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2021年1月20日就任美国总统后不久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同意把2010年美俄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再延长5年，这让国际社会松了一口气。然而，美国煽动了1月下旬俄罗斯大规模反政府暴力抗议示威，遭到俄罗斯强烈谴责。2月1日美军罕见地派3艘驱逐舰驶入黑海演练并与俄罗斯舰机对峙。2月4日拜登在首次对外政策讲话中强调：美国将毫不犹豫地提高俄罗斯要付出的代价，以捍卫美国利益；美国对俄罗斯的挑衅、干涉选举、网络攻击和毒害公民等行径低头（roll over）的日子已经结束了。〔1〕在2月19日举行的慕尼克安全会议上，拜登继续对俄强硬表态，称美国需要站出来捍卫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俄罗斯称绝不接受拜登这种毫无根据的指责和最后通牒式的攻击。这些表明美俄关系没有因《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期而有丝毫改善，而是在全面敌对的“新冷战”之中越陷越深。虽然俄罗斯国力尤其是经济实力与美国相差太远，但它在美俄对抗中一点也不软弱。俄罗斯虽无力如苏联那样与美国进行全球性全领域对抗，但在地缘政治领域（乌克兰和叙利亚是两大角力点）和战略安全领域（北约东扩和美俄战略核力量及高超音速武器竞赛是两大焦点）与美国及整个西方进行着针锋相对的较量。美俄关系已降至冰点，是今日美俄官方都直言不讳的现实，甚至比当年的美苏关系还糟糕。其证据之一就是，在特朗普政府正式退出1987年12月美苏签署的《中导条约》后，美俄间军控条约仅剩在最后一刻得以延期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数量远少于冷战时期美苏军控条约。更令人担忧的是，世界大变局之下的美俄关系只有更坏，没有最坏，继续恶化是大概率事件。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作为副总统时就亲乌反俄的拜登执政后，曾经作为美俄关系转折点的乌克兰危机再度成为国际焦点。从2021年3月开始，乌克兰政府与乌克兰反政府势力互相指责对方违反明斯克协议，并爆发激烈交火。乌克兰政府大举向东部增兵，扬言武力收复顿巴斯地区甚至克里米亚。乌克兰局势大有恶化为势必加剧美俄对抗的战争之势。
为何曾于苏联解体后和九一一后两度经历短暂蜜月的美俄关系却走入了“新冷战”的死胡同？是因为双方政策失误还是实属必然？本文认为，虽然美俄双方政策不乏失误，但是美俄“新冷战”根本上是由权力政治理论所揭示的双方间天然的互不信任乃至敌对所决定的。本文从乌克兰危机入手，主要依据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结合美俄关系现实和历史，论证美俄“新冷战”何以必然。
一、美俄“新冷战”的导火索
作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俄罗斯在乌克兰这个地缘战略要地长期争夺的产物，乌克兰危机不仅导致乌克兰国家分裂与内战，而且反过来加剧西方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矛盾，从而使美俄逐步滑入“新冷战”。
（一）乌克兰危机及其复合性
2013年11月21日，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下令暂停与欧盟的联系伙伴国协议谈判，引发反对派持续的大规模抗议示威并逐渐由和平走向暴力。2014年2月18日，亚努科维奇下令在首都基辅清场，导致数百人伤亡，形势濒临失控。21日，在德、法、波三国外长紧急调停下，对立双方达成协议：立即终止示威，提前举行大选和恢复2004年宪法。但是，反对势力占多数的乌克兰议会拒绝该协议，并于22日通过了恢复2004年宪法、解除亚努科维奇的总统职务并予以通缉的决议。反对派立即接管政权，亚努科维奇仓皇逃往俄罗斯。乌克兰议会随即通过取消俄语的东部官方语地位的法案，引发东部俄语区强烈反弹，纷纷主张独立。得到俄罗斯支持的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及塞瓦斯托波尔市终于在基辅政权更替整整一个月后成功通过公投“脱乌入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州于2014年4月先后宣布成立独立共和国，随后与在东部展开“反恐行动”的乌政府军爆发武装冲突。乌克兰的东部分离势力和政府军分别得到俄罗斯与西方的支持，乌克兰迅速滑入国家分裂和美俄代理人战争的泥淖。这就是曾震惊世界的乌克兰危机。
乌克兰危机是国内国际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是壁垒分明的国内外两大势力在乌克兰从暗斗到公开对决，是一场逐次展开的复合性危机。在亚努科维奇政权被推翻前，乌克兰危机主要表现为以美欧与俄罗斯争夺乌克兰为大背景的国内政治社会危机，其主要原因是“制度转型中政治失范导致社会失序”〔2〕。政权更迭后，尤其是俄罗斯拿下克里米亚后，乌克兰危机演变为兼具国内国际双重性且两者相互强化的复合性危机，其关键因素是美欧与俄罗斯对乌克兰争夺的加剧。
乌克兰危机的复合性还在于它宛如一个多棱镜，从不同方面可看到这一复合型危机的各个侧面。从乌克兰民众生活水平停滞不前和亚努科维奇政府被反对派推翻这点看，这场危机源于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乌克兰经济萧条和西方民主化影响下的乌克兰民主公民意识勃兴，再次证明了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和“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的真理。从乌克兰议会通过降低俄语地位的法案及其引发俄语区强烈反弹和俄罗斯严厉指责看，这场危机又是一场俄乌民族冲突，其根源在于苏联解体后俄乌矛盾的逐渐激化。从亲俄和亲西方的乌克兰对立双方分别信奉俄罗斯威权主义和西方自由民主主义这一政治价值观分野看，这场危机又是一场意识形态冲突，它源于冷战后美国对前苏联地区的意识形态扩张。从乌克兰东西部对立双方对国家身份的不同认知看，这场危机又是国家身份认同危机，原因是自古独立自主性不强的乌克兰的自我身份迷失。从乌克兰在俄与美欧的长期“东扯西拉”中无法确定国家发展道路和美欧与俄对危机根本对立的反应看，这场危机是冷战后美欧与俄罗斯尤其是美俄在欧亚大陆腹地长期地缘战略矛盾激化的反映，是双方新一轮更激烈地缘政治对抗的开始，其根本原因是美俄对乌克兰的地缘战略争夺。
乌克兰危机之所以具有内外相互强化、彼此恶性循环的复合性特征，是因为立国后一直存在的多重内部矛盾在美欧与俄罗斯的干预下不断激化，终于导致乌克兰东西部之间陷入意识形态敌对、身份认同危机、民族冲突、国家分裂与内战，这反过来导致美欧与俄罗斯更大力度的公开介入，从而加剧俄乌矛盾、俄美矛盾、俄欧矛盾，而危机的显性国际化又使国内危机加剧。乌克兰危机就这样在国内冲突与外部对抗相互交织中形成恶性循环。
从国内层面看，受美欧与俄罗斯之间政治价值观冲突和地缘政治矛盾的影响，讲乌克兰语、信天主教的较贫穷的西部农业区对西方自由民主着迷，而讲俄语、信东正教的较富裕的东部工业区欣赏俄式威权主义，双方相互视对方为异类而非同胞。与2004年橙色革命一样，此次危机中反政府势力也打着争取自由民主的旗号，他们认为施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乌克兰的根本出路，主张建立西式民主国家并加入西方集团。他们把国内经济不景气和社会失序归咎于亚努科维奇政府的腐败无能，反对其亲俄政策，担心乌克兰成为俄的附庸，甚至以毁坏列宁和库图佐夫（打败过拿破仑的俄罗斯元帅）的雕像发泄对苏、俄的强烈不满。他们在西方拉拢下染上了意识形态幻想症和仇俄症，以为与俄罗斯分道扬镳、投入西方怀抱、信奉西方自由民主就可使乌克兰摆脱社会经济困境，过上幸福生活。实际上，自独立以来，西方民主在乌克兰水土不服，经常造成政局动荡。美欧给乌克兰指明的美好前景宛如海市蜃楼，承诺的那点援助无异于杯水车薪。而东部俄语区先是支持亚努科维奇政府，后敌视亲西方的基辅新政府，力图“脱乌入俄”，以为紧抱俄罗斯大腿就有安全保障和幸福生活。殊不知，在西方不断加大制裁力度和强大国际舆论压力下，刚吞下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不敢也无力一鼓作气拿下乌克兰东部地区。
从国际层面看，乌克兰危机之所以引起世界高度关注，是因为它具有强烈的国际政治冲突性，在美俄关系恶化和欧洲地缘战略格局演变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乌克兰是欧洲第二领土大国、东欧第一人口大国和世界著名粮仓，工业基础雄厚，尤其是它濒临黑海并夹在俄欧之间，处于麦金德陆权地缘政治理论中的“心脏地带”。对乌克兰这块地缘政治肥肉，无论俄罗斯还是美欧都志在必得。谁得到它，谁在欧亚地缘战略博弈中就多了一个巨大筹码。冷战后随着北约和欧盟联袂东扩，除了白俄罗斯这个盟友外，俄罗斯在欧洲方向的原有势力范围和战略缓冲带几乎被蚕食殆尽，俄罗斯面临严重地缘政治与战略安全威胁。若在俄与西方间摇摆不定的乌克兰完全投入西方怀抱，俄罗斯将基本失去黑海这个对它极其重要的南部出海口的控制，不仅通往地中海的海上要道被封堵，其西南边的“软腹部”也彻底暴露在西方面前，北约军队和美国反导系统就可部署在其家门口，这是它绝对不能容忍的可怕前景。而且，作为第二大东斯拉夫民族和前苏联第二大加盟共和国，乌克兰是航空、军工、核武的重要基地，与俄罗斯有难以割断的战略、经济、文化联系。若乌克兰完全倒向美欧，俄罗斯在经济、安全、民族自豪感等方面将遭受重挫，普京的强国梦将成为泡影，那是对内拥抱威权主义、对外展示雄心勃勃崛起意志的俄罗斯绝对不可接受的。而对西方尤其是美国而言，要维护西方对世界的主导尤其是美国霸权，决不能让非我族类、具有大国沙文主义和专制独裁传统的俄罗斯重振帝国雄风。若乌克兰这个地缘战略支轴国家被纳入美国势力范围，美就获得了藉以遏制俄罗斯的巨大地缘政治筹码。若乌克兰成为俄罗斯的忠实跟班，俄罗斯重新成为帝国或恢复苏联的可能性会大增。布热津斯基早就说过，“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如果莫斯科重新控制了拥有5200万人口、重要资源及黑海出海口的乌克兰，俄罗斯将自然而然地重获建立一个跨欧亚强大帝国的资本。”〔3〕普京那句著名的“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俄罗斯”的豪言一直在西方政要的耳边回响，其“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4〕的慨叹始终警醒着他（她）们。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卸任前直言要阻止俄罗斯恢复苏联。〔5〕这就是北约在将东欧及波罗地海三国收入囊中后仍以乌克兰等国作为东扩候选对象的根本原因。可见，乌克兰危机根本上是由其极其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及由此导致的美欧与俄罗斯对它的地缘战略争夺决定的，乌克兰内部矛盾激化只是其产物和反映，对立双方分别是美欧与俄的代理人。
（二）乌克兰危机引发美俄“新冷战”
基辛格指出，乌克兰要生存、繁荣下去，就必须充当东西方之间加强合作的桥梁，而不要充当相互对抗的前哨。〔6〕这可谓点出了乌克兰国运之要害及乌克兰危机之所以爆发的关键。乌克兰危机正是因为乌克兰没有在俄与美欧之间充当加强合作的桥梁，而是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被争夺对象，进而成为双方对抗的前哨。这场危机虽与乌克兰自古以来在外部强权间左右摇摆的民族性格及国家战略选择失误有关，但更由美欧与俄罗斯长期在东欧的地缘战略争夺决定。即使乌克兰内部能够团结一致，愿意充当两者间加强合作的桥梁，它也难以做到。因为与其说美欧与俄罗斯需要乌克兰充当它们之间合作的桥梁，不如说它们更需要它充当对抗的前哨。乌克兰危机前，尽管美俄关系多次恶化，但是往往能够“重启”，总体上远未到“新冷战”的地步。西方煽动的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以占领克里米亚作为报复，而美国藉此发动对俄不断加码的全面制裁，自然遭到俄罗斯全面反击。乌克兰则陷入东西分裂甚至内战之中，掌握中央政权的西部对俄罗斯除了恐惧就是愤怒和敌视，它力图消灭东部亲俄势力并在反俄斗争中极力寻求西方保护，从而加剧美俄对抗。乌克兰危机成了美俄关系中一道不断渗血、无法愈合的伤口，直接导致美俄“新冷战”。
2014年9月4日，北约在英国威尔士召开冷战后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峰会，特邀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与会，会议决定出台针对俄罗斯的“战备行动计划”和组建应对乌克兰危机的快速反应部队，首次明确把俄罗斯确定为主要对手。德国《明镜》周刊称，“9月4日，大家会记住这一天，这天是‘新冷战’的开始。”由于近年来西方与俄罗斯关系严重恶化，这一观点在西方越来越流行。
乌克兰危机后，美俄“新冷战”主要在三条战线同时展开。
外交上，美国要求俄罗斯把克里米亚归还乌克兰，指责它违反国际法并试图恢复苏联帝国主义。俄罗斯称其行为合理合法，因为西方支持的乌克兰违宪政变威胁乌克兰俄语民族的安全和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利益，何况有西方支持的彻底违反国际法的科索沃独立在先。当美欧抵制俄罗斯索契G8峰会并以布鲁塞尔G7峰会取而代之时，俄断然宣布退出G8，彻底终结了冷战后俄罗斯逐步融入西方的进程。美俄在联合国安理会数次就乌克兰危机展开“鸡同鸭讲”式的舌战。为阻止特朗普上台后与俄罗斯改善关系，奥巴马卸任前对俄罗斯实施新的严厉外交制裁，驱逐数十名俄外交官，并查封俄在美的一些外交设施。2017年8月初，特朗普签署美国国会通过的对俄、伊、朝的制裁决议，对特朗普彻底失望的俄罗斯不再忍耐，立即要求700多名美国外交官离开俄罗斯。2018年3月上旬，俄罗斯前特工中毒案在英国发生后，美国力挺英国，藉机驱逐60名俄外交官，立即遭俄罗斯对等报复。美俄还互相关闭了驻对方的一些领事馆。这种轮番上演的大规模互相驱逐外交官和关闭领事馆的现象在美苏冷战时期也不多见。如今，除了总统间和外长间并非友好的偶尔通话外，美俄间常规的官方联系渠道几乎只剩下各自驻对方的大使馆。
经济上，美俄陷入轮番升级的制裁与反制裁的双输博弈之中，俄罗斯能源、军工、金融等关键行业是美国制裁的重点，这些行业的总裁及普京的许多亲信也成为制裁对象。美俄受制裁的政要都称因被制裁而感到骄傲，尤其是普京特地在被制裁的银行开帐户并存入工资。当美国以俄是马航MH17事件的幕后黑手且没积极配合调查为由，对俄实施第四轮制裁后，普京下令实施全面反制裁。当美国以俄罗斯继续支持乌克兰东部反政府武装为由实施更严厉的第五轮制裁时，俄罗斯也立即进行反制裁。2018年4月上旬，美国藉俄罗斯前特工中毒案对俄实施所谓最严厉经济制裁，一度导致俄罗斯股市崩盘和卢布急跌。同年8月初，美国再以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干涉美国大选为由对俄实施严厉制裁，被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称为对俄“全面贸易战”。俄罗斯为了避免美国制裁导致更大损失，连续大规模抛售美债，买入黄金，以致它持有的美债从1000亿美元左右急降为仅一百多亿美元。2020年8月俄罗斯反对派领袖诺瓦利内中毒事件发生后，美国及其欧洲盟友立即认定俄罗斯是幕后黑手，并实施对俄新制裁。长期制裁与反制裁使美俄经贸关系几乎断绝。迄今美俄之间经济制裁与反制裁到底实施多少轮了，也许连它们自己也不清楚。
军事上，美国在乌克兰危机后宣布中断美俄军事交流，俄罗斯则宣布停止美俄年度核武核查，终止与美国的航天、军工合作。从此美俄军事关系中只有对抗，没有任何交流合作。近年来，美俄相互指责对方违反《中导条约》和《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美国更是在2018年10月下旬宣布退出《中导条约》。2020年5月下旬，美国又宣布将退出《开放天空条约》，而俄罗斯于2021年年初宣布启动退出该条约的国内程序。至此，除最后一刻得以延期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外，美俄间所有军事条约都成为历史，全球战略稳定由此遭受严重冲击。与此同时，北约与俄罗斯针锋相对地加紧进行冷战式军事部署，频繁举行大规模实战化军演，不断相互挑衅，随时准备战争。美国在向乌克兰出口先进的致命性武器、不断加强美乌军事安全合作的同时，率领北约不断向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三国增兵并频繁举行各种针对俄罗斯的军演。而俄罗斯不断举行包括战略导弹部队在内的大规模军演。2017年9月中旬，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举行其独立以来最大规模军演，俄白联盟10万军人参与。2018年10月11日，俄罗斯陆海空战略核力量突然进行战备演习，对北约进行核威慑。而北约与乌克兰于次日首次在乌克兰举行“晴空—2018”的大规模军演，对俄进行反威慑。当北约于2018年10月下旬在靠近俄罗斯边界举行冷战结束后最大规模演习——“三 叉戟”军演时，俄罗斯率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举行联合军演，向北约隔空叫阵。2019年和2020年，虽然北约国家和俄罗斯都遭遇经济低迷和史无前例的新冠疫情，但各自以对方为假想敌的各种军演数量和规模都有增无减，甚至包括多次核战争演练。“据报道，北约和美国此前制定了（针对俄罗斯的）多领域战斗行动构想，即从地面、海上、空中、太空和网络空间同时发起战斗。这些行动将从大规模集中空袭开始，在极短时间内弄垮敌方的核设施、主力战斗部队、指挥和通讯中心、能源供给等”；而俄罗斯智囊“提议俄军使用回应性或先发制人的空天军打击，在一个侦察打击空间内使用所有武器，在敌方入侵初始阶段给对方造成重创”。〔7〕
而且，在美俄关系不断恶化之际，乌克兰与格鲁吉亚这两个俄罗斯的死敌拼命投入美国怀抱，美国则乐意把它们当作反俄马前卒。作为北约的两个新伙伴国，乌克兰与格鲁吉亚力图早日加入北约。如果北约正式接纳乌克兰，俄罗斯必然会作出强烈反应，甚至公开出兵乌克兰东部，而美国除了对俄实施更严厉的经济和外交制裁外，很可能以北约的名义出兵乌克兰西部，防止俄罗斯拿下整个乌克兰，其结果将是乌克兰在美俄“新冷战”加剧中分裂为两个对抗的政治实体，甚至成为美俄军事冲突的前沿阵地。
为何综合实力远不如美国的俄罗斯敢于在乌克兰危机后同美展开针锋相对的“新冷战”较量？原因不少。第一，普京和奥巴马一硬一软的个性。普京沉着果敢，稳打稳扎，充分显示了捍卫国家利益的坚强意志，获得了强大国内民意支持（从出兵克里米亚前的约60%一路飙升到稳居80%以上〔8〕）。而吸取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教训的奥巴马在应对乌克兰危机时很谨慎，一开始就排除了动武的选项，被美国共和党保守派指责为美国有史以来最胆小的总统，甚至被一项美国民调评为二战以来最糟糕的美国总统。〔9〕
第二，尽管惺惺相惜的普京与特朗普多次互赞，但终究难敌积重难返的美俄体制性对抗和根深蒂固的美俄两个战斗民族的国民性敌对。长期笼罩在“通俄门”阴影下的特朗普试图以对俄强硬洗脱嫌疑，而对改善美俄关系彻底失望的普京依托超高民意支持和强大军力对美强势反击。
第三，乌克兰对俄比对美更重要。乌克兰是俄罗斯主导的后苏联空间的重要一员。同属东斯拉夫民族的乌克兰与俄罗斯有二千多公里的共同边界和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联系，又在能源和军火市场上相互依赖，经济上与俄高度互补。因此，俄罗斯必然“在利益紧密相关的地区维护自身的支配性影响，并驱除任何其他大国在该地区的影响”，〔10〕必然不许它完整地倒向西方。所以当亚努科维奇政权被推翻以致乌克兰“脱俄入欧”难以避免时，俄罗斯果敢“收回”克里米亚，并大力支持东部分离势力对抗基辅新政权。而美国虽需要乌克兰充当反俄马前卒而力挺之，但又犯不着为了并非盟国的乌克兰与俄军事摊牌。
第四，俄罗斯可用大量精力应对乌克兰危机这个心腹大患，而美国需要同时应对东亚、中东、东欧三大地缘战略区的紧张局势乃至全球性事务，极力避免让乌克兰危机影响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印太战略”。
第五是最根本的原因，即俄罗斯成功运用了“不对称中的对称”战略，即在整体军力和综合力量都远不及美国的情况下，极力保持对美战略核威慑，维持与美国的核恐怖平衡，以慑止美国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敢对俄罗斯开战。普京警告西方，万不得已时俄将以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应对美国和北约的军事侵略。他说：“别惹我们，我提醒你们，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核国家之一。”〔11〕2018年10月中旬，普京在俄罗斯索契举行的瓦尔代国际论坛上再次对美国及其盟友放狠话：“俄罗斯在高超音速武器部署方面已走到对手前面，将对侵略还以核打击”；“俄罗斯的核报复将令对俄发动核打击的敌人下地狱，甚至没有后悔的时间，而俄罗斯人会升天。”2021年1月普京在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时再次警告西方：今日世界颇似上世纪30年代二战前的世界，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争，会导致核战争，从而终结人类文明。
二、美俄“新冷战”的逻辑
按照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美俄“新冷战”完全符合大国竞争的逻辑，尤其是美俄关系的逻辑。它不仅理论上可能，而且实际上根源于世纪之交以来渐趋激化的美俄结构性矛盾，即美国霸权扩张与护持战略同俄罗斯大国复兴战略的矛盾。
（一）美俄“新冷战”的理论逻辑
国际关系史上最符合“冷战”定义的是二战后美苏全面对抗，“冷战”这个词当初就是为美苏对抗量身定做的，这正是人们几乎总是把“冷战”等同于美苏冷战的原因。美苏冷战开始后，双方相互指责对方挑起“冷战”，都把“冷战”定义为对方对己方的不直接开战的全面敌对政策。国内一般也把“冷战”界定为二战后以美苏敌对为核心的东西方全面对抗。比如：“冷战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形成的各自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东西方两大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紧张的斗争与较量”；〔12〕“冷战是世界范围内‘两极化’的国际冲突，表现为世界上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对峙，两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角力，两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竞争，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剧烈的军备竞赛。”〔13〕约瑟夫·奈没有把“冷战”限于战后美苏关系，他认为“冷战”是一个无战争的紧张对抗时期，其特征是两个敌对国家不断进行紧张的斗争，但双方一直没有诉诸武力。〔14〕但是，他的定义欠严谨之处在于：把“冷战”等同于“冷战”时期并把它局限于两个国家之间。
“冷战”其实指尚未爆发直接战争的国际行为体（包括国家、国家集团）间的全面对抗。当两个国际行为体间的关系全面恶化（政治意识形态敌视、外交相互攻击、经贸相互制裁以致隔绝、军备竞赛和军事对峙乃至打代理人战争）但尚未进入直接战争状态时，它们就进入了“冷战”。“冷战”是介于真正和平（即“积极和平”）与实际战争之间的某种国际关系状态，它虽非总体国际关系之常态，但在国际关系史上并非罕见。在当今纷乱动荡而又高度全球化的世界上，如果说美苏式的全球性、对称性的“新冷战”难再现，那么地区性、非对称性的美俄“新冷战”完全可能。
首先，从总体世界局势看，本世纪初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处于深刻、复杂的大变革大变局中。“九一一”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后，在“伊斯兰国”等各种极端暴恐势力对西方乃至整个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同时，随着中国持续崛起与世界经济中心和国际权势东移，“20国集团”、“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等新兴国际合作机制和区域力量集团兴起，“一超多强”、“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世界格局进入剧烈转型之中，世界多级化与世界单极化激烈较量。以中、俄等为代表的新兴力量与美国为代表的守成力量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为了维护其相对衰落的霸权，美国同时在东亚、东欧、中东三大地缘战略区极力遏制中、俄、伊等主要对手，致使这三个地区形势同时恶化甚至陷入危机。如果说经贸高度相互依赖、社会密切交往的中美也打起了贸易战因而陷入“新冷战”的可能性尚且不能完全排除的话，那么无经贸相互依赖和社会友好基础（现在美俄民众普遍互有恶感）、在能源和军工领域互为最大对手且具有结构性战略矛盾的美俄之间爆发“新冷战”就完全可能。因为在霸权相对衰落的美国强势护霸、中俄等反霸力量崛起、各种国际矛盾错综复杂、各种地区性冲突频发的国际体系转型期，世界充满巨大不确定性。在没爆发世界大战的前提下，虽然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主题，但“新冷战”并非不可能，它不过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消极和平”的一种极端表现，也是国际关系本质的一种现实反映，符合大国竞争的历史逻辑。有新保守主义学者早就指出，“现在就下结论认为几十年的和平以及一些技术创新会改变人性和国际关系的本质还为时过早。”〔15〕
其次，从相似的强势民族性格和国家历史轨迹但迥异的政治哲学看，美俄近似天敌，冲突是必然的。与中国的中庸之道、“和合”文化与和衷共济、协和万邦的外交战略不同，美俄都是唯我独尊、爱冒险、喜攻伐的战斗民族，历史上都是靠长期扩张而成的帝国式强权，都以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自居（美国新保守派称美国是“新罗马帝国”，而以东正教正统自居的俄罗斯自称是继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后的“第三罗马帝国”），都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意识和民族自豪感，都有自己的“例外论”（尽管当今俄罗斯在这方面远不像美国那么张扬）。“美国人相信有一种超自然力量决定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将他们引向扩张和征服。同样，俄国人也把他们的沙皇视为上帝意志的执行者。”〔16〕美国强势好斗无需赘言。今日俄罗斯因限于国力虽不如沙俄和苏联那么强力扩张，但传承了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基因，以“战斗民族”着称。在世界舞台上必然相遇的美俄两大战斗民族，势必在国际秩序和地缘政治等方面发生广泛而激烈的冲突。
第三，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领域，虽然美俄都是反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它们仍是对手，尽管不是你死我活的美苏式的全球敌手。俄罗斯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西化以后，美国仍视俄罗斯为集权主义国家，时常以保护人权为由抨击俄罗斯主张的“主权民主”或“国家民主”，干涉其内政。而俄罗斯认为美国不代表民主，也不是爱好和平的基督教的真正代表。2013年9月中旬，普京投书《纽约时报》，称“美国已不是民主典范，而是到处动粗的国家”。〔17〕2020年8月纳瓦利内中毒事件发生后，美国严厉谴责俄罗斯，并联合其欧洲盟友持续对俄施压。2021年1月17日，纳瓦利内一回国即被逮捕。西方则煽动俄罗斯反对派持续举行大规模抗议示威，并要求释放纳瓦利内。而俄罗斯怒斥西方干涉其内政，并以判纳瓦利内入狱3年和驱逐3名欧盟国家外交官作为回应。美国总统拜登称俄罗斯应为此付出代价。
最后，在地缘政治和战略安全领域，美俄深陷“安全困境”。虽然俄罗斯无力且无意与美国展开全球性全领域对抗，但它有实力有意志在其周边地区和在核战略领域抗衡美国。依据地缘政治理论，外高加索、东欧、中东、中亚等俄罗斯周边地区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极其重要，因此是它与美国进行地缘政治争夺的主要地区。主要因美俄在这些地区的地缘战略较量导致的俄格战争、俄乌冲突、叙利亚战争都对美俄关系伤害很大，乌克兰和叙利亚将长期成为美俄激烈的地缘战略竞争之地。同时，在美俄核战略博弈中，俄罗斯丝毫不退缩。俄罗斯不仅保有仍令西方胆寒的庞大核武库，是唯一有能力多次毁灭美国的国家，而且利用本世纪初地缘政治经济矛盾激化与世界安全形势恶化，大量出口高价油气和武器装备，推动经济增长，全面更新武器系统，夯实了对抗美国的硬力量基础。2018年3月18日俄罗斯总统选举前夕，普京罕见地高调展示俄罗斯的“萨尔马特”、“匕首”“先锋”“波塞冻”等各种高新尖武器，并猛烈抨击美国霸权主义。
（二）美俄“新冷战”的现实根源
“九一一”后，虽然美国口头上反复说美俄是重要合作伙伴，但它实际上趁机继续蚕食、挤压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空间。美国藉全球反恐反扩散推行的“新帝国”战略仍包含在中东等多个地区遏制俄罗斯崛起的成分，因而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导致美俄关系恶化。当时美国凭藉顶级大国的实力，罔顾国际舆论，违背国际法，以“预防性战争”推翻敌国政权，防范新的世界大国崛起，强行塑造“美利坚新帝国秩序”。〔18〕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大幅调整其全球战略，收缩反恐战线，重点转向遏制中国快速崛起，但没有真正放弃“遏俄弱俄”战略，以致2009年美俄关系“重启”昙花一现。
为了维护和扩展霸权，作为当代唯一霸权国的美国，除了通过操控其主导的国际制度规范外，往往通过三种途径。一是在战略安全领域追求自身及盟友的绝对安全，导致战略对手和敌国绝对不安全。二是不断进行地缘政治扩张，挤压战略对手或潜在战略对手的地缘政治空间。三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扩张，威胁战略对手和敌国的政治稳定和政权生存。事实上，冷战后美国霸权扩张与护持战略在以下四个方面对俄罗斯构成严重威胁。
第一，为了追求自身及盟友的绝对安全，美国通过研发、部署先进反导系统抵消俄罗斯的核反击力量，试图以美国核战略优势取代美俄核战略平衡，以致威胁俄罗斯安全乃至生存。苏联解体后，除了核战略平衡外，美国对俄罗斯具有压倒性常规力量优势，但它仍追求对俄的核优势，即通过导弹防御系统使俄罗斯的核威慑归零，从而同时突出自己的核力量和常规力量优势，试图在紧要关头降低美俄战争门槛并对俄战而胜之。因此，美国除了以防范朝鲜导弹袭击为由在其西海岸和东亚部署主要针对中俄的强大导弹防御系统外，还以防范伊朗导弹袭击为由在东欧部署实际上针对俄罗斯的先进导弹防御系统。这对俄罗斯的核威慑战略和国家安全构成致命威胁，引起俄罗斯的强烈反制。近年来，俄罗斯大力研发能够突破美国反导系统的超高音速武器，取得了预期的成功。
第二，美国把北约扩展到俄罗斯周边地区甚至到前苏联版图内，使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空间和它与北约间的安全缓冲地带荡然无存。北约在科索沃战争时接纳波、匈、捷三国后，又在伊拉克战争后吸收了包括波罗的海三国在内的七个东欧国家。美国在推动北约东扩过程中还违背了不在加入北约的国家建设军事基地、部署军队和核武器的承诺。北约还把触角伸到阿富汗和叙利亚等俄罗斯的邻近国家。尤其是，美国力图使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在北约把战略前沿推进到俄罗斯家门口的形势下，俄罗斯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全威胁和战略压力。美国不断蚕食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的霸权行为，自然使具有强烈帝国意识和民族扩张主义传统的俄罗斯非常反感，以致奋起反击，于是就有俄格战争、俄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俄对叙利亚战争的武力介入。就乌克兰危机而言，美俄地缘战略矛盾及北约东扩是其根本原因。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米尔斯海默也承认，乌克兰危机的根源（taproot）在于北约东扩。〔19〕
第三，美国在独联体地区煽动的“颜色革命”严重威胁俄罗斯的政治稳定。伊拉克战争表明，美国试图通过一切手段在国外推进民主化，从根本上消除暴政、恐怖主义等邪恶势力，从而扩展它领导的自由世界。美国在伊拉克初步得手后，就在一些独联体国家策划、煽动“颜色革命”，导致格鲁吉亚、乌克兰先后于2003年底、2004年底发生“颜色革命”后倒向西方。美国不仅旨在拆散独联体，而且企图使俄罗斯也发生“颜色革命”。当普京加强国内控制以防范“颜色革命”时，美国副总统切尼在2006年5月访问立陶宛时严厉指责俄罗斯“开民主倒车”，这被俄媒称为第二次“冷战”宣言书，与“铁幕演说”相提并论。〔20〕当时美国著名俄国问题专家科恩甚至认为美俄开始了“新冷战”。〔21〕
第四，美国藉反恐之机把触角伸到中亚——里海地区，威胁俄罗斯的“后院”。中亚——里海地区不仅是仅次于中东的世界第二大油库，而且位于中东、俄罗斯、中国之间，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战略地位。该地区在“九一一”前被俄罗斯视为“禁脔”。“九一一”后，深受恐怖主义之害的俄罗斯在反恐问题上一度与美国有了共同利益。在美国做出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后立即从中亚撤军的承诺后，俄罗斯同意暂时打开自己的“后院”迎接美国这个反恐新朋友，以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和软化北约东扩的强硬立场。然而，令俄罗斯强烈不满的是，不仅北约继续东扩，而且美国在中亚反恐的真正目的是乘机控制该地区。美国若控制了中亚，既可控制大量油气资源，又可威胁俄罗斯并妨碍中、俄、伊（朗）形成抗美联盟。
由于美国霸权扩张导致21世纪初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和东亚、中东等地区军备竞赛再起，俄罗斯通过出口大量武器装备和高价油气推动经济强劲增长和国家崛起，这恰好与伊拉克战争后美俄关系逐渐恶化同步。到2012年普京第三次就任俄总统时，俄罗斯政局稳定，社会安定，国家凝聚力增强，国际影响上升。作为多极化世界的一支重要力量，俄罗斯强烈反对世界单极化和美国霸权，极力推动世界多极化。作为一个有长期扩张历史、强烈民族主义意识的大国和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绝不会对美国俯首贴耳。一个既有“辉煌”过去又有多次惨痛安全教训且正在崛起的俄罗斯，在规划其国家大战略时特别重视其所处国际环境尤其是周边地区。确保周边稳定，尤其是在原苏联版图内确立地缘战略优势和构筑其国家安全缓冲地带，是21世纪初俄罗斯的基本战略目标。当俄罗斯国力衰弱时，它无力强力反制美国及其北约。而当俄罗斯开始崛起时，它自然无法继续容忍美国蚕食其势力范围和企图打破美俄核战略平衡的努力，必然强力反击。
三、余论
美俄“新冷战”和美苏“冷战”都是非直接战争下的大国权力恶性竞争，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但是，由于力量对比和时代背景皆不同于冷战时期，美俄“新冷战”不是美苏“冷战”的简单复制，而是具有一系列新特点。
首先是力量和博弈的非对称性，这个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他一些特点。美苏“冷战”是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争霸，是力量大体均衡的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全面对抗和对称性博弈。由于美俄的综合国力对比严重失衡，美俄“新冷战”则是非对称性博弈。虽然俄罗斯在国土面积和自然资源方面对美具有优势和在进攻性核力量上与美旗鼓相当外，但是美国在其他所有领域都具有绝对优势。就经济总量和军费开支两大国力硬指标而言，俄罗斯都不到美国的10%。而且，俄罗斯几乎单枪匹马地与美国的全球性霸权联盟较量。美俄“新冷战”是国际关系史上罕见的大国非对称性对抗。
其次是对时代主题和国际体系的非决定性影响。美苏“冷战”发生在二战后的两极体系中和东西方全面隔绝、对抗的全球性敌对时期，它决定了世界政治经济的根本性质、整体态势和时代基本特征，当时世界政治、军事、经济被分割为两大阵营、两大集团、两大市场，双方都致力于政治意识形态对抗、军备竞赛及军事对峙、全面经济封锁与反封锁，美苏“冷战”进程与世界政治的“冷战”时期同一，本质上是一回事。换言之，美苏“冷战”决定了那个时代的特殊性质和世界的整体面貌。而美俄“新冷战”发生在本世纪初以来单极体系向多极体系加速转型和经济相互依赖加深但反全球化逆流甚嚣尘上的世界剧变时期，它是国际体系加速转型期错综复杂的大国战略矛盾尖锐化的一种反映，而非世界整体局势和国际体系变迁的决定性因素。换言之，由于俄罗斯经济对世界的影响几乎可忽略不计，美俄“新冷战”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很小，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时代性质，只能对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大国战略稳定和时代主题造成一定冲击。
第三是范围的非全球性和领域的非全面性。美苏“冷战”是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与苏联领导的东方世界之间的全球性“冷战”，是人类进入核时代后的一场世界霸权争夺战，双方多次濒临全面战争甚至核大战。而美俄“新冷战”主要是无力且无意称霸世界的俄罗斯与美国及其主导的北约抗衡，“主战场”在东欧这一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不具全球性，引发世界大战的危险较低。美俄在叙利亚的较量虽然激烈，但只是美俄“新冷战”的侧翼。俄罗斯利用委内瑞拉和古巴在美国“后院”试探性放火，对美俄“新冷战”只有象征意义。同时，美苏“冷战”是双方在意识形态、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全面对抗。而美俄“新冷战”虽波及经贸等其他领域，但集中在以核军备竞赛为代表的战略安全领域与以乌克兰危机为代表的地缘政治领域。
第四是意识形态色彩较淡。意识形态敌对与意识形态输出不仅是美苏“冷战”的主要内容和表现之一，而且是其重要思想根源和动力。意识形态根本对立的美苏竞相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拼命抵御对方的意识形态扩张，因此双方都奉行干涉别国内政（指导思想、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意识形态霸权主义。美国的意识形态霸权主义自不待言。苏联的意识形态霸权主义表现为盛行于社会主义阵营及其外围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与维护和输出这个模式的“勃列尔涅夫主义”以及“世界革命论”。因此，美苏“冷战”是自由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全球性殊死较量。而俄罗斯不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无力也无意输出其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而是强烈反对美国的意识形态霸权，如强烈抨击美国发动的“颜色革命”。因此，尽管美俄“新冷战”不无意识形态色彩，如包含美国“自由民主”与俄罗斯“主权民主”的对抗，但它不是“社”与“资”的生死较量，也不是集权主义的苏式民主与唯我独尊的美式自由民主的全球性博弈。
第五是主动权基本在美国手中。在美苏“冷战”中，虽然美国更主动或者说先主动挑起对抗，但苏联也不被动，尤其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陷入越战泥淖时苏联表现得更主动，总体上双方互有攻守。这是由美苏力量对比的大体均衡和80年代中期以前苏式社会主义总体处于上升期决定的。而在美俄“新冷战”中，正是由于美俄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美国一直处于攻势，而俄罗斯基本上是反击，无论在政治外交领域，还是军事安全领域和经贸领域，无论是在乌克兰，还是在叙利亚。尽管俄罗斯有时的反击很有力度、章法和成效，甚至有时看起来是主动出击，如在叙利亚战争中。
注释：
〔1〕环球网，2021年3月14日。
〔2〕冯玉军：《乌克兰危机：多维视野下的深层透视》，《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3期，第49～52页。
〔3〕［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1月第1版，第38页。
〔4〕 ［美］罗伯特·卡根：《历史的回归与梦想的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第25页。
〔5〕《普京再造独联体》，载《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1月9日，http：／／newsweek.inewsweek.cn／magazine.php？id＝6284＆page＝2，上网时间：2013年4月15日。
〔6〕Henry Kissinger， ＂How the Ukraine Crisis Ends＂， Washington Post， March 6， 2014.
〔7〕《环球网军事报道》，2021年2月8日。
〔8〕俄罗斯《生意人报》，2014年5月15日。
〔9〕海南日报，2014年7月4日。
〔10〕［美］罗伯特·卡根：《历史的回归与梦想的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第31页。
〔11〕京华时报，2014年8月31日。
〔12〕张小明：《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导言》第1页。
〔13〕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2月版，第290～291页。
〔14〕［美］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8月版，第166～167页。
〔15〕［美］罗伯特·卡根：《美国缔造的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第74页。
〔16〕［美］沃尔特·拉费伯尔：《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2006》，牛可、翟涛、张静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2月版，引言，第1页。
〔17〕Vladimir Putin， ＂A Plea for Caution From Russia＂， The New York Times，Sept.11，2013.
〔18〕参见郑保国：《9·11时代美国对外战略的危险“创新”》，《外交评论》，2007年第5期。
〔19〕John J. Mearsheimer， ＂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Foreign Affairs， Septermbei／October， 2014.
〔20〕中国网，2006年5月7日。
〔21〕Stephen F. Cohen， ＂The New Cold War and US－Russian Relations＂， Japan Focus on December 2， 2006. http：／／www.japanfocus.org／products／details／2283
郑保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来源：《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5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