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世纪，史家荀悦本“放百家之纷乱”、“一圣人之至道”的救世热忱，写了一部《汉纪》。在书中，他对周秦以来的贪秽之俗作了强烈的抨击。而被他指为末世贪秽的习俗当中，就有我们关注的对象，曾经在中国历史上演出过无数壮烈之举的游侠。他是这么说的：
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饰辨辞，设诈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势者，谓之游说。色取仁，以合时好，连党类，立虚誉，以为权利者，谓之游行。此三游者，乱之所繇生也。伤道害德，败法惑世，夫先王之所慎也。
显然，在他看来，游侠、游说和游行三者都是大违道德礼义，不拘成法，乃或对先王先圣确立的礼治社会构成威胁的危险分子。他们不遵礼义纲纪和等级制度，去应奉之职守，当务之正业，而追求一己的声名，偏逞个人的私臆，实在是妨碍王化的罪魁祸首。并且，文中将游侠列在“三游”之首，似可看出他对这一种人的不满是异常强烈的。
为便于了解游侠活动的历史背景，不妨先从游说、游行的崛起说起。游说，顾名思义，是指靠说辞耸动人主以求进用之人，所谓“谈说之士资在于口”[1]。这类人物，正如作者在同一段文中所说，“本生于使乎四方，不辱君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春秋之时，各诸侯国交往频繁，国与国之间有诸如攻战、会盟之事，都会派使臣前往联络。如何运用个人智慧完成君命，是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特别是弱国之使出往强国，如何维护国家利益，不丧权辱主，对他们来说更是一个考验，其事详见《左传》。再看游行，作者也说得明白，“本生于道德仁义，泛爱容众，以文会友，和而不同，进德及时，乐行其道，以立功业于世”。也就是说，他是仁义贤达之士以道义相交，由以文会友达到以友辅仁的目的，而决非结党营私用逞私欲者可比。
然而，正如作者所言，到周秦之末情况改变了。春秋末、战国初，随周天子天下共主地位的丧失，奴隶制度的瓦解，以及随之而来的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和确立，甫登历史舞台的新兴地主阶级纷纷调整策略，开始为谋求天下霸主地位而活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礼贤下士，广揽各种人才以为辅政之需，以至战国时期，有布衣为相的情况出现，一般敢任善任、不次提拔之事就更为常见。与此相伴随，原为奴隶主贵族最低层的士阶层开始活跃起来。本来，这种被称作“士”的人，拥有一定数量的食田，又接受过“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育，平时为卿大夫家臣，战时则充任下级军官，“大抵皆有职之人”[2]，待春秋末期，社会急剧转型带来的社会成员的结构性变动，一下子把他们抛散向社会的各个角落，许多士再无田可食，也无原职守可奉，剩下的只有一肚皮的知识，还有可以一用的勇力。凭借着这种知识乃或勇力，他们或讲学授徒，或襄赞典礼。当然，也有人投身政治，谋求改变自身地位的新一茬奋斗。所以，当人君急须人才辅政之际，他们是乐于为人所用的。他们连同在新兴地主阶级和一般平民中新涌现的知识者，共同构成了战国时期新的士阶层。与此密切相关，为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一些人或从师问学，以伺进机；或交友结党，用为援手，总之想方设法养大自己的名声，求取人主的垂顾，所以在游说者日众同时，游行者也因此大大增加了。
那么，何以在游说、游行者并出的同时，其作为单个人的品节会被荀悦认为越来越低下糟糕呢？这与东周以降奴隶制终结、礼乐崩坏的政治形势有很大的关系。在当时政治形势酿成的社会氛围中，上至人君，下至一般士人，人人怀自利之心，世道与风俗不免日趋浇薄和衰败。清人顾炎武就春秋与战国时期世风的不同做过一番比较，就很能说明问题。他说：“春秋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周矣；春秋时，犹重祭祀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此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皆变化于此百三十三年之间。”[3]这“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可以说是他所列举的诸项礼义缺失导致的直接后果。至所谓“士无定主”，是说当日士人的宗国观念淡薄，惯于附势趋利，哪里有利个人发展就往哪里凑。由于撇开先前礼义规范的束缚，一切言行皆根本于一己之私利，所以做出许多为当时或后世正统士人所不齿的事来。荀悦称游说“失之甚者，至于为诈绐徒众”，游行“至于因事害私，为奸宄”，即据此而言。
游侠的产生有着与上述两类人共同的历史背景。如果说，游说、游行是值社会大变动时代，旧贵族势力崩溃，中央与郡县行政机构尚未健全，社会等级及利益的重新划定尚未完成时纷起并作，急欲凭才智谋取地位的话，那么游侠同样是趁此百废待兴之机，特别是国家政治运作和制度建设尚未走上轨道之时，乘隙而奋盛于一时的。故荀悦说：“凡此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纲纪废弛，以毁誉为荣辱，不核其真；以爱憎为利害，不论其实；以喜怒为赏罚，不察其理。上下相冒，万事乖错，是以言论者计厚薄而吐辞，选举者度亲疏而举笔。善恶谬于众声，功罪乱于王法。……是以君子犯礼，小人犯法，奔走驰骋，越职僭度，饰华废实，竞趋时利。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割衣食之业以供飨宴之好，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书记繁于公文，私务众于官事。于是流俗成矣，而正道坏矣”，将游侠与前两者一律看做是末世风俗衰败的结果。荀氏当然是站在正统的立场谴责“三游”，但在一个无序的社会里，有一群漠视成规，按个人原则行事的游侠产生，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以后，苏轼由前及士的失职而及战国时游侠的崛起，将任侠之风之所以迅速弥散的原因说得更为剀切：
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者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因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能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抑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处之，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4]
推原苏轼的意思，认为智勇辩力之士的失职是导致秦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导致游侠游士崛起的原因。联系前述春秋时代封建全盛，井田未坏，所谓士者都为主上所养，百姓安于耕凿，很少有浮游无食之人；及封建与井田制崩坏，诸侯大夫亡国败家之事接连发生，已无力顾及养士，有的则骄奢淫侈，根本无意恤士，终使士人“降在皂隶”、“于今为庶”，成为流离失职之人，而一般平民有才智者纷纷觊为士者的实际情况，及以后王夫之所谓“秦灭王侯，奖货殖，民乍失侯王之主而无归，富而豪者起而邀之，而侠逐横于天下”[5]，他的论述基本上是能够成立的。在文中，他分士为智、勇、辩、力四类，智、辩即智能之士，善辩之士，属于偏尚用文一类；与之相对，勇力之士则偏属用武的一类。倘结合荀悦所论“三游”看，毋庸置疑，这游说、游行之士出于前者，而游侠则出于后者，出于那些不甘息声田亩、老死沟渠的豪纵不羁之士。
因此，接着必须考察一下古代士阶层的发展变化过程，以便对游侠社会角色的定位，能真正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势。
应该说，古代所谓士大都是武士。如前面已指出的那样，他们平居为卿大夫家臣，统驭百姓，战时则执干戈以卫社稷，并无严格的文武之分。对此，今人顾颉刚从古代学校即军政训练之所的角度作过专门论述。他认为古时设庠序学校以教，这庠、序、学、校四者在当时皆是被人用来肄射习武的。“其所以习射于学宫，驰驱于郊野，表面固为礼节，为娱乐，而其主要之作用则为战事之训练。”[6]以后杨宽通过论证西周大学为服从“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的训条，教学内容一“以礼乐和射御为主”；西周大学教师称“师”，乃或当时称教师为“夫子”，皆是对军事名称之沿用[7]，有力地支持了他的论说。
那么，这些旧时的武士是何时转变为后世的文士的呢！顾氏以为在春秋末期，并举孔子死后，孔门日渐倾向内心修养，不再以武事为急，甚至羞言戎兵以为说明。不过他同时指出，战国时人“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8]。
余英时基本同意这种说法，但同时指出顾氏前后行文至少存在如下两处矛盾：文士与武士既属分途发展，则不能说武士蜕化为文士，此其一；其二，文中既称“古代文武兼包之士”，则不能同时又称“古代之士皆武士”[9]。其实，这是顾氏行文逻辑混乱所致。察其本意，是想就最早的源头指出古代之士皆为武士，而又提出“文武兼包之士”，表明他对古代士的真实情况是了解的。至于文武之士分途发展，则是就其流变而言的，与文士由武士蜕化而来这一对源头的解说并不相悖。
武士，或者说古代受到过六艺教育并文武兼备之士，至战国时分化为文武两途，是与当时大变动的社会形势密切相关的。如前所说，当日各国统治者为谋取霸主地位，争相揽士，而士人为改变自己失职的处境，以求有所发展，也乐于为人主所用。依他们所受的教育而言，虽然可称全面，“春秋教以礼乐”，使他们知礼能武，“冬夏教以诗书”，又使他们会断章取义，赋诗以言志。但落实到各人，总有长于文章辞令和长于射御攻战之别。前者发挥所长，宣扬礼义教化而成儒，主张兼爱非攻而成墨，鼓吹现时功效以干时主而为纵横家；后者发挥所长，则为奋死无顾忌的勇士，乃或替人出头、任气尚义的侠士，原是很自然的事，并非顾氏率意妄断，或为行文之便，偏举两端以为对待。故此，这一说法赞同者较多，而其中吕思勉所谓“好文者为游士，尚武者为游侠”[10]，应该说最为简切允当。他不说好文者为儒，而泛言为游士[11]，似更符合当时的社会实情。
战国之士分而为两途，好文者为游士，好武者为游侠，还可以从时人对士的称谓中得到证明。战国时期所谓士有多重含义，就类别而言也有各种各样的分法。如《墨子·杂守》分为“谋士”、“勇士”、“巧士”、“伎士”等几类，《商君书·算地》则分为“谈说之士”、“处士”、“勇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等五类，《庄子·徐无鬼》更将之细析为十二类。不过，总括这一时期文献，大抵有文士、武士、低级官吏、技艺之士、商贾之士和方术士等六类[12]。
文士具体可分成如下几类：一是以道德节义著称的道德之士，包括所谓“通士”、“直士”、“志士”、“修士”；一是崇尚学识的才智之士，包括“文学之士”、“辩士”（又称“弘辩之士”、“辩说之士”、“辩知之士”）、“法士”（又称“能法之士”、“法术之士”、“智术之士”、“法律之士”）、“游士”（又称“游说之士”、“言谈之士”、“谈说之士”）等。当然，还有“居士”、“处士”、“隐士”这类清静无为之人。而前及游说、游行两种人，多出于“辩士”和“游士”之中。
武士除被称为“农战之士”、“列阵之士”、“持戟之士”的国家武装力量外，尚有“力士”和“夹士”两类。前者指力大而勇悍的壮士，在当时多充任权贵的护卫，也有被用为高官的，如秦武王时“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13]；后者专能见义勇为，不避危难，且轻生重气，虽死无悔，因此又被时人称为“烈士”、“勇士”，如聂政就被称为“勇敢士”[14]。
其他如技艺之士指有一技之长和专门技能之人，他们“不垦而食”，是所谓手工业者。商贾之士以经营货物买卖为生计，目的在逐利，尚不得归入文士或武士中。低级官吏在当时多指司法官的属吏，如《孟子·告子下》有“管夷吾举于士”，赵岐注曰：士，狱官；或指在基层治民的官员，如《管子·八观》称“里尉”为士，《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还有“士吏”一词；当然，也有用以泛指各种属吏的。方术士指卜巫、相面和堪舆之人，他们多是一些破落的读书人，当时颇为活跃，有的还得机会参与政治，某种意义上都可归入偏尚用文的一类。据此可以说，当日士阶层中人以性分所近，各趋所欲，确乎存在着不是用文就是尚武的情况，说游侠起于武士，也大致符合历史事实。
为了清晰深入地说明游侠社会角色之所属，我们不惜花较大篇幅回溯古代士阶层的发展变化过程。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将游侠视作士阶层的一分子，是就春秋、战国游侠初起时的情形说的。秦汉以后，游侠的来源变得十分复杂，成分淆乱不易究诘，是否都是士阶层中人就很难说了，是否都由武士转换而来更大可置疑。并且愈往后，就各个因素综合考察的结果看，真正属于士阶层的游侠愈来愈少，社会对他们的认识也愈来愈不同。如前及荀悦称“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为盗贼也”。虽以其源出正义，然总归于否定。而司马迁对其却极尽尊崇彰扬之能事，称其“盖亦有足多者焉”[15]，“义者有取焉”[16]。
汉以后，历代人对游侠的评价也是各主所是，多有不同。但自《史记》《汉书》之后，其活动再不见载于正史，后世论家及今天的研究者遂据此以为经两汉后游侠已基本消亡。如顾颉刚就说：“儒侠对立，若分泾渭，自战国以迄西汉殆五百年。……范晔作史，不传游侠，知东汉而后遂无闻矣。”[17]孙铁钢也说：“二十五史中，只有《史记》与《汉书》有《游侠传》，自《后汉书》迄《明史》都无游侠列传，这正可看出自东汉以后游侠已经没落，不再为史家所重视。”[18]
游侠的人格既是那么的复杂，夹杂着崇高、伟大和悍顽，难以一言评说；游侠的行为既是那么的爽朗、放达，有时则流于乖张。然而他们却能直接诉诸人的情感，千载之下，几乎不待理智的消解和知性的过滤，就激起一代又一代人的共鸣，让人读他为之神旺，谈他手足舞蹈，不能不说是一件值得人玩味的事情。只是，游侠的真实面目因统治者的裁抑翦灭，史家有意无意的摒弃不录，抑或还有其自身生活理想与处世方式的种种限定，一直模糊不可辨识，乃至至今没有成为史学的重要分门——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对象，这又不能不说是一件至为遗憾的事情。
[1]《商君书·算地》。
[2]顾炎武：《日知录》卷七。
[3]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三。
[4]《游士失职之祸》，《东坡志林》卷五。
[5]《读通鉴论》卷三。
[6]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转换》，《责善半月刊》1940年1卷7期。
[7]杨宽：《我国古代大学的特点及其起源》，《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7页。
[8]参见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士何事”条：“春秋以后，游士日多。……而战国之君遂以士为轻重。文者为儒，武者为侠。”
[9]余英时：《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页。
[10]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17页。
[11]“游士”一词最早似出《国语·齐语第六》之齐桓公“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管子·小匡》篇则作齐桓公招“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粮，财币足之，使出周游于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之贤士”。又，《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有“游士律”，“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可为参看。
[12]参见刘泽华：《战国时期士考述》，《郑天挺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页。
[13]《史记·秦本纪》。
[14]《战国策·韩策二》。
[15]《史记·游侠列传》。
[16]《史记·太史公自序》。
[17]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转换》，《责善半月刊》1940年1卷7期。
[18]孙铁钢：《秦汉时代士和侠的式微》，《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1975年第2期。
中国游侠史论/汪涌豪著。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