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亨廷顿所虚拟的“２０１０年全球战争”，是他就所谓“文明冲突”问题所作的一个凝练的比方，一个概要性的思想实验。从价值取向上看，这个“虚拟战争”，一是要凸显西方文明正处于敌人远多于朋友的孤立境地。二是要强调西方文明特别是美国文明，应奉行反西方普世主义的国际政策和反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内政策。从事实判断上看，这个“虚拟战争”，既抓住了一些事实，如对伊斯兰教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关系的阐释和预测；又夸大了乃至曲解了一些事实，如对东亚文明尤其是大中华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关系的阐释和预测。

[关键词]　文明冲突；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中华文明

引　言

冷战（cold war）时的世界，多少有些冷，有些沉闷；但其格局还是比较清晰的。“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一问题，基本上是一目了然的：或为“西方阵营”，或为“东方阵营”，或为这两大阵营之外的“第三世界”——如亨廷顿所说的“两极化”和“三部分”（global politics became bipolar and the world wa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冷战后的世界，就不那么冷了，不那么沉闷了；但其格局也变得不太清晰了，有点儿乱糟糟的。有些过去的朋友变成了今天的敌人，如在阿富汗战争问题上的美国和拉登；有些过去的敌人又变成了今天的朋友，如在中亚恐怖主义问题上的美国与苏联。

不过，亨廷顿先生从这“乱糟糟”的世界中，竟看出了一些隐隐有序的东西，一些正在形成的格局，即许多国家和许多族群正在重新排队，并已排出好几支队列来：有举着基督教牌子的队列，有举着伊斯兰牌子的队列，有举着儒家牌子的队列，……

（一）

亨廷顿之所以能看出这隐隐有序的东西，既有其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其主观方面的原因（见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①]第一章——以下凡引此书者均注章名）。

一方面，世界确实发生了许许多多可称之为“文明冲突”的现象：“柏林墙倒塌后的五年与冷战中的任何五年相比，世界都更频繁地听到‘种族灭绝’（genocide）一词”；“而在1993年初世界上发生的48起种族冲突中，有将近一半者发生在不同的文明集团之间（between groups from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亨廷顿是依据其所谓“文明的范式（civilizational paradigm）来审视这纷扰的世界的，即按文明的归属来识别世界的格局：耶稣的归耶稣的，真主的归真主的，孔夫子的归孔夫子的……

在亨廷顿看来，冷战后的世界是由“七八个文明”构成的（第二章）：中华（Sinic）文明，日本（Japanese）文明，印度（Hindu）文明，伊斯兰（Islamic）文明，东正教（Orthodox）文明，西方（Western）文明，拉丁美洲（Latin American）文明，非洲（African）文明——可能存在的（possibly）文明。

亨廷顿对自己提出的这一“文明的范式”很是自信，自信这一范式相对于其他范式来说，能够更好地满足一个范式所应具备的三项条件（第一章）：现实性（Realism）、简约性（Parsimony）和预测性（Predictions）。

比如，这一范式比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end of history）理论更为现实些。后者虽然简约，但过于理想，即认为全世界都将统一在自由民主制度下，致使世界史终结在一种没有重大冲突的相对和谐且相当乏味（rather boring）的状态中。

又比如，这一范式比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国家主义范式”（statist paradigm）更为简约些。后者虽然现实，但不够简约，即认为各个国家都在以各自的方式追逐各自的利益，致使整个国际关系都处在一片混乱（anarchy）中。

再如，这一范式比包括“历史终结论”和“国家主义论”在内的其他许多范式都更有预测力。这也是亨廷顿最为看重的一点。

亨廷顿依据这一范式，一方面，分别地预测了每一主要文明的未来发展，如预测伊斯兰文明仍将是西方文明的最为激烈的挑战者，而中华文明将成为西方文明的最为强大的挑战者；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又综合地预测了所有主要文明在互动中的未来发展，如预测伊斯兰文明将与中华文明联手反对西方文明，而西方文明将与东正教文明以及印度文明联手反对伊斯兰文明和大中华文明。

这一综合性预测，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他所虚拟的一个未来事件即“2010年全球战争”中。事件情节大致如下（第十二章）：

公元2010年，美国已撤走驻韩美军，同时大幅度削减驻日美军。台湾已和北京和解，台湾承认北京拥有宗主权，北京则依照白俄罗斯模式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

中国因经济迅速发展而军力急剧增长，以至更强硬地宣布自己拥有对整个南中国海的控制权，并为此而与越南发生冲突，先是进行海战，继而出动地面部队占领越南大片领土。

美国不能容忍中国对越南的入侵，呼吁国际社会制裁中国，并派遣一支航空母舰特混舰队驶往南中国海。

中国方面指责美国舰队侵犯中国领海，随即向美舰发起空袭。联合国和日本居中调解失败，战火升级。中国大陆与台湾联手，重创美国舰队以及美国在东亚军事设施。

与此同时，印度利用中国专注东亚而无暇西顾之机，大举进攻巴基斯坦，并取得初战胜利。作为回应，巴基斯坦——伊朗——中国军事同盟正式成立，伊朗派出军队与巴基斯坦游击队联手对抗印度。

中国初胜美国在国际上引起不同反响：

穆斯林社会因此而大受鼓舞，掀起了反西方浪潮。阿拉伯人大举进攻以色列。美国第六舰队无能为力。

日本则因此而变中立立场为亲中立场，按照中国旨意行事，追随中国参与战争。

俄罗斯则因此而对中国感到恐惧，进而产生敌意，于是增兵西伯利亚，但遭到遍布在这一地区的大量中国移民的抵抗。中国政府派兵支援中国移民，占领黑龙江流域和东西伯利亚，并将战火蔓延至中西伯利亚。

随着战争升级，石油问题凸显，而石油问题凸显又加剧国际阵营分化：

日本为了应对日益紧张的石油供应形势而积极靠拢中国、顺应中国。因为，日本的石油供应主要依靠由穆斯林控制的中东油田和印度尼西亚油田，以及由中国控制的南中国海航道。

西方世界则为了应对日益紧张的石油供应而积极拉拢俄罗斯。因为，西方世界越来越难以获得由穆斯林控制的中东石油，不得不依赖俄罗斯石油，以及由俄罗斯控制的高加索石油和中亚石油。

最初，许多欧洲国家虽为美国盟国，但只是在外交上和在经济上援助美国，而不愿在军事上卷入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冲突。

可是，中国和伊朗担心这些欧洲国家最终会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于是秘密将中程核导弹运进巴尔干的波斯尼亚和北非的阿尔及利亚，作为预防性措施。结果，部署在波斯尼亚的核导弹，被代表东正教文明的塞尔维亚和代表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克罗地亚联手缴获；部署在阿尔及利亚的核导弹，则被发射到法国马赛附近爆炸。

于是，欧洲国家断然参战，参加这场已波及几乎所有文明的世界大战。

这场世界大战也像前两场世界大战一样，分为阵线分明的两大集团，一方是美国、欧洲、俄罗斯和印度，另一方是中国、日本和大多数伊斯兰国家。

关于此次战争的直接后果，亨廷顿设想了两种可能：

一是双方在都打得精疲力尽时达成停战协议。不过，亨廷顿为此感到有些惋惜，惋惜不能彻底解决中国仍在东亚享有霸权这一根本问题。

二是西方各国与俄罗斯联兵东向，收复西伯利亚，越过长城，进入天安门广场。

关于此次战争的长期后果，亨廷顿则非常肯定地预言了这样一种结局：

几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权力重心，最初是从东方向西方转移，继而是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现在则是从北方向南方转移。

因为，几乎所有较为重要的北方国家，如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以及欧洲诸国，都是参战国，都因受到战争重创而衰落下去；而绝大多数南方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非洲诸国和拉美诸国都未参战，都因此而成为这场战争的最大受益者。

印度尼西亚开始对东起新西兰、西至缅甸和斯里兰卡、北到越南的事务指手划脚。

非洲国家不仅不帮助欧洲重建，反而趁火打劫欧洲残存在非洲的财富[②]。

拉美国家则不仅获得因置身于战争之外而享有的和平与繁荣，而且通过拉美裔美国人影响战后美国的内政。亨廷顿对拉美裔美国人在这场战争中所扮角色的描述是意味深长的：

在战争进行中，他们闹着分离，即由拉美裔美国人所控制的美国西南诸州宣布：“这不是我们的战争”，并效仿1812年战争期间新英格兰模式而退出战争。

在战争结束后，他们又闹着上台，即与其他族裔美国人一起指责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指责他们以其狭隘的西方价值取向导致了美国的衰落，并通过许诺可以从拉美国家获得“马歇尔计划”式的大量援助而赢得选举，执掌美国国家权力。

上述“2010年全球战争”，是亨廷顿虚拟的故事，自是有许多虚妄的地方，许多虚张声势乃至危言耸听的地方。因此，人们不必太拘执于其间的某些细节问题，比如，不必太看重亨廷顿对于故事里的“中美战争”肇始原因的设想，不必忙着去与亨廷顿争论：这场“战争”究竟是肇始于南海资源归属争执的可能性大，还是肇始于台海国家归属争执的可能性大？[③]

不过，这个虚拟的故事，也是亨廷顿精心设计的故事。故事被安排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中，即被置于全书的结论部分中。因此，这个故事可以看做是亨廷顿所作的一个凝炼的比方，即将他关于文明冲突问题的林林总总的看法凝炼在一起的比方；或者可以看做是亨廷顿所作的一个概要性的思想实验，即将他关于文明冲突问题的总体性观点置于一个想象的情境中，以检测其阐释力。

其间，既表明了他对这一问题所持有的基本价值取向，也凸显了他对这一问题所形成的基本事实判断。

（二）

从价值取向上看，这个虚拟的故事透显出作者所持有的西方主义立场，即主要立足于西方文明的角度来审视世界纷争的格局：谁是西方文明的劲敌？谁是西方文明的盟友？

这其间，又以识别前者更显重要，正像小说《死亡环礁湖》中的一段话所表明的那样：“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憎恨非我族类，才能爱我族类。”（There can be true friends without true enemies. Unless we hate what we are not, we cannot love what we are.）

这段话被亨廷顿引用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一篇第一章导言中，借以渲染此书的主旨，即是在著述各大文明之间的关系时，着墨的重点不在它们之间的相容性方面，而在它们之间的不相容性乃至冲突性方面，以至虚拟出一个“2010年全球战争”来。这也正如此书的书名所彰显的那样：《诸种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不过，在这所谓“诸种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中，亨廷顿最关注的还是其间的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冲突。他是站在西方主义立场上来审视“诸种文明的冲突”的，即主要审视其间的西方文明的现况以及前景。

那么，他审视的结论又如何呢？在笔者看来，这个结论是孤立主义的，即西方文明的现况是孤立的，西方文明的前景也是要这么孤立下去的。

也就是说，亨廷顿有关文明冲突问题的价值取向，不仅是西方主义的，而且是孤立主义的，一言以蔽之曰，是西方孤立主义的[④]。

依笔者理解，亨廷顿的西方孤立主义有两层涵义。

其一，亨廷顿对于西方文明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现实境地的认识，是孤立主义的，即认为在他所划分出的那“七八个文明”中，西方文明处于敌人远多于朋友的境地。

在亨廷顿看来，伊斯兰文明和大中华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两大对手，但这两大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威胁是不一样的：就近期来看，前者的威胁因充满血腥暴力而甚于后者的威胁；就长远来看，后者的威胁则因拥有巨大潜力而又甚于前者的威胁。大中华文明拥有伊斯兰文明所缺乏的核心国家，而她所拥有的这个核心国家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发展迅猛的。

亨廷顿坦承，伊斯兰文明是基督教文明的世仇。这已为“1400年的历史”所证明（第九章）：

7至8世纪，伊斯兰由阿拉伯崛起，迅即向中东、北非、伊比利亚扩张；

11至13世纪，十字军东征，试图夺回中东圣地；

15至17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并两度围攻维也纳；

18至20世纪，西方殖民主义东侵，占领大部伊斯兰地区；

20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逐步退出伊斯兰地区；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相互容忍程度急剧下降（Within both Muslim and Christian societies, tolerance for the other declined sharply），于是冲突再起，愈演愈烈，以致处于准战争（quasi war）状态。

亨廷顿指出，伊斯兰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之所以如此对立：

最现实的原因，是穆斯林人口急剧增长，并由此而给邻近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造成巨大压力；

最根本的原因，则是这两种文明在本性（nature）上就不相容，都不能宽待对方。伊斯兰文明尤为如此。亨廷顿为此抱怨道（第十章）：穆斯林是“好战的”（bellicosity），“伊斯兰的边界是血腥的”（Islam’s borders are bloody）。

亨廷顿又把目光转向了东方，认为“中国的崛起”（the rise of China）对美国“构成了更为根本的挑战”（posed a more fundamental challenge）。中国与美国的分歧是全面的，在几乎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缺乏共同目标。中国与美国的分歧也是深刻的，是基于巨大的文化差异之上的。（第九章）

最严峻的问题是，中国正在挑战美国的一个基本国策。

两百年来，美国一直试图防止在世界某个关键性地区出现一个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大国（prevent the emergence of an overwhelmingly dominant power），并为此而不惜打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场冷战。

可是，如今中国正在成为东亚主导性国家。其迅速发展的国家经济正在大幅度地提升她的政治军事实力，并因此而成为21世纪初美国国家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唯一最严峻的安全问题 （the single most serious security issue）。其中央帝国（Middle Kingdom）的传统理念也正在激励着她试图恢复自己曾有过的历史荣耀，实现“亚洲的过去将是亚洲的未来”（Asia’s past will be Asia’s future）。

更严重的是，居然还真有许多亚洲国家正在或多或少地顺应中国而疏远美国。这其中包括日本。

亨廷顿对日本的看法是相当负面的（第九章）。他指出，九十年代初，日美关系日趋紧张；九十年代中，日美相互激烈攻击（acrimony）达到顶点；不论是两国的普通大众，还是两国的精英阶层，都彼此怀有很深的成见；美日贸易谈判竟比美苏武器控制谈判还要困难，还要鲜有成效。

他还特别指出，日本人在历史上喜欢“搭车”（bandwagoning），擅于“顺应”（accommodate）那些拥有支配力量的国家，试图与它们结盟。例如，它在古代“顺应”中国，在20世纪早期“顺应”英国，在20世纪50年代“顺应”美国，只是在20世纪30至40年代有点例外，不“顺应”其他国家，实行单边征服政策，结果遭到惨败。因此，当中国再次成为东亚主导性国家时，日本则很有可能再次“顺应”中国。

他还引用一位长期居住在日本的西方人的话：日本人“比大多数人都会更快地向不可抗拒的力量卑躬屈膝”（The Japanese, “are quicker than most to bow to force majeure”）。显然，在这个负面的看法中，已带有许多轻蔑的成分了，即把日本不当作主要对手，只当作主要对手的一个追随者，一个惯于见风使舵的追随者。

亨廷顿对拉美文明与西方文明关系的阐释是耐人寻味的。在其正文描述中，拉美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威胁似是不太突出的，至少赶不上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威胁。然而，在其“虚拟战争”中，拉美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威胁则是最具有颠覆性的：

当西方文明打得最苦的时候，拉美裔美国人执掌了美国西南数州的权力，进而脱离美国正在从事的战争；

当西方文明获得胜利的时候，拉美裔美国人执掌了美国整个国家的权力，从而改变美国文明的性质。

这就使得西方文明虽赢得了战争，却输掉了美国。拉美文明是西方文明后院的偷袭者，是美国“花果山”上的摘桃者[⑤]。

在亨廷顿所列陈的那“七八种文明”中，在他所虚拟的那一场战事中，只有东正教文明和印度文明或许能与西方文明结盟。

不过，东正教文明只是西方文明的远房表亲，与后者的共性很少，只勉强拥有西方文明八大特征中的一个（第六章）：经拜占庭传过来的多少有点变味的古希腊罗马文明遗产。俄罗斯还曾长期在东方与西方之间徘徊，成了一个所谓“无所适从的国家”（torn country，直译为“被撕裂的国家”）；只是为了某种共同的利益才会与西方文明站到一边。

印度文明与西方文明则没有任何亲缘关系，也只是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即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才会与西方文明走到一起。

总之，在亨廷顿所绘制的世界文明版图中，西方文明的敌人要多于西方文明的朋友；而西方文明的朋友也只能算做那种以利益交换为条件的帮手。

其二，亨廷顿对于西方文明要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应对举措的建议，也是孤立主义的，即主张美国为了应对日趋紧张的诸文明间的冲突而应在国内外实行不同政策（第十二章）：

在国外，反对搞西方普世主义，不要根据西方的价值标准来干预国际事务，不要“把世界变得像是美国”（make the world like America）；

在国内，反对搞多元文化主义，不要模糊美国的单一文明取向，不要“把美国变得像是世界”（make America like the world）。

亨廷顿认为（第十二章），所谓“西方普世主义”（Western universalism），一是错误的（it is false），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很有问题的假设之上的，故而是不真实的；二是不道德的（it is immoral），因为它要按照西方文明形象来塑造其他文明，故而是帝国主义的；三是危险的（it is dangerous），因为它有可能导致已处在衰落过程中的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战争，从而有可能导致西方文明的溃败。

亨廷顿特别强调，西方尤其美国对其他文明事务的干预，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不稳定乃致全面冲突的“唯一最危险的因素”（the single most dangerous source）。为此，他还拿他那个“虚拟战争”作例证：战争中“最令人担忧的一点”，就是战争的起因，就是美国打着维护国际正义的旗子去干预东亚文明内部的冲突，即干预中国与越南的冲突，结果引发了一场全球战争。

亨廷顿借此告诫美国人，要奉行所谓“避免原则”（the abstention rule），避免干涉其他文明间的冲突，不要轻易地被其他国家拖下水并卷入漩涡，不要轻率地替别人火中取栗。

亨廷顿所持有的这种看法，很容易使人想起“珍珠港事件”前的许多美国人所持有的那种心态，那种令美国总统罗斯福十分恼火的孤立主义心态：

不要去管大西洋对岸的事，让他们欧洲人爱怎么闹就怎么闹去吧；不要去管太平洋对岸的事，让他们黄种人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去吧；重要的是应管管好我们美国内部的事。

如今，亨廷顿也主张，重要的是应管管好我们美国内部的事，尤其应管管好我们美国内部正在兴起的所谓“多元文化主义”的事；因为，这种主义与其反对者的冲突，已构成美国内部的“真正的冲突”（the real clash）。

多元文化主义反对美国对西方文明的单一认同，竭力要把美国由一个仅属于西方文明的国家变成一个泛属于西方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亚洲文明以及其他文明的国家。

亨廷顿则忿忿予以驳难（第十二章）：“一个多元化的美国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非西方的美国就不成为其美国”（A multicultural America is impossible because a non-Western America is not America）;

听任多元文化主义的结果，就是听任美国“成为一个充满民族纠纷的国家”（to become a tangle of squabbling nationalities），进而“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will become a cleft country）;

这将“意味着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means the end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这也“实际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means effectively the end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亨廷顿因此而强调：美国应在其内部拒绝多元文化主义，再次确认自己作为一个西方国家的身份（reaffirm its identity as a Western nation）；

“美国和西方的未来取决于美国人再次确认他们对西方文明的义务”（The fu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f the West depend upon Americans reaffirming their commitment to Western civilization）；

概而言之，就是要确保美国文化在归属西方文明上的单一性或纯正性。[⑥]

（三）

从事实判断上看，亨廷顿的这个虚拟故事既抓住了一些事实，又夸大了乃至曲解了一些事实。

就抓住了一些事实的方面来看，最突出者，无疑要数亨廷顿对于伊斯兰教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准确地说是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关系的阐释与预测。

他认为，这两种文明在本性上就是对立的，因不可调和而必然要发生冲突，并呈愈演愈烈状。不过，他又指出，伊斯兰文明缺乏核心国家，缺乏凝聚力，因而还难以与西方文明分庭抗礼，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不会对西方文明构成根本性威胁。

后来的事实发展，特别是“911事件”以及“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相继爆发，魔幻般地验证了他的分析与预测。他的理论也因此而获得了巨大的声誉。

再就夸大乃致曲解一些事实方面来看，最突出者，则无疑要数亨廷顿对于东亚文明与西方文明关系的阐释和预测。

一个明显例证，就是在他所虚拟的“2010年全球战争”中，日本将会追随中国而向美国开战，十分卖力地充当中国东方的坚固屏障，致使美国无法从太平洋方面攻入中国本土，而不得不移师中国西部的中亚地区，最后借道俄罗斯突破中国长城。

这个故事情节是会把许多中国读者——特别是那些略读过近现代中外关系史的中国读者——逗乐的。因为，他们大都相信：中日之间的相互不信任程度，要远超过中美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度，或远超过日美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度。

在他们看来，中国人与其同日本人做朋友，不如同美国人做朋友。因为，美国人虽然大大咧咧，有些张狂，但其举止是可以预期的；而日本人虽然彬彬有礼，勤于鞠躬，但其心理是难以揣摩的。

与此相对应，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评价也不会很好，肯定要远低于他们对美国人的评价。

中日之间的这种不信任度也许会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步消失，但肯定不会在这最近一两代人时间里消失。

亨廷顿对东亚文明的误识，最主要表现在他对其间的中华文明的了解上，以至可以说，他认为对西方文明威胁最大的文明，恰恰是他了解最少的文明。

他的那个“中华文明威胁论”，是建立在一种不那么坚实的基础上的。其间有许多不甚了了的东西。他所疾言的中华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巨大威胁，让人听起来很是有一些唬人的成分、夸大的成分：既夸大了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对抗性质，又夸大了中华文明对西方文明的挑战能力。

其一，亨廷顿对当代中国发展状况的看法有些片面，并因此而有些高估中国国力。比如，在他所虚拟的那场战事中，似乎2010年的中国就已具有挑战美国的能力，即主动空袭美国航母特混舰队，并取得初战胜利，一度获得东亚地区战争主导权。

亨廷顿似乎只看到中国大陆经济增长迅猛的一面，而未注意到中国大陆社会整体发展相对失衡的一面[⑦]。换句话说，他似乎只看到中国硬国力提升显著的一面，如GDP在二十年时间里翻了两番；而未注意到中国软国力提升相对滞后的一面，如社会整体公正水准与社会整体道德水准以及社会整体凝聚力——无论是中国大陆社会整体凝聚力，还是大中华文明圈整体凝聚力——都不尽如人意。

如今中国“胡温新政”的一个亮点，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当前中国社会整体发展严重失衡，并试图予以调整与补正，如开始强调社会公正问题，开始重视社会弱势群体权益保护问题。

即使仅就经济增长方面看，中国也还要走很长一段路，至少要远远走过“2010年”，甚至要远远走过“2020年”，才有可能具备抗衡美国的能力。这无论从两国经济总量比较上看，还是从两国经济结构比较上看，都是如此。

据中国人民大学何凡兴先生预测：到2020年，美国GDP将达到14.57万亿美元（按年增2％计），中国GDP将达到3.62万亿美元（按年增7％计）[⑧]。后者仅为前者的1/4。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后者也不大会超过前者。

再从经济结构上看，中国与美国也存在着巨大差距。仅以制造业为例：中国的优势制造业，大都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如鞋类制造、服装制造、玩具制造、家电制造等；美国的优势制造业，则大都集中在科技密集型行业，如软件制造、飞机制造、汽车制造、军火制造等。

尤其要指出的是，两国在军火工业上的巨大差距，将会给中国未来发展带来巨大阴影。

可以想见，中美两国一旦发生在亨廷顿看来似乎很难避免的军事冲突，中国将不得不大量采购二流的俄罗斯武器，以对付一流的乃至超一流的美利坚武器。中国将有可能为此而耗尽数十年改革开放所积攒起来的家底，俄罗斯则将有可能因此而获得令世界震惊的经济起飞，将有可能成为步日本人之后第二个大发中美战争财的国家（日本曾大发过朝鲜战争的财）。

还可以想见，当中美两国发生激烈争吵时，肯定会有那么一些人在急切切地小声嘀咕着：“吵啊！吵啊！使劲地吵啊！吵得越凶越好啊！……”他们无疑想看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笑话，另外还想从中渔利。

依据常理，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曲线就长时段来看，不大可能呈持续直线式上升状，而很可能呈间歇台阶式上升状。即是说，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一段时间后，就有一个相对缓慢的调整时期：

一是用来逐步消化以往快速增长所积累的各种问题，如投资过热带来的金融风险问题，如生产过快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二是用来准备应对往后继续增长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如变革旧的政治经济制度，如寻求新的能源供应渠道。前一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后一问题将于2010年前后（亦是亨廷顿所虚拟的全球战争爆发时）凸显出来，从而导致世界能源供应格局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一系列很可能对中国经济增长发生不利影响的重大变化。

其二，亨廷顿对传统中国文化内涵的理解也有些粗疏。例如，他把儒家所强调的价值观概括为这样几点：权威（authority）；等级制（hierarchy）；个人权益居次要位置（the subordination of individual rights and interests）；看重一致性（the importance of consensus）；避免正面冲突，“保全面子”（the avoidance of confrontation, “saving face”）；以及总的说来，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the supremacy of the state over society and of society over the individual）。

就拿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后一句话来看，亨廷顿将传统中国分为三个层次，即国家、社会和个人。“国家”和“个人”为两极，还比较好理解。“社会”居中，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是不是涵盖着“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一切空间呢？似乎很不确定且很笼统。

在笔者看来，亨廷顿作此划分的一个最大缺陷，就是没有划分出至少没有明确地标示出“家族或家庭”这一层次，这一可说是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中的最重要的层次

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不是一个“梯形”结构，如亨廷顿所描述的那样，国家高于社会，社会又高于个人；而是一个“天平”结构，中心是家族或家庭，两端分别为个人与国家或社会整体（在不严格意义上，国家概念与社会整体概念可以互换）。

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核心层次是家族或家庭，或者说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运转是以家族或家庭为中轴的。

家族是介于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的东西。家族意识也是介于个人观念与社会整体观念之间的东西。家族及其家族意识都是超越个人却又未能达到社会整体的中介性的东西。因此，家族作用的突出和家族意识的高扬，决定了传统中国社会文化的中庸性质。

例如，传统中国在社会控制方面，无政府主义不太盛行，专制主义也未必彻底。

一些学者在谈到“东方专制主义”特别是“中国专制主义”时，有过于夸大的倾向。他们常常将“文革意义”上的中国专制主义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专制主义混为一谈。前者是一种绝对专制主义，只有国家，没有民间。后者则是一种相对专制主义，既有国家，也有民间。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无疑有一个相当多元且相当宽松的民间社会，而这个民间社会的核心部分，就是家族或家庭。

又如，传统中国在社会心态方面，极端利己主义不太盛行，高度集体主义也不太盛行。

一些学者在谈到“中国集体主义”时，也有过于夸大的倾向，至少有简单化的倾向。他们也常常将“文革意义”上的中国集体主义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集体主义混为一谈。前者是一种绝对集体主义，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后者则是一种相对集体主义，既见森林，也见树木。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相对于家族或家庭来说，大多数个人没有太多的独立性；但相对于国家来说，大多数家族或家庭则有较大的独立性，甚至有司法上的独立性，如有独立于国家律令的祠堂法规；故可以说，既见国家森林，又见家族树木。

正因为具有这一中庸性质，传统中国社会既不容易达到充分开放的境地，也不容易陷入完全封闭的状况；既不容易达到强调个人权益保护的现代法治社会，也不容易完全堕入私欲横行的非道德社会。这使得传统中国社会既具有不容易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保守性，也具有不容易彻底衰亡的生命力。

批评一个西方学者对东方问题尤其是对中国问题不够了解，似乎有些不公平。笔者本意也不想作这种批评。可问题是，这个西方学者已就中国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论点，毋宁说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结论，一系列重大得令置身于这一文明中的学人不得不起而予以回应的结论。[⑨]

当然，回应者只是根据中国事实，只是根据他所知道的也是很有限的中国事实，作出辩驳。

（四）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对于西方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危机理论，一种发出一系列强烈预警信号的危机理论。

这种理论试图告诉西方人，他们的文明正处在其他文明越来越急迫的挤压下，如处在伊斯兰人口迅速增长的挤压下，如处在大中华经济蓬勃发展的挤压下。现在，人们已经看到前者挤压下的严重后果：血腥的伊斯兰边界。不久，人们还将看到后者挤压下的更为严重的后果：广泛且剧烈的全球冲突乃至“全球战争”。

李慎之先生就曾指出，“总而言之，亨廷顿的观点值得重视，因为它们代表着一种深刻的恐惧”，即恐惧西方文明在“黄祸、绿祸与黑祸”（分别指东亚人、伊斯兰人和黑人——引者）的“铺天盖地”的冲击中衰落下去。[⑩]

显然，这种危机理论有许多危言耸听的成分，许多“见风就是雨”的成分。这个理论实际上是把基督教文明中的一种亚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中的一种亚文明——美英保守主义文明与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文明——之间的激烈冲突泛化了：先是泛化为整个基督教文明与整个伊斯兰教文明之间的激烈冲突，继而泛化为基督教文明与其他许多文明特别是中国文明之间的激烈冲突。亨廷顿这是看伊斯兰的“血腥的边界”看久了，在转而看“东亚的边界”时，竟也看出隐隐约约的血色了。

似乎可以说，亨廷顿先生因其提出颇有些夸大的文明冲突危机理论而成了一个“乌鸦嘴”，一个给世界带来许多不祥声音的“乌鸦嘴”。

不过，对于世界来说，特别是对于西方文明来说，有这个“乌鸦嘴”总比没有这个“乌鸦嘴”要好一些。它虽然让人听起来不舒服，但使人警觉，特别使西方人警觉，使他们“居安思危”：走路时要常常警觉着身后是不是有一些正在拔刀的偷袭者，是不是有一些咄咄逼人的追逐者。

一个成熟的文明应该有一套很好的预警系统，应该有一些很吵人的“乌鸦嘴”。西方文明应为有亨廷顿先生这样的“乌鸦嘴”而感到庆幸。

那么，正处在迅速演变中的中国文明，是否也应该有一些预警系统或说是一些“乌鸦嘴”呢？是否也应该有一些危机理论至少是有一些危机意识呢？

在笔者看来，有，是好事，至少不是坏事。如果本来就隐有危机而说有危机，则一定是好事，因为说得人警觉起来，认真准备应对危机。如果本来就没有危机而说有危机，则也不是坏事，因为光说是说不出一个危机来的。

因此，中国人应该宽容那些有关中国危机的理论，只要它不是出于臆造的；应该善待那些提出中国危机理论的人，只要他不是出于恶意的。中国人也应该有这个胸襟，至少应该知道“忠言逆耳”的道理。中共党人也曾有过这个传统，即在四九年进城前遇事总要做最坏的打算。

一个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点危机意识，就有可能变得狂妄自大而不知天高地厚。如今，一些国人，一些中国激进民族主义者，因看到中国国力（主要是硬国力）迅速增长而头脑有些发热了，觉着中国已不得了了，以致向世界宣布：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21世纪则是中国人的世纪。其中头脑最热者，恨不得要同美国人干上一仗，并猜想会把美国人干得很惨。

对此，笔者只是想说，如果把21世纪的世界看作是“诸种文明”相互角逐的拳击台，那么，中国文明目前还只是一个次重量级选手。

诚然，他自己有信心要成为一个重量级选手，别人也认为他会成为一个重量级选手；不过，他此时一定要把握住自己，不能把将要成为的事当作已经成为的事，尤其不能在自我陶醉中或在别人热捧中，一时头脑发热而以次重量级的身板疾步蹿上重量级乃至最重量级的拳台，去挑战那个一身横肉且两眼凶光的“泰森”阿哥。

Text Interpretation: An Imagined Global War of 2010 Proposed by SP Huntington

Shan Shao-ji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Re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SP Huntington has proposed an imagined global war of 2010 in his book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The war is metaphorical to indicate the conflicts of civilizations. As for value judgment, the description of this imagined war is to reveal that western civilization is in an isolated position and has more enemies than friends. Moreover, he postulates that Western civilization (American civilization in particular) should adopt an anti-western universalism as their international policy and take anti-multiculturalism as their domestic policy. For fact judgment, this book has expounded a clear interpretation and an accurate prediction of clashes between Islamic civilization and Christian civil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is book has exaggerated and twisted the conflicts between Eastern Asian civilization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particular) and Christi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the conflicts of civilizations；Islamic；Western；S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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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amuel P. Huntington ,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 New York : Simon & Schuster , 1996 ) ; 参见中文本：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②]　亨廷顿对非洲文明着墨不多，但其笔尖下隐约流露出这样一种看法：非洲文明似乎是一种应该扶起来却又很难扶起来的文明。

[③]　笔者以为（或许是诛心之论），亨廷顿在这里是用了曲笔的。他心里想说的是，这场“中美战争”最有可能起因于美国对台海“统独冲突”的干涉，即出兵阻止大陆武力统一台湾；但笔下写出的是，这场“中美战争”起因于美国对南海“中越冲突”的干涉，即出兵阻止中国武力（转后页脚注）惩罚越南。

作为一个知名国际问题专家，亨廷顿不会不清楚，“中美战争”爆发在台湾海峡的可能性，要远大于爆发在其他地区的可能性。因为，在一场双方实力强弱不等的冲突中，冲突的激烈程度，往往不取决于强势一方的发力程度，而取决于弱势一方的抵抗程度。显然，中国在台海问题上对美国的抵抗程度，要远大于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对美国的抵抗程度。

南中国海冲突主要涉及该地自然资源归属问题，台海冲突则主要涉及中国国家主权完整问题；而这一主权问题是中国的最后底线，是中国即便处于弱势境地也不愿由此后撤的最后底线。换句话说，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妥协于台海“统独冲突”的可能性，要远小于妥协于南海“中越冲突”的可能性。

[④] 李慎之先生（中国大陆最早关注全球化问题和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的学者），曾将亨廷顿这一理论的价值取向定义为“西方中心主义”（见《数量优势下的恐惧》，载《李慎之文集》，北京，2004年，第312页），与笔者所界说的“西方孤立主义”呈交叉关系：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是肯定亨廷顿有西方主义倾向；两者的不同点在于，一个强调其间的“中心主义”内涵，一个强调其间的“孤立主义”内涵。

[⑤] 李慎之先生认为，亨廷顿对日本文明和拉美文明持有一种“‘统一战线’意识”：“把日本文明单列而且与西方文明拉在一起”，“把拉美文明也拉作西方文明的同盟军”（见《数量优势下的恐惧》，载《李慎之文集》，第312页）。笔者则认为，亨廷顿在其论著中，特别是在其虚拟的战争中，已宛转地表露出他对这两种文明的厌恶心理。

[⑥] 关于亨廷顿对美国国内兴起的多元文化主义的担忧，李慎之先生曾作过许多一针见血的揭示：“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他的文明冲突论的起源还不在于他对国际问题的观察，而在于他对国内问题的感受”；“1993年6月我在华盛顿刚看到《文明的冲突？》的第一个印象是：亨廷顿把对美国前途的忧虑投射到全世界去了”；“明眼人一望而知，他最深刻、最核心的范式，恰恰是他不愿意多谈的种族界限”；他的这些理论中，有一种“难言之隐”：就是担心西方种族人口将被非西方种族人口淹没，就是担心美国欧裔人口将被美国非欧裔人口超过。（见《数量优势下的恐惧》，载《李慎之文集》，第309，311，310－311，308－311页）

[⑦] 参见单少杰：《中国改革的整体性视角——从一种“新发展观”谈起》，载《哲学研究》1994年第11期；参见单少杰、韩东晖：《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发展报告总论：整体性主题与非均衡性分析》，载《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发展报告（1994—1995）》，1—4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⑧] 何凡兴：《中国政治的潜在危机与对策建议》，北京：2003年，第32页。

[⑨] 这好比说，责怪别人不熟悉我家一亩三分地里的情况，确有些不公平；可问题是这别人率先谈起我家地里的情况，还一口咬定我家地里的情况对他家地里的情况有很大的影响，并且是很大的负面影响。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跟着他，也数落起这一亩三分地里的“土豆、地瓜和红高粱”来了。

[⑩] 李慎之：《数量优势下的恐惧》，载《李慎之文集》，第313、312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天益首发，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