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美国霸权吸引力正式产生是在二战之后，它是美国超强综合国力及其构建的资本主义世界自由霸权体系和它主导的以联合国为基本框架的战后国际秩序的产物。美国霸权自诩为“自由民主霸权”，被公认为“制度霸权”，在颇大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性”。美国霸权所谓的“民主性”、“制度性”、“公共产品性”使它具有某种“合法性”，这成为其霸权吸引力的主要来源。在国际政治中，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指别国或国际社会依据一定标准对某国权力的自然认同。对霸权国而言，若它采取赤裸裸的侵略政策、军事占领或殖民统治，其权力当然得不到别国认同，其霸权当然没有任何合法性可言。若它主要通过传播其价值观和创制和操控国际制度发挥国际主导作用，并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提供和平、稳定、安全、繁荣等国际“公共产品”，其霸权就具有某种“合法性”和吸引力。二战后的美国基本上如此。许多国家尤其是资本主义阵营内的国家（戴高乐法国是例外）把美国视作国际领袖，认为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体系符合它们的根本利益和价值追求。
美国霸权吸引力根源于美国独特生成环境下源于欧洲又异于欧洲的美式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在极其特殊、巧合的历史机缘和相对有利的国家安全环境中诞生的美国，经过约一个半世纪快速发展，从世界文明边缘地带的一个新生弱小民主共和国，崛起为二战后世界头号大国，赫然成为世界现代文明的中心、民族国家体系中的“翘楚”和西方世界的领袖，美式自由民主因此声誉远播。
美国霸权是全方位霸权，其吸引力表现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各领域。在美国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下，许多国家加入其领导的“自由民主阵营”，信奉美式民主价值观，走上美式民主道路，而且自诩为“普世人权”的捍卫者的美国对别国人权的强烈关注和“无私”保护赢得了西方媒体和专制独裁国家反对派的称赞；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帮助许多国家实现了经济恢复与增长，美国经济长期是世界经济的引擎，美国长期被视为世界经济领袖；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全球反恐及其反恐话语权使它一度成为“全球反恐领袖”；美国文化的诸多方面皆令世人趋之若鹜。
然而，世纪之交曾登峰造极的美国霸权，其吸引力自本世纪初以来不断下降，终于式微在2021年1月美国罕见的新旧政府非顺利交接和美国对史无前例的新冠疫情的糟糕应对之中。特朗普政府把主要精力用于力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和给后任者“挖坑”而非抗击新冠疫情，因而既加剧美国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几乎造成美国政府瘫痪，又导致了美国疫情大灾难。尤其令美式自由民主蒙羞的是，拒不认输的时任总统特朗普煽动支持者于2021年1月6日暴力冲击国会，甚至拒交“核按钮”，故他下台后仍被第二次弹劾，这些在美国皆史无前例。
、、世纪之交以来，由于美国肆无忌惮地推行新霸权主义，其霸权的“合法性”和吸引力逐渐丧失。如果说1999年美国对南联盟78天野蛮轰炸拉开了美国霸权吸引力式微的序幕，那么伊拉克战争、华尔街金融危机和特朗普主义连同美国抗疫失败就是导致它式微的三部曲。
第一，伊拉克战争使美国霸权的“合法性”和吸引力急剧下降。
2003年春，美国抛开联合国，打着反恐反扩散旗号，以两个捏造的罪名发动伊拉克战争，公然用战争实施“新帝国”战略，践踏国际法原则，严重损害了美国国际形象及其霸权的“合法性”。九一一事件后高涨的美利坚民族主义使国内几乎无人公开反对战争或质疑其正当性，美式民主共和国蜕变为对内践踏人权对外侵略的美利坚帝国。入侵伊拉克凸显了美国军事帝国主义的穷兵黩武，剥掉了其“民主霸权”的外衣，激起世界性反美主义，严重削弱了美国霸权的“合法性”和吸引力。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事后也痛心地承认“美国的声誉受到严重影响”〔1〕。一向对美国的软实力和世界“领导”作用有信心的约瑟夫·奈也认为：“世界反美情绪日益高涨，因此美国软实力——美国政策的合法性及其所体现的价值观对其他国家产生的吸引力——正在衰落”〔2〕；美国已不能在国际体系中继续发挥领导作用（至少不能单独行动），因为它已失去了宝贵的交流媒介——合法地位，这种合法地位主要通过有效的公共外交、积极的多边主义和一贯遵守法规等行为获得〔3〕；“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最终结果是美国的敌人团结在一起，而美国的朋友却分裂了，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在全球的吸引力下降了”〔4〕。布热津斯基指出：“正是乔治·W·布什在九一一事件后自以为是地采取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在世人的心目中，美国的形象不再是自由女神，而转为关塔那摩监狱。”〔5〕
伊拉克战争导致美国霸权吸引力剧降，被多次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性民调结果所证实。2003年11月，53%的欧洲人认为美国在世界和平进程中起负作用，祗有27%的人认为美国的作用是积极的。〔6〕2006年美军深陷伊拉克而伊朗核问题成为国际焦点时，英、法、俄等12国的大多数国民认为美国而非伊朗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欧洲民众对布什处理国际事务的认同度从2002年的38%下降到2006年的18%。〔7〕从2002年到2006年，强烈的反美主义——无论是民意调查显示的还是政治游行表现的——在全球随处可见。〔8〕
第二，华尔街金融危机展现的美国金融帝国主义的独断性、掠夺性、危害性，进一步削弱了美国霸权的“合法性”和吸引力。
作为美国霸权主要组成部分的美元霸权，是长期以来造成国际经济关系不平等、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和周期性动荡的最大体制性因素。撇开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矛盾不谈，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基于美元霸权而不断膨胀的美国债务经济和虚拟经济造成美国经济社会多重结构性失衡：不断快速膨胀的虚拟经济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不断萎缩的中低端制造业越来越满足不了寅吃卯粮的消费需求、社会总财富急剧膨胀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等等。建立在美元霸权基础上的美国经济过度金融化、虚拟化使美国从世界经济中的头号生产者逐渐演变为全球最大寄生虫，致使国际经济关系越来越不公平和世界经济难以可持续发展。长期以花样翻新的金钱游戏忽悠全球投资者而不受监管的华尔街终于以次贷危机引爆金融危机。危机发生后美联储接二连三地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既使美国债务负担大幅稀释，又使经济刚恢复的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饱受流动性泛滥的危害。随着美国经济强劲复苏，美联储又接连收紧货币政策，使国际资本从新兴经济体大幅回流美国，致使美国资本市场持续繁荣而许多国家资本市场动荡甚至崩盘。美国凭藉美元霸权翻云覆雨，在酿制危机后转嫁危机，实施以邻为壑和“薅羊毛”的对外经贸政策，以杀人不见血的方式掠夺别国财富，彻底暴露了美元霸权的危害性。“美元变得不负责任，在很多时候，甚至成了国际公害。”〔9〕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日益由“良性霸权”（benign hegemony）演变为“掠夺性霸权”（predatory hegemony）〔10〕的美元霸权成了“嚣张的特权”〔11〕。总之，“金融危机不仅使美国继续主导世界事务的能力受损，而且使美国霸权地位的合法性进一步受到质疑。”〔12〕在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2009年，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全球公众意见”项目对2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两万人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66%的世界公众认为美国滥用其强大国力，逼迫他国按照美国意愿行事，祗有26%的人认为，美国能公平对待其他国家。〔13〕2010年5月的一项民调显示，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负面，近半数受访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在下降。〔14〕
第三，特朗普主义与美国日益严重的新冠疫情几乎使美国霸权的“合法性”和吸引力丧失殆尽。
2017年1月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就开始实施内外“新政”，结果是撕裂美国、扰乱全球。其“美国优先”的治国理念和反全球化的对外政策主张完全背离美国霸权赖以建立和维持的自由国际主义传统，被称为特朗普主义。
在经贸方面，特朗普以振兴制造业、增加就业和消除美国贸易逆差为主要目标。他认为现行国际多边贸易对美国不利，上台首日就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还扬言退出世界贸易组织。美国曾是国际多边自贸体制的领导者，但随着其国际经济竞争力趋降，它公然反对多边自贸体制，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单边主义，挑起全球性贸易战，从而严重伤害了其国际形象。在国际安全方面，特朗普持绝对安全观和单边安全观，大搞太空军事化，试图使核武器实战化，先后退出伊核协议、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从而加剧大国竞争和地区局势紧张，使国际安全形势严重恶化。在气候环保方面，特朗普以《巴黎协定》损害美国经济为由宣布退出。这一公然抛弃国际承诺、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行为被美国前财长萨默斯称为对全球秩序构成威胁。〔15〕
可见，特朗普奉行经济民族主义，轻视外交协商、国际合作与国际责任和道义，致使美国霸权吸引力急剧式微。美国外交史家米德认为：特朗普是“70年来美国人首次选出的与处于美国战后对外政策核心的政策、观念和制度都格格不入的总统”。〔16〕英国《卫报》嘲讽道：他上台几天就立下奇功，即把美国的国际信誉等软实力资产弃若敝屣。〔17〕英国《金融时报》刊文称，“特朗普彻底改变了我们关于美国代表什么的观念。我们生活在美国缔造的时代，而它正在放弃这个世界。”〔18〕特朗普执政仅半年后，2017年7月下旬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包括美国盟国在内的37个国家超过4万人中进行的全球性调查显示，认为特朗普在发挥积极国际作用的人仅有22%。“美国支持率的下跌是普遍的，在拉美、北美、欧洲、亚洲和非洲，对美国持积极看法的公众的比例均大幅下降。”〔19〕
特朗普政府对史无前例的新冠疫情的奇葩式应对及其灾难性后果，是压垮美国霸权吸引力的“最后稻草”。
疫情之初，特朗普反复说疫情离美国很远。当疫情在美国扩散时，他仍不采取防御措施。美国取代欧洲成为疫情“震中”后，他却说联邦政府抗疫有功。当美国感染和死亡人数仍遥遥领先时，他下令经济重启、学校开学并启动竞选活动。他在7月4日独立纪念活动上毫无根据地说99%的新冠病例无害，再次称新冠病毒会自动消失。特朗普拒绝下令全民戴口罩，竟说注射消毒液也许有用。当美国疫情几近失控从而严重影响其民意支持度时，特朗普说美国感染人数多是因为检测速度太快，竟掩耳盗铃式地呼吁各州放慢检测速度。美国副总统彭斯甚至说：美国检测能力强导致感染人数多是令人鼓舞的，易康复的年轻人感染增多是好消息。到11月大选前夕，特朗普政府对已失控的疫情放任不管，甚至鼓励感恩节聚会，终致灾难性后果。
与此同时，为转移其抗疫不力所激化的国内矛盾，美国掀起了一场对华抹黑、攻击和追责的运动。美国民间对华“索赔”闹剧出笼后，美国国会随即成立“中国小组”，扬言冻结甚至罚没中国在美资产作为赔偿。特朗普和国务卿彭佩奥公开称要向“输出病毒的中国”索赔。美国不断在涉台、涉港、涉疆和南海等问题上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肆意打压华为、抖音等中国企业，全面排挤中国互联网企业，接二连三地把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美国共和党要求其全国竞选机构把中国与新冠病毒捆绑为大选主轴。2020年5月20日，美国白宫出台《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指针》，指责中国在经济、价值观、安全三大领域严重威胁美国，强调将实施“全政府对华遏制战略”。从6月下旬到7月下旬，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赖恩、联邦调查局局长雷、司法部长巴尔、国防部长埃斯珀等先后发表演讲，大肆抹黑、攻击、恫吓中国。尤其是7月23日，反华急先锋彭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发表“共产主义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说，正式吹响了对华“新冷战”号角。他污称今日中国为“新暴政”，全面攻击中国内政和外交，挑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关系，全盘否定近50年的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号召世界各国组成“民主国家联盟”改变共产主义中国。〔20〕7月21日，美国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中国在72小时内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美国还以世界卫生组织没及时向其通报疫情并偏袒中国为由，要求其改革并继续拖延应缴巨额会费，随后公然退出该组织，从而严重妨碍抗击新冠病毒的全球合作，严重损害世界公共卫生事业。
面对新冠疫情，美国在半年多时间里竟然从隔岸观火逐步滑入史无前例的公共卫生大灾难之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美国诬蔑为专制国家和病毒输出者的中国，虽最先遭遇新冠疫情，但在三四个月里就取得抗疫的决定性胜利，且经济强劲复苏，是2020年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2021年仍强劲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引擎。美国自己造成的新冠灾难及其与中国成功抗疫形成的强烈反差给美国霸权吸引力以致命一击。
总之，由于美国推卸应尽的国际合作抗疫责任，并深陷经济衰退、疫情失控、种族冲突和选举纠纷及政权交接僵局的四重危机之中，其不断下降的霸权吸引力终于式微，甚至有国家解体的风险。比如，作为特朗普强大拥趸和最大的保守主义大州，有着孤立主义传统的德克萨斯州在特朗普败选后一直在酝酿脱离美国，想再次成为19世纪中叶曾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昙花一现的“孤星之国”。据美国《国会山报》2021年1月14日报道，高达4/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正在解体。同年10月初，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无党派政治中心发布的民调显示，约一半美国人赞同把美国一分为二。〔21〕
拜登上台后，由于美国重新重视联盟体系和多边主义，其霸权吸引力曾短暂回稳，但被三件事抵消。一是全民疫苗接种和戴口罩遭到共和党及其支持者抵制，故美国疫情更加严重。截至2022年2月底，美国新冠感染人数超过8000万，病亡人数突破95万。二是美国没与盟友商量就突然撤军阿富汗，使之重回塔利班手中。三是长期怂恿乌克兰反俄后却不敢介入俄乌战争。
三、美国霸权吸引力式微的国际影响
美国霸权吸引力式微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美国霸权吸引力式微意味着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的加速，理论上和从长远看有利于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但是，由于软实力剧降的美国越来越以硬实力护霸，变本加厉地推行霸权主义，因此中短期内世界和平与发展实际上面临更大威胁。2017年夏天，皮尤研究中心在近40个国家的4万多民众中做的一项民调显示，美国被认为是当今世界威胁最大的国家。〔22〕美国霸权吸引力式微的国际影响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可能向新的两极化逆转。冷战结束后正式开始的世界格局多极化，在伊拉克战争前一直笼罩在美国独霸世界的单极化阴影中，但因联合国和中、俄、法、德等大国强烈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且美国长期陷入战争泥潭，世界格局多极化一度强劲发展。然而，随着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趋于整体衰落、中国快速崛起和2010年美国开始实施遏制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世界格局显现出新两极化端倪。由于近十年来中美国力差距呈现加速缩小之势，而欧日俄等其他重要力量皆相对下降，因此中美被公认为是决定世界格局走向的两大关键力量。虽然中美静态综合国力仍有明显差距，但从发展趋势看，差距在本世纪中叶将完全消失。若世界两大主要力量间的关系以合作为主并共同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则世界总体上可享太平繁荣，反之则世界和平与发展就面临严重威胁。回顾国际关系史可知，一旦世界出现两大力量的激烈博弈，不是爆发大规模热战，就是呈现两极冷战之势。回看当今世界，随着美国霸权吸引力式微，竭力维护霸权的美国凭藉明显的硬实力优势强力遏制对手。由于美国同时把中俄当作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加上中俄内在的相互合作需要与日俱增，故中俄关系呈现越来越好的发展趋势，中俄可能在美国持续遏制下走向实际上的结盟，从而基本消除当今两大主要力量间的军力差距。因此，在中美关系、美俄关系皆急剧恶化与东欧燃起战火、东亚和中东危机四伏的严峻形势下，以美国及其盟友为一方、以中俄及其伙伴为另一方的新的两级冷战格局的雏形已现。
第二，国际秩序转型的不稳定性和难度上升。国际秩序以世界格局为物质基础和力量支撑，世界格局变化必然引起国际秩序变化。本世纪初以来，在世界格局变化和西方整体相对衰落的背景下，美苏争霸和美国独霸先后主导的二战后国际秩序，向中国倡导的、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的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型全球化秩序转型。这一转型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和国际关系发展规律，符合大部分国家的合理要求。然而近年来，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霸权，霸权吸引力式微的美国越来越以霸权主义抵制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大肆干涉他国内政，频繁制造地区紧张，致使世界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大增。尤为值得警惕的是，随着中国强势崛起与中美关系逆转、美俄关系破裂、中俄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而美国努力强化西方联盟，世界格局正在滑向新两极化，尽管拜登声称不寻求“新冷战”。理论和历史都表明，两极格局会导致世界分裂和整体性对抗。因此，两极“新冷战”的危险趋向使国际秩序转型的不稳定性和难度大大上升。
第三，中美关系面临更大挑战和危险。权力转移理论认为，新崛起大国与既有霸权国难以避免战争，因为当缺乏互信的这两大国国力差距越来越小时，崛起大国可能认为以战争方式取代后者的主导地位有利可图，而焦虑感、恐惧感不断上升的霸权国凭藉尚存的实力优势发动护霸战争的可能性随之上升，即双方都可能发动战争。〔23〕这是艾利森认为中美难以摆脱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依据。〔24〕虽然当今世界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深度全球化世界，中华“和合”战略文化、中国国家性质及其和平发展国家战略共同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战争崛起老路，但是美国实施新的对华全面遏制战略不仅使中美新冷战难以避免，而且令中美在南海、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显着上升。中美全面对抗是由美国护霸战略目标和中美五大结构性矛盾〔25〕决定的。护霸被美国当作最高国家利益，为护霸它必定竭尽全力和不择手段。中国已被美国认定为对其霸权构成最大威胁，它必定极力遏制中国。中美全面对抗也是由美国霸权吸引力式微和美国对华预期逆转促成的。上世纪后30年，随着中美和解、中国逐步推进改革开放，中国逐渐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由于当时美国的软硬实力强大和中美国力差距很大，美国不仅没视社会主义中国为威胁，反而视之为准盟友，其原因除了以华制苏的战略需要外，就是它寄望于且有信心把中国改变成追随它的“民主国家”。虽然上世纪90年代中美关系摩擦不断、危机频发，但美国没放弃和平演变中国的希望和努力，对华一直以接触和合作为主。然而，进入本世纪后，随着中国快速崛起、国际影响不断提升而美国霸权吸引力不断下降，到奥巴马执政后期，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的希望基本破灭，转而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美国这一对华战略定位在特朗普执政时期被大大强化，中国被美国当作其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和最大战略威胁。虽然拜登宣称必要时与中国合作，但是他基本继承了其前任的对华战略，尤其是极力拉拢其盟友共同制华，比如强化美日印澳四边安全机制和新建美英澳三边安全联盟。因此，中美关系非但没有如普遍预期的那样得到改善，反而呈现继续恶化之势。力图围攻中国的拜登政府比对华单打独斗的特朗普政府更难对付。美国在其霸权吸引力式微时仍极力遏制和围攻中国，从而使中美关系面临更大挑战和危险。
第四，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趋于恶化。对最在意美国霸权“公共产品性”的美国盟友而言，美国霸权吸引力式微虽有利于它们增强对美独立性，但危害更大。特朗普执政时期，由于美国愈来愈偏狭于自身利益，美国盟友非但难以继续“搭便车”，反遭美国在经贸和防务两方面的威压。特朗普认为：美国长期以来花巨资保卫盟国，但德、日、韩等却长期对美搞不公平贸易，导致大量美国工人失业和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美国被当成傻瓜。他要求德、日、韩等在经贸上对美大幅让步，甚至公开称长期占美国便宜的欧盟是美国的敌人，因而不惜发动对欧贸易战。他要求盟国大增防务费，大买美国军火，否则就撤军，还一度称北约是过时的组织。由于美国霸权吸引力急剧下降，拜登执政下美国与盟友的关系也难以完全恢复，裂痕明显的联盟体系的影响明显下降。法、德一致认为欧洲安全不能再指望美国，已达成加强欧洲自主的努力将不受拜登对欧政策影响的基本共识。
第五，美国与敌国的关系更加敌对。美国霸权吸引力式微对美国的敌国而言似乎是好事，但实际上意味着更大威胁。当其霸权有吸引力时，美国在对外关系中往往优先运用软实力，倾向于多边主义和重视谈判、协商，甚至与敌人也达成协议。随着其霸权吸引力式微，美国更倾向于单边主义和运用硬实力推行对外政策，更频繁地以经济制裁甚至武力威胁对付敌人。比如：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显示美国的“世界领导作用”，奥巴马在宣布其“无核世界”主张的同时与梅德维杰夫签署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也明显缓和；而特朗普执政的美国在先后退出《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后，不愿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续约，并率领北约强化在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的军事部署，加强与乌克兰的军事合作，不断挤压俄罗斯地缘战略空间。虽然拜登上台后美俄立即达成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续约5年的协议，但是美国把俄罗斯当作最紧迫的现实威胁，在其他所有方面特别是地缘战略领域加大对俄施压，极力拉拢欧日等盟友共同制俄，尤其是极力怂恿乌克兰抗俄，致使美俄在“新冷战”中越陷越深，终于引爆俄乌战争。美国随即实施包括普京在内的最严厉对俄经济制裁，美俄关系完全破裂。再如，奥巴马政府积极促成伊朗核协议，但特朗普政府公然退出该协议，并对伊朗实施全面制裁，甚至差点发动战争。尽管拜登政府重返伊核谈判，但进展缓慢。一旦谈判失败，伊朗将面临美国更大的施压和打击。
四、中国对策
第一，全面践行新发展理念，练好内功，筑牢中国全面崛起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基础。新发展理念包含的科学创新发展、协调平衡发展和普惠共赢发展才是国家崛起的“真正硬道理”。祗有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强化落实“五位一体”总体战略部署，才能为中华民族复兴练好内功、夯实基础。加快筑牢中国全面崛起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基础，是应对世界大变局、战胜美国全面打压、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之道。着力畅通、强化国内经济大循环和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是强化内功的当务之急和基础工程。而促进科技创新是全面练好内功的牛鼻子。应从人才培养、机制创新、利益激励等多方面促进科技创新。同时，把实施短效的政府调控和培育长效内生机制相结合，防止恒大等房企困境引发金融危机，尽快培育起健康发展的房地产市场，对筑牢中国全面崛起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基础也非常重要。房地产业是介于实体产业与虚拟产业间的独特产业，是最具经济带动效应和最赚钱的产业之一，也是唯一密切联接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各领域因而与“五大文明”建设都密切相关的行业。房地产问题关涉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民生改善、经济结构转型、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生态环境保护等许多重大问题，是防范各种债务风险和增强民众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进而稳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大关键问题，事关中国能否完成全面崛起的最终目标。
第二，坚定不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提升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营造有利于中国全面崛起的国际环境。在逆全球化甚嚣尘上、新型全球化面临挑战的形势下，中国要保持战略远见和战略定力，以更坚定的自信全面深化改革，以更开放的胸怀扩大开放，优化内外统筹，促成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良性互动的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中国既要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又须关照全人类共同利益，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服务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事业，全面参与、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促进融中国梦和世界梦为一体的相互尊重、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新型全球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美国霸权吸引力式微时，正是增强中国软实力的大好时机。中国要主持国际正义，占住道义高地，并力所能及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大力推动构建以“一带一路”为主要国际合作平台的新型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最大“公共产品”，是为促进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减少“治理赤字”而贡献的中国方案，是为世界各国摆脱“安全困境”、实现“积极和平”和突破资源、环境、制度等多重发展瓶颈从而消除“发展赤字”而贡献的中国智慧。这对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从而实现全面崛起非常有利。
第三，完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顶层设计，以“和衷共济”的多边主义对抗美国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随着中国快速崛起和中美国力差距不断缩小，中美间各种矛盾都趋于激化，中美关系性质已质变。把中国视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和长远威胁而全力打压，已成为美国的国家意志和国家大战略目标，因此美国已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大外部障碍和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最大外部威胁。中国应以“和衷共济”的多边主义对抗美国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充分利用美国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所激起的广泛不满，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抗击美国的对华围堵。应尽力与中国有重大利益纠纷的周边国家缓和关系，不让美国有机可乘，制衡美国构筑印太反华联盟。为此，应尽力稳定中印边境局势，并推动南海各方行为准则尽早问世。同时，充分利用美欧多重矛盾，在经贸、反霸、反恐、环保、能源等领域强化与欧盟战略合作，减小西方联盟的对华压力；继续强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大力推行国际关系民主化，坚决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石的多边国际秩序。
第四，以底线思维和辩证思维构建以斗争为主以合作为辅的对美新战略，既坚决斗争，又寻求合作；既抓紧为全面冲突做好准备，又以“太极”应对其“拳击”，极力避免对撞，尽量延迟摊牌。2018年以来，美国以“印太战略”和对华贸易战强化对华遏制，在台海和南海等问题上大肆挑衅中国核心利益。尤其是新冠疫情爆发后，美国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地采取一切手段打压从疫情中奋起的中国。中美关系面临50来最严重威胁。美国鹰派想在美仍有对华军事优势时尽早对华开战。〔26〕在渡过了特朗普下台前美国对华疯狂挑衅的高危期后，中国虽应在应对气候变化和防止核扩散等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加强中美合作，但对改善中美关系别抱太大期望，因为美国对华遏制有牢固的跨党派共识和广泛民意基础。拜登上台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仍在几乎所有国内问题上尖锐对立，但是美国国会几乎全票通过了不少反华议案，美国《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主张以法律形式推动中美经贸脱钩并联合盟友全面制华。2021年3月1日公布的盖洛普民调显示，对华有好感的美国民众仅有20%，比去年下降13个百分点，创下盖洛普自1979年有调查以来的最低记录。〔27〕因此，要彻底抛弃中美关系“坏不到哪儿去”的旧判断，以底线思维和辩证思维构建以斗争为主以合作为辅的对美新战略，做好与美国长期艰苦斗争甚至全面冲突的思想准备、政策准备和力量准备。由于中国综合国力尤其是军力、科技和金融仍处于劣势，面对美国咄咄逼人、全面打压的“组合拳”，中国不必事事针锋相对。由于时间在中国一边，除了在真正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决反击外，可适度“装傻”，极力避免与其正面相撞，尽量延迟摊牌时间。若能为中国崛起再争取5至10年时间，可能美国就不敢与中国摊牌，中国也就实现了和平崛起。故中国应以理智应对美式狂躁，以“太极”与“美拳”周旋。“太极”强调修炼内功和软硬、虚实、缓急的有机结合，是中华儒道结合的产物，是中华大智慧的体现和实践。练好“太极”并巧加运用，假以时日，就可以柔克刚、以弱胜强。
第五，大幅调整对美经贸政策，多管齐下，力争变被动为主动。中美经贸长期不平衡由美元霸权、中美经济高度互补、美国储蓄率长期过低等因素造成，但特朗普错误地将其归因于“中国的非公平贸易”，片面理解为美国吃大亏，妄想用贸易战矫正中美贸易失衡。拜登把前任的单打独斗变成为拉拢盟友共同遏制中国日益强大的经贸影响。为了变被动为主动，中国在继续推动新型全球化和全方位对外合作、大力发展与欧洲、东盟等主要经济体的经贸关系的同时，对美经贸政策应多管齐下：（1）在遵守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和对继续谈判持开放立场的同时，坚决维护核心经济利益；（2）加强中美地方经贸交流合作，利用美国国内反贸易战的力量，从其内部掣肘其反华政策；（3）努力实现对外贸易多元化，尽快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4）尽快减少甚至停止对美战略物资（如稀土）出口，不让美国继续从中国获取廉价战略物质；（5）大幅减少对美投资和尽快撤回在美国有资产；（6）逐渐增加黄金资产和石油储备，尽快减少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不要充当美元泛滥下美国国债的“接盘侠”，从而使中国经济逐步从美元霸权中解套，进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外汇储备的多元化和对外经济安全化。
第六，加强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设，为中俄被迫结盟抗美做准备。中俄互为最大邻国，两国国力资源丰富、国力要素高度互补，同为政治军事大国，又都被美国认定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因此，中俄是天然的抗美盟友。虽然中国长期奉行不结盟政策，但若国家安全受到美国致命威胁，中国可利用美俄关系破裂与俄形成实质性结盟。若中俄真正背靠背、肩并肩，则对美国具有国土、资源等优势，还可平衡其军事优势，这是中美彻底摊牌时有效慑止美国对华战争、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关键手段之一。
第七，加快战略核力量建设，打造国家安全的可靠核盾牌。中国核力量虽名列第三，但中美核力量相差几个等级。俄罗斯核力量虽名列第二，但与美国是一个等级。这是中国综合国力远超过俄罗斯且对外政策远比俄罗斯温和，但美国忌惮俄罗斯却不断挑战中国底线、全面威压中国的重要原因。大国国家安全不能长期寄望于“外部平衡”（即对外结盟）产生的“战略均势”，必须通过“内部平衡”（即强化自身军力尤其是核威慑力）加以维护。因此，中国必须在加快电子、电磁、网络、太空战建设的同时，尽快强化战略核力量建设并尽早展示其最新成果（战略核力量的最大和唯一作用就是威慑强敌），从而尽快提升中国核安全系数，这是在中美摊牌时有效威慑美国、彻底保证国家安全的根本手段。
第八，加快做好台海和南海军事斗争准备。作为中美关系的“死结”，台湾问题是关系到中美关系是否彻底崩盘的最重大问题，它已从中美关系中的“不定时炸弹”〔28〕演变为不久将来最危险的“定时炸弹”。随着中美国力差距持续缩小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不断推进，美国越来越肆无忌惮地以“台湾牌”制衡中国，紧抱美国大腿的台湾加紧以武谋独，以致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威胁越来越大。拜登政府仍在强化美台关系，不断给“台独”势力发出“以武谋独”的错误信号，比如美舰每月都高调穿越台湾海峡。因此，大陆须加紧对台军事斗争准备，以应对台美日等反华势力联合“抗统”。同时，作为中国固有海域和对外开放南大门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区域，南海对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乃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极端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在美国看来，控制南海这个全球1/5的海运和大部分中国海外贸易的必经之地，就控制了全球海上贸易的一条生命线，可卡住中国海外贸易的咽喉。不让南海这个“印太战略”的枢纽区落入中国之手，对美国推进“印太战略”绝对必要。这就是奥巴马以来的历届美国政府都打着维护南海“航行自由”旗号，频繁闯入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内并单独或联合盟友进行军演的根本原因。因此，大陆须为南海冲突这个仅次于台海战争的危险冲突点加紧做好充分准备。
五、结语
虽然长远看美国霸权吸引力式微至少在理论上有利于世界多极化，但短期内对世界和平尤其是中国崛起构成严峻挑战。美国把中国当作首要竞争敌手，实施全面遏华战略，使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执政末期走到了悬崖边。虽然拜登执政给中美关系缓和提供了机遇，但是在全面遏华成为美国跨党派战略共识、反华成为美国“政治正确”的背景下，“后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难以实质性改善，总体上继续恶化。以中华大智慧应对美国对华全面遏制战略和中美关系之大变局，有助于避免中美关系大灾难，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有利于中国最终实现和平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注释：
〔1〕[美]乔治·沃克·布什：《决择时刻》，东西网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85页
〔2〕Joseph S. Nye, Jr., "The Decline of America's Soft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83, No.3, 2004, p.16.
〔3〕[法]夏尔—菲利普·戴维：《安全与战略：战争与和平的现时代解决方案》（增订第二版），王忠菊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
〔4〕[美]约瑟夫·奈：《权力大未来》，王吉美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310页。
〔5〕[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第二次机遇》，第146页。
〔6〕Standard Eurobarometer, November 2003. 转引自斯蒂芬·M.沃尔特：《驯服美国权力：对美国首要地位的全球回应》，第52页。
〔7〕《美欧反恐战略分歧犹在》，载《信报》2006年9月11日。
〔8〕[美]彼得·J.卡赞斯坦、罗伯特·O.基欧汉编着：《世界政治中的反美主义》，第4页。
〔9〕李巍：《制衡美元的政治基础——经济崛起国应对美国货币霸权》,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5期。
〔10〕李巍：《制衡美元的政治基础——经济崛起国应对美国货币霸权》,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5期。
〔11〕[美]巴里·埃森格林：《嚣张的特权：美元的兴衰和货币的未来》，陈召强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12〕潘忠岐、黄仁伟：《中国的地缘政治与安全战略》，载《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
〔13〕载《东方早报》2009年07月10日02:21, http://www.sina.com.cn
〔14〕中国新闻网，2010年05月20日。
〔15〕新浪财经，2017年6月2日。
〔16〕Walter Russell Mead, "The Jacksonian Revolt: American Populism and Liberal Order",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7.
〔17〕“特朗普使中国再次伟大”，英国《卫报》网站2017年2月3日。
〔18〕“美国正在放弃其软实力”，载英国《金融时报》2017年6月2日。
〔19〕“美国全球角色改变引关注”，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7月29日。
〔20〕Michael R. Pompeo, "Communist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Free World", July 23,2020. http://www.state.gov/communist-china-and-the-free-worlds-future-z/.
〔21〕新浪新闻综合，2021年10月2日。
〔22〕“美国全球角色改变引关注”，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7月29日。
〔23〕A.F.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New York: Knopf,1958),chap.12; (2nd ed 1968),chap.14. Also see A.F.K. Organski and Je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24〕Graham Allison, "Avoiding Thucydides's Trap", Financial Times, August 22, 2012.
〔25〕郑保国：《中美战略矛盾激化与美国对华战略逆转》，《中国评论》，2020年第7期，第43页。
〔26〕[西]鲁本·亚力克西斯·埃尔南德斯：《美国想要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西班牙《起义报》网站，2020年7月30日。
〔27〕《环球时报》，2021年3月4日。
〔28〕郑保国：《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问题——纪念中美建交二十周年》，《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第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