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民主党派以言论参政的方式，不论他们自己还是执政党都从各自角度表示了良好的愿望。那么，这种愿望如何进入实际过程、如何获得实际意义呢？

一般说来，言论参政方式有两种：一是参议政府举措前的决策，二是评说政府举措后的得失。就民主党派的政治实践看，前一种方式很难实行，后一种方式很受限制。

1954年前，先由“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后经“全国政协”议论通过。1954年后，先由“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后经“全国人大”鼓掌通过，再让“全国政协”附议赞成。此时“政协”已由二等表决机构降为三等表决机构，不仅察颜观色于“中共中央”，而且随声附和于“全国人大”。于是乎，这些身着西装革履、长袍大褂的“政协委员”们，也跟着那些身着军装工农服、一身短打扮的“人大代表”们一起，频频举手，阵阵欢呼。

毛泽东执政二十几年，作过这样一些重大决策：

一、1950年决定出兵朝鲜。这是有关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如何定位的重大决策，即决定新中国武装对抗“美帝国主义”、并坚决倒向苏联阵营。

二、1955年决定加快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这是有关新中国在社会制度上如何定性的重大决策，即决定新中国由容忍民族资本主义的“和平民主新阶段”迅速过渡到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阶段”。

三、决定搞“大跃进”。这是毛泽东在经济实践上所作出的最重大决策，其后果也最严重。

四、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在政治实践上所作出的最重大决策，其影响也最深远。

对于这些重大决策，民主党派是很难参议上的。

关于出兵朝鲜决策，不要说是民主党派人士，就是执政党大多数中央委员也未能参议上。它是先由毛泽东下决心后由十几个政治局委员附议而作出的。

关于加快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决策，毛泽东曾作过一个说明：“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政策，中央是仔细考虑过的。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份子，文化技术知识一般比较高。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这样，政治资本就不在他们手里，而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乾净，没有剥夺乾净的还要剥。”(1)

这是毛泽东在各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是对自家人讲的私房话，道出了执政党做此决策的真实意图，即要抽掉民主党派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进而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显然，执政党不会让民主党派预知这一决策，而民主党派也不会真心赞成或积极参议这一极大损害他们自身利益的决策。

至于后两个重大决策，由于都发生在将民主党派发言权剥夺殆尽的“反右运动”后，因而也都不存在让他们来参议的可能性。过去执政党做决策还在形式上向民主党派打个招呼，此时连这形式也不需要了。像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连执政党副主席也是国家主席刘少奇都不能预知，至于民主党派就更不能说上话了。

关于民主党派言论参政第二个方面，即评说政府举措后的得失，由于是发事后议论，因而与事前参议相比，虽在认识上容易些，但在政治上更有风险些，更不讨人喜欢些。事前参议只是告诫人家将会生病，事后议论则是硬揭人家已有伤疤。执政者们常常不理睬前者，但很想惩罚后者。

1953年9月，梁漱溟先生对执政党在农业方面的举措提出善意且委婉的批评，但不能容于毛泽东，结果被封上了嘴巴，很爱说话的人在二十余年间不能说话。

1954年7月，胡风先生向执政党中央提交一份报告，谈了自己对新中国文艺工作的看法以及自己受排挤的境况。报告既不否定党的根本路线，只对党的某些政策提出异见；也不攻击党的最高领导，只对党的宣传部门负责人表示不满。结果胡风引火烧身。1955年1月，执政党中央将胡风意见定性为反党文艺思想，并发动全国知识界予以批判；5月，执政党中央又将胡风与其支持者由“文艺上的小集团”升格为“反革命集团”，并将胡风本人捕入狱中；6月，执政党中央抛出由毛泽东作序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胡案遂成铁案。1965年，胡风在坐了十年牢后被假释出狱；1969年，胡风被加判无期徒刑，再次被关押，服刑近十年；1980年，胡风获不彻底平反；1988年，胡风在去世三年后获彻底平反。

严格说来，胡风不属于民主党派，而是中共老党员、鲁迅先生最器重的弟子之一。因此，执政党惩处胡风也可以说是在杀鸡吓猴，有意无意地告诉民主党派，若冒犯本党威仪，即便自家兄弟也要严惩不贷，至于你们这些远房表兄弟就更不要抱什么侥幸心理了。

可是，民主党派仍不接受告诫，仍要说出自己想说的话。1957年春夏之际，他们也言辞激烈地批评起执政党来，结果也招致后者强烈反弹。先后有数十万知识份子被打成“右派”，另外还有更多知识份子因此而失语。过去，只是个别民主人士因言获罪；如今，则是整个民主党派在言论上全军覆没。此后，他们就由好说者变为无话者、由善谈者变为讷言者，他们原被允许使用的言论参政手段，虽还能在一些礼仪性场合被提起，但已是名存实亡了。

许多被打成右派的民主人士，事前不是不清楚他们的言论是要捅马蜂窝的，但还是忍不住要说出来，要让那些妄自尊大的执政者们不得开心颜。这里体现了一种文化传统，即许多中国优秀知识份子所遵循的“士志于道”传统。他们积极入世、关心时势，但由于处在最高决策圈外，很难介入到有关国家大政方针的事前参议中，故只能较多地关注它的实施情况，并不留情面地予以评说。于是，针砭时政、臧否人物成了他们常有的一种作为，同时，被贬谪、被迫害也成了他们常有的一种境遇。

实际上，中共最初也是由知识份子团体发展起来的，中共第一批党员几乎都是知识份子，既有当大学教授的大知识份子，也有当小学教员的小知识份子。他们也都秉承“士志于道”传统，也都敢于仗义直言、指点江山。

不过，他们也有不同于其他知识份子的地方，比如：

─不自命清高，不故作高雅，很少有文人身上常有的那种酸腐气，往往能脱下长袍，穿起草鞋，深入社会下层，与劳动群众打成一片，进而发起工农运动。

─不信奉“君子动口不动手”，不只是用言论批评政敌，还能够用暴力夺取政权。

─不守承诺，不亲同类，夺得政权后就容不得别人批评自己，尤其容不得其他知识份子批评自己，以致完全剥夺后者的发言权。他们与后者曾属同一营垒，对后者知根知底，故而不斗则已，一斗则斗到要害处。他们知道后者靠发言论来吃政治饭，便封其嘴巴，叫其无法过政治日子。

知识份子的一个社会角色特徵，就是关心社会、针砭时弊。中国知识份子尤为如此，并且是两千年一直如此。毛泽东彻底封杀知识份子言论，实是在施行一条自秦皇以来前所未有的知识份子政策。这一政策不仅使得知识份子干不了自己很想干的事，而且迫使他们干了自己不想干的事，如强制性改造知识份子思想，让他们没完没了地学习那些假大空的东西，再三再四地书写那些扭曲灵魂的东西。其中一些被打入另册的人，处境尤为恶劣，三天一检查，五天一汇报，举手打自己耳光，张口骂自己坏蛋。这样的羞辱恐怕只有历史上满族强迫汉人剃发留辫的羞辱才能与之相比。

执政党改造知识份子思想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诱迫知识份子背靠背地相互揭发。本来，诋毁思想同仁或出卖政治盟友，最不适合知识份子的性情，也最能折煞知识份子的气节，至少最违逆知识份子好标榜的东西。可是，那些搞运动的“工作组”、“学习班”、“清查办”，最提倡这种打政治小报告的做法。长此以往，极大地败坏了中国知识份子的士风，同时也使执政党在思想文化领域拥有了一支规模空前的告密者队伍。

毛如此做法，实是对中国士文化传统的一种反叛。他最初受教于且受惠于这种传统，最终又竭力贬损这种传统，给了它未曾有过的伤害和羞辱。

毛如此做法，也是对他自己历史的一种反叛。打江山时，他最爱讲“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至把它看作是中共“三大作风”之一(2)；坐江山时，他最匮乏“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致老虎屁股摸不得。快胜利时，他告诫同志们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3)；可胜利后，他对战友，对属下，对朋友，尤其对那些敢于直言的民主人士，既不谦虚谨慎，也不戒骄戒躁，常常是一触即跳。这里仍以梁漱溟案为例。

1953年9月9日，周恩来在政协常委扩大会上邀请梁漱溟发言。

9月11日，梁漱溟应邀发言，以比较委婉的方式谈了执政党在农村工作上的一些失误。发言就事论事。

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府扩大会议上回应梁漱溟发言，以不点名但听众都知说谁的方式谈道，“有人竟班门弄斧”，居然在中共面前谈论农民问题，“笑话”！谈话已就事论人了。

9月13日，梁漱溟与毛泽东短时会面，陈述委曲，说自己本无恶意。毛则咬定梁反对“总路线”，只是不自觉或不承认而已。

9月16日至18日，梁漱溟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上再次发言，继续陈述委曲，并要求毛作自我批评。

毛泽东于会议期间多次插话，内容近乎破口大骂：(4)

“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

“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梁漱溟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可以让别人多知道一点机密，对你就不行。召集比较小型的民主党派的会议，也用不到你梁漱溟参加。”

“我认为梁漱溟应当做一件工作。这件工作不是由他‘代表农民’向人民政府‘呼吁解放’，而是由他交代清楚他的反人民的反动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他过去是怎样代表地主反共反人民的，现在又如何由代表地主的立场转到‘代表农民’的立场上来了”。

“‘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比如说，‘毛泽东比梅兰芳先生还会做戏，比志愿军还会挖坑道或者说比空军英雄赵宝桐还会驾飞机’，这岂不是不识羞耻到了极点吗？所以梁先生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正经的问题，又是一个不正经的问题，很有些滑稽吗？”

“和他这个人打交道，是不能认真的。和他是永远谈不清任何一个问题的，他没有逻辑，只会胡扯。”

“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

一大堆吓人的帽子，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人们从这里不难发现，十几年后的“红卫兵”是从哪里学会“大批判”的。

此后，梁先生就不再说什么了，毛先生却不想就此罢休。1955年5月，毛泽东发起批判“梁漱溟反动思想”运动，要从屋子里闹到屋子外了。这一次，他不打算给对方发言机会了，尽管他曾许诺对方可以为自己辩护；也不打算由自己来说什么了，只挥了一下手，各路人马群情激昂，都来批判这个孤立无援的老书生了。

此时此境，不知梁先生有没有想起他曾说国民党的一句话：“士有气节必摧之”；如果想起，又不知梁先生还想不想再说点什么……不过，我们知道梁先生三十年后说的话。(5)此时，他已年届九秩，他的那位怒气冲冲的老朋友已故去多年。在回顾那桩公案时，梁先生并没有对曾经恶待他的人报以恶语，反而作了自责，说“有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的批判在后。”言下之意，是由他梁漱溟把事情闹大的。这是高姿态，是生者替故人担责任。不过，这也像是羊给虎担责任，说自己虽是被吃者，但也有引诱吃者张开嘴巴的责任。

从实际效果看，梁先生自责有两重意义：一方面，显示了他的儒雅襟怀；另一方面，也把毛置于一种尴尬境地，既强烈地反衬出后者的偏狭器量，也使后者的生前恃才傲物的强者形象褪色为死后受人宽恕的弱者面目。

批判梁漱溟时，毛泽东正值六十周岁。孔夫子云：“六十而耳顺”，说他到了六十岁时，就能够听得进任何意见了。毛泽东主席则六十而气盛，批评不得，顶撞不得，声音高，脾气大，把同是六十岁的梁先生骂了个狗血喷头。毛先生在史上怕是坐不上千秋圣贤的位子了，尽管他很喜欢人们叫他“导师”。(6)

刚坐江山时，毛泽东屡屡表示要倾听各种意见，要学习先人“兼听则明”。可是到头来，他有唐太宗雅兴，却无唐太宗雅量，听不得批评意见，容不得骨鲠之士，致使下属不敢禀实情，友人不敢说实话。老人家在史上怕是也坐不上开国明君的位子了，尽管他还有些看不起“唐宗宋祖”，讥之“稍逊风骚”。

(摘自《毛泽东执政春秋》,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单少杰博士。)(注解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