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中美关系是当今最重要最危险的大国关系。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决定着当今世界格局和人类未来。它之所以危险，是因为美国正在变本加厉地全面遏制中国，致使中美矛盾全面激化。为何美国对华遏制堪比其当年对苏遏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决不是前苏联：中国不仅没侵略任何国家，而且反对军备竞赛和军事扩张，也无海外军事基地，军费仅为美国的1/4，核武器远比美国少且承诺不首先使用；中国外交淡化意识形态，坚持不结盟，奉行多边主义，倡导合作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明确表示要维护而非挑战基于当代国际法的国际秩序。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也迥异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美苏经济上互相隔绝，而中美经济高度相互依赖且中国经济发展给美国以巨大经济好处（若无中国价廉物美产品，则无美国以往长期低通胀下的滋润生活；若中国没大量购买美债，美国可能早就债务违约了）。美苏几乎无社会文化交往，而中美社会交往和文化交流频密。
美国之所以全面遏华，是因为它越来越担忧中国将主导世界经济，担忧中国将武力攻台和全面控制南海从而动摇其军事霸权，担忧日益自信的中华文化威胁其文化霸权，担忧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努力挑战其单极霸权秩序。总之，霸权焦虑感强烈的美国担忧全面崛起的中国将取代其世界“领袖”地位，认定其霸权正受到中国的全面威胁——不仅权力、地位受到威胁，而且受到东方文明的威胁，从而实施全面遏华战略，致使中美结构性矛盾全面激化。
美国为何如此担忧其霸权受到中国挑战因而实施全面遏华战略呢？本文以“美利坚例外主义”为分析视角，揭示美国对华全面遏制的深层逻辑和中美全面对抗的思想文化根源，从而提出并论证中美结构性矛盾的根源在于“美利坚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1〕及其蕴涵的霸权外交逻辑这一新观点。
二、众说纷纭的“美利坚例外主义”
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中用“美利坚例外主义”这个概念强调美国在国民认同（national identity）和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方面与欧洲的显着不同。〔2〕20世纪初德国学者桑巴特对“美国为何没有社会主义”〔3〕的研究使“美利坚例外主义”作为一种解释美国历史与社会独特发展模式的理论逐渐流行起来。该理论认为，美国因其独特优越的地理环境、虔诚的基督教新教信仰、富裕的物质生活、多种族移民并存而非阶级尖锐对立的社会结构、社会经济的高度流动性、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一致性等诸多特性而可以免受席卷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力量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及一般生活法则的影响，其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有免疫力的独特发展道路是人类社会的例外。在桑巴特理论基础上，美国社会学家李普赛特提出并论证了“社会主义为何在美国失败”的观点，〔4〕且基本照搬托克维尔的观点，认为“美利坚例外主义”主要包含自由（liberty）、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人民主义或民粹主义（populism）和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这五大信念，并称之为“美国主义”（Americanism）。〔5〕但是，美国学者勒纳认为“美利坚例外主义”并非意味着美国文明可以免受汹涌澎湃的世界力量的冲击和美国不受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制约，只是指美国不同于别国的制度和社会等特性，包括地理环境、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发展道路等。〔6〕英国学者布赞（Barry Buzan）认为“美利坚例外主义”是指那些把美国和其他国家区别开来的诸显着特征，包括美国拥有一套特殊的政治及社会价值、它的独特历史轨迹、诸制宪结构的特异性以及它们影响决策的方式。〔7〕布鲁克斯从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宗教与社会的关系、美国的世界角色、美国宪法的神圣性、美国梦（主要包括宗教自由、政治自由、经济繁荣、社会流动性）这五个方面详细论证了“美利坚例外主义”在美国根深蒂固存在和广泛深刻影响。〔8〕但这三人没具体界定美利坚例外主义的内涵。美国学者福赛思（David Forsythe）认为“美利坚例外主义”指美利坚共同体与生俱来、根深蒂固的一种独特思想观念，即“美国人组成了一个异常优秀和伟大的民族；他们首先代表了对个人自主和自由的信奉；他们建立在个人自由理念基础上的社会和国家，树立了值得向世界其他地方输出的榜样”。美国学者林德认为：“美利坚例外主义”既是美国政治家口中的赞美之词，即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特别优秀，是唯一不可缺少的国家；也是社会科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笔下的一个学术问题，即美国为何与其他国家不同。
无论“美利坚例外主义”指什么，在美国败于越南以前，美国人很少怀疑它。美国在越南败北后，怀疑、批评“美利坚例外主义”的人和关于它的争论多起来。美国保守派政客和学者坚信“美利坚例外主义”，认为它是美国“替天行道、鹤立鸡群”的关键所在。〔9〕但是，不少美国学者认为它不过是使美国免受国际法约束（exemption）、在国际事务中搞双重标准的借口，他们把它看作美式伪善、宣传或美国一些肤浅政客和愚昧爱国者的想法而加以否定，或者认为它长期以来起着神话般的消极作用，或者认为它随着美国权力的下降而终结甚至本来就不存在。社会学家贝尔（Daniel Bell）在1975年美国败退越南时就在《美国例外主义的终结》一文中称，“不再有天定命运或使命。我们也没有对权力腐败的免疫力，我们并不例外。”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史家鲍德温认为美国与欧洲民主国家在宗教和世俗方面都没有很大差别，不存在明显的“美利坚例外主义”的例子。〔10〕哈佛大学教授沃尔特认为“美利坚例外主义”是个神话，并把它细分为五个神话加以批驳。〔11〕英国史学家哈德逊详细分析了美国人如何在迷信“美利坚例外主义”中迷失自我从而给自身和世界带来危险。〔12〕皮斯更是嘲讽“美利坚例外主义”是美国的“国家幻想”，认为它不可能完全抵消它要掩盖的美国诸多（言行）不一致。〔13〕
一些美国学者把“美利坚例外主义”的内涵概括为四种信念：“美国优越论”（美国在基本制度、国民才智和地理因素等方面比世界其他任何国家更为优越）；“美国榜样论”（美国是全世界的灯塔，占领着全球道德的制高点）；“美国使命论”（美国有责任去关注和改变世界其他地区的状况）；“美国神佑论”（美国及美国的事业永久获得上帝的保佑，美国命中注定要领导世界）。〔14〕这种观点认为“美利坚例外主义”主要包含美国的优越感和使命感，由此滋生了美国理想主义、扩张主义或干涉主义。而美国学者麦克道格尔认为：“美利坚例外主义”并非意味美国要到国外寻找并消灭恶魔，只意味着美国对所有民族的自由和独立怀有良好愿望，它只为自己而战；它将通过自己赞同的声音、仁慈的同情和树立的榜样来鼓励争取自由的事业；它并不意味着立国之父们赞同通过审慎的手段寻求理想主义的目标。〔15〕而有人把“美利坚例外主义”与美国的传教士精神或“天定命运观”并列，称之为美国理想主义外交的四大思想来源中的两个，认为“美利坚例外主义”意味着美国既能洁身自好，又能改变世界。〔16〕凯南(George F.Kenan)认为，“美利坚例外主义”这种美国国家道德观既可以被推动去逃避“异己”的东西，也可以受鼓励去转化“异己”的东西。〔17〕库普乾(Charles A.Kupchan)认为，“美利坚例外主义”所表达的美国人对自身价值和制度的超常自信既为美国远离国际体系创造了价值基础，也为它按照自身观念重塑国际体系提供了推动力。〔18〕基辛格认为：“美利坚例外主义”导致了美国孤立主义与扩张主义，两者是两大“美利坚例外主义”外交思想；〔19〕但“美利坚例外主义”仅包含理想主义价值诉求，没有国家如美国那样让自己“深陷道德与现实的拉锯之中”。
三、“美利坚例外主义”的内涵与意蕴
众所周知，美国并非普通民族国家，是独特的移民国家，美国人的民族和国家认同不是基于民族血统、文化、地域和共同的历史经历，而是主要基于共同的美式基督教新教信仰、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美国主义”的政治信条和普世性的道德原则。“美利坚例外主义”是大多数美国人尤其是白人精英分子与生俱来的在宗教和世俗领域独特的自我角色意识和对自己与外部世界特殊关系的定性，是他们关于美国的世界角色意识、文化优越感和救世使命感的信念，是美国特有的兼具宗教信仰和政治信念的文化价值观，是被美国自我神话因而不自觉的美利坚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尽管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在美国政治词典里通常是用以指责别国的贬义词）。“美利坚例外主义”伴随美利坚民族诞生而生成，已深根于美利坚民族的骨髓之中，成为其霸权的主要思想文化基因。
“美利坚例外主义”涉及美国宗教、文化、社会、历史、政治、外交、经济、地理等许多领域，凡美国人在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政治、社会、外交等众多方面的超级自信、自恋、自豪感和强烈独特感、优越感和救世使命感都属于其范畴。因此，“美利坚例外主义”内涵丰富，主要包括“美利坚独特、圣洁、优越”、“美利坚榜样、灯塔、救世”、“美利坚无私、正义、伟大”等意识和信念。
（一）“美利坚独特、圣洁、优越”
“按照美国人自己的看法，美国人比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都优越。”〔20〕“美利坚例外主义”的信念是“美国天生有别于且优于其他国家”〔21〕。他们相信，美国在地理环境、历史发展道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社会制度、人民才智等许多方面不仅独特，而且比其他任何民族或国家优越，它天生圣洁无瑕、道德高尚，与污秽、腐败的“旧世界”和愚昧、落后的野蛮之地完全不同。自以为高尚、神圣、纯洁的美国具有浓烈的道德优越感与种族优越感。这种信念从北美殖民地时期就开始形成。1639年波士顿牧师鲍克利（Peter Bulkeley）布道时说，“我们英格兰民族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努力展示我们高于其他一切民族的神圣与纯洁。”〔22〕当时的清教领袖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e）称清教徒的北美是唯一“人间天堂”。美国人把《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视为圣物，认为它们是“我们体现了人类不言而喻的真理”的证明，这等于说“我们认为我们优于其他任何人”。〔23〕美国史学家康马杰说，“美国人完全生活于新世界，这里得天独厚，无比富饶，因而形成一种夜郎自大的信念，确信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因美国也遭受史无前例的经济大危机而没能连任总统的胡佛仍坚信“美利坚例外主义”，认为美国体制是“人类进步的唯一安全道路”。〔24〕
“美利坚独特、圣洁、优越”意识根源于美国人的始祖英国清教徒的“宗教洁净”观和优越感，清教徒由此得名。美国基督教新教中有20多个教派总称“圣洁会”。从欧洲移居北美的清教徒坚信：他们是“上帝选民”（chosen people by God），是善的象征和道德的化身，是圣洁的人间天使；北美大陆是上帝给他们预留的“新以色列”或“新耶路撒冷”，它不受欧洲邪恶与堕落的污染，不受其政治动荡与权力纷争的影响，得以远离战争与革命威胁，是世界上惟一的“世外桃源”，因此不应与“旧世界”为伍。
（二）“美利坚榜样、灯塔、救世”
与“美利坚独特、圣洁、优越”信念相伴而生的是“美利坚榜样、灯塔”信念，即圣洁的北美清教徒应该而且确实为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个人与民族树立了通过虔诚信仰上帝与自我奋斗取得成功的惟一榜样，以他们为主体构建的美利坚共同体是全世界的道德楷模、自由灯塔与成功范例。按照温斯罗普被后人反复引用的说法，清教徒将在北美建立“山巅之城”（city on a hill），成为全人类的“自由灯塔”，供世人景仰与膜拜：“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将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在实现这一事业的过程中欺骗了上帝，如果上帝不再像今天这样帮助我们，那么我们终将成为世人的笑柄。”美国国父之一托马斯·杰斐逊认为美国的自由之火将照亮旧世界通向新世界的黑暗小路，美国的“榜样”与“楷模”将鼓舞全人类。〔25〕19世纪50年代美国总统菲尔莫尔宣称，美国的真正使命不是宣传我们的观点，或者将我们的政府形式强加给其他国家——无论是通过计谋，还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示范来教育，或者通过展现我们的成功、适度和公正、自治的福祉和自由制度的优势。〔26〕深信“美利坚例外主义”、发誓把共产主义扫进历史垃圾箱的美国前总统里根曾发表“光辉的山巅之城”（shining city on a hill）演说，喻指美国是照耀全世界的“自由灯塔”。〔27〕
与此同时，正如法国人哈斯勒所说，“美利坚例外主义”倾向于认为：由于美国的意图具有纯洁性以及它的政权的完善性，美国有权利评判善恶、奖善惩恶。〔28〕即美国不仅是善恶的评判者，而且要以善的力量把世界从邪恶中拯救出来。“美利坚救世”信念是指美利坚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美国是所有受苦受难的人乃至全人类的救世主，只有美国有资格有责任有能力肩负“圣战”的神圣使命，消灭人间的撒旦，把人类从邪恶的旧世界中解放出来。“美国人坚信上帝赋予他们一种特殊的职责，这一职责就是把他们优越的观念和制度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并因此而改善和改造这个世界”。〔29〕17世纪20年代初，信奉加尔文“预定论”的英国清教徒到达北美后，把这种清教主义宿命论变成他们独特又强烈的道德优越感和以此为基础的“救世使命感”，“预定论”也随之成为一种美式宿命论，即血统最高贵、品质最优秀、能力最强的盎格鲁——萨克森人是上帝以其绝对意志预先选定出来拯救人类出苦海的特殊民族。北美清教徒坚信：“他们同上帝之间有一道神圣的‘约定’：他们不仅蒙受特殊的神恩，而且还担当着神所赋予的建立基督教国家以及垂范、拯救世界的重任。”〔30〕他们认为：“北美大陆是上帝赐予他们的‘新的耶路萨冷’，他们在北美的伟大试验，是秉承上帝的旨意，他们作为上帝使者，在全世界传播基督教文明，征服‘落后民族’和‘落后文明’以拯救整个世界，是他们的使命。”〔31〕当美国难以避免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1917年4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宣称用战争终结一切战争以拯救世界是美国的使命，他在请求国会对德宣战时称：“美国有幸以鲜血和力量捍卫她珍惜的给她以生命、幸福与和平的原则的日子已到来。在上帝帮助下，她义不容辞。”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称，其他国家只关注自己的利益，只有美国对全世界承担着义务和责任。概言之，美国一直怀抱所谓“弥赛亚主义”：美利坚是“上帝选民”，承担着上帝指定的在历史和世界事务中扮演特殊角色的重任，即认为“救世”和“领导世界”是其神圣“使命”和不可推卸的责任。〔32〕
总之，“上帝选择了美利坚民族把它安置在北美这片新大陆上，并赋予了它特殊的使命：在这里建立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样板，美国因此成为一座‘山巅之城’，是世界各国的榜样；美利坚民族还由此肩负着上帝所委托的把自由民主价值观念和民主制度推广到全世界的使命。”〔33〕当美利坚比较弱小时，这种天赋的“救世使命”思想主要表现为“榜样”或“灯塔”意识。随着美国发展壮大，其强烈的宗教使命感、道德高尚感、种族优越感和民族自豪感使其“救世使命”思想逐渐成为一种不断对外扩张和追求世界领导地位的教俗兼具的信仰，并在19世纪初滋生了“天定命运”的理论思潮。到19世纪40年代美国成为美洲超级大国时，“救世使命”思想又理论化为“天定命运”论，其标志是1845年美国作家奥沙利文（O’Sullivan）提出“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的概念。它认为“美国是基督教世界的中心，美利坚民族作为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典型代表，是上帝所选定的优秀民族，它命中注定要向北美大陆及世界其他地区扩展，这是履行上帝的旨意，是一种天定命运”。换言之，“天定命运”意味着美国有责任把美式基督教新教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扩展到整个美洲乃至全世界。可见，“天定命运”意识是“美利坚例外主义”的要旨与题中之义。
（三）“美利坚无私、正义、伟大”
“美利坚无私、正义、伟大”信念意味着：无论美国采取什么对外行为，在道德上是无私的，在法律上是正义的，本质上是伟大和正确的，因为美国是自私、邪恶的世界上惟一以拯救全人类为己任的利他国家，其成功与强大是上帝意志决定的，其道德高尚，其动机纯洁，其行为符合上帝的旨意和全人类利益，其对外扩张不是对外侵略，而是传播上帝福音和扩展自由民主的伟大行为，即使武力干涉别国内政或占领别国，也不是像别国那样完全出于私利，而是为了被干涉国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与幸福。“美利坚例外主义”认为，只有美国知道什么观念和制度对所有民族和国家都是最好的，因而向别国输出这种观念和制度不是自私的违法干涉，而是无私和正义行为，因而是正确、伟大的。美国作家梅尔维尔称：“让我们永记，因为我们的出现，在世界历史上，国家自私的目的几乎第一次成为不可限量的慈善事业，因为我们不仅在对美洲行善，而且要解救整个世界。”〔34〕美国著名史学家小施莱辛格认为，美国人普遍相信“全能的上帝赋予美国以独一无二的美德和高尚的品质，使美国免除了主宰其他所有国家的那些（自私）动机”。〔35〕许多美国人对美国19世纪的领土扩张的解释是：“美国攫取海外领土并不是帝国主义，因为美国的目的是无私的，美国将以善良的方式照顾这些不幸者。”因为“在只有美国知道什么对其他民族是最好的前提下，美国将作为仁慈的霸权或父亲般的权威发挥作用”。〔36〕换言之，持此信念的人认为，世界充满善恶对立，美国是善的代表，它的敌人是恶的化身，美国对敌人的所有行为都是正义和绝对正确的，是为了帮助别国才干涉别国内政，是为了消除邪恶势力才武力打击或侵占别国，都是出于善良的动机和出于正义的目的，这是被反复证明的真理。“有关美国价值是根本正确的看法，颇受这样一种事实的强化，即在20世纪的三场意识形态世界大战中，美国一直是赢家。”〔37〕布鲁克斯称：“美国因伟大而例外”，而“例外被理解为伟大”。〔38〕里根和特朗普分别以“使美国伟大”、“使美国再伟大”作为竞选口号，目的就是唤醒美国人的“美利坚伟大”意识。
四、“美利坚例外主义”滋生的中美结构性矛盾
在孤立主义外交时期，美国在以《望厦条约》搞“利益均沾”和在“维护中国主权”旗号下推行“门户开放”时，都没平等待华。扩张主义主导美国外交后，美国更不平等待华，即使在结盟抗日和联手反苏时期。随着本世纪中国不断崛起，美国为护霸开始变本加厉地遏华。从思想文化上讲，这些都是“美利坚例外主义”在作祟，即唯我独尊的美国骨子里不愿平等待华，更不接受中国强大。“美利坚例外主义”及其霸权外交逻辑使美国必然把国力逐渐接近于它的国家当作主要竞争敌手，从而与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经济体制、安全理念迥异的中国产生了涉及政治、文化、经济、安全领域的诸多结构性矛盾。换言之，在中国快速全面崛起和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的背景下，作为美国霸权之思想文化基因的“美利坚例外主义”滋生了一系列中美结构性矛盾。
第一，中美在东亚—西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战略矛盾。东亚—西太平洋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海陆结合区域，既是世界经济贸易最繁荣、宗教文化最多样化（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印度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交汇于此）地区，更是地缘政治矛盾与领土纠纷最多（包括南海争端、台湾问题和北方四岛争端、钓鱼岛争端、独岛争端等）、大国地缘战略矛盾最集中、大国战略竞争最激烈的地区，因此是最具活力、最重要而又最复杂、最危险（存在台海、南海、东海、朝鲜半岛和北方四岛等多个潜在战争爆发点）的地区。该地区与美国相隔万里，却是中国的安身立命之所和发展崛起之地。然而，按“美利坚例外主义”的霸权逻辑，这个攸关世界未来和美国霸权兴衰的地缘战略区必须由美国这个“天生的世界领袖”主导，中国海洋强国目标就是对美国海洋霸权的挑战。中美在东亚—西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战略矛盾由此生发并逐渐激化。美国操弄下该地区诸多领海领土争端加剧，对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构成严重威胁，为维权正努力成为海洋强国的中国反被美国认定为最大地缘战略威胁。中美在东亚—西太平洋地区陷入“安全困境”，双方对该地区战略主导权的竞争日趋激烈。地缘政治历史和斯帕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表明，世界两大强国必然争夺对重要海陆结合部的控制权，因为该区域既是陆权国家进军海洋的踏脚石，也是海洋强权进攻大陆的跳板。比如，美苏曾争夺从朝鲜半岛到中东的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几十年。
第二，中美两大经济增长模式及现代化道路的矛盾。按照“美利坚例外主义”的霸权逻辑，作为人类获取财富和文明进步的途径，世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现代化道路只能由作为“上帝选民”、刚立国即赶上其母国开创的工业革命并随后三次引领工业革命的美国引领，不可由别的民族或文明引导，尤其是不可由仅赶上第三次工业革命末班车且基于公有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导。这就是美国在与华经济竞争渐显劣势的形势下，指责中国企业违反基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规则的“非公平竞争”（如享受政府补贴和搞倾销），并反覆制造中美经贸摩擦直至发起贸易战以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对华贸易逆差只是借口。2005年前尤其是2008年华盛顿金融危机前，只有“华盛顿共识”代表的美式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和西式现代化道路被认为是最成功的。但是，自2008年以来，“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越来越成为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现代化道路，因为这一模式和道路较好地平衡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取得了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绝对必要的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并获得了内部与外部的良性互动，从而推动中国持续崛起和中国国际经济影响力的不断提升。随着“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国际影响此消彼长和中美经济差距不断缩小，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引领作用和领先地位将被中国取代。为阻止这种前景变成现实，美国不惜发起对华贸易战、科技战，不择手段地从经济和技术上打压中国，从频频在世贸起诉中国到各种对华经济制裁，从限制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到阻挠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从严格经济技术标准到设立新的国际经贸规则，甚至不惜要与中国经济“脱钩”。拜登执政后，美国指责中国没有完全履行中美此前达成的第一阶段协议，对中美贸易谈判越来越不满。4月14日，据法新社报导，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表示：从长远看，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挑战已经远远超过了今天的乌克兰危机。她在众议院接受质询时表示，美国与中国谈判的善意努力，可能已经“到达了极限”。〔39〕
第三，中美关于世界秩序的矛盾。按照“美利坚例外主义”的霸权逻辑，作为人类“救星”和世界首要强权，美国天生要当世界“领袖”，其主导的世界秩序不容挑战。主导世界秩序即掌控世界主导权。世界主导权指基于首要国际地位的国际治理规则的制定权和解释权。国际关系历史和理论表明，除了大战后主要战胜国间短暂合作外，围绕国际规则的制定、解释及实施，国际关系中“老大”和“老二”因总体性战略矛盾而很难达协调一致，两者难以和平共处，从而威胁国际秩序。现实主义理论中的“修昔底德陷阱”论认为，在世界近代史上16次“老大”与“老二”的战略竞争中，有12次导致大规模战争，〔40〕其中一些战争导致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崩溃。历史不会重演，但往往惊人相似。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疫情大流行交织叠加的动荡变革期，二战后国际秩序已变成危机四伏的当今世界秩序。当今世界两大基本对立的现实是：作为相对衰落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正竭力维护其主导建立的不够公正的战后国际秩序；作为独立自主并全面崛起的具有全球影响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正努力推动战后国际秩序的公正合理化，以构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反复宣称要充当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认为自己努力维护的是基于当代国际法、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而美国视其主导的世界秩序为有史以来最好秩序，把任何完善这个秩序的行为斥为“修正主义”，认定中国正在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即所谓的“美国秩序”）。2021年8月，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出版了《长期博弈：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41〕。此书的反华逻辑与中国通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2015出版的《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唯一全球超级大国的秘密战略》如出一辙。国际秩序观迥异的中美两大国正围绕如何对待当今世界秩序展开激烈博弈。从力量对比看，中美类似于历史上的“老大”与“老二”。在当今动荡全球化时代，中美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复杂、危险。因此，基于现有世界权力结构和不同国际价值观，中美关于世界秩序的矛盾很难调和，其原因不仅在于决定根本利益分配的权力之争难以调和、妥协，更在于美国霸权心态根植于“美利坚例外主义”。随着中国快速崛起，美国从特朗普开始正式把中国锁定为最大威胁。逢特必反的拜登政府竟继承了特朗普的反华政策，在其《国安全战略临时指南》中15次提及中国（提及俄罗斯5次），把中国定性为21世纪唯一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网络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全面挑战美国及其建立的国际体制的“最大地缘战略竞争对手”，〔42〕即只有中国能全面挑战美国的世界主导权。
第四，中美意识形态及社会制度矛盾。按照“美利坚例外主义”的霸权逻辑，作为上帝意志的代表，美国绝不容许其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受到挑战。这曾是美苏冷战的思想根源。自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自由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根本矛盾从未消失过。这个矛盾虽在二战期间和苏联解体后几度缓和，但在冷战时期是世界主要矛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的根本对立的政治哲学学说，各自的终极目标都是战胜对方，从思想上控制人类社会，因此它们的矛盾不可调和，在决出胜负前绝不会消失。这对矛盾现在主要体现为美式自由民主资本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矛盾。作为当今中美矛盾的核心，它正在甚至已经上升为当今世界主要矛盾。尽管具有鲜明全球化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外交上主张两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但仍被美式自由民主资本主义视为大逆不道的异端邪说和制度异类而加以妖魔化。霸权思维根深蒂固的美国完全不接受别国在思想和制度上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更别说作为非西方文明且仍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主义中国，因为它无法想象世上除它代表的源自古希腊古罗马的西方文明外还有什么文明能代表“普世价值”。美国素有把共产主义与纳粹法西斯主义并称为有史以来两大邪恶势力的思想政治传统。美国保守派精英念念不忘的“慕尼黑教训”，既是美国对苏遏制的政治动因，也是美国如今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敌视中国的历史原因。与素有社会主义传统的欧洲不同，连民主社会主义也无容身之地的美国从上到下一直视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这是被对手抨击为要搞社会主义的桑德斯两次参加美国大选都败北的根本原因，尽管他给富豪加重税的主张深受穷人欢迎而气势曾经很高。美国常以保护人权为由抹黑、打压中国，其根本逻辑是它认为不搞西方普选制和议会民主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侵犯公民选举权的专制国家。这就是美国藉“保护人权”频繁以各种方式干涉中国内政的根本原因。近年来中国多次发布中美人权报告，反击美国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对中国的指责。中美关于人权问题愈演愈烈的交锋就是中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矛盾激化的反映。
第五，中美文明矛盾。中美分别是审慎“内守”的东方大陆农耕文明和冒险“外张”的西方海洋商业文明的代表。生发于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中美文明，其矛盾主要源于两者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认识。“西方和东方对于人与自然有不同关系这一点，是两种文明显着差异之一。”〔43〕按“美利坚例外主义”的霸权逻辑，产生于北美“福地”的美利坚文明以上帝意志引领人类、征服自然，而“道法自然”、不信上帝的中华文明属于异端，因为“否认上帝的存在，就是向美国社会和政体的根本原则挑战”。〔44〕西方颇为流行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中美分别代表的两大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该理论因忽视文明交流、合作而在中国广受批判，但无可否认的是中美文明矛盾难以调和。
中美民族信仰、哲学思想迥异。虽然中华有远古神明崇拜和道教及多种外来宗教，但中国总体上是无神论世俗国家。靠天吃饭的中华农耕文明敬畏自然、融于自然，相信“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把自然和天道信仰为“上天”。努力建设生态文明的当今中国弘扬的正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中华传统信仰。中华哲学思想认为，宇宙是包含天地人及万物的自然整体，是统一于“道”的阴阳对立统一体，天地合而生人和万物，人“顺天意、承地气、遵道守德”而成万物，人与自然、人与万物、人与人都可以且应该和谐统一、和平共生。这一中华思想文化基因正是中国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而虔诚信仰上帝、具有扩张征服基因的美利坚靠传播上帝福音和屠杀印第安人、击败其他殖民者的文武两手，征服北美大陆及其东西两洋而称霸于世。它视世界为充满邪恶的善恶决斗场，视不信上帝为不可恕之恶，坚信至善万能的宇宙主宰上帝以其绝对意志拯救人类并指引人类征服自然、铲除异端邪说。美利坚在“替天行道”的使命下极力获取自由和财富，力图取得自由民主对专制独裁的胜利。中华“阴阳互根互生、黑白互成互化”的辩证统一思想、“恪守中道、达致中和”的中庸宽恕之道、“多元包容、合作共赢、和谐共存、协和万邦”的“包容、和合”理念与美利坚“弃中用极、黑白分明、非此即彼、二元对立、善恶决战”的斗争哲学和“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零和”思想尖锐对立。此乃中国慎战求同而美国好战伐异因而难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思想文化根源。
中美思维方式、处世之道迥异。中华“世界一体”的整体综合思维、“天下一家”的关系感性思维与基于基督教“善恶对立”和西方自然法的美利坚的个体分析思维、逻辑理性思维差若云泥。中华“求同存异”“广交朋友”“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相处之道，迥异于美利坚“非同即异”“非友即敌”“不同则斗”“己所欲，施于人”交往法则。
中美价值观、生命观迥异。个人内心修养的中华价值追求迥异于美利坚追求的自由主义的个性张扬，中华“文化人”情义和“天下一家”的人文关怀别于美利坚“经济人”理性和个体自由的契约精神。中国的生命来自天地和“生命至上”的生命观迥异于美国的生命源于上帝和“不自由，毋宁死”的生命观，反映在抗疫中就是中美在“安全与自由”关系上的对立。
中美政治文化迥异。中国历来讲政治挂帅和政治大局，从政是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的正途、捷径，故从科举到“国考”，其吸引力举世无双。美国虽选举频繁、激烈，但视政治权力为自由的威胁。尽管金钱政治使权力成为获取财富的工具，但从政对美国中青年吸引力不大，故“一流人才从商，二流人才从科，三流人才从政”。在当今中国，根本利益一致的官民共治即为政治，政府是社会稳定和民众福祉的保障，其合法性主要来自政绩。在美国，政治始终是权力斗争且官民对立，政府被视为“必要的恶”，其合法性来自民众民主授权，其权力必须被有力制约和监督。中国历来重视政治权威下的社会秩序和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而美国“把公民自由与公民权利置于社会秩序和社会公正之上”〔45〕，信奉个人自由主义，反对威权主义、思想统一和政府干涉个人自由，认为反政府游行是天赋人权，人民有权以暴力推翻不受其信任的政府。中国反对美国以自己的人权标准干涉别国内政，强调“国家平等”原则。而美国强调一国内所有人的政治“平等”是“天赋人权”，抹黑、打压其眼中的非民主国家。这就是今天社会撕裂、枪击案频发、个人自由极端化的美国反指责社会团结稳定、安全至上的中国缺乏人权的根本原因。
中美种族民族观迥异。中国信奉“天下一家”“众生平等”理念，反对种族歧视和民族优越论，主张各种族、民族一律平等，努力推动构建各种族各民族和平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坚信“上帝选民论”和美利坚优越论，存在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骨子里视外族尤其是非西方民族为低等民族。美国国会1882年通过排华法案表明美国早就存在强烈的对华歧视。在种族主义沉渣泛起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盛行的今日美国，在反华成为“政治正确”的“新麦卡锡主义”环境中，白人至上主义者煽动的仇华现象日益多见。本人并非白人的美国务院前政策研究室主任斯金纳（Kiron Skinner）称：与美国同苏联的竞争某种程度上是西方家庭内部争斗不同，美国首次面对中国这个并非白人的匹敌竞争者。〔46〕其言外之意是黄皮肤的中国比白皮肤的苏联甚至纳粹德国更异类、更危险。这是针对中国的“新黄祸论”和“文明冲突论”。
中美历史观相反且文明反向兴衰。中华五千年悠久、曲折的文明进步史使中国具有厚重历史感和进步史观，几千年的人类领先地位和近代百年屈辱令中华既傲于历史辉煌又有历史悲情。中国既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教训，又勇于摆脱历史束缚，决心重现中华历史辉煌。美国在飞黄腾达的短暂历程中没经历民族苦难，虽遭遇过对外扩张的挫折，但不汲取历史教训，力求永保霸权。两个半世纪以来，中美发展历程基本相反。美国立国时，中国处于“康乾盛世”，但美国由弱变强，中国从强变弱。到19世纪末美国成为世界列强之一时，中国沦为列强欺侮、瓜分的对象。但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复兴进程。21世纪的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正阔步进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冲刺阶段。决心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决不容许任人宰割的历史悲剧重演。而二战后与苏争霸、冷战后独霸世界的美国，在经历了21世纪初的九一一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华尔街金融危机后盛极而衰，现在因不断激化的各种矛盾而陷入严重困境。为转移国内矛盾，在与生俱来的民族优越感和与日俱增的霸权焦虑感共同驱使下，惯于藉外敌增强国内凝聚力的美国把非我族类却蒸蒸日上的中国当作头号威胁，尽管中国崛起完全靠长期艰苦奋斗而非欧美列强的对外扩张和殖民掠夺。曾经同情、帮助过羸弱中国的美国，不愿在衰落中与和平崛起的中国友好相处。
注释：
〔1〕1929年斯大林对到访莫斯科的信奉这一理论的美共领导人腊夫斯通（Jay Lovestone）的批判使“美利坚例外主义”这个概念广为人知。从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论美国的民主》到2013年布鲁克斯（Stephen Brooks）的《奥巴马时代的美利坚例外主义》，“美利坚例外主义”一直是美国政治社会学与外交思想史学界永不过时的话题，主流观点承认其深远影响并大加赞赏，与美国政界和宗教文化界乃至民众的主流话语一致，任何质疑、否认或不宣扬它的政界人士必然遭受攻击。
〔2〕Seymour Martin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1996, p.18.
〔3〕Werner Sombart, 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te Plains, New York, 1976; first published in German in 1906.
〔4〕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Gary Marks, It Didn’t Happen Here: 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W.W. Norton & Company, 2000.
〔5〕Seymour Martin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1996.
〔6〕Max Lerner, America as a Civilizatio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57, Vol.1, p.65.
〔7〕[英]巴里·布赞：《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刘永涛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1月版。
〔8〕Stephen Brooks,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the Age of Obama,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9〕新近有代表性的作品如Stephen Brooks,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the Age of Obama,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10〕Peter Baldwin, The Narcissism of Minor Differences:How America and Europe Are Alik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1〕Walt Stephen, “The Myth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011.
〔12〕Godfrey Hodgson, The Myth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3〕Donald E. Pease, The New American Excepionalis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14〕Stephen M. Walt, “The Myth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Forengn Policy , November , 2011；[美]杰里尔·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周启朋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82~383页；[美]沃尔特·米德：《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曹化银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转引自高程：《美国对外政策的驱动力：物质利益至上？》，《美国研究》，2012年第2期，第84~85页。
〔15〕Walter A. McDougall, The Promised Land, Crusader State: The American Encounter with the World Since 1776，Boston: New York: Mifflin Company, 1997, p.37.转引自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153页。
〔16〕[美]罗·麦克纳马拉、詹·布莱特：《历史的教训：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建言书》，张立平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9页。
〔17〕转引自[美]刘易斯·哈茨：《美国自由主义传统》，张敏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7页。
〔18〕[美]查尔斯·库普乾：《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外交政策与21世纪的地缘政治》，潘忠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19〕[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海南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804页。
〔20〕 [美]詹姆斯·O·罗伯特：《美国神话 美国现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8页。
〔21〕Walter A. McDougall, The Promised Land, Crusader State: The American Encounter with the World Since 1776，p.10.
〔22〕Deborah L. Mandsen,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8,p.20.
〔23〕[美]威廉·富布赖特：《帝国的代价》，简新芽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24〕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9, p.131.
〔25〕Richard Mathews, The Radical Politics of Thomas Jefferson, New York ,1965.pp.79~82.
〔26〕[美]罗伯特·卡根：《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国际地位》（下册），袁胜育等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336页。
〔27〕Stephen Brooks,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the Age of Obama, New York: Routledge, 2013,p.125.
〔28〕Pierre Hassner, The United States: The Empire of Force or the Force of Empire, 转引自[英]巴里·布赞：《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第161页。
〔29〕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外政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第127页。
〔30〕张宇燕、高程：《美国行为的信仰根源》，《国际经济评论》，2007年7/8期。
〔31〕刘国平：《美国民主制度输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94页。
〔32〕Stephen Brooks,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the Age of Obama, New York, Routledge, 2013,p.7.
〔33〕周琪：《“布什主义”与美国新保守主义》，《美国研究》，2007年第2期，第21页。
〔34〕Heman Melville, White Jacket,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4, pp.143.
〔35〕Schlesinger, Jr.,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p.16.转引自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外政策》，第82页。
〔36〕Siobban McEvoy-Levvy, American Exceptionnism and US Foreign Policy,Public Dipomacy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London:Palgrave,2001, p.28.转引自周琪：《“布什主义”与美国新保守主义》，第22页。
〔37〕 [英]巴里·布赞：《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第161页。
〔38〕Stephen Brooks,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the Age of Obama, New York, Routledge, 2013.p128.
〔39〕转引自：腾讯网“法苑群英”，2022年4月15日17：32：21。
〔40〕[美]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付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前言第2页。
〔41〕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42〕The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Guidance”, https://www.white 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43〕[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11月，第14页。
〔44〕[美]塞缪尔·亨廷顿：《美国国家特性面临挑战》，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45〕郑保国《美利坚霸权透析》，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第322页。
〔46〕环球网，2019年5月6日6：34。
郑保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