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在政治制度方面主要是一种“君主”和“贤贤”的结合，或者说“士与君主共治天下”。所谓“贤贤”，直接讲起来，就是要敬重贤能的人；从制度意义上讲，就是要把贤人放到治理者的位置上去。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贤贤”主要体现于从察举发展到科举的一系列制度。

古人治官首重选拔，在西汉到隋唐以前的察举时代，通过定期从各郡县推荐选拔有德行学识的人出来做官 。隋唐以后，则主要是通过自由报名的考试来选官，读书人通过熟读古代经典，并表现出一种智力的能力来获得任官的资格。为了客观公正起见，采取了一系列诸如糊去学子姓名、重新誊录考卷等甚至比今天高考还严格的措施。而最后获选的官员，从历代的统计资料看，也的确打破了世袭和金钱关系的干扰。他们大多数都是来自非世官厚禄家庭的子弟，都表现了较高的文化水准。虽然在有些人那里，杰出的诗文和学术才能也许并不和行政才能紧密衔接，但对付古典国家的功能似乎还绰绰有余。

古代政治制度是“君主”与“贤贤”的结合，那么现代政治有没有可能发展出“民主”和“贤贤”的结合呢？“民主”不是中国人的创造，是舶来品。 我不认为从中国传统思想中能直接“开出”民主，但中国传统思想的许多成分不仅不难与民主相容，而且有丰富的支持一种健全的民主的价值资源。其中“贤贤”就是中国的特色，是中国传统思想观念和政治制度中最具有自身特点、结合得最紧的方面。

而我们说今天“贤贤”和“民主”的结合实际也就是现代选举和古代选举的结合。现代选举是普选，到了年龄几乎人人都有一票，都可能根据自己的理解投票，谁也都可以做候选人。而古代选举虽然也是谁都可以参加，但是要经过严格的考试或考核程序。

主张这种“民主”和“贤贤”的结合的确涉及到一种特定的民主观，即认为民主并不是所有人参与直接的治理，这在现代国家、尤其是大国更是如此。这样，民主实际就是一种通过宪政和法治对权力的控制和限制，是指通过选举、监督和更换一个受控的代表或官员阶层来体现民主。

“贤贤”的制度化也许可以破解官僚制度的顽固弊病，尤其是今天我们的“买官卖官”的官场痼疾和顽症。“民主”和“贤贤”的结合则或许还有助于破解几千年一贯制的“官本位”。

那么，这种结合是以什么为主呢？当然是以“民主”为主，以“贤贤”为辅。主权还是在“民”，但我想这里应当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分别。这个“民”与其说是笼统的“人民”，不如说应当是所有的“公民”。“公民”应当拥有选举、监督、更换统治者的权利。所以说，这里的“民”不是民众，大众，更不是“臣民”，而是一个个公民的集合，每一个人都应当首先成为公民。它对人的素质有一些基本的要求。我们要努力建设一个公民社会，发展宪政和法治，使“臣民”或“大众”转变为同时具有恰当的权利和责任意识的“公民”。在这样的基础上使“民主”和“贤贤”结合，我们也许有可能建设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这种带有“贤贤”特色的“民主”甚至对世界也可能有一种吸引力。过度发达的现代选举文化也有它的严重弊病，这在西方国家、甚至在仿效西方民主的东方国家和地区中都已经表现得很明显。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可能是文化素质和个人道德品格的下降。

但究竟怎样去落实“民主下的贤贤”，的确还需要我们认真探索，比如有的学者在思考构建“咨询型法治”和“中立的文官制度”，还有的学者提出一种“科举宪政论纲”。当然，首先我们要注意不能简单地照搬过去。今天的“贤贤”和古代的“贤贤”也会有相当不同，“贤”的含义将更为广泛，选择的办法也会利用现代的手段，包括高技术的手段。

在此我只能从制度的理念上来谈，而无法涉及具体的制度。最重要的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去摸索和创造。但适时地提出恰当的理念和理论也是非常重要的。 （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