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发生的北约导弹袭击中国大使馆事件﹐提供了超越一般道德判断的有关「全球化」问题的更深入思考。尽管某些人士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说得天花乱坠﹐但实际上「加入」的前提是接受单方面的「结构调整」﹐其中重要的是接受庞大的失业并以国家力量杜绝罢工﹐以维护「投资安全」和保证还债﹐即另一种意义上的「赔款」。

今天那些主张不顾一切的拥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整方案的人士﹐其主张背后真实的想法却是「公开私有化」﹐因为那个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正是把「公开私有化」作为前提﹐我想这才是他们如此迫不及待﹑内呼外应的真正原因。而今天围绕当代中国问题的论争之一﹐也并不是赞成还是反对保护「私有产权」﹐而是如何界定产权和如何形成产权。

我认为﹐所谓「私有产权」是在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充分的﹑经常性的利益博奕中不断形成﹑不断调整的存在﹐是一种相对﹑不固定的存在﹐经济所有权的形成不能离开广泛的社会民主活动的不断深入﹐而绝不是说把现有的财产情况固定下来﹑「明晰」就可以了。我注意的是这样一种趋势﹐就是将现有的权力和财产关系﹐藉助「公开私有化」的旗号固定下来﹐这反映了既得利益者的要求﹐也是一种反对改革﹑反对竞争或充分竞争﹑反对市场或良性市场的新的垄断。

当今世界的社会经济困境与思想﹑知识和文化的危机密切相关.所谓民主是一种政治和经济行为﹐也应该是一种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运动。我认为这是当代中国思想运动得以发生的真正基础和它的目标﹑意义之所在。

当某些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人士称中国若不选择由垄断资本包办的世界金融体系和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就是「选择死亡」的时候﹐当他们宣称「私有化」是当前中国唯一的「自由与活力」所在﹐进而力图将既定的权力关系和财产的不够合理的分配以「公开私有化」的方式固定下来的时候﹐我相当怀疑﹕他们无形中选择的正是少数特权阶级垄断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活力」﹐同时无形中选择的是民众和国家经济的死亡。

当他们称经济领域是一个由「看不见的手」进行操作的「独立领域」﹐拒绝将社会公正和政治民主的方案推进到经济领域﹐甚至将一切对恶性经济活动的批评贬低为「外行」的「道德化批评」时﹐我总是想起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的话「要克服经济危机就必须同时克服社会道义﹑伦理和价值的危机.因为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品质﹐而更是一种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品质」。

当他们鼓吹超历史﹑超现实的「个人主义」空话时﹐他们不仅应该注意现实和历史中的「个人」不是抽象的你我﹐而是资本主义企业所有者的私人。人们更应该注意当前中国渐进改革中的「私人」经常是通过转移国家和民众财产而形成的事实。

当他们把民族主义等同于「排外主义」﹑「国家主义」﹐并视为国际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对立面时﹐不仅忘了诸如青年意大利运动﹐忘了诸如裴多菲这样的现代民族主义者曾是国际主义者﹐也忘了自五四以来的现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与争取民主的运动密切相连的真实历史。当他们把现代中国和北京大学的历史描述为「自由主义」的历史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怎么面对孙中山和蔡元培这样的共和主义者及他们的共和革命。我认为﹐这种态度真正蕴含的其实是他们对平等政治与平等诉求的漠视﹐而那正是中国现代历史和现代革命的主要目标。

当他们通过国家与市场﹑专制与自由的截然对立来装扮自己的时候﹐不但忘了现代专制国家的原型就是自由主义开创者之一﹑哲学家霍布士提出来的﹐忘了思想家福柯所指出的现代监狱就是启蒙运动以来的伟大发明﹐忘了新老自由主义与专制国家联手的历史与现实﹐更忘了他们自己与当代中国的「新权威主义者」一贯的﹑在我看来是不那么光彩的联系.汪晖等学者揭示当代中国诸多方面的问题﹐其核心则是﹕人们是否应接受一个同质化﹑由金融和政治寡头主导的世界﹖我们该如何努力创造一个思想和文化讨论的民主空间﹐并将文化的民主不断的推进到经济﹑政治和社会诸领域中去﹖讨论以当代中国现实问题为基础﹐但却更为有力的揭示了国内和国际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是以怎样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意义上﹐发生在一九九九年末的这场当代中国的思想论争提供了反思当代中国知识与现实﹑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的视野﹔提供了反思当代知识分子对待现实的态度的有力角度﹔注意这种看待问题基本方式的变化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