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人的一种特有现象。哪里有人类活动，哪里就有文化的生成，相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反映的是这个民族独立生存的时空环境，影响的是这个民族人性的具体表现。尽管各民族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甚至几经演绎而复杂纷呈，但总有其相对稳定的根性，这种根性就是它的文化基因，那么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什么呢？

1、重家庭的母系氏族社会痕迹

中华民族重家庭的观念相对其于他民族更为深厚，千百年来深深扎根于每个人的心底，并且从来就没有动摇过，这也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历史连续性得以保持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一。

人类社会从母系氏族社会转入父系氏族社会以后，家庭不但没有解体，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在中国的家庭中，父亲以外事为主，母亲以内事为主。母亲操持家务、管理细软、抚养后代，传统上叫着“相夫教子、传宗接代”。相对于父亲，这种无以替代的作用，决定了母亲在中国家庭中的重要地位。在一代一代人的潜移默化中，母亲就逐步取代父亲成为家庭的真正核心，或者说，在中国的家庭，名义上父亲这个家庭的核心，实体上母亲才是这个家庭的核心。一个家庭办得好坏，甚至能否正常维系，母亲是它真正的因素，在古代一夫多妻的家庭结构里，妻妾也能“抱团取暖”，维护着这个家庭的生存与兴旺。

母系氏族社会的解体并不是外力诸如战争导致的结果，也不是女性自觉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然，而是人的两性特征和感情专属得到确认出现的社会分工，当然也是人的性别在气力上的自然选择。女性的担当在这种社会转型时期由外部转向内部，母系氏族社会的痕迹也就由明转暗在家庭中得到了传承，一个重家庭的民族相对于其他民族在历史的变迁中，母系氏族社会的痕迹更不容易被抹去，甚至得到强化，反过来又进一步巩固了中国人重家庭的观念而使这一观念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内在因素。

中华民族为什么要重家庭呢？这要从中华文明的起源说起。现代研究者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三个，即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其中黄河文明处于首要地位，黄河被中国人称为“母亲河”。

资料显示，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脉北麓约古宗列盆地的玛曲，自西向东分别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及山东9个省区；从地形上看，经过了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再次转入黄土高原进入华北平原，最后流入渤海，全长约5464公里，流域面积约79.5万平方公里，二亿多人口生活在这里，是世界第五、中国第二的长河，形成的主要湖泊有扎陵湖、鄂陵湖、乌梁素海、东平湖。远古时期，黄河流域特别是黄土高原，虽然降水不如南方丰沛，但土层厚实肥沃，加之当时气候适宜，非常适合于动植物生长，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包括地处中原的河南分布着大片的原始森林。考古资料显示，180万年到30万年前，黄河流域先后出现了西侯度猿人、蓝田猿人和大荔猿人；大约在7万年前山西襄汾丁村就有了早期的智人，3万年前内蒙古乌审旗大沟湾有了晚期智人，此后的旧石器文化遗址、新石器文化遗址、青铜器文化遗址以及铁器文化遗址相继在黄河流域发现，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先后在黄河边创造发明了人工取火技术、原始畜牧业和原始农业；仓颉造字，葵伦造纸以及火药术、指南针、唐诗、宋词、元曲都在这里诞生，黄河流域不但成了中华民族的起源地，也是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心，自厦商时期国家诞生以来，洛阳、西安就是重要的古代都城，其中洛阳有中国“十三朝古都”之称。

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促进了黄河流域人口的不断增长，加之北方游牧民族的兼并战争和人口迁入，在实现民族整合的同时，也使烧荒垦田，围牧造地，伐木扩城的情况进一步加剧，到了秦汉时期，黄河流域的植被已经遭到大规模的破坏，气候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黄河之水由清变浊，带走了黄土高原大量的泥土沙石，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黄河河床逐年抬升，成了世界上一条罕见的“悬河”。据历史记载，从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黄河决口1590次，大的改道26次，平均三年有两次决口，百年有一次大的改道。公元11年王莽时期，黄河东决改道，河、淮之间水灾延续了60年之久；1938年黄河改道，河水淹没豫东、皖北和苏北大片土地，受灾人口1250万，死亡89万。黄河流域长时期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位开始动摇，到了东汉时期这一中心逐步南移。

黄河灾害频繁世界罕见，黄河也就有了“中国忧患”之称。面对灾害，黄河流域的人民开始逃荒，一部分人在长江流域定居下来，黄河明文也就演化出了长江文明。但多数人不愿意舍弃家园，就在不断地逃荒、返乡和重建中煎熬。黄河两岸特别是灾后形成的冲积平原，土地松疏肥沃、十分适宜人们耕种，平常年景，在这里生存并不是一件难事，撒把种子就有收获，与后来迁入南方山区的人们相比较，这里并无那种高强度的劳作艰辛，劳动之余的轻松也演绎出了这里粗犷奔放的秧鼓娱乐，这就使得人们有了一种难以分舍的土地依赖之情。但每每水灾降临，平原就是一遍汪洋，千家万户都受着同样的灾害，互相之间也就很难照应，家庭就成了他们最后支撑的力量。

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生存要求简陋的情况下，家庭逃荒最为简便易行，家庭重建也最为快捷有效，几根木头支起来，一个家庭就可以生存。这样以来，人们在不断逃荒、重建中反复，家庭就成了他们最后的靠山和有效的自救模式，家庭观念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步形成，并且与人的生存紧紧相连而变得牢不可破，民间有“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俗语，说的就是人走了，但住地不能搬走的道理。重家庭的观念一旦落地，血缘关系就是一条生命线，从家庭、家族到宗族，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也就沿着这条生命线一轮一轮地向外展开，家庭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目中就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就是一种命运的共同体。

一个重家庭的民族，母亲的影响非常巨大，母系社会的痕迹也就不可避免地在这样的民族身上打上抹不去的深深的烙印，这种烙印又进一步强化了重家庭的观念，并使之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在中国的家庭，男性把家庭和家庭经济交给女性管理是件天经地义的事，女性掌管家务也就在所不辞，千百年来的中国经验证明，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家庭最为稳定。婚姻上，表面看来是女性嫁给了男性，实际是家庭需要一个主妇管理，中国民间有“男儿无妻家无主”之说，没有女性，男性就固定不下来。这种理念传承下去，在辈分关系上，就成为上一辈女性对下一辈女性的托负，也成为下一辈男儿对上一辈母亲功绩的认可。中国女性少有下嫁感，指腹为婚，也要讲个门当户对，即便是真的下嫁，也要克服万难，扶助丈夫，白手起家，自立门户，以期与大户人家对等起来，家庭的荣耀就是女性的荣耀，主妇的贤能就是家庭的贤能，传递到国家用人上就有了选贤任能之说。

中国女性刚柔相济，以柔克刚的个性也就在家庭中潜移默化，又通过家庭、子女传递给整个社会，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内秀。中华民族忍辱负重、吃苦耐劳，能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挺过身来，与这种内秀有着直接的联系。自强不息来自中国女性的自修，也是其中优秀女性的通常表现，虽然不多，但也不乏其人，《聊斋》中的田七郎之母可谓中国女性的优秀代表，客家族的妇女也是其中的一个可贵群体。客家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的大族，据资料考证，他们是汉民族的一个分支，几经演化而独立成族，包括华人华侨在内，有一亿人口左右，其中7400万生活在广东、江西、福建等十多个省份。美国作者罗伯·史密斯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对中国人的总体评价呈负面印象，但他在《中国的客家》中不得不承认：“在我所见到的任何一族的妇女，最值得赞赏的当推客家妇女了”；英国学者爱德尔在他所著的《客家人种志略》一书中称道“客家妇女是中国最优美的劳动妇女的典型”。乾隆《大埔县志》记载客家妇女：“妇女妆束淡素，椎髻跣足。不尚针刺，樵汲灌溉，勤苦倍于男子，不论贫富皆然”。嘉庆《大埔县志》云：“埔女持家作苦，习为固然，尚有不幸，加以勤俭犹可自立，则胡为贬节事人哉，语云：健妇当男；又云：劳则忘谣，埔妇之节，埔俗有以成矣”。客家妇女不事貌美，而以能劳作为荣，在妇女裹足的封建社会，唯有客家妇女大脚而行，她们内理家务，外事农田，粗细之活全在一人之手；结婚以后不是把丈夫留在身边，而是把丈夫送出去，让他们去闯世界，奔前程，当地女性认为，把自己的丈夫捆在“裤带”上，是件最受人耻笑的事，而每每思念丈夫，又去迎面海风，凭礁寄望，遥想天涯，这是何等的耐力。当年赣南客家地区就是中共中央红军所在地，客家女子怀着穷人翻身当家的理想，把几乎所有的青壮年男子送到了红军队伍里，红军开始长征，无数客家妇女用歌声和泪水送子送夫远去，多数客家子弟再也没有回来，一名只结婚了十六天的新娘，就是在这样的思念中整整守望了六十年。客家的优秀人才遍布了历史的各个时期，抗战时期成就的将军就有二三百人之多。“客家三杰”吴汤兴、姜绍祖、徐骧以及何香凝、李贞、贺子珍、朱德、叶挺、叶剑英等都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华人华侨同样突出，有李光耀、他信、英拉、钟阿瑟等政要名人。如果说俄罗斯女性是世界最优秀的女性之一，那么中国客家女性也就可以与之媲美。

“自梳女”是中国古代女性的一种自立现象，至今还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流传。未婚客家女性，如果选择不再嫁人，自创家业，就会把头发像已婚妇女一样盘起来，以发明志而成为“自梳女”。在过去动荡苦难的岁月里，这一带的女性闯南洋的人很多，她们以柔弱而干练的身躯，在国外陌生而艰难的环境中求生存，搏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下南洋”向国外大规模迁徙的主力军。中国客家女性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对中华民族产生了深远地人格影响。

中国女性作为家庭中的核心，有她一系列的生活养成。与柴米油盐打交道，困难时期也就最知道它的珍贵，精打细算，斤斤计较在所不辞，演化下去就有了“小心眼”的积习；家庭中的主妇地位，使她们爱家护家，家中细软，人情往来，子女丈夫都在她们的拥有中，久而久之就有一种很强的占有感，自私也就开始积淀，传承下去就有了一种民族的心理；女性有爱美的天性，一旦富裕起来，首先打扮的就是脸面，脸蛋上光彩照人最让人羡慕，炫富的心态也就接踵而来，中国人的“面子观”也就有了源于母性的根基；处在家务事中，世面不广，坐井观天，患得患失，重眼前、轻长远就在自发中形成，也就有了“头发长，见识短”的民间谚语；女性感情丰富，想象浪漫也就隐含着移情多变的一面，扩展开来就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女性处于力气的弱势地位，一旦失去就难以得到，争强好胜，小事大斗，大事乱斗，“十个女子九个弄”也就成为一种民间的评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丈夫的后面往往站着的就是一个妻子，说不清道不白也就只有“和稀泥”；女性处在家庭消费的支配地位，财力是她们的唯一保障，爱财不疏财，而且越多越好，甚至寄望偶然性的机会而一夜暴富，迷信、好赌、贪婪就在家庭中有了源于人性的诱因。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偏性表现，有很大一部分都可以从中国女性的气质中找到。历史上，中原地区有穿长袍短挂以致于似裙非裙的习性，看似斯文，其实是女性服饰的隐含；戏曲上男扮女妆胜过女性，名角名旦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和赞赏，并且名扬四海；苏、沪、杭等地，人们举止上女性化倾向比较明显，民间也有“男像娘，福份强”的谚语流传，这些现象也引起了一些外国朋友的关注。

中国社会发展到了今天，仍然有母系氏族社会部落的存在。居住在广西南丹县和贵州省荔波的白裤族，是一个由原始社会生活形态直接跨入现代社会生活形态的民族，至今仍遗留着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阶段的遗风，被联合国科教文卫组织认定为民族文化保留最完整的族群之一。四川、云南交界处的泸沽湖畔，是摩梭人集中居住地方，他们仍然保存着母系氏族社会的结构和母权制家庭的形式，实行“男不娶，女不嫁”的“走婚”制度，子女从母居住，血统按母系计算。泸沽湖畔的每个摩梭人生活在母系氏族的大家庭里，母亲受到最高的尊重，家庭和睦，社会和谐，没有父系家庭中的暴力和情杀；女子多情内向，温柔热情，男子豪爽重义，宽怀谦恭，被中外学者叹为“东方母系文化家园的最后一朵红玫瑰”和 “神秘的女儿国”。

中华民族母系氏族社会在仰韶文化时期起源，经历了几十万年的历史变迁，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完全磨灭，母系社会的顽强性和社会适应性由此可见一斑。似乎可以假设这么一种结论：打破母系社会结构出现的社会分工与男性的体力优势有关，体力是人的体质属性的表现，人的体质属性产生人性本恶，体力也就有可能转化成暴力，这与社会进步相背离，从这一点看，父系社会不一定能“笑到最后”。在婚缘的选配中，过去那种因无知造成的血缘伦乱和人种退化，随着基因鉴定技术的不断完善，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那么新型母系社会的重新崛起是否会成为可能，只有等待未来社会去回答。

2、象形文字的贡献与逻辑思维的陷落

中国汉字起源于象形符号，由原始人类的图画演变而来，又在方块的形态上固化，成为世界独具特色的方块象形文字。《说文解字》里肯定了仓颉造字，《通鉴外纪》又载“仓颉见鸟兽之迹，体类象形而制字”。传说中的仓颉仰观天象，俯察万物，首创了“鸟迹书”而感天动地，黄帝赐他以“仓”姓，意为君上一人，人下一君，玉皇赐人间以“谷雨”，以表彰仓颉造字之功而助人间播种长苗之利，从此中华民族得“谷雨”之节气。但后来的研究者一般认为，仓颉造字，发挥的仍然是搜集和整理的作用。鲁迅先生说：“文字在人们间萌芽”，“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 仓颉是当时黄帝时期的史官，有记事传话之责，系统地整理当时的民间符号，进行加工和规范也是一种现实要求，很多史书把仓颉尊为“造字圣人”，虽有所过但也不为过，他毕竟是加工规范的第一人。从出土的三千年多年前的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到后来青铜器上的金文、春秋战国时期的大篆和秦时的小篆，汉字都明显带有图画线条的特征，直到隶书的出现，汉字才真正脱胎了图画，有了方块的形体，有了更为抽象的意义。

世界文字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表音类文字，一类是表意类文字。汉字是表意类文字，这种表意总体是通过象形来实现的，汉字中的“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和转注、假借（有研究者认为假借字是古人写错的字），其中象形字是事物的本体，指事、会意字是事物和意义的形象描述，形声字则是形傍和声部的组合，是运用已有字的造字，而转注和假借字则是一种用字方法，这就确定了汉字不管怎么演化，始终没有脱离象形的基础。象形是事物的形体类似，是人的形象思维的发挥。形象思维一旦进入一个民族的文字信息系统，就会养成这个民族一般性、基础性思维形式。文字不但是一个民族文明传承的载体，更是一个民族启蒙教育的基本工具。人从接受教育开始，首先就是读音识字，文字的象形性就成为孩子接受知识的开始，成为孩子观察事物，思考问题的一种方法，形象思维就在人的一生中打上深深的烙印，久而久之就促成了一个民族形象思维发达的一面。

人的思维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形象思维，一种是逻辑思维。有关研究表明，形象思维延伸下去就是横向思维，发散性思维；逻辑思维延伸下去就是纵向思维，线性思维。任何人，任何民族都有这两种思维，但其侧重点往往有所不同。如果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形象思维很发达，那么就会抑制这个人、这个民族逻辑思维的发达，反之亦然，这是生物学上彼消此涨的一个原理。就两种思维形式比较而言，形象思维在人的原始生物属性上，处于人的模仿能力的层次上，这一层次在人的智力属性上具有基础性地位，为人与动物所共有，只是人的层次更高一些，这就决定了形象思维的稳定性或者说是堕性；逻辑思维处于人的创造能力的层次上，这一层次在人的智力属性中为人所独有，是人对事物纵向认识的来源，具有思维深度的迁移性，是人的思维科学，这在本文作者《人性之本的破解及延伸》一书中已有论证。汉字千百来能够保持基本稳定，并在稳定中缓慢演变，就是汉字包含的形象思维的反映，它与中国人重家庭的文化基因一起，对中华文明千百年来的历史连续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而表音类文字以英语为代表，结构上是字母与声音的联系，与事物的本身无关，事物只是人在发音时给予的特定指向，英语一般能发音就能大致写出，但必须要记住这种读音所指向的事物是什么，英语与事物的这种关系是人的逻辑思维在起作用，表音类文字也就包含了逻辑思维的形式，逻辑思维的迁移性也造成了表音类文字的过快演化，百年前的英语，百年后的人们也就无法辨认；加之英语是字母的组合，面对新的事物必须重新造字构词，这就使得英语的字库越来越庞大，专业术语对不同专业的人来说是不认得的，而汉语面对新的事物所造新词都是已有汉字的组合，字库始终不会发生变化。与汉语相比较，不得不承认表音类文字有这方面的缺陷。文字是一个民族文明传承的载体，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其文明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就会自生自灭，没有生命力可言，而文字的过度演变也会是这个民族的历史变迁出现断裂，表音类文字的民族文明的连续性往往会因此受到影响，而表意类文字则能较好地弥补这一点。

形象思维适应于对事物的具体把握和描述，逻辑思维适应于对事物的抽象和推理。形象思维强的民族，一般文学艺术较为发达，修辞手段比较丰富；逻辑思维强的民族，一般科学探索较为深远，技术进步也就先人一步。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作了无以伦比的琴棋书画、舞蹈杂技、曲艺说唱，诗歌小说等，无不与形象思维发达有关，尤其以水墨画和古典诗词出类拔萃。中国的“四大发明”早已为他国所超越，唯有水墨画和古典诗词至今鹤立鸡群。

绘画需要高度的形象思维，形象思维产生联想，联想生发意境，中国的水墨画也就落脚在写意上；中国的古典诗词是汉字音形意韵的巧妙结合，其核心仍然是写意。中国诗画写意不是朦胧体，也不是意识流和印象派，而是通过某种联想形成的思维空间，是隐含和婉转，是没有发力的千均之力。字画一体，意象互补，可以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字画分离，又可独立成章，让人有可会意而不可言传之感，意境也就成为中国诗画的标杆和内涵。哲理不是意境，叙事也与意境相去甚远，所谓哲理诗和叙事诗，包括宏浩巨制的英雄史诗，其实都只是采用了诗词简便易记的形式而为之，是诗的一种衍生产物，广义上讲也可划入诗的范畴，但这类作品真正要创作，还不如把它写成议论性散文、叙事性散文更为恰当和优越。

中国古典诗词（或称之为旧体诗）以格律诗和词牌词为代表，唐诗宋词最为成熟，这里仅举其几例，可见它的绝妙之处。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是盛唐“边塞派”诗的代表，与当时的李白、孟浩然齐名，陕西西安人，自幼贫苦而聪慧，考中进士后，累官累贬，这是他被贬龙标县（今湖南省洪江市）县尉时与好友辛渐送别后写的一首诗。短短四行二十八字就把诗人此时复杂而又深厚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场寒雨，一江静水和一片孤山渲染出的是边塞的清冷，但他不想把这些带给亲友，只想说，冰心虽凉但也很清澈，玉壶虽小但也很洁净，冰心保存在玉壶里，那是怎样一种心境呢? 是没有被官场所污染，被人生磨难所吓倒，还是诗人傲世独立的清远呢，也许都有吧？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风长江天际流”，把诗人送别友人那种苍茫而又难以分舍的心境表现得悠深而又绵长。袁牧的《苔》题材虽小，但写得精巧、深爱而又让人思考：“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小米，也学牡丹开”。这些诗与英国诗人雪莱《西风颂》中的名句“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有多远”相比较，其丰富与简白就一目了然，有人会说，这是诗歌表达的内容不同，那么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相比较应该很相近了吧，它们之间的优简之比也甚为明显。

其实你可以拿诸多国外诗歌来比较，能够达到中国古典诗词效果的恐怕很难找到。国外现代派诗歌看来也有些意境，其实仔细琢磨，飘忽不定，说穿了就是隐晦，是一种无意识的意识，是意识的随意流动和无规则的搅合，一般称之为意识流作品。中国古典诗词也有隐晦的一面，但这种隐晦多数都是引经据典造成的，当你了解那个典故之后，其意境也就在其中了。当然中国古典诗词中也有真正隐晦的作品，如李商隐、李贺的诗词等，这些诗词追究起来，恐怕也是中国古代诗人们的意识流作品吧。意识流是人的一种意识流动现象，任何民族都不可避免地同样存在，只是把它直接表达出来的时候，就难以知道其中的具体意义和指向了，譬如梦境中的无规则的图像组合，人们就无法知道它的具体含义，就连作梦者自己醒来也一样，这些作品当然不是真正重意境的作品，也不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主流。

意境与隐晦不同，隐晦是看不懂，说不清；意境是看得懂、说不尽。从形式上看，《芙蓉楼送辛渐》前两句是正对，后两句是串对，平仄工整，用韵得体，毫无牵强附会之感，读后还有一种音韵之美。中国古典诗词很难写，难就难在平仄上，平仄是汉字的内在和音，日常用语不好把握，也就有了大众化的障碍。中国人引进国外诗歌的分行形式，又灌入古典诗词的意境，虽无平仄，但同样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新诗新词，这些诗词的丰富程度与其他民族相比较也有其独到的高度。远的不说，就中国当代通俗歌坛而言，其叙事言情、歌唱生活，尤其优美雄厚，在它的背后当然是中国古典诗词追求意境所产生的效果。《今生相爱》是首普普通通的流行歌曲：“你的爱隆起连绵的山脉，陪我走在茫茫的云海。用真心攒下你给的深情，把爱汇成最美的风景。今生相爱花开不败……”，歌词中情感与景物交替出现，回环旋转，构成一种情景交融相互深化的意象之美，也是中国人害羞腼腆情怀的表白。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主题歌曲：“每一个夜晚在我的梦里，我看见你，我感觉到你，我懂得你的心，跨越心灵与空间，你向我显现你的来临，无论你如何远离我……。”两相比较，其丰富与简白同样一目了然，当然这也是西方人乐于自称感性的表白。如果你愿意做更多的比较，读一读诺奖艾略特、泰戈尔等诗人的的诗歌，你就会感到那些作品的索然，最多也不过是些分行的散文。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白话诗词走过了很多弯路，一味的大众化，使其变成了口号和概念，后来又盲目引进，出现了诸如朦胧体诗等形式，其实都不好。诗词失去了意境也就无所谓诗词。在一首十分有限的字行里，要想表达丰富的生活场景和思想内涵，唯有意境才能办到。那么，意境是什么呢，当然不是意思，更不是意义，而是一种难以言尽的丰富情绪，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回望和一种无穷无尽的联想。中国的诗画意境与汉字有着密切的关联，是汉字蕴藏的形象思维的自然焕发，中国的诗画之美美就美在这里。

与世界其它文字相比，象形文字并不是中国汉字特有的产物，但象形与方块的结合就是中国汉字的特有产物。汉字为什么会向方块化方向演化呢，这与中华民族的宇宙观有关，中国古代人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中国人观天象看地理，俯仰之间得到的就是这种情形，通过形象思维的集成，也就有了天圆地方的概念，中国人发明了规与矩两种工具，与这种宇宙观有着天然的联系。规与矩能够同时完成两项工作，就是画圆和画方，规矩也就成为方圆的基本工具。无规矩不成方圆，是中国人的守则，方块字的形成也是中国人天圆地方宇宙观的反映，是看重规矩的结果。规矩一乱，世道就乱。中国人讲天下就是讲方圆，讲规矩。中国古代统治者有“一统天下”、“天下大治”之说，这里的“天下”指的是方圆和规矩，并无雄霸全球的意思，是中国人天方地圆宇宙观的反映，是重规矩的内在效应。有些国家对中国人的这一传统观念产生了过度反应和担忧，是没有必要的、是多余的。在中国的历史上多有外民族入侵，鲜有本民族扩张，即便有，也是外民族染事生非在先，本民族自卫反击在后，而打赢了的结果多有两种情况，要么以礼相待，互通婚缘；要么让其自治，朝贡了事。

中国人形象思维的发达，也造就了逻辑思维的陷落。逻辑思维是人的线性思维，反映事物的深度，也就成为创新事物的主要思维形式，是人的思维科学。逻辑思维的陷落直接造成了中国人对事物纵向研究兴趣的疏远，导致科学技术的长期滞后。中国人发明了火药、造纸术，印刷术和罗盘，只是停留在自然成份的应用上，是对自然的一种模仿和综合，却无人去探索它们的原理。这些发明传到西方以后，很快就弄清了其中的化学成份和结构，把握了其中的基本原理而使之发生了根本性突破，炸药不再是黑色火药的成份，造纸技术成为了西方工业革命的先驱；印刷术变为照相排版；指南针成全了全球定位系统。中国人最早冶炼出铁器，外国人就锻造出特种钢材，有了坚炮利船，中国人燧木取火，外国人就发明了洋火，中国人迷信雷电，外国人就发明了电力，等等。

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民间的“土发明、土专家”就像“山洞顶”人那样稀罕，那样劳作，甚至常常受到嘲笑，也是中国人不重视逻辑思维的表现，直到当代社会，科研活动才在国家层面兴起。《哥德巴赫猜想》报告文学发表以后，民间出现了短暂的科研理论热潮，一些文化基础不高的普通人，也如痴如醉地去破解这一难题，他们把钻研结果寄给有关部门，得到的答复却是冰凉的，说是没有高等知识不要去做这些无用功，有些书生一着魔，穷困潦倒就挑着手稿去流浪，其实这对于民间科学热情的兴起是不利的，如果适当加以引导，就会有更多的普通人投身到创造发明之中，当然这种情况到本世纪开端已有很大改变。

形象思维延伸下去就是发散性思维，反映的是事物的宽度。形象思维强的民族，虽然研究事物难以深入，但思维在事物间的跳跃却十分灵敏，临场反应非常快捷。有一则历史故事耐人寻味，汉皇刘邦不放心韩信，想探其究竟，便问：我能带多少兵，你能带多少兵。韩信说，你能带十万兵，我则多多益善。但接着又说：你善将将，我善将兵，所以你可以做皇帝，我只能做将军。这些话即肯定了自己又奉承了别人，即照顾了君臣脸面又消除了皇帝疑心，临场反应速度令人叹服。曹丕害怕弟弟曹植篡位，要曹植七步之内成一诗，做不成就要杀掉，曹植迅速作出反应，脱口说出：“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丕听了很感动，当然更知道其中的意义，也就放了曹植。这种随机应变能力也造成了中国一些人说假话、耍滑头的陋习，这种陋习如果不涉及太大的恶果，往往会得到社会的默认和首肯，甚至赞许，特别是在一个家庭之中，遇有这样“良才”，家长美不可言，会说：这孩子真聪明，有出息，以后会做大事当大官。

中华民族很幽默，这种幽默同样得益于发达的形象思维，民间的笑话趣事，段子闲语，脑筋急转弯以及说情骂俏，插诨打科形象得笑都要笑死人。除了一些粗俗的作品外，也不乏优秀经久之作，特别是近代曲艺小品和小视频自媒体的崛起更是如此。美国人对《卖拐》一剧非常不理解，认为他有贬低残疾人人格之嫌，其实在中国就是一个让人开心一笑的幽默，只是在这种幽默的背后，寓意着生活的哲理，就是不要被别人忽悠利用了，当然一般民众不一定会去理解这层意思。对于《卖拐》的质疑，外国人则是基于逻辑思维对人物形象的推理，认为被拐的对象有一定的智力障碍的人，不能拿智障人士开玩笑才是对人格的尊重，这种推理当然并无不妥之处，或者说有它的正当性，这就有了两个民族在思维形式各自偏重所产生的认识误差。就两国的幽默作品比较而言，中国的幽默偏于一笑了之，美国的幽默偏于越想越笑。中国人要在重视事物外部联想的同时，更加注重事物的内在联系，否则，就连幽默这样的艺术也会伤及无辜，中国民间的很多笑话都有类似的不当，甚至会导致大打出手的结果。

逻辑思维的陷落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逻辑思维，前面已经说过，任何民族都有两种思维，只是一种思维发达，另一种思维就会受到抑制而表现出思维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中国人需要在保留形象思维的同时，特别需要放大的是逻辑思维，这既是追赶世界科技发展速度的需要，也能帮助中国人深度认识事物和避免很多人性方面的弱点。

3、心术的发达与学术的短缺

心术是什么呢？中国有“心术不正”、“工于心计”的成语，在释义上大致为贬义。其实不然，心术应该说是竭尽心力去感受和把握事物，侧重于个人的体会和经验，也是人的个体在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办事能力和技巧。心术与学术相比较，心术偏重于主观意义，学术偏重于客观意义。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争论不休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的心术从来都是独来独往。《易经》、《鬼谷子》、《三十六计》包括中国的中医理论等都是集心术之大成者，诸葛亮、刘伯温、王守仁都是心术中的顶极人物。心术在国家意义上是策略，在官场意义上是权术，在做工意义上是技巧。

《易经》又名《周易》，是中国最古老的文献之一，为古代“五经”之首，在儒学的排序里为《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和《春秋》。现代研究者一般认为：《易经》是一套符号系统，用来描述事物的变易状态，它的基本方法是以阴阳交替现象来观察解释世间万物的变化，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甚至被奉为中国历代哲学思想和宇宙观的来源。

据学者们考证，《易经》大约在西周时期成书，随着文字含义的演变，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已不易读懂，后有人撰写《十翼》又称《易传》，以解读《易经》。《易经》流传民间，最初用来占卜。从延伸的过程看，《易经》起于伏羲，成于周王，修于孔子，又经历代文人的编撰，版本达数千种之多，它的影响遍及中国哲学、宗教、医学、天文、算术以及文学艺术和军事武略之中。十七世纪，德国汉学大师布维将《易经》介绍到了西方，又被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推崇为二进制最早的奇书，并用八卦原理附会上帝七日创造世界的传说。当然这些观点已被后来的西方学者们所证伪。

许慎的《说文解字》对“易”的解释是：易，象形字，由蜥蜴而得名，蜥蜴能够变色，俗称“变色龙”，所以“易”引申为变易，指天下万物是常变的，《易经》也就成为一部教导人们面对世事变易的书。东汉郑玄著《易论》，认为“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易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易经》中的“易”也就有“简易”、“变易”和“不易”三层意义，表明宇宙事物存在的状态。中国后来的一些学者对此作了进一步发挥，认为“简易”是事物多样性之中的同一；“变易”是事物处在永久的运动之中；“不易”是事物中的“道”，是恒定不变的运动规律，这就把《易经》拔得很高了。

相传伏羲氏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始画八卦。伏羲是中华民族的始帝，抗击天灾人祸，问鼎天地之理，也是在尽一个开山帝王之责。长年累月，他从太阳与月亮交替出现的阴阳关系中体验出事物的一些道理，并画成符号加以演化，是有可能的，也为常人所不能。就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而言，伏羲的智力应该与当代高智力的人群不相上下。有些学者认为易学中的八卦、六十四卦非一人所为，这一点是有可能的，但定型之作一般都需得一人之力，伏羲当功不可没。伏羲观日月交替，得出事物阴阳变化之理，应该是对事物的一种体会和经验，是形象思维的高度凝结，是一种“悟道”，即从事物的某种形象中体会出道理，把这种体会和经验组织起来，就形成了“心术”，“心术”也是中国民间一种理解事物的常用方法。

就《易经》对事物的变化认识而言，即便是用现代哲学来考察也无可厚非。但《易经》也有它明显的不足之处，就是在于过分强调事物变化的一面，忽视事物静止的一面，这与现代科学截取事物片断，分离事物成份，在静态中进行学科实验，以研究事物的结构及动态现象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易经》不是科学而是心学。

事物的静态，相对于人的生命在历史长河中的短暂时光来说，比动态更为重要。人类社会是人的社会，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人修一栋房子，不能总是修了又拆，拆了又修，而是希望它有一个相对的稳定期，以供安身之用。不要看人总是在不停地劳作，其实他的内心更需要安息，静态也就成为人们心中的一种期望，一种安详，一种修炼。科学对基因的研究表明，任何物种的基因都是稳定的，甚至上亿年保持不变；人一出生，基因就得到了确定，并且一生都不能改变，这为血缘鉴别提供了可靠的手段。一棵大树从萌芽到长成，时刻都在变化，树干不断地壮大，树枝不断地分娩，树叶不断地更新，看起来动态得很神秘，其实早在种子的内部就有了确定，是种子质量、结构、信息在基因中静态化的储存与激活，即便是四季反常出现的非正常变异，也是种子潜藏的对外部环境适应性功能的释放。

任何事物都有两种基本状态，一种是动态，一种是静态，或者说一种是变化，一种是静止。在这两种状态下，任何事物又处在运动中，这就有了事物运动与事物变化的区别。事物的运动是什么呢？现代科学认为是事物的时间流动和空间转移，或者说是事物的时空移动。这就可以知道，事物的运动与时间和空间相联系，是事物的外部存在形式，而事物的变化只于与事物的静止相联系，是事物的内部存在形式。运动与事物的关系在理解上应当是：运动是事物的载体，事物是运动的意义，或者说，没有运动的事物即没有经历时间和空间的事物，怎么变化都等于零，都是不存在的，而没有事物的运动即纯粹的时间流动和空间移动都是没有意义的运动，都是空白的运动。运动与变化分属于事物两个不同领域的概念，长期以来，通俗哲学没有厘清这一问题，以至于造成事物运动与变化的通用和滥用，而把事物的运动与变化等同起来是不恰当的。由于事物本身具备了两种状态，即变化与静止，那么事物在运动中也就有了变化和静止两种状态，人们在哲学中总是强调事物在运动中变化，也就忽视了事物在运动中静止，以至于得出事物变化是绝对的，事物静止是相对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事物的变化与静止只是事物的两种不同状态，也就无所谓绝对与相对之说，所谓“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说的是事物运动之理，而非变化之理。变化与静止的关系是：变化是事物的即时现象，即今天这棵树长了叶子，明天这棵树开了花。静止是事物的常态现象，即今天是这棵树，明天还是这棵。变化与静止只是事物的一体两面，如果人们过分强调事物的变化而忽视了事物的静止，那么就会在事物的即时现象里打转，就会浮躁，就会有一种不稳定、不确定感，就有可能放纵短期行为而随心所欲，就会灵活多变而缺少诚信，这也是《易经》对中国人人性特征产生的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易经》变化观。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独创，在中国文献资料中具备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历史上，中医有国医、汉医等方面的称呼，唐以后，中医理论和著作大量外传到韩国、日本以及中亚、西亚地区，被称之为“汉方医学”、“东医宝鉴”等，直到1936年中国的《中医条例》颁布，才正式有了中医的定名。

据有关资料考证，中医发源于黄河流域，历史上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之传说，到了殷周时期，中医就有了望、闻、问、切等系统的问诊方法；秦汉时期，众多医学专家经过搜集、总结当时的药学资料，形成了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它的问世，标志着中药学的初步确立；东汉名医张仲景以毕生的精力写成了《伤寒杂病论》，专门论述多种疑难杂症的辨证诊断和治疗原则，为后世的临床医学奠定了的基础；到了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历时27年，完成了中药学巨著《本草纲目》，成为中国本草史上最宏大的集成之作。

中医的最高境界是“致中和”，如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结者散之等，以达到人体心身上的平衡，主要有阴阳、五行、运气、脏象和经络等学说，其中阴阳、五行，运气原理与《易经》一脉相承。“五行”即金、木、水、火、土，它们之间的生克关系，是中医阐述人体五脏六腑之间功能联系以及失衡时疾病发生机理的核心。“阴阳”、“五行”之间的对立统一和转化也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范畴。

现代学者把中医理论概括为三个方面，即整体观、辨证论治和天人合一。整体观是指人的体质阴阳一气，不可偏废，是人的疾病与各个脏腑器官之间联系，不能单一的就病治病，而要看清它的根源以期治本，是中医的核心；辨证论治是指把握人的个体特征对症施药，是中医治病的方法论（医学界把辩证论治说成是中医的核心是不对的，辩证法本身就是哲学中的方法论）；天人合一说得具体点，就是大自然的四季交替与人体健康的联系，体现人的自我修养的境界，也就是说，人只要修炼到完全适应四季变换的程度，你的身体也就很健康了。1996年,清华大学对中医的气本质、经络实质、阴阳、五行、藏象及中医哲学观等进行了新的探讨，有学者认为，人体之气是流动着的“信息、能量、物质”三元到多元的混合统一体，并结合分形分维的经络解剖结构和数理阴阳关系，提出了中医的第三哲学观，即相似观到分形论等，这实际上已经超越中医的传统意义而上升到了现代科学的高度，但这种高度只是一种主观愿望所产生的民族自豪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其后也引起了科学界一些人的反对，出现了2010年一场关于“中医是伪科学”的争论。

“中医是伪科学”一经提出，立即在国内引了起狂轰滥炸，对于中华民族的这一宝典，把它说成是伪科学，一般民众感情上过不去，专业界也大有愤懑。其实只要仔细考察一下就会知道，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医从来就没有声称过它是科学，也没有任何中医人物对中医进行过科学论证，中医的全部意义都是中国人实践经验的总结，都是临床实践学，隐含着中国人的“悟道”精神，达到了“心术”的最高境界。正是因为这一点，中医为一般人所难以把握，其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特别是辩证论治，如果没有很高的“悟力”，不去细细体会和琢磨其中的道理，贯通其中的原理，就难以懂得其中的奥秘和细微的个体差别。中国历史上真正有学问的中医大师很少，大多数都是照葫芦画瓢，套方子开药，撞着了就是名医，撞不着也没有办法，治出人命谁也说不清，谁也不负责，最多不过说他医术不精而已。那些能够一边开方子，一边观察病情，改进配伍的中医已实属不易。民间的庸医，偶尔也能治些奇病怪症，主要是靠碰运气，一旦碰准，就把方子保存下来，就有了所谓的祖传秘方、民间偏方之说。“中医越老越红”是民间的一种说法，并得到人们的认可，指的是从事中医的人年龄越大，治病越准，口碑越好，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个人阅历，是有责任感的中医医生在长期实践过程中的体会和经验的积累，是一种“悟道”，这种“悟道”很难为没有阅历的人所学到，而这些人一般也不太愿意与人传播，有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之难，或者不是一席话能够说清楚的。

中医药理主要源于《易经》“阴阳”和“五行”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不但受到当时人们认识水平的限制，也没有自然科学研究的支撑，而是以形象思维为起点对事物的理解和把握，特别是用“五行”即金、木、水、火、土用来解释人体五脏六腑等系统，本身就带有很强的比喻性，这种比喻与科学实验上的定性和定量分析相去甚远。比喻是汉语中的一种修辞方法，这种方法能够把不容易理解的事物与道理通俗化，使人容易接受和记忆。中国人很乐意于这种方法，就是在于它用起来省力，讲起来形象，流传起来简便，中国的文学语言特别是民间谚语、谜语、俗语、闲后语对此简直用得出神入化。但除此之外，比喻没有更多的逻辑意义，真正过起硬来就会似是而非。

从科学的角度上讲，用比喻说理是很不可靠的，也是一种不严谨的捷径，认真起来就会谬误百出，譬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用来比喻民众与统治阶层的关系，“惩前毖后，治病求人”用来比喻挽救犯错误的人。但水与民众，舟与统治阶层，治病救人与犯错误的人是几种完全不同的事物，也无任何瓜果，看起来是把事情说清楚了，其实是越说越说不清，甚至会使本来就很清晰的事情变得模糊起来。比喻抓的是两种不事物的相同结果进行类比，所以比的是结果，不是过程，而科学研究讲的是过程，结果只是事物论证过程中的定论，这就是比喻与科学的不同。比喻增强的是人的想象力，失去的是论证的严谨性，而科学论证过程来不得半点想象替代。这就可以知道，中医本来也就无所谓科学与伪科学的问题，它只是一种临床，一种经验总结，一种心术境界，围绕它的科学与伪科学的争论实际上是民族感情的争论。如果非要说中医有科学，那么从能治病这一结果上讲，肯定属于科学的范畴，但就古代药理而言它还没有进入到科学分析论证的程度，或者说它还缺乏定性定量的实验测定和逻辑分析，这正如“哥德巴赫猜想”本身还只是猜想，只有论证了它才是科学，才有科学。

应当承认，对中医的科学研究是从发达国家开始，这正如中国的“四大发明”是外国人弄通其中的原理一样，中医的部分药理成份最早也是在一些发达国家得到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并且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国内科学界奋起直追，近几十年来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可以相信，中医的全部药理成份会在中国人的手上得到破解，这是中国人的历史责任和社会担当。

中国人在病魔面前有一种不怕牺牲的精神，中医史上的长期实践和经验的总结，从某种角度上讲就是在中国人的身体上直接做活体验证，而省略了在动物身体上做试验的环节，特别是神农氏一日尝百草而遇七十毒，可谓惨烈。可以毫不怀疑地推测，中国古代在中医治疗的过程中肯定会有很多失误，甚至整死人的现象，但却从来没有受到过责任追究的记载，这是中华民族何等的隐忍和宽厚，人类应当怎样地感谢中国人奉献出的中医成就呢？屠呦呦今天成为中国首位诺贝尔心理与医学奖的获得者，其实有一种中国中医的历史苦楚，世界应当更早地承认中医的巨大贡献，不管它是科学的还是经验的，因为这是人类最早的福音。

诸葛亮是中国三国时期的政治军事人物，民间公认的智慧化身，他设计的三顾茅庐，三气周瑜和借东风都是心术的得力之作。明代军师家刘伯温以谋略算计而著称，是中国式的先知先觉人物，民间流传的“烧饼歌”相传为他所作，其预测能力有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之说。这一时期的王守仁，集“心学”之大成，而成为当时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在中国、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国家都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王守仁生于明朝中期，此时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学风颓废，王守仁试图力挽狂澜，拯救人心，除了扶佐皇室平定内乱外，他在研读程朱学派、陆九渊学说的基础上，创建了自己的“心学”体系，重要的哲学著作有《传习录》和《<大学>问》。他将“心学”凝成四句话，或叫“心学四诀”：“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并以此作为讲学的宗旨。他断言：“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否认心外有理、有事，有物。认为 “惟学得其心”，“譬之植焉，心其根也”，以达到“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的境界，提出 “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强调“君子之学，唯求其是”的学风。王守仁的“心学” 对当时的张居正，海瑞以及后来的陶行知、蒋介石、毛泽东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后人们提出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此有很大的关系，虽然它们在事理上有很大区别。

王守仁心学的哲学基础在事理上基本属于唯心主义范畴，但要知道，世界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世界，任何社会进步都是人的进步，这在本文作者《人性之本的破解及延伸》一书中已有论证。从这一角度看，世界就可以分为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两个部分。内部世界是人的世界，外部世界是除人以外的世界，这种世界的划分较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划分更为有利。在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划分里，人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精神仅仅是作为人这种物质产生的一种现象，一种生物功能而存在。按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划分，人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是相对于全部物质世界的“独立寒秋”，也就是说，世界是由人与物两部分构成的。人与物能够相对独立而存在，是人事与物事在层次上的不同。

地球上除人以外，没有任何物能从抽象的概念上去认识和改造这个世界，当然也包括破坏和保护这个世界。世界如果缺少人文工程，就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状态，这种纯粹的自然状态，除了自生自灭的过程以外，没有更多的意义。当你走进深山老林，看不到楼台亭阁，失去了人间烟火，那么你就有一种恐惧感，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很空旷，很孤独，充满了死一样的寂静；有了人文工程，世界就立即充满了生机和希望，这时候，你就会感到人的存在，人是这个世界的另一半，有了这一半世界才算圆满。那么，王守仁的“格物”之理“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所能达到的内求修心、外求德行就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的回归，当然，这不是赞同唯心主义，只是希望人们在研究事物的过程要坚持以人为中心，坚持社会的进步就是人的进步观。

心术和学术是人的两种认识能力。当心术得到特别器重的时候，学术自然就会被疏远。中国古代的数理化人才在三六九等的划分上，处于“工匠”的档次上，汉代的张衡发明地动仪，南北朝时期的祖冲之证明出圆周率，也只是个品位很低的小官。中国不仅仅是近代科学落伍，而且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科学技术始终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这与心术的发达造成的学术短缺有着直接的关联。

学术起源于西方基督教论战，中世纪教父们根据自己不同的宗教体验，对基督教的隐秘行踪和意义做出了不同的解释，而《圣经》中存在的自相矛盾的观点又需要教父们给予自圆其说的回应，争议就由此展开并向更多的哲学领域包括古希腊哲学和经院哲学深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庞大的思想库资源和讨论氛围，这就有了学术。由学术派生出学派、学院和学者，学术也就成为受过高等教育人群的一种讨论活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但这种争鸣并非源自于一种抽象现象诸如宗教现象的争鸣，而是一些个人理念和实用观点的争论，也没有向学派、学院、学者等专门方向发展，这就使得西方的学术活动与东方的“百家争鸣”有着质的区别。

很多学者对学术作过定义，当代独立学者张荣寰给出的定义颇为简洁客观，即学术是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论证。这一定义可以界定学术与心术在学理上的不同。如果从学术的角度上讲，说中国古代有哲学，还不如说中国古代有哲理更为准确一些。可以认为，哲学作为一门学问，必须经过系统化论证，要有定性和定量分析，但中国的古代哲学没有做到这一点，有的只是观点和对观点的诠释而非论证，包括寓言、格言、谚语，即便是有少量论文，也只是停留在议论文阶段，属于人的哲理体验，而非真正意义的哲学学问，在文化不能普及的古代中国，这种哲理体验特别能为人们所接受。就世界哲学而言，严格意义上讲要从亚里士多德时代算起，这以后也是西方学术活动逐步兴起的时期，之前的哲学也只是些哲理或者说理。哲学需要逻辑论证，亚里士多德创立了形式逻辑，有了逻辑上的概念、判断、推理三要素和三段论，黑格尔的辩证逻辑的诞生以及现代数理逻辑的出现，使哲学论证有了系统工具而更加严谨，真正的世界哲学应该是这以后的事了。

人的思维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形象思维，一种是逻辑思维。逻辑思维是思维科学，是人体的自然生发和潜力，没有这种科学就没有人类科学事业的诞生，这在本文作者《人性之本的破解及延伸》一书中已有论证。思维的这种存在本身就很神奇，人生要带来，死要带去，但它又长期为人们所忽视，现在到了发现和认同它的时候了。形式逻辑及相关逻辑学的创立又为人的思维科学提供了可靠工具，有了这些工具，哲学问题才能得到真正论证和解决，才能成为一门学问，这正如有了宇宙速度的论证，才有人类遨游太空梦想的实现，如果只有发现，没有论证，人类就只能停留在梦想上。就形式逻辑而言，中国古代也有萌芽，白马非马、矛盾寓言等就有它的影子，只是当时的人们没有去着力研究这种方法而使之系统化，这就使得中国的古代哲学失之分毫而差之千里，使中国古代只有哲理，没有哲学成为客观现实，当然，这并不是想否定学者们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现有称谓。

学术是科学探索中的一种研究活动，在现代社会具有很高的文化地位，但心术也没有被边缘化了。心术源自人的形象思维，有着无以伦比的人海基础。与学术相比较，心术有一种得天独厚的长处，就是善于应付短期事物：在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中能够迅速做出机断；在日理万机的处事中能够权衡利弊，相机行事；在突发性事件中能够扬长避短，丢卒保车。世界上最早的兵法著作《孙子兵法》产生在中国，当代中国的典型战例，如四渡赤水，淮海战役打得出神入化也就不难理解，朝鲜战场、越南战场让世界最强大的军事集团也没有粘多少光，这些都得意于心术的长处。

人的个体本质具有人的本质一维性，非善即恶，没有中间状态，这在本文作者《人性之本的破解及延伸》一书中已有论证。心术反映在人的个体上也就成为人性善恶的行为工具。由于人性本善的群体比例小于人性本恶的群体，心术在总体上也就呈现出恶的倾向，所以中国人对心术的总体印象是负面的、贬义的，也就很少去判断他的正面意义。中国人既是心术的受益者，又是心术的受害者，对心术也就有着切肤的体会，最深刻地莫过于心术中的权术，中国人对奸臣特别地恨，对忠臣特别地好就是这种体会的极端表达。就当代学术界而言，一些学者也在玩弄心术，抄袭、剽窃、代笔成风，只要不被发现，成功就是他的，即便是被披露了出来，那也无关紧要，他本来就不谙学术，披露了不过就是正本清源，给个处分或者教育一下也就过去了。这些问题都表明，中华民族要实现心术与学术的平衡生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9619字）

（本文系作者《人性之本的破解与延伸》一书之章节）