多成就，这些成就与士人民众的积极活动分不开。在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过程中，士人对自身文化活动的理解，其实是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样的整体框架下认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